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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有两种历史教训文：言九林 ## 自去年12月份起，至今年4月份，断断续续在播客「书探来了」（选题与内容都很不错的播客，推荐大家关注，链接见文末「阅读原文」）做了几次对谈，主题围绕着《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大宋繁华》与《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四本书展开。最近打算抽时间把对谈内容——也就是我唧唧歪歪的那部分——略作增删整理，权作一次较为完整的「秦制四部曲闲谈」。这是第一期。 ## **1** 秦制是种统治模式，或者讲是种统治术。跟之前的周制相比，秦制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个，在统治集团层面，它把贵族分封制给废除了，变成了郡县官僚制度。贵族分封制下，贵族与周天子是互相依存但又彼此独立、互相制约的关系，周天子不能随意取消晋国、齐国等诸侯，也不能越过晋国国君、齐国国君去晋地、齐地征兵征粮。郡县官僚制下，官僚完全依附于皇权存在，谈不上任何独立性。官僚的核心存在价值，是充当皇权对郡县予取予求的工具。第二个，在被统治集团层面，或者说普通百姓层面，秦制致力于摧毁一切有组织能力的群体，比如大型宗族，目的是把百姓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社会上一切有组织、有声望、有资产的力量，都是秦制政权要消灭的对象。这是秦制政权最典型的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都是为了让秦制政权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社会、更强力地汲取民众。 **2** 商鞅变法那会儿，算是秦制奠定基础的时代。当然了，若是讲秦制从商鞅时代开始，恐怕不太准确，秦制的开始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我们看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文化，有道家、儒家、墨家。很多思想流派的出现都比商鞅变法早。比如老子道家学说的诞生，按我个人理解，就意味着秦制已经出现萌芽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之所以诞生，也是因为秦制已现端倪。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可能更多把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当做思想哲学类著作看待。这没问题。但回到先秦时代，我更愿意把《道德经》看成政治类著作。《道德经》里要求「圣人无为」，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统治者嘛。老子希望统治者无为，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自然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路圣人正在疯狂有为。圣人疯狂有为，下面的被统治者就遭了殃。这里的被统治者，不仅仅是底层百姓，也包括诸侯，包括卿，包括士大夫。周天子折腾，诸侯们遭殃；诸侯们折腾，卿与士大夫们遭殃。平民最惨，所有这些或大或小的圣人折腾，都要搜刮粮草，都要强征底层百姓去做炮灰。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圣人无为，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那些圣人，他们还没有一套如何「有为」的真正有效的术，就是怎么从百姓身上最有效地把钱粮榨出来，怎么控制住更多的壮丁并将他们一个个抓到自己碗里来。圣人们还没有一套干这类事情的「方法论」。换句话说，圣人们已经在谋求实现秦制，但他们还没找到通往秦制的最有效路径。再往后又出现了孔子。我们看孔子讲什么？讲「克己复礼」。什么叫克己复礼？克制我自己的欲望，然后恢复到受「礼」这套制度约束的状态当中去。孔子让谁克己复礼，是让统治者克己复礼，让统治者别折腾。孔子的儒家和老子的道家最大的区别，是孔子不要求统治者无为，他支持统治者有为，但希望统治者能够被「礼」约束。近代文明讲「王在法下」，孔子到不了这个程度，他的期望是「王在礼下」。为什么孔子不讲无为了呢？因为春秋是个争霸时代，根本没有哪个君主要听人念叨「无为」。孔子不是在书斋里治学，他得承认现实。但他退而求其次的「王在礼下」，其实也很难实现。孔子说让社会回归礼的约束，其实是以西周为模板。他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主要是欣赏西周时代的天下秩序。上有周天子，下有诸侯、卿与士大夫，互相支持也互相制约。诸侯们打起来了，有周天子出来维护秩序；周天子受到欺凌，也有诸侯们出来勤王攘夷。孔子讲「吾从周」，说白了还是因为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圣人们正在疯狂有为。结局当然也可以看到，老子的东西，孔子的东西，无论怎么推销，圣人们都没兴趣。因为他们立论的时候，就没有完全站在圣人的立场，而是试图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寻找一个不那么糟糕的平衡。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市场里头，皇帝们最喜欢什么？最喜欢法家的东西。商鞅之前，管仲、李悝这些人身上，都有法家思想的雏形。商鞅其实是把法家那套统治术给集大成了，给做成了总结性的东西，然后卖给君王，在秦国卖了个好价钱。 **3** 《商君书》里主张「国富而贫治」，这东西就是一种术。百姓必须被控制在贫困线上下，饿不死吃不饱，冻不死穿不暖，这个状态最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状态的老百姓，他没心思想别的，只能一门心思想着多种点地，多垦点荒，每年多收个三五斗，以摆脱半死不活的状态。当然了，秦制君王不会让他如愿。百姓多收了三五斗，官府便会想办法把这三五斗合情合理合法地榨取走。要让百姓永远处于半饥饿状态，要让百姓跟疯狂拉磨的驴子一样，眼里看得到胡萝卜，觉得只要继续往前迈步就够得着，实则永远不可能吃到。商鞅说，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实现汲取利益的最大化。反过来，如果百姓富有了，会出现什么状况？按照商鞅这派法家的理论，百姓一旦富有了，吃饱穿暖了，就会有别的追求。就会想读书，想出门旅个行，想做个官，想在乡里头村里头有尊严，想要大家都喜欢我敬重我……这些东西在法家看来，都对国家有害。百姓去读书旅行，去追求尊严，对国家有收益吗？法家认为是没有的，不但没有，还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多一个读书旅行之人，就少一个种地之人；多一个追求尊严之人，就多一个不服官府「管教」的刺头。法家最理想的被统治者，是平日里埋头种地，战争时嗷嗷上阵，服从度高，从不问「为什么」。所以，在法家理念中，很多我们视为文明的东西，反而通通被认定为消灭对象。《商君书》里把这些东西叫做「六虱」，就是依附在国家身上吸血的六种跳蚤。包括「诗书」「礼乐」「仁义」「非兵休战」「修善孝悌」「诚信贞廉」。最好的被统治者，只要会种地、敢死战就行，不需要懂诗书、通礼乐；更不需要有什么和平思想。法家认为这些东西通通对国家有害。到了战国中后期，思想市场上面，其实已经是法家一枝独秀了。荀子是儒家的底子，就往理论里掺了法家的东西，否则会没饭吃。他的弟子李斯和韩非走得更远，根本是完全投入到了法家的怀抱。毕竟那个时代，思想市场上只有一种买家，就是君王。君王们要争霸，要疯狂控制社会和汲取百姓，所以他们不要道家，不要儒家，最喜欢法家。除了法家，君王们还吸收了半个墨家。之所以说是半个墨家，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墨家思想里讲集体主义和绝对服从（钜子）的那部分，不喜欢带有民本理念的那部分。此外，墨家在军事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守城术、攻城术，也被君王们给吸收了。我们比较熟悉三国史，知道那时候军阀混战，动不动就放水淹人家城池，还普遍扣押士兵的家属作为人质。其实，这些战争技术具体如何操作，在《墨子》这本书里都有记载。所以墨家也很受秦制君王们喜欢。学术界有种意见叫做「墨家入秦」，认为墨家钜子带着团队入秦后，墨家那些技术性的东西，都被秦国给吸收了，但以墨家钜子为首的墨家社团，这支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则被秦王给肉体消灭了。此后墨家便自中国历史上失踪。但是墨家的那些技术，墨家要求个人绝对服从集体（钜子）的理念，在秦国被继承了下来。秦国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没有钜子的墨家，或者说秦国是一种「墨法结合」形态的政权。说到底，秦制这个东西会诞生，主因是参与争霸战争的君王们喜欢。据此也可以说秦制最初乃是一种战时状态下的统治术。遗憾的是，战时状态结束了，秦制这个玩意它也不会离开，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用。一是没有技术门槛，很容易上手。搞秦制不需要高智商，只要丧失政治良心即可。二是短期效果惊人，用这种东西控制百姓、汲取民间财富往往立竿见影。至于长期效果，社会活力会不会被扼杀，民间经济会不会崩盘，那就是「我死之后，哪里还会管什么洪水滔天」了。于是，君王权力无远弗届，官僚战战兢兢，社会上一切有组织、有声望、有资产的力量皆被消灭殆尽，便成了历代秦制王朝追求的「政治理想」。 4 秦制政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是整个社会没活力。思想文化没活力，社会经济没活力，发明创造也没活力。它首先会把人给焊死在固定的地方。先秦也好，两汉也好，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还有隋朝和唐代前半期，也包括朱元璋执政的洪武时代，百姓都是不被允许自由流动的。人不能自由流动，还能有什么交流？信息交流、思想交流、技术交流……哪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尤其是朱元璋统治时期。那就是一次全面的历史大倒退。本来到了唐朝后半段和两宋时期，还有元朝，百姓的双脚已被稍稍松绑，可以跨县跨州流动了。可是朱元璋一来，又用路引制度把百姓给牢牢焊死在本乡本土，出远门变成了一件需要特殊审批、且成本高昂的事情了。这样，整个洪武时代就成了静态社会，毫无创造力。但是秦制君主们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他们往往拥有非常广袤的统治区域，疆域广阔，无论从人口来看，还是从土地来看，政权的总体量都很大。放眼世界历史，很容易发现秦制这种模式，这种以牺牲社会活力来换取政权稳定的模式，通常只存在于疆域广大的政权。像中世纪米兰、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如果玩秦制的话，政府是要饿死的，它会连公务员工资都开不起。所以米兰、威尼斯这类城邦会鼓励人的流动、鼓励经商、鼓励思想文化交流，最终整个城邦会全面商业化。反观秦制政权，一般都是大型农业国家，而且会把重农抑商当成国策。秦制国家害怕百姓满地图跑，将之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朱元璋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打击“游民”，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商人是最有动力满地图跑的人群，当然更要抑制。总之，那些「地大物博」的秦制国家，即便科技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可供汲取的人力与物力也仍相当可观。所以秦制君王们对「以牺牲社会活力来换取政权稳定」这种事情往往不怎么在乎，也不觉得有问题。直到近代，社会自由带来的技术革命，终于足以全方位降维吊打死气沉沉的「地大物博」，秦制君王们才真正感觉到了脸疼。 5 秦制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统治术。它很低级，说白了就是如何控制社会、压榨百姓。将百姓的人身自由压到最低点，将针对百姓的汲取提升到最高点。这种事情，每个参与争霸战争的政权都会自然而然去做。区别只是谁做得更狠更有效率。说白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君王们，最擅长的事情是抢蛋糕，最不擅长的事情则是让蛋糕变大——对的，是「让蛋糕（自己）变大」，而不是「（君王们）把蛋糕做大」，他们根本不会做蛋糕，少拖会做蛋糕之人的后腿就已是万幸（不拖是不可能的）。毕竟，让蛋糕变大，需要他们懂很多东西，比如需要知道市场有客观规律，权力肆意揉搓只会适得其反；需要知道社会得先有自由，然后才会焕发活力。他们的知识结构，通常不足以理解这些东西；他们的执政思维，也往往只有单调的「管起来」。此外，把自由还给社会、让蛋糕变大也有个过程。这好比种树，得等树长大再开花结果。秦制君王们或急于赢得争霸战争，或急于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人生目标、兑现雄才大略，哪里等得及果树慢慢生长。他们心心念念只想着马上摘果子，即刻成就千秋功业。所以，他们往往更愿意发起算缗告缗运动，更愿意发起全民有奖举报运动……用这些手段去剥夺民间财富，去控制百姓人身自由，去监察社会思想言论……这些东西有什么含金量吗？没有的。只要不讲良心就行。当然了，「良心」也可以换个方式讲。比如搬出「大棋论」，搬出「害在当代利在千秋」，便不妨心安理得「先苦一苦百姓」。问题是，连当代活着的百姓都可以毫不犹豫拉出去做耗材，那千秋之后的子孙要指望其恩泽，恐怕也只是妄念。 6 我们经常讲一个话，「人类从历史当中吸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会吸取历史教训」。这话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有两种历史教训。一种是统治者眼里的历史教训。一种是我们这些被统治者眼里的历史教训。统治者有资格吸取历史教训、并将之转化为具体政策，但他们只会吸取对自己有利的历史教训；被统治者喜欢总结对自己有利的历史教训，但这类历史教训往往对统治者没好处，而被统治者又根本没能力将历史教训转化为政策。真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1.「被统治者」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统治者」大多不会接受。 2.「统治者」吸取的历史教训，对「被统治者」来说通常意味着灾难。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父子。他们总结西汉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王莽能够篡汉，最重要的原因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长期掌握大权，后家太过强势。为了落实这一历史教训，章帝在白虎观召开国家意识形态最高会议，确立了「三纲」，其中一条就是「夫为妻纲」，直接将女性打落尘埃踩进泥里，变成「法定的二等人群」。另一个例子是朱元璋，他在元末是个可以四处流窜的游民，这是他日后成为造反领袖最重要的社会背景。他做了皇帝，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花力气最大的地方，就是用路引制度将百姓牢牢焊死在本乡本土，同时还屡屡掀起打击所谓「游民」的群众运动。因为做过和尚，知道元末寺院大多是资产丰厚的有组织机构，他还发动了全方位的寺院整顿运动，不但强行将天下寺院变成官办机构，由官府直接派人入寺坐镇担任管理职务，还彻底切断了寺庙与百姓的直接联系，百姓想请僧人放焰火做法事，都得先向官府申请报批，再由官府向对应寺庙派单。站在底层百姓的立场，去总结西汉与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不会出「朝廷应该多行仁政、对百姓好一点」这个大范围。可汉章帝吸取历史教训，所有女性倒了血霉；朱元璋吸取历史教训，全天下百姓倒了血霉。只要世上还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这历史教训就必定得分做两种。此事不独中国古代如此。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自然也是期望世人以法国大革命的惨痛结局为历史教训及时改良转型，可书中最让君王们感兴趣的教训却是「革命往往发生在管制松动的改良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