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币是每个人(对任何人)隐匿自己财富的最后堡垒。反正我会有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加密账户，甚至不考虑死后给谁的问题，让其自然消亡也不错。当然我会留足法币账户的，对不理解加密币的人来说，对运用资本水平不高的人来说，“宝藏”反而是诅咒。 View quoted note →

😇

🤣

在说聊斋呐😇

统统抓起来😇

@newbot 介绍一下substack

买车还是得RR呀

冬天可以当取暖器了

社保卡上的银行卡号只能去银行网点办理开通激活和绑定，为了后续接收失业金。 回家后先是支付宝收到96110防骗卡的推送，晚上还接到这个号码电话，提示风险以后，还要当面核实，我只能礼貌性地回复它没空并挂断电话了。 好巧不巧，这个世界最能精确定位到每个普通人的竟然是反诈和诈骗的😇

今天回撤了5个单位的标准差，算上昨天，7月才两天，回撤已达7个标准差，看来离全面退出不远了。 View quoted note →

### 如何改变世界：创业 vs 政治 文 Per Bylund > 政治的一大弊端在于它总是“一刀切”。在政治斗争中，每个人都在争夺强加单一结果，然后所有人都必须穿过那道窄门。政治几乎没有空间容纳不同的解决方案、专业化，或允许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生活。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国家的规则。 2026年2月21日在俄克拉荷马城举行的“超越政治的创业”会议上的演讲。 我演讲的题目是“如何改变世界：创业对抗政治”。但我们或许可以完全抛开政治部分——这也是我想要论证的观点。“如何改变世界：创业”就足够了，因为政治作为一种变革工具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你的目标是压迫人民、扩张权力或镇压当下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群体，政治可能非常奏效。但如果目标是推进自由，政治则是一个极具问题的工具。相比之下，创业要有效得多，也更契合我们的价值观、理想和期望的结果。 政治的一大弊端在于它总是“一刀切”。在政治斗争中，每个人都在争夺强加单一结果，然后所有人都必须穿过那道窄门。政治几乎没有空间容纳不同的解决方案、专业化，或允许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生活。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国家的规则。 由于政治是多数主义的，成功需要说服大量人群——有时通过教育，有时通过劝导，有时通过腐败或我们委婉称之为“竞选捐款”的手段。这不是常能获胜的游戏。 另一种途径是在国家之外改变社会，通过说服足够多的人抗议或反抗。这就引出了“3.5%法则”：如果有3.5%的人口积极抗议，变革就可能发生。但“积极”意味着走上街头——大声、持久且协调一致地行动。这似乎很难。 有人认为我们只需要自上而下强加自由。也许，他们说，我们只需稀释理念以吸引更多人。但目的是什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利用政府强加自由？人们通常不想要自由——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版本。我们试图推销一种许多人根本不需求的产品！ “你不会再收到政府支票，但相信我们，生活会很美好！”这很难卖出去。如果我们强行给予人们自由，不能指望他们回应“谢谢你违背我的意愿做这些”。把自由强塞进人们喉咙不是手段。 简而言之，政治彻底失败。方方面面皆然。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我们如何迈向更自由的社会？我认为最有效的路径是创业。我想探讨创业如何改变社会——包括政治领域。我将从现实、研究和虚构三个维度来讨论，它们都揭示了可能性及实现路径。 在市场上，创业者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如果消费者看重他们提供的东西，创业者就能获利。这部分显而易见。真正的问题是：创业如何改变法规？如何改变政治环境？ 在现实中，创业创新定期改造社会并重塑国家。AI是近期的例子。它正在颠覆行业、就业和法规。政客们现在必须适应以保持相关性。他们必须弄清楚如何监管未曾预见的事物。有时企业甚至会要求监管——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规则，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正确的”规则。 创业创新改变社会的经典案例是福特T型车。平价汽车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组织方式，改变了社会结构。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是旧法规的侵蚀。例如，据说丹麦至今仍有一项法律要求在人口稠密区汽车前必须有一个挥舞红旗的人行走——以警告马匹。它仍在法典上，但不再被执行。创新使该规则变得无关紧要——以至于国家不再用它来提醒我们其权力的存在。 更近的例子是Uber（优步）和共享经济。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出租车服务什么样：街上拦车、服务不可靠、车辆脏乱、司机粗鲁、安全堪忧、价格高昂。Uber改变了一切——不是作为另一家出租车公司，而是以更低价格提供不同且更好的产品。消费者更青睐它。它减少了大学城的酒驾（DUI）案件，创造了新就业，彻底瓦解了出租车垄断。 纽约市的出租车牌照（medallion）系统曾要求司机购买交易价约100万美元的牌照。当Uber进入市场，那些牌照的价值崩塌，垄断租金消失。Uber与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斗争以开放市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出租车垄断者都乞求放松管制，以便至少能在他们曾经独占的市场中竞争。 这些例子阐释了创新创业的真实力量。通过提供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创业者不仅能改变市场，还能改变监管环境。他们迫使国家适应。 转向研究，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制度创业”（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制度——无论是正式法律还是非正式规范——塑造我们的行为，但创业者也塑造制度。影响是双向的，而非制度单方面决定创业行为。 研究发现，创业者针对所处制度环境采取若干策略之一。他们可以遵守（abide by）现有制度，即遵循规则并按预期行事。遵守型创业从而也强化了当前的制度秩序。创业者也可以规避（evade）制度，即绕开过于繁重的规则、法规和要求。这就是Uber对待出租车垄断的做法——他们提供了一种对消费者而言多为替代品（且更有价值）的服务，但以逃避监管负担的方式运营。创业者还可以试图改变（alter）制度，即涉足政治。他们可通过投资游说或竞选活动，甚至参选公职来实现。这是成本极高的策略，但有时创业者发现别无选择。最后，若情况过于严峻，他们可选择退出（exit），或干脆不创办企业。 我自己对此文献有所贡献，想提及我的两篇论文。第一篇与Matt McCaffrey合著，我们认为社会的制度可能错位，并通过制度不确定性给创业者带来问题。例如，正式制度如法规规则可能规定创业者以某种方式行动，而社会中的价值观、规范、文化等（因此还有客户的期望）要求创业者优先考虑其他事项。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创业者发现自己处于两难：是守法却无法满足客户愿望，还是按客户预期行事却违法？这是贫穷国家常见问题，或许尤其在非洲，文化规范要求创业者做某些事或以特定方式行事，但法律（可能是独裁者法律或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命令）说法截然不同。无论创业者选择哪条路，都有重大下行风险。 另一篇与Mark Packard合著的论文中，我们认为创业者自身可以创造制度。事实上，创业者可以创建促进其他创业的交易平台。亚马逊就是一个例子，你作为客户可以从某个你一无所知的生产者或卖家那里购物。如果发生冲突或对产品不满，亚马逊介入执行规则。这不是近年现象，也不需要互联网。正如Mark和我在论文中讨论的，创业者在内部创建制度框架使贸易繁荣的现象相当普遍，可追溯到数百年前。 这套制度创业文献清楚显示了创业的潜力：不仅扰乱过于繁重僵化的制度结构，还创建促进低成本互利贸易所需的制度——并催生经济增长。 最后是虚构作品。有几例小说和电影描绘了自由或另类社会。在安·兰德（Ayn Rand）的 《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生产者罢工并定居在山谷中，免受政治法令或搭便车者负担，彼此享受共处。在海因莱因（Heinlein）的 《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中，月球上的无国家社会与 Statist（国家主义）地球形成对比。在Matt Stone的《中亚大草原》（On the Steppes of Central Asia）中，蒙古国是一个自由社会，通过自愿组织制造一个“假国家”幌子欺骗外国人，让他们以为蒙古人和其他人一样国家主义。虽然这些都是好故事，但它们在不同层面犯了我在开头提到的同样错误：采用一刀切方法。舒尔曼（Schulman）的《夜幕旁》（Alongside Night）在此更有趣。书中，创业者从事自由贸易——真正的自由贸易，而非管理贸易。他们在嵌入国家主义社会的原地开展，无需拥有自己的地理区域或领土。相反，他们背对国家，按自认为合适的条款自愿交易。 这类解决方案不需要“全有或全无”的方法。每笔交易都可以在自愿领域进行，也可在国家审视下进行。人们已经在这样做。当你雇邻居孩子割草坪而不签合同、确保执照和其他要求达标、向IRS报告付款等——你就是在自愿领域交易。这样做，你不仅扣留了政府本将收取的税收，还创造了真正三赢局面：你赢了，因为以好价割了草；孩子赢了，获得工作经验和赚点钱；其他所有人赢了，被提醒自愿交换不需要国家。 那么这导向何方？我认为现实、研究和虚构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展示了创业的力量——不仅是利润和技术创新的手段，也是社会变革的力量。创业是扰乱制度、扰乱经济结构和结果的有效手段。创业是自愿事业，通过提供价值引发变革。不涉及武力、威胁或强制。它是完全契合我们自由的市场行动。它提供替代方案，产生多样性，发出可拒绝的要约。与参与政治截然不同。 重要的是，创业者不征求意见（从不请求许可）。

我是很尊重这样的行动派的，比那些打着为你好的唱空xx的嘴炮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更何况人家也不是无脑做空，也是有风控的。 View quoted note →

后苏联笑话😇

爸爸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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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121”通常是指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南方东英KOSPI 200指数ETF（股票代码：03121。HK）。这是一只由南方东英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交易所买卖基金（ETF），于2026年6月18日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以下是关于该ETF的核心信息： * 追踪标的：该基金主要追踪韩国股市的基准指数——KOSPI 200指数。该指数前三大权重行业分别为信息科技（占比66%）、工业（占比13%）和金融（占比7%）。 * 核心成分股：指数的前五大成分股包括三星电子、SK海力士、SKSQUARE、三星电机及现代汽车。其中，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合计占指数权重约六成，因此买入该ETF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看好这两家韩国半导体巨头。 * 产品独特性：它是香港市场唯一一只追踪KOSPI 200指数的ETF，也是亚太地区在韩国境外上市的唯一一只KOSPI 200被动投资工具，填补了港股市场宽基韩股配置产品的空白。 * 交易门槛：该ETF每手买卖单位为100个单位，上市时的入场费约为780港元，管理费为每年0.99%。 * 投资逻辑：该产品的推出主要受AI超级周期爆发的驱动。随着芯片需求的爆发性增长和HBM（高带宽内存）价格的上涨，韩国半导体行业迎来了庞大商机。该ETF适合不想承担杠杆风险，但希望参与韩国AI基础设施产业链及半导体核心资产的中长线投资者。

其实不必拘泥在局部，产业改变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减不一定发生在一个领域，而真正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的是整个社会中投资(意愿)的不断增加。

雨刮会动吗😇

> “1961年春，还出现过人吃人现象。全大队29个自然村，有26个村(约占89.6%)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如润南生产队，7个生产组，组组都有；该队144户，604人，吃过人肉的有37户，144人。严重的韩小寨，全村18户，85人，吃过人肉的有13户，55人，占全村人口的65%。又如谢寨生产队，吃过人肉的约占40% 。” 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年大饥荒”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目前官方尚未给出确切数字。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的一段话，显然更为深刻，更为沉痛：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萧冬连先生引用《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一段资料说，这个数字或以为约1500万，或以为2000万到3000万，或以为低限值4千万。 以最小数字为准，因路线、政策错误而导致三年1500万饿殍，也是必须载入历史的。惟其如此，才能体现出我们执政党实事求是、以民为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仅仅是一个数字，可能还是冰冷的、尘封一般的，今日年轻人还不能感同身受。 原国家统计局财贸司综合处干部杨见文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61年3月前他往皖北的太和县与百姓座谈，了解到当地“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状况： “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1959年冬至1960年夏，因饥饿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极为严重。全大队共死亡1709人，占原有人口听36.3% ，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41% 。 “1961年春，还出现过人吃人现象。全大队29个自然村，有26个村(约占89.6%)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如润南生产队，7个生产组，组组都有；该队144户，604人，吃过人肉的有37户，144人。严重的韩小寨，全村18户，85人，吃过人肉的有13户，55人，占全村人口的65%。又如谢寨生产队，吃过人肉的约占40% 。” 太和县赵寺大队死亡1709人，比例上超过36%，只是半年左右时间的统计数据。到1961年春，出现人吃人现象，说明接下来的大半年，饥荒状况持续严重，如果不是更严重。 也有人指责杨同志文章虚假，居心叵测。但其指责的依据，不值一哂。 我相信杨见文同志文章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