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 以上两 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 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挟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分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挟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挟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陈诚先生回忆录

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 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史太林：“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史达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陈诚先生回忆录

彻底的愚昧无知

早在万宝山事件发动时（九一八事变前两月），委员长即曾揭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故“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对于这项政策，持之益坚，绝不为任何游言浮语所摇动。他说明之所以亡，就亡于一方面既要御侮，一方面又要剿 匪的缘故。他劝说大家不要蹈袭明朝亡国的覆辙，一定先要除此腹心之疾的共党，然后再齐一步骤，抗日御侮，才有致胜的可能。他有几句极扼要的话说：“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这道理实在是推不翻的，使我这不胜一时之愤的人听了，不能不为之折服。所以也就暂时收拾起北上抗日之心，仍留赣南埋头剿共。再说共党是帝俄侵华的工具，在武汉政府时代，大家早已有此认识。则剿共也等于御侮，不过不是来自日方的罢了。由此看来，安内攘外政策，绝非如李济琛所说：“对外则虎豹股栗，对内则蠛虱奋威”（参阅《平乱》第四章第四节），明矣！ ---陈诚先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