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个人太厉害了！尽管周对毛泽东俯首称臣，但毛至死都在防着他。 那么，周恩来在毛泽东周围跑前跑后像个大当差的，毛怎么还不放心呢？毛太了解周恩来了。以周的能力，他越像个大当差的也就越可怕。毛那么了解中国历史，《资治通鉴》看了17遍，是在里面找马克思主义吗？ 周恩来别的能力不说了 ，这回着重谈谈他作为中共特殊工作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的厉害。 从前，一说起特务，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会立刻军统、立刻戴笠。其实，国民党军统和周恩来的特务系统比起来，太小菜了。戴笠也很厉害，但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戴笠是抓是杀，周恩来是笑是和你碰杯。当然，这也和当时国共两党所处的地位不同。1949年后，闻一多、李公朴如那么反对共产党，不杀你吗？不同的是不必暗杀，第一拨“镇反”你就得没了。 戴笠不仅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连特务这个词都是中共发明的。 “1927年5月间，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科），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它标志着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开始萌芽。建国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我们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1950年周恩来在全国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规定特科由组织局（周恩来任代理主任）直接领导。为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又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主持的决策机关——中央特务委员会。” 便有了“1933年至1934年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3次制裁内奸。” 便有了“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了哪些国民党特务，3次制裁了哪些内奸？薛钰没说。为什么没说？是手段太残忍吗？中共自己内部肃反，手段那么残忍都公开披露了，惩治国民党特务制裁内奸不能说吗？但薛钰没说。 其实，薛钰不说有人说。红色特科灭顾顺章一家的事儿，还新鲜吗？曾经有恩于周恩来的一个人仅仅在现场不也一块儿了吗？ 那么，文质彬彬的周恩来天生特务材料吗？他跟谁学的这套功夫？在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那儿学来的。 “周恩来多次回忆过1928年他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曾为建立中共情工战线‘取经’，苏共中央同志向他介绍了‘契卡’的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即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访问罗青长谈话记录，1997年6月26日〕 这段描述请注意两个字：筹款。筹款还用特务手段？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契卡”的三项主要任务之一。这可是“正史”说出来的。 ---为何毛泽东一直防着周恩来？ 作者： 大山无言

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最初我真不敢相信雷鸣远这三句话是在1940年说的。明晰地道的中国人的话语。 这三句话是雷震远神父1952年在《内在的敌人》中披露的。遗憾的是，这 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名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大陆封闭成一个原始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的巨大部落酋邦（即共工大酋邦），没有能听到。 《内在的敌人》虽然是一个比利时神父所写，但他在中华民国抗战时期中共操控的河北安国县和太行山区跟中共打交道10几年，目睹共产党红军（八路军）匪乱的赤祸洪潮渗进河北安国，打压他曾经主管过几个月的安国县内的爱国力量，暴力破坏中国道教、儒教、佛教和基督教共同维系的道德传统和家族文明，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乘日本侵略中国所致中国政府的危机，以军事抗日为辅、政治宣传为主，控制和改造中国黄河中下游流域农村地区的农民，伺机夺取中国政权。 雷震远神父及（来中国传教40年的）教区上司雷鸣远，生活、话语、思维、情感都中国化了。在跟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对中共有同样清楚认识的少数外国人中，他们是少有的两个。他们对中共清晰认识，来自天主正教跟共党邪教思想上的正邪对照，还来自对天主教中世纪反异教、异端的残暴行为的反思，以及被中共好言相骗、逮捕为奴的切身经历，清楚地知道共匪的暴行是魔鬼行为，共党的组织是一个捣鬼的组织，以持续的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培训党的细胞。 ---唐子：读《内在的敌人》有感

末路 多方混战 柬共政权垮台后，柬埔寨陷入多方混战。 1. 越南推翻了“民柬”政权后，扶植了韩桑林政权（也就是金边政权），国名改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2. 柬共元气大伤，退入西部的深山老林打游击。 3. 西哈努克也逃脱了柬共的控制，并利用自己的威望，组建了奉辛比克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用来 对抗越南入侵。 4. 另外，柬埔寨民间也出现了若干反抗越南入侵的武装，比较有名的是宋双的队伍。 这就是当时柬埔寨最大的4个政治派别。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奉辛比克党还是其它抗越武装，都极力反对红色高棉。可见这时候的红色高棉，已经臭名远扬了。 抵制大选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经联合国调停，柬埔寨冲突各方（包括红色高棉）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实现民族和解。协议签署后，计划在1993年5月举行全国大选。为了保障这次全国大选，联合国派驻了11个国家的维和部队，还有34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各种开支累计27.8亿美元，创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谁曾想，到了1993年4月，红色高棉宣布，抵制这次全国大选。这个举动彻底葬送了红色高棉。 1. 让柬埔寨全国的老百姓都觉得是红色高棉在破坏和平进程 2. 不光得罪了联合国，还遭到全世界的谴责，连中国也不再大力支持他 3. 导致了红色高棉内部的分裂（下面会提到） 柬埔寨大选之后，其它各派的武装都整编为政府军，开始围剿红色高棉。没了中国的支援，红色高棉的战斗力大不如前，根据地越来越小。 英沙里反戈一击 抵制大选的决定，是波尔布特作出的。当时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中，很多人（包括：英沙里、宋成、乔森潘）都赞同参加大选。但是参加大选就意味着要放下武器，接受联合国的整编。这是波尔布特绝对无法容忍的。波尔布特有一句口头禅“要战斗到世界末日”，很能反映出他的性格。 　　 对于是否参加大选的问题，英沙里和波尔布特闹翻了。要是在过去，党内没人敢跟波尔布特顶嘴。但是如今的局面不同，红色高棉只剩下几个分散的小根据地。波尔布特待在总部安隆汶，而英沙里驻守在拜林。拜林的驻军都是英沙里的铁杆，波尔布特拿他没办法。 　　 眼看着红色高棉一日不如一日，1996年8月，英沙里宣布倒戈，带领2个精锐师投靠政府军。金边政权对此喜出望外，宣布赦免英沙里过去的罪行。英沙里手下的军官也没有受到惩罚，而是编入正规部队，继续当军官。 　　 本来已经有很多红色高棉军官厌倦了几十年的战斗，希望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生活。英沙里的倒戈立刻引发连锁反应，很多地区的指挥官私自带队叛逃，使得红色高棉损失了 80% 的战斗力。 波尔布特被自己人审判 英沙里倒戈之后，波尔布特加紧对高级将领进行暗中调查。到了97年6月，又发现宋成偷偷跟金边政权沟通。波尔布特一怒之下，命令卫兵把宋成全家老小都杀了。 　　 在民柬时期，宋成一直担任总参谋长和国民军总司令，在军队中很有威信。后来因为主张参加大选，被波尔布特降职，但军中威信依在。宋成全家被灭门的消息传出后，引发红色高棉军队的哗变。守卫在总部安隆汶外围的军官，掉转枪口攻打安隆汶。最终，宋成的老部下抓到了波尔布特，并对他进行审判，判处终身监禁。 波尔布特被自己的部下逮捕并审判，实在是一大讽刺。1998年4月15日，监禁中的波尔布特因心脏病死亡。这位共产主义【恶魔】终于去见马克思了。 长期以来，波尔布特一直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旗帜。所以，波尔布特被自己的部下审判，极大动摇了红色高棉基层士兵的斗志。另外，柬埔寨政府军也趁机加强了围剿。1999年3月，最后一支红色高棉武装投降，红色高棉终于被彻底铲除。 ---最“纯正”的共产主义政权——红色高棉简史 作者：编程随想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宣扬共产党土改的“红色经典”，该书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近年，发现了丁玲的一批遗作，有一篇谈到该书，其中说“《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 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 2006年《南风窗》杂志记者田磊重访了桑干河畔的温泉屯（小说原型），采访了当年参加土改的农民，老人们叙述“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每兄弟100亩），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作者评述，“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像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南风窗》2006年田磊“重访桑干河畔”） 丁玲的这部小说，就体现了政治对“名实错置”的有意制造。这也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了人的生活经验和常识，熟悉的邻居和乡亲成了阶级敌人。土改及这部“革命史”，就是这样创造来的。 ---丁玲小说虚构恶霸地主 阶级斗争歪曲中国社会 作者： 一平

军中高层众生相：（一）叶剑英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少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 起》，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得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南宋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662期2008年7月23 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主席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 ‘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 “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更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并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 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支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主席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主席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赢得了军队干部的尊敬和爱戴，也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 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 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75）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 “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 汪东 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叶群和黄永胜通奸的史料来源 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有的人我们就发 现晚了，不可救药了。”最后，毛泽东还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1） 林彪对黄永胜如此庇护，但黄永胜却被毛泽东一眼看穿。黄永胜确实与林彪的妻子叶群有不正当关系。 目前能够告诉我们叶群和黄永胜之间特殊关系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处：林立果偷录的黄永胜与叶群通话的录音带；“九·一三”事件以后从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爱情诗；还有叶群的内勤王兰多的有关回忆。 “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本人写给叶群的那首诗中写道：“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而作为证明黄永胜与叶群的关系的人证则是叶群的内勤王兰多。王兰多是叶群的司机杨振纲的妻子，杨是叶群的亲信之一，以后也同叶群等人一起外逃，死于非命。所以，叶群对王兰多很信任，叶群的日常生活当然也都入了王兰多的眼里。 王兰多的回忆证实了林立果偷录通话，还证实了叶群与黄永胜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其中有一次很晚的时候，叶群与黄永胜开车到郊外，黄永胜的警卫员和王兰多都倍感纳闷。当时，叶群的司机问王兰多，黄（参谋）总长和叶主任这么晚了来这里干什么呢？王回答说这是首长们在散步，司机又问散步为什么不用手电筒，而要带着马灯和毛毯呢？王兰多回答不出来了。（2） 据原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回忆，林立果亲信李伟信交待：913时间之后从林立果处搜出的录音带，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吴德，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录音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3） 为监视叶群，林立果从叶群的电话线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并偷录了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段对话。对话一共是157分钟，时间是1970年10月7日。这个录音带也是公审黄永胜时，法庭公开出示的黄叶不正当关系的证据之一。我们现在就把叶群和黄永胜的一段通话节录于下： 叶群：你想我吗？ 黄永胜：怎么不想呢？ 叶群：说真话，我可想你了。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 黄永胜：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放心。 叶群：101（林彪的代号）在家你还不知道？我就是挨着骂声过生活，我讲这些你不会觉得太庸俗了，太温情主义了吧？ 黄永胜：不会，你怎么还刺我的心呢？ 叶群：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上，起很大的作用。 黄永胜：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习。 叶群：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书，以你的意志为意志，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 黄永胜：我明白。 叶群：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每个孩子往哪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起，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吴法宪之子）六个，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 黄永胜：是。 叶群：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手下的一个传令兵。 这段对话已清晰地表明了叶黄二人的关系，至于叶群是出于政治目的拉拢黄永胜，还是别的目的而与黄有了不正当关系，已无从考证。但作为林彪最信任的大将，黄永胜居然背地里与首长夫人有了关系，不能不让人惊叹。（4） 林彪对黄永胜不可谓不是关怀有加，着意栽培，但黄永胜此举，不能不让人为之慨叹。 （1）源自光明网《“军委办事组”始末》，作者：君家民。 （2）（4）源自人民网《叶群给黄永胜打偷情电话：“你想我吗？”》。 （3）源自《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作者：吴德，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底2期 ---兰台 炎黄之家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 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作者：陈徒手 图：1980年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

在杨开慧故居已3次发现杨开慧手稿或遗物。 第一次是1950年初的一天，佃居在杨开慧家的谬姓农民用锄头整理故居前院左侧靠近桂花树的菜地时，忽然挖到一个青花“囍”字瓷坛，里面有杨开慧的手稿和其他遗物，遗憾的是后来谁也不知道这批遗物的下落。猜测是1950年5月26日，毛岸英奉父命来板仓省亲，为母亲 扫墓，在此住了3天，有可能毛岸英看到这批遗物并带回了北京。 第二次是1982年3月10日，工人们在维修故居时，在靠近杨开慧卧室屋檐的梁架与斗拱结合处，发现一叠被厚重泥灰包裹着的整齐的杨开慧手稿，手稿是用两种纸写成的，共12页，其中3页为毛边纸，9页为深绿色方格毛边作文纸。行文系用毛笔从右至左竖行书写，共约4200余字。由于藏在缝隙内50余年，纸张发黄，有几页部分字迹残缺。手稿中共有完整的诗文7篇:自传体散文1篇，诗2首，杂文2篇，没有发出的信2封。写作时间为1928年10月至1929年。这批手稿现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第三次是1990年8月中旬，工人们维修故居中的杨开慧卧室，在卧室后墙离地面约两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发现了一叠杨开慧的手稿。手稿共4页，为长方形毛边纸，行文为行草竖排，约1000余字，系杨开慧在1930年1月前后为怀念毛泽东而作。这是目前所发现杨开慧生前最后的手稿，该手稿现由长沙市博物馆收藏。 开慧烈士最后的字迹，令了解历史的后人们不禁泪眼朦胧：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的！他是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不至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亲。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 我有一封信给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如果1930年的毛泽东收到这些信，他会作何感想呢？历史又会怎样的演变呢？ ---@释不归： 【杨开慧烈士的手稿先后三次被发现——如果当时这些信送到毛泽东手上会怎样？】 图：杨开慧和她的儿子：毛岸青、毛岸英。

唯一熬到“善终”的二把手--周恩来 有一个至今未得正解的谜团，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暴亡后为何失声痛哭？比较接近真相的猜测是兔死狐悲。在中共最高层，真正了解毛深层阴暗心理的唯周恩来一人，连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把握不准毛，所以最后都被毛扫平。周恩来知道，毛除了有王若水说的“赫鲁晓夫 情结”，还兼有中国传统帝王心结。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掌握绝对权力，即使是家天下，即使接班的是儿子，父皇和太子兵刃相见的事也史不绝书。隋朝当了二十年太子的杨勇，因在冬至日征召百官朝贺，被隋文帝认为是建第二中心的僭越行为而遭废黜；明成祖朱棣在太子朱高炽身边派了许多密探耳报，监视太子的一举一动，太子在父皇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活了二十年。 所以，中共建政后，聪明知趣的周恩来一直甘居老三而回避当老二，文革初期，坚持让林彪一个人当副主席。如今刘少奇被迫害死了，林彪被逼死了，他被推到老二的位子，岂不是大祸临头？他能不大恸！ 果然，周恩来的厄运开始了。 一九七二年，周奉毛之命先后主持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妥善解决了中日关系并建立了邦交。周在国内外声誉日隆，有功高盖主之嫌，引发毛妒忌不爽。 一九七三八月，中共十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挑选的又一个接班人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屈居副主任，还恭恭敬敬地把主持人位子让给王洪文。然而，王洪文毕竟资历太浅，周恩来想退到第三位也不能，还是当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 十大甫过，毛便秋后算账，抡起大棒敲打周恩来，批周在处理中美关系等外交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似乎是又一个“赫鲁晓夫”了。毛组织“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指使王洪文、江青开会批斗周，并上纲上线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毛和江青不顾周已是身患癌症的病人，又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评《水浒》批宋江”，只差直接点名了，连老百姓都看出是剑指周恩来。 早年和毛有过过节的陈毅文革初期就洞悉了“毛文革”的目的：“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因为周虽然位居第三，但威望一向仅次于毛，只因林彪在前面挡了一下，惯用各个击破的毛延迟了倒周的时间。 “所幸”，周无条件地作自虐式的连番检查，他的膀胱癌又扩散了，毛知道他活不久了，王洪文又是“刘盆子”，不堪大任，毛让邓小平出来主政，周才得以逃脱。尽管周在进手术室前大叫“我不是投降派”，最终还是戴着总理冠冕去见马克思的，算是唯一熬到“善终”的第二把手。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 劫数难逃邓小平 作者： 喻智官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各级干部（主要是区、乡、村干部）当中，还有不少人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带头打人。上海、嘉定等县的区、乡、村干部逢斗便打。嘉定县新建乡斗争一个地主，区委宣传科长首先上台打，然后是县委工作队、区干部、村干部、民兵轮流上台打。总结这次斗争会时，区委宣传科长说：“打人是对的，会议是胜利的。 ”乡长说：“我们代表农民，我们打就是农民打。”个别干部竟然认为，在斗争会上打人打得太轻是一种遗憾。比如，嘉定县南翔区一次斗争会后区委书记总结时很不满意，他认为，斗争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打得轻，打得不漂亮”。江宁县第四区土改工作队干部张道福连打7个地主。[47] 嘉定县马陆区动手打人者150人中，有区干部2人、乡干部6人、村干部29人、民兵12人、群众109人。[48] 无锡县开源区还出现了斗争比赛，看谁斗得凶。[49] 需要指出的是，在曾经遍及苏南乡村的乱斗乱打乱杀行为中，大部分群众并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县下埃乡小河村地主跪在那里被冻打，个别农民掉泪。墙图村台上干部打，下面贫农王小化、陈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冻地主吃不消了。”高淳县东埃乡一个老太婆已准备好了控诉的内容，但到会场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而跑回去了。丹阳县朝阳乡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认转移过粮食，工作队顾某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数百群众齐声叫道：“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队干部为追交粮食，将地主韦张氏绑在柱子上不闻不问，韦张氏被绑得大哭大叫，惊动了周围的群众，绝大部分群众觉得她可怜。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当场有一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跪在石头上，就流泪，有的拔腿就跑。奉贤县张翁庙斗争会上打死地主卫春陶，小学教师反映说：“罪应该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该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县马陆区新建乡群众说：“斗争地主是好的，但为什么要打呢？”嘉定县南周乡干部打斗争对象后，群众很反感，区委书记去该乡时三百多群众围住他问：“为什么要打？”嘉定县长浜乡斗争中打徐嘉如、徐衡人时，大部分民兵将民兵符号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们动手打，妇女小孩都离开了会场。江阴县长泾区沈舍乡一次斗争4 个地主，打死2个，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不知为什么要打死，反映说：“有罪应由政府判决，为啥要打死呢？”[50] 高淳县双桥乡斗争地主时，乡干部用皮带抽打，致使一些群众同情地主，“哎呀，还光着身子，打不痛？”[51] 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当对她灌凉水时，80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0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当汤万金外出讨饭时，群众给得特别多，反而同情他。江宁县水晶乡斗争地主袁慕鑫时，民兵队长周大好亲自跳到台上打，农民说：“把他打晕，怎么和他说理。”[52]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 莫宏伟

而英若誠自己在翻譯、戲劇、電影方面都有很高造詣，官場上也春風得意，一九八六年，僅有七年共產黨黨齡的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成為另一位文人高官王蒙的副手。作為部級幹部，他又投身演藝，先後出演過《末代皇帝》、《小活佛》等電影，並在美國著名戲劇家阿瑟·米勒親自導演的《推銷員之死》中出演威利 ·羅曼，被米勒稱為舞台上演這一角色最好的演員。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住在高幹病房的他，用英文對美國作家康開麗半敞心扉，講述了自己一生中的落難與華彩時分，遂有了這本《水流雲在》。 讀完《水流雲在》，不忍釋卷之餘，心中還有很多謎團。一九六八年英若誠為什麼入獄？英的妻子吳士良到底是做什麼的？英若誠夫婦的收入為什麼在人藝最高？英後來為什麼能夠坐上文化部副部長？這些在中文版里都沒有交代清楚。所以，我還是花了十八美元買了英文原版。 《水流雲在》的英文版名字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聲宛在」的意思。打開英文Kindle版，我驚訝地發現，中文版只翻譯了康開麗的序言的一部分。而這篇序言的漏譯部分，恰恰披露了很多中文版里看不到的內容。 英若誠在傳記中坦陳，被彭真找去，負責報告他所認識的外國人的動態。但是，具體情況語焉不詳。後來，英夫婦入獄，跟他們從事情報工作有關。 康開麗在序中說，英若誠不願在自傳中講自己從事情報搜集工作的事。原因是，英擔心這樣會把別人牽涉到危險之中。英還擔心，外國讀者看了之後會搞不懂，一個人怎麼既跟外國人是好朋友，又在背後向政府提交關於他們的報告。 英若誠解釋說：「外國讀者怎麼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年輕人的心理？他們怎麼能理解我是多麼心甘情願為新政權服務？我不想讓人覺得我是個偽善之徒。」 經過一番掙扎，英若誠說：「另一方面，我應該讓他們理解那個年紀、那個年代，尤其是朝鮮戰爭時期的年輕人。」因此在《水流雲在》第二章，英若誠講述了彭真是怎樣找到他搜集情報的經歷。康開麗說，情報搜集工作貫穿了英若誠一生中大部分時間。 康開麗寫道：「一九五O年安全部門到清華大學宿舍里找了英和吳，讓他們協助搜集兩名美國人Allyn和Adele Rickett（維一注：即當年富布萊特學者間諜大案的當事人李克和李又安。參見《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書評）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隨後，兩名美國人入獄。」 英若誠書中提到經常在家中招待外國友人。康開麗研究后發現，事實上，在當晚他們夫妻二人就會寫一份長長的報告，即使他們在被監禁釋放之後，還持續這樣做。 康開麗說，英若誠夫婦一直渴望加入中共，但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他倆一直被拒絕。直到一九七九，他們的入黨申請才被批准。英達回憶說，這是他父母一生正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因為接待外賓，英若誠夫婦受到厚待。英達回憶說：「我們總是能得到普通市民得不到的食品，用以招待外賓。在那個年代，有外國人到你家裡，通常是件很糟糕的事兒。」 康開麗說，英若誠夫婦招待完外賓后提交的報告有二十～五十頁厚，裝進一個檔案袋裡，袋子上寫著化名「Wuying」（音）。康開麗舉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英國駐華外交官伊文斯是英家的好朋友，他甚至把自己的汽車賣給了在美國的英達。英若誠夫婦整了他的報告，報告的標題叫「伊文斯戰役。」 尊重傳主的意願，康開麗在為英若誠寫自傳時，做了大量自我審查工作，英若誠不希望自己的回憶錄造成麻煩，尤其不能影響到英氏家族。康開麗說，英若誠的生平，還要後來者深入挖掘。 康開麗在序言中把英若誠所生活的時代稱為「英世紀」，這並非溢美之詞。英氏家族是中國最神奇的一個家族，從搖煤球起家，到滿門才俊，從清末到民國、再到當朝，從毛時代到鄧時代，他們小心翼翼地避開各種政治漩渦，成功地保住了名門望族的地位。其間雖有挫折與妥協，但依舊是中國碩果僅存的書香門第、大戶人家。 ---有些書僅讀中譯本是不夠的 作者: 王佩

白天干革命，晚上干生命…

网文：真实的黄世仁和白毛女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了许多，当然，中共也借《白毛女》成功的挑起了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为血腥镇压地主，抢夺地主的田地财产的土改运动制造了舆论和借口。 但经过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黄世仁和杨 白劳以及喜儿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叫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 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运全留下的105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儿子。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救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有一夫多妻，黄世仁虽有一妻七妾，但不存在强枪民女。） 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去世。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才发现当家的辛劳成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象，不幸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向南。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大春，贫农，一个小痞子，无赖，也就是被毛泽东看作是革命基本力量之一部分的流氓无产者。 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 中共在《白毛女》中，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无赖生活。 事实： 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喜儿。 看看《白毛女》创造者杨润身自己的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的记的，当年他父亲是拚死拚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过去的社会道德理念，穷人在除夕到来之前，还清债息，才可以安度新年。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当时的社会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增加了观众对黄世仁的仇恨。 于是，根据上级制造仇恨的需要，编剧们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再给黄世仁编加了强奸喜儿这么一段苦大仇深的剧情，将黄世仁在名声上颠覆至万截不复的地方。于是，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成功挑逗起来了，中共也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在全国掀起土改运动，杀地主，抢地主的田地财产，霸占地主的妻妾。 人家都说窦娥冤，我看，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对于白毛女、杨白劳和黄世仁这三个人物形象，许多大陆人乃至海外华人都并不陌生，甚至当今一些工作压力大的白领还会戏称自己的老板是“黄世仁”，潜台词就是自己被其“压榨”。而正是这一出演了几十年的《白毛女》，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植入人心，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中 共的角度看，这可以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晓的是：白毛女并没有受过什么压迫，而真实的黄世仁更是勤劳本分、喜欢行善的地主。 先说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晋察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间传说在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因此人们都前去上供。 在抗战期间的中共晋察冀根据地，因为晚上人们常常去给仙姑进贡，所以“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仙姑庙中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1944年5月，中共《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周扬写信，讲述了这一故事。1945年，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人，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这个传说以及河北地主的情况，创作出歌剧《白毛女》，并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 歌剧《白毛女》的主要内容是：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据说，毛泽东还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显而易见，《白毛女》的主题就是要突出中共的“伟大”，突出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的开始。 为了在艺术上博得人们的喜爱，《白毛女》不仅在情节上借鉴了民间文学中的冤冤相报、佳人落难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而且在音乐上大多取自河北、山西流传很久的民间小调，比如《北风吹》和《扎红头绳》便是原调抄袭。 经过优美艺术形式包装的歌剧《白毛女》在中共占领区上演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激起了人们对“新”社会的向往，对“旧”社会的仇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为人们不知不觉接受——尽管人们在自己身边并没有看到什么“黄世仁”和“喜儿”。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共的文艺工作者们不仅拍出了电影《白毛女》，还编排了京剧、芭蕾舞剧等艺术形式的《白毛女》。“白毛女”成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虚构形象之一，也是中共制造的最为成功的颠倒黑白的形象之一。 ---真实的白毛女和黄世仁 颠覆从前认知 作者： 林辉

广西文革期间杀了多少人 1983年1月我平反回桂林时，游行举的标语牌有两句口号：广西在文革中死难的六十万男女老少尸骨未寒！韦国清一身是血！我说的“六十万”，是民间传闻的数字，不准确。 这几个数字是权威的： 有人根据 区民政厅“死者家属补贴”和公安厅“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评估为20万人； 1983年“处遗”后官方统计的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是8万9千多人；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严佑民，1983年率整党巡视组来广西视察后说：“有人说广西杀了20万人，‘处遗’得出的数字是8万多，我走了21个县，认为取两方面的中间数15万比较真实。” 这些人，均死在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党政军民学成员刀下，他自然要负主要责任。 韦国清至少是历史上少有的“酷吏”，原桂林市市委副书记王同连说：“韦国清应该列入中国的《酷吏列传》里去，他的历史地位就在那里！”这已是历史的结论。 韦国清搞大屠杀手段十分狡猾，他从不个人直接指挥，而是用操纵、纵容、默许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如他当了区“革筹”小组长后，1968年3月5日，就用“区革筹”主要成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的嘴，说广西有“反共救国团”，6月17日，又操纵“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广西联指”总部立即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造成广西各地数以万计的“广西4·22”成员和无辜群众因此冤案被屠杀。 又如当他用谎报军情和栽赃的手段，弄得中央也说南宁反抗武装镇压的“4·22”是“土匪”，是“国民党”，要“围剿”，要“实行歼灭”时，他就以执行中央指示的名义，操纵广西军区直接指挥部队，攻打南宁展览馆和解放路，把“4·22”彻底消灭了。 再如1968年7、8月，是广西各地大屠杀的高潮，韦国清所控制的“区革筹”不下令禁止，至到9月，待“联指”把要杀的、能够杀得到的人，几乎都杀光了，才下令制止。这叫纵容。 ---中共杀人魔王韦国清二三事 作者： 张雄飞 图：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韦国清陪同下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广西各族群众代表。

照片中的人叫李拾头，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农民。 他家里曾养了几头牛用于耕田，在轰轰烈烈的公社化运动中，村民们都按要求将家里的农具和牲畜交公，只有他拒绝上交这几头牛，理由是牛是自己辛辛苦苦喂大的，属于个人私有财产。 后来，为了逃避上门执法，李拾头动起了歪心思，一天夜里他趁着月黑风高偷偷将这几头牛牵到外多售卖，从中获利了价值几十元的粮票。但由于被眼红他赚钱的邻居举报，他很快就被抓捕归案，并在公审大会上接受审判。 最终，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照片中的李拾头正牵着牛游街示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迷茫，似乎已然对这个世界再无留 恋 一个小人物之死，显然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掀起什么浪花，更不会被世人所铭记，但却是对那个年代的真实见证。如果没有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没有深刻地总结和反思，未来还可能会重蹈覆辙。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 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 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 ，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