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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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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匿名点对点加密去中心化聊天工具WireMin 1. 采取类似BT下载的点对点传输,没有任何中间服务器,不收集任何用户数据,信息加密后存储在参与的设备之间。具体技术可以看官网介绍: 2. 完全匿名,注册既不用手机也不用邮箱,注册时随机分配一串hash码作为用户的身份辨识记号,用户只要填自己想要的昵称和密码就行,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昵称可以随时改,想建多少小号都可以,随时建随时删都可以。 3. 不用翻墙,也很难被墙。外区苹果app store和google play里可以直接下载,电脑端支持Windows、macOS和Linux各系统。没有google play可以用apk安装包,官网下载地址: 。 4. 在一对一聊天和最多10个人的私密群中,可以传输不限大小的文件。 5. 可建不限人数的群,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私密的凭邀请加入,都不显示群成员列表。无论群主还是群众,没有人能看到群里有谁,有几个人,就像聊天室。在这种群里视频传输的大小上限16M,传图片在手机上没有上限。要公开分享文件还有一种方式见下一条。 6. 还可以建个人空间,类似于朋友圈或个人频道,也可以选择公开或私密的凭邀请关注。这里发布文件最大16M。这个空间发布的东西不是永久的!可以设置最少1小时后、最长1年后消失。 7. 想建多少群,多少个人空间都可以。 8. 有一个广场,可以发现各种公开的群和个人空间(中文内容还是挺多的),可以随意加入或关注。可以去官方群提问和提建议,到广场上就能找到。 9. 每一个使用wireMin的设备都是一个中继,下载信息的同时也中转信息给其他人,也就是说去中心化去到每一个个人设备。其他的通讯app或者有中心服务器,或者有分布式的服务器,数据存储在这些服务器上,而wireMin没有服务器,数据分布存储在每个个人设备上。按官网说的,wireMin完全不知道任何用户信息,不存在任何中间方,即使wireMin的开发者灭亡了,只要有一定用户,wireMin也可以自生自灭下去。也因此这个app会永远免费,永远无广告,永远无审查。 10. 如果你没法下载文件或收不到消息,那是因为你的对话方没在线或者你俩之间连接问题。一般来说,文字消息不需要双方都在线,但双方都在线是最好的。传输下载文件,在私密对话中,超过16Mb的大文件需要双方都在线,在群里,需要至少有一个缓存了文件的人在线。每次上线一开始也许没有信息,正常情况下等几秒到几十秒钟后会收到。当大家都在线时滞后情况不明显,群里在线设备越多速度越快越稳定。同一个账号的各个设备之间可以同步,发出的信息在5分钟内可以撤销。 11. 对垃圾消息有防护措施。WireMin发送每条消息前需要进行一定量的哈希运算作为“工作量证明”,攻击者难以进行消息轰炸。我已经使用了3个月,从未收到任何垃圾信息。 12. 目前没有中文版不过官方在招人翻译。这个app很新用户还不多,官方说用了很多新技术,还在持续密集开发测试中,所以现在功能不全也会有不少bug。不过日常沟通已经够用。目前也不开源,官方说等有一个稳定版本后会公布代码。 13. 如果不在线,就没有消息提示。不过你可以在安卓手机上设置常驻后台和不限电量,能保证收到消息。 14. 如果超过48小时不上线,48小时前的消息就收不到了。 15. 首次登录后要记得到Settings - Privacy and Security - Backup Mnemonic里去把助记词备份下来。用这个可以在你不记得密码的时候恢复账号,也可以在登录陌生设备时用作身份认证。 16. 所有数据和文件都会存在本地wireMin文件夹里,要记得定期清理。可以到settings - Under the Hood - Clear Cache,可以到Settings - Files里清理媒体文件,也可以在手机本地资源管理器里找到名为wireMin的文件夹。 17. 最近上线集成了lightning wallet的虚拟币支付方式。可以从wiremin和Nostr互通。也可以直接在wireMin免翻墙免注册使用chatGPT。 总之,我个人的试用体验很不错,相对其他类似工具更稳定易用,基本不卡,完全没有垃圾,功能也相对较多。而且目前不用翻墙就能下载,比较适合在墙内推广,推荐大家尝试。官网下载地址:
这是一个极好的挑战。基于我们之前的讨论,特别是以中国环境作为论证核心,可以构建一篇结构严谨、论证逻辑清晰的文章。 以下是一篇重新组织的、论证有力的文章,重点放在去中心化架构对言论自由的结构性保障上,并排除了代币经济的干扰: 🏛️ 打破数字藩篱:论言论自由对去中心化架构的必然需求 导言:中心化之困与自由的消逝 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公共讨论和信息传播的主导力量。然而,它们的高度中心化性质,不仅带来了效率,更赋予了少数科技巨头和背后的权力结构以绝对的审查权。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言论自由受到系统性压制的地区,如中国大陆,这种中心化结构对公民权利的威胁便暴露无遗。 本文旨在论证,为了保障真正的、有韧性的言论自由,公共话语空间必须从垂直垄断的中心化平台,迁移至水平分布的去中心化架构。我们将以中国严格管控的互联网环境为主要案例,揭示去中心化架构并非技术乌托邦,而是对抗系统性审查的结构性防御。 第一部分:中心化——系统性审查的完美温床 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在中国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们既是信息载体,也是效率最高的审查执行者。这种架构的固有缺陷,是导致言论自由受损的根本原因: A. 单一审查点的脆弱性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在中心化模型中,所有用户数据、内容和社交图谱都存储在一个或几个平台运营商的服务器上。这为政府或权力机构提供了一个**“一键式”的审查开关**: * 指令式高效率: 任何删除指令、关键词屏蔽或账户封禁,都可以被平台即时、大规模、彻底地执行。审查者无需面对数百万分散的个人,只需面对少数几个平台高管。 * 逃避路径的消除: 用户无法通过简单的“换平台”来逃避管制,因为所有主要的中心化平台都必须遵循相同的监管要求,形成了事实上的信息垄断联盟。 B. 身份与内容信息的捆绑与威慑 在中国实名制的背景下,中心化平台将用户的数字身份(真实个人信息)与他们的发布内容集中存储。这种捆绑机制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应: * 高昂的发言成本: 一旦用户的言论被判定为“违规”,平台不仅删除内容,更可以永久封禁其实名注册的账号,切断其数字连接和积累的社交资本。这种惩罚机制迫使用户在发言前进行自我审查。 第二部分:去中心化架构——结构性的抵抗工具 去中心化社交网络(例如基于 ActivityPub 的联邦宇宙模型)的关键价值,在于它通过改变网络的基本架构,从根本上解构了审查权力的有效性。它提供的是“建筑安全”,而非暂时的抗议渠道。 A. 消除单一控制点,提升审查成本 去中心化网络由数千个独立管理、互相连接的服务器(或称“实例”)组成。这种分散性产生了强大的结构性韧性: * 难以全面封锁: 审查者无法通过屏蔽一个 IP 地址或向一个 CEO 发送指令来关闭整个网络。即使政府成功关闭或屏蔽了某个特定的服务器,其他实例仍可继续运行。 * 行政和技术成本陡增: 对去中心化网络的全面控制,要求审查者进行耗时且成本高昂的**“逐个服务器”**的封锁、渗透和监控,极大地降低了系统性审查的效率。 B. 多样化的社区治理与用户主权 去中心化允许每个实例拥有自主的内容审核政策和社区标准。这种多样性是言论自由的天然屏障: * 用户“用脚投票”: 用户可以根据他们对言论自由尺度和社区氛围的偏好,自由选择加入或创建实例。如果一个实例的管理层迫于压力进行过度审查,用户可以轻松将数据迁移到治理更为自由的实例。 * 防止标准统一化: 去中心化架构使得中央权力难以强制推行统一的审查标准,保障了不同意见和亚文化的生存空间。 C. 身份弹性和内容的可移植性 去中心化模型旨在将用户的数字身份与内容托管解耦,确保用户的社交资本不被单一平台垄断。 * 保护社交资本: 在更先进的去中心化协议中,即使内容被删除或服务器被查封,用户的身份、关注列表和粉丝关系仍然可以转移,保护了用户的数字遗产,降低了被封号的威慑力。 结论:架构决定自由的弹性 以中国互联网环境为鉴,中心化社交媒体的高效、彻底和可追溯的审查机制,清楚地表明了架构决定自由的脆弱性。在极端管控的环境下,任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都必须首先在底层结构上实现。 去中心化社交网络所提供的,正是这种结构性的韧性:它通过分散控制权、多样化治理和身份弹性,将公共话语空间从易受攻击的“数字堡垒”转变为难以摧毁的“数字网格”。摆脱中心化,绝非技术上的选择,而是保障人类在数字时代拥有不被消除的发言权的必然要求。
安立志:公言论与私言论的宪法保障 创建于 2025年07月18日    《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government,[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著,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 月版),是去年从网上买到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比较奇怪,封面为《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书脊为《论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制》,译作原名为《言论自由与民主自治》。十余年前,这本书能在国内出版已属不易,书名翻译成这个样子,大抵与国内当时有关“表达权”的提法有关。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本书的引进,可说是与我国的政治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的。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1872-1964),在我国知名度不高,他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出生于苏格兰,8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由于他在自由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布朗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都以他的名字设立了讲座,美国大学协会设立了米克尔约翰自由基金,1963年他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这本书在国内虽然已经出版12年了,今天读起来,仍然有许多新意,书中提出的问题,有许多仍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本文只就其中两个问题作点摘录与整理工作。    “公言论”与“私言论”    在我国,谈论自由是敏感的,尽管“自由”二字已经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在所有诠释核心价值观的文字中,“自由”二字倍受冷落,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领域。不必引用《共产党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经典论述,这种引用对于选择性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旗帜与工具的人们来说,无疑对牛弹琴。他们对于自由,如同对待民主与人权一样,往往蓄意地使用归谬法或蛮横地予以妖魔化,将自由说成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荒唐行径,将自己臆造的丑恶逻辑强行扣在论敌头上,然后,义正辞严地进行攻击与批判。他们不会考虑这一价值或者这个词语在民族精神与社会实践中的本来内涵与实际情况,不喜欢的就是丑恶的,必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相关学者在其著作中都曾有过系统而明确的阐述与界定。只不过一些批判家根本无视其全部论述与全部思想,不惜肢解与歪曲论者的思想与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加以否定。比如,19世纪被称为“自由主义之圣”的约翰·密尔,不仅第一次赋予“自由”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形式,而且从心理学、认识论、历史观、伦理学等角度为这一学说提供了哲学基础。密尔指出:“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P66)在美国被称为言论自由理论家的米克尔约翰,从不认为言论自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想说就说,想在什么时候说就在什么时候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谁就说谁,想对谁说就对谁说。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都会基于常识否认这种绝对权利的存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P18。以下只注该书页码)他认为,美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是有区别的,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分别体现了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两种不同的保护,不同的保护体现的是不同的公民利益。第一修正案“保障着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目的。它关心的是公共事业。”而“第五修正案规定着出于私人目的的言论将会得到适当的保障。”(P45)在这一基础上,米克尔约翰提出了“公言论”与“私言论”的概念。    所谓公言论就是与统治事务有关、代表人们参与自治过程的言论。私言论就是与统治事务、与自治过程无关的言论。按照米克尔约翰的话说,“第一修正案的真正含义是:在集体行动领域,在公共讨论领域,言论自由不应受到削减。”(P27)那么,哪些言论可以列入“集体行动”和“公共讨论”的领域呢?1961年,他的著名论文——《第一修正案是不打折扣的》,进一步整理、补充和拓展了这一思想。他明确界定了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范围,首先包括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活动,只要这些活动有利于自治事业,就不可限制其自由。其次,必须绝对保障公民的投票自由,因为这是公民对于公共政策作出判断的正式表达形式。最后,切实保障有益于人类增进知识、智慧和对于人类价值的关怀,有助于增进公民作出明智、客观判断的能力的思想与表达形式,这其中包括教育、哲学与科学、文学艺术、公共问题的公共讨论中的信息传播活动等(其实,米克尔约翰在书中也已指出,“学者的‘研究’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在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保障之下。”(P71)    米克尔约翰进一步阐述道,公言论的自由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削减言论自由……”。这意味着公言论的自由是绝对的,是“不可消减”的。为了强调公言论自由的绝对性,他从第一修正案中提出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得”,“说不得制定某种法律,意味着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制定这种法律。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无论在危险状态下还是在安全状态下,都是如此。”(P13)另一个是“消减”,宪法要求“消减言论自由的立法是不可以有的”,但是宪法并未禁止国会“扩大和促进言论自由的立法。”(P12)也就是说,国会要扩大或促进公言论的自由,宪法是不会禁止的。    私言论受到第五修正案的保护——“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P27)在这里,与生命、财产相联系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属于“私人的权利,是私人的所有物”,这里的“法眼”是“正当法律程序”,这意味着,私言论的自由是相对的,“对它们可以规制,但是不能进行不正当的规制”,因此,这一权利是“可以消减”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米克尔约翰指出,公民发表言论,“拥护和要求政府行动的自由是绝对不可以受到限制的。只有拥护和要求私人或非政治团体行动的自由才可以受到限制。”(P64)    美国宪法之所以对言论自由作出这样的规定,这是由美国社会的性质与制度决定的。在美国,每个公民都具有两种身份,“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都参与到国家的统治事务中,以此身份,我们为公共利益思考、发言、筹划和行动。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人或私人组织的成员,追求着自己的利益,……”(P68)两种身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第一种角色中,我们是投票者,立法者,统治者。我们,人民,在共同承担这一角色时,就是政府。但是在第二种角色中,我们是个人,是被治者。我们的立法契约就是,每一个人的个人所有物和活动都要受制于他有义务遵守的法律。”(P68)他下面这段话更加鲜明地强调了有关公民言论自由的两种不同的权利:“如果政府试图限制某人的意见自由,那个人和他的同胞公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不予服从。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根据常规的法律程序,需要他奉献生命和财产,他必须服从;他必须自愿地奉献。”(P16)    调整一下思考的角度,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与这一理论至少在表面上竟然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二条)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这个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所有者和授予者,法律是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的。另一方面,“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三条)正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自然有义务遵守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我本人此前从未意识到,我国宪法居然与美国宪法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性,更不曾认识到我国现行宪法(八二宪法)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之一。    由此可见,米克尔约翰所谓的公言论,实际上是指人民在行使当家作主(按照我国宪法的说法,则是三项“管理”)的权利时所发表的言论。米克尔约翰所谓的私言论,实际上是指人民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保障和维护自身合法的生命、财产、自由权利的言论。    本书出版于美苏冷战初期的1948年,由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曾对言论自由采取限制措施。美国司法部长曾颁布命令:“除非得到特别许可,某些类型的访问者不能参加有关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米克尔约翰对此提出质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听听那些来自其他国家其他制度的人士说些什么呢?司法部长限制他们发言而不限制他们倾听,出于什么目的?”答案其实很明确,那就是“试图保护我们自由国家的公民的心智不受某些主张、怀疑、质问、方针和原则的影响,政府判断我们不适宜听到这些‘危险性’的东西。”(前言P4)如同我们经历的偷听敌台、查封书刊、封锁网络一样,美国政府也曾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了一些不适当的限制。不过,这听起来极像是政府对于公民的“护雏”理论。米克尔约翰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反问道:“我们作为自由的实践者,倾听那些对立的观点,可能会丧失对于我们政府原则的信心吗?我们应当倾听那些憎恨和厌恶自由的人的观点吗?应当倾听那些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毁掉我们制度的人的观点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应当如此。”不过,“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原则而不是按照他们的原则去行动。”(P47)他指出:“如果他们的发言违背我们的政治原理、反对我们的战争或和平时期的政策,我们公民,作为统治者,必须从我们的利益出发加以倾听和考虑。这就是公共安全之道,就是自治之道。”(P47)在他看来,这些言论不仅不会危害公共安全,反之,却是“公共安全之道”。因此,他在本书前言中明确宣示,“我们坚定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要求。”(前言P3)因为“只有对真知的追求和传播,才能给国家带来安宁和和平。”(P49)    在米克尔约翰的理念中,公言论的自由是绝对的,私言论的自由是相对的。因此,如何保障公言论的自由才是他从事言论自由研究的重点。他向美国政府和公众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应当按照第一修正案的要求给予鼓吹废除第一修正案的人以言论自由吗?我们必须赋予那些一旦掌握权力便禁止言论自由的人以言论自由吗?”(前言P3)他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他认为,第一修正案这个宪法原则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公共讨论中自由地批评宪法,一如我们可以自由地为它辩护一样。它给予我们信仰和拥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我们的某些同胞公民拥护资本主义一样的自由。”(P65)这大约体现了美国的制度自信吧!    那么,他是如何看待私言论自由的呢?他首先阐述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公共利益并不是凌驾于个人的愿望和利益之上的另一种不同的利益,它并不包含在个人利益和愿望之外的任何东西。共同目的是由公民的不同目的凝聚而成的。前者尽可能包容后者。”(P69)这些说法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先治坡、后治窝”、“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是否蕴涵着不同的逻辑? 如何调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必须由共同行为来决定;这些决定应当同等地约束所有公民,不论他们是否同意;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些决定可以经由适当的法律程序强行施加在那些拒绝服从的任何人身上。”(P7)可惜,在我们这里,只认可这后半句——“强行施加在那些拒绝服从的任何人身上”,恰恰忽视了前半句——“公共政策都必须由共同行为来决定”——这个前提。这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路,也许是米克尔约翰所未曾听闻的。正因如此,他才对这种自治契约式的社会治理方式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坚定地区别一个奴隶的‘屈从’与一个公民的‘同意’,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契约。”(P7)由于霍姆斯不承认公民的国家主人公尊严,否定道德理想主义,米克尔约翰将霍姆斯的观点讽刺为“一头猪制约另一头猪。或者,更准确地说,许多头猪制约着一头猪。”(P57)在公民自治的社会里,   然而,公共利益毕竟不能等同私人利益,而且“公共利益不会是纯粹的私人利益总和。”(P69)调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关系的社会角色只能是政府,而调整的依据则是“诸如联邦、正义、安宁、防务、福利、自由等一般原则”,为了实现这些共同福祉,“任何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被要求承担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等方面的牺牲。”而政府则“被授权通过正当程序作出决定,要求公民承担这些牺牲,并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强制执行有关决定。”(P69)不要以为在美国个人主义盛行,人人可以各行其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同意基础之上的自由政府可以而且经常必须使用强力以迫使公民们遵守法律。事实上,它必须比任何一个公民或一群公民都要强大有力。”(P6)这一理念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这与我国传统教育中有关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国家的倡导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美国有着极其严格的法律程序与权力监督。    “明显且即刻的危险”    1917年,美国介入“一战”,加入了协约国集团。为适应战时需要,国会制订了《反间谍法》。1919年,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抵制征兵案”,社会党总书记查里斯·申克成为被告。联邦政府指控申克鼓动抵制征兵,违反了《反间谍法》,被法院裁定有罪。申克认为《反间谍法》有悖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精神,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根据霍姆斯大法官“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司法原则,一致认定申克构成犯罪。霍姆斯在解释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时指出:    “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对自由言论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惊慌。……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造成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产生国会有权防止的实质性危害。”(P22)    此案是美国高等法院就言论自由问题作出的第一个重要裁决,“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开创了联邦最高法院为言论自由设定司法标准的先河。它把言论自由看作是一种根据结果来衡量的可以克减的权利。该原则一直获得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的支持。但是这一原则未能阻止冷战初期以及麦卡锡主义盛行的50年代美国政府对于所谓的“危险性言论”的打压行径。    米克尔约翰认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这一原则,首先是违反第一修正案精神的。第一修正案告诉我们,“每一个行动计划都必须予以倾听,每一个相关的事实或价值都必须得到充分的考虑,不论这些活动可能引起什么危险。”(P33)只要是“参与到有关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和公共决策中的言论,这些言论的自由就不应受到限制。”(P33)“明显且即刻的危险”这一原则,等于把言论区分为“可容忍的”与“不可容忍的”两部分,按照这种区分,“言论自由变成可让渡的而不是不可让渡的,可以削减的而不是不可消减的,成为一个条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一种相对的权利而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因此公共讨论就被降低到私人讨论的法律地位。”(P41)米克尔约翰明确指出,“它实际上已经废止了第一修正案,而不是解释第一修正案。”(P25)    其次,这一原则的逻辑是混乱和矛盾的。米克尔约翰指出,“危险必须是明显的,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为什么它必须是‘即刻的’呢?……为什么这一理由适用于明显且即刻的危险而不适用于明显且遥远的危险呢?显然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说,……短视是一个美德。”(P38)另一位大法官布兰代斯后来指出:“对于相信自由和无畏论辩的力量并将之应用于民主政治过程中的这些人来说,除非言论所能引起的明白的祸患是如此紧迫以致来不及充分讨论就会发生,言论所导致的危险就不应是明显且即刻的。倘若还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穿谎言和谬误,得以用教育的方式防止祸患,那么补救的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而非强制的缄默。……因此,美国人民要时刻准备着质疑削减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法律,表明并不存在所谓的紧急情况。”(P38)这段言论,实际上否定了霍姆斯的逻辑。    其三,言论自由带来的危险远小于失控的权力。米克尔约翰认为,对于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来说,“一个观点,无论是明智的还是不明智的,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安全的还是危险的,……都必须有一个被听取的机会。”(P19)由于这一原则,往往“导致压制某一派别的观点,而在同时和同样的条件下它又给予与之相反对和相竞争的观点以自由表达的权利。‘危险的’观点被压制着,而‘平和的’观点得到鼓励。”(P40)他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试图借压制避免一些较小的危害,必定会产生更大的危害。伴随着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来的是长久、可怕的灾难。”(P49)何况 “危险并不能证明压制的正当性”(P39),甚至“某些防止措施要比它们所要防止的危害还要有害。”(P35)为此,他向最高法院提出建议——“现在应当明确地宣布任何观念都不得因为某人在政府内外判断是‘危险的’而受到压制。”(P67)    其四,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对于言论自由带来的危险具有足够的免疫力。米克尔约翰指出:第一修正案“告诉我们,诸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可以在美国自由地印刷、自由地发售、自由地传播、自由地阅读、自由地讨论、自由地相信、自由地质疑。”(P65)尽管上述这些曾经被美国一些政界人物视为危险与邪恶,然而,“正是这些危险的存在才使我们在恐惧中必须牢记和恪守言论自由原则。”(P 64) 来源:爱思想学术网
欧盟拟设立“民主韧性中心” 应对俄中等国的虚假信息威胁 英国《卫报》报导指,根据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计划设立一个“民主韧性中心”,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威权政权的虚假信息。 发表时间: 08/11/2025 - 7 分钟浏览 欧盟委员会希望“民主韧性中心”能够汇集该集团内部,以及有意加入欧盟的国家的专家力量,共同打击外国的信息操纵和干预。这一构想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前寻求连任时提出的“民主盾牌”计划的核心内容。 冯德莱恩在9月份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提出了设立“欧洲民主韧性中心”的构想。这份将于11月12日发布的文件详细阐述了该中心的更多细节,包括欧盟委员会认为其面临的最大威胁。 该报看到的草案指出:“除了对乌克兰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外,俄罗斯还在不断升级混合攻击,对欧洲发动影响力争夺战。他们通过散布欺骗性叙事,有时甚至篡改历史事实,试图削弱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任”。 欧盟对外行动署表示,已发现数十起俄罗斯散布虚假信息和操纵信息的案例,例如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夕发起的“分身”运动。该运动中,一些模仿知名媒体官网的网站散布反西方言论。 据信,该运动自2022年以来一直活跃,其部分虚假信息通过模仿德国《世界报》、法国《观点》新闻周刊、意大利《新闻报》和波兰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官网传播。这些模仿网站上的虚假文章也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旨在抹黑政客,并削弱欧洲政府对乌克兰难民和乌克兰的支持。 欧盟对外行动署指出,中国也被认定为虚假信息威胁,并被指控利用私人公关公司和网络红人“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放大和清洗符合中国政治利益的内容”。2024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和公共政策学院的“公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了123个在中国运营的网站,这些网站伪装成新闻媒体,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30个国家传播亲北京的虚假信息。 罗马尼亚成为欧盟首个因解密情报揭露俄罗斯涉嫌干预选举而宣布选举无效的国家,凸显了外国干预的严重性。这些情报包括对选举信息系统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干预选举,以支持一名极端民族主义候选人。欧盟候选国摩尔多瓦当局也指控俄罗斯干预了近期选举,包括大规模贿选和宣传活动。 据悉,该中心将成为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共享信息和预警的枢纽,并提高公众对试图操纵信息的外国政府的认识。欧盟成员国和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可自愿参与该中心。欧盟委员会还表示,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可以参与,这增加了英国参与的可能性。 上述“民主盾牌”计划的其他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核查网络,以防范虚假信息,尤其是在选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自然灾害期间。此外,布鲁塞尔方面希望建立一个由网络意见领袖组成的自愿网络,以提高公众对欧盟民主和互联网标准相关规定的认识。
后现代主义描述的“普通人”的生活,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模板,不如说是一种心态和文化环境的体现。这种生活画像充满了选择性、碎片化和意义的不确定性。 以下是一个符合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普通人生活画像: 📱 身份的碎片化与流动性 * 多重身份的切换: 这个人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的职业是会计,但晚上在网络上是匿名论坛的版主,周末是复古集市的兼职摊主。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环境和需求灵活切换的。 * 消费即符号: 购买商品不是为了实用性,而是为了表达某种“符号”和“品味”。他们可能会穿戴高街时尚品牌与二手店淘来的复古服饰的混搭,这是一种对传统品牌等级的解构。 * “深度”的消逝: 生活常常是拼贴画式的,从各种文化来源(高雅艺术、流行文化、历史片段)中抽取元素并重新组合,但这种组合往往缺乏统一的深刻意义或终极目标。 💻 信息的过度饱和与相对主义 * “元叙事”的失效: 他们不再相信单一的、宏大的“成功之路”(比如:努力工作必将致富、科技必然带来更好的世界)。人生目标是个人化、阶段性的,而不是普适的。 * 信息爆炸与犬儒主义: 每天被来自社交媒体、新闻、广告的海量、互相矛盾的信息轰炸。他们对任何信息的真实性都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对专家、媒体、权威持批判态度),知道“真相”是相对的、被建构的。 * 活在模拟中(Simulacra): 他们的生活常常被**“拟像”(Baudrillard提出的概念,即失去了与现实联系的副本)所环绕。例如,他们可能更关注某个旅行地在Instagram上的滤镜和人设**,而不是这个地方本身的真实历史或文化。 🏘️ 空间与时间的交错 * 怀旧的拼贴: 他们的住宅或日常用品往往是不同时代风格的混搭,比如一个现代简约的公寓里放着上世纪中叶的旧家具,听着80年代的合成器音乐。这体现了对线性历史观的颠覆。 * 文化的并置与挪用: 他们可以轻松地在一天内体验并消费不同文化:早上在一家融合了亚洲和北欧元素的咖啡馆喝咖啡,晚上在一家由旧厂房改造的酒吧社交。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消费。 💔 情感与意义的漂浮不定 * 对承诺的警惕: 他们对终极、永恒的承诺(如“永远的爱”、“绝对的正义”)持保留态度。情感和关系是流动的、契约性的,可以被随时重新协商。 * 在荒诞中寻找自我: 面对一个没有确定意义的世界,他们可能通过幽默、反讽和自我解嘲来应对不确定性。他们意识到生活的荒诞性,并在这种不确定性中试图自主建构自己的意义。 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的普通人是生活在符号、怀疑、碎片化和多元选择的海洋中,**没有一张统一的“生活蓝图”**的人。
机遇何在?——驳“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将带来重大机遇”的片面乐观 最近,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将带来重大机遇》的文章,通过描绘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城镇化和绿色转型四大领域的“万亿元市场”,试图向世界证明,中国经济的转型不是挑战**,而是新一轮机遇的开始。这种论调,将国家层面的宏大规划直接等同于微观层面的商业机遇,却刻意回避了转型升级过程中高昂的成本、资源的挤占和不确定性的风险,是一种过度乐观且缺乏现实基础的片面宣讲。 转型机遇:谁的机会?谁的成本? 文章所宣扬的“重大机遇”,本质上是一场由政策主导的资源再分配。对于渴望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而言,必须正视其背后的结构性风险。 首先,产业升级的“红利”与“代价”。 文章强调新能源、服务消费等领域的投资机遇,但产业升级从来都是一场优胜劣汰、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传统产业面临的是被淘汰、被重组的巨大压力,大量中小企业正在为“绿色低碳转型”承担着高昂的环保投入和技术改造费用,这直接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将少数头部企业在“新赛道”上的成功,泛化为所有市场主体的“重大机遇”,是对转型成本的漠视。 其次,新型基建与城镇化的“有效需求”存疑。 文章将算力网络、城市更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视为投资新方向,但其前提是有效需求的持续支撑。在地方债务高企、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更新项目,其投资回报率、资金来源以及最终能否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升级,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过度依赖政府或国有资本投入的“重大机遇”,往往意味着市场化效率的低下和财政风险的积累。 机遇分配:规则主导还是市场驱动? 真正的商业机遇,应由市场规律和公平竞争来驱动,而非依赖于政策的倾斜和规划的指引。 首先,政策主导下的“挤出效应”。 无论是**“制造强国”还是“碳中和”,这些重大战略的推进都伴随着行政力量对资源的干预和引导**。这容易导致资源过度向少数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领域和国有企业集中,对广大的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如果机遇的获得,更多取决于“站队”和“政策解读”,而非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那么这种机遇就不是普惠性的,而是特权性的。 其次,资本追逐短期风口的风险。 文章将转型升级描绘为“新一轮机遇的开始”,但资本的盲目涌入,往往会催生新的产能过剩和投资泡沫。在政策风向的引导下,大量资本蜂拥至新能源、AI等领域,容易造成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最终导致资源浪费和劣质化竞争。将这种狂热的投资追逐等同于健康、可持续的“重大机遇”,是混淆了泡沫与价值。 结语:让市场主体自由选择,而非被规划驱使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必然,但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是共生的。 我们不否认转型中将产生巨大的市场空间,但不能满足于宏观规划下的数字乐观。真正的健康机遇,应建立在稳定、透明、公平的营商环境之上。我们需要的不是被规划驱使、被政策倾斜的“重大机遇”,而是要解决:如何保障民营资本在关键转型领域的平等准入;如何通过法治和规则稳定预期,消除对投资未来的疑虑;以及如何将转型升级的成本和红利在全社会进行合理的分配。 只有当市场主体能够自主地、理性地、无需恐惧地参与到这场变革中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机遇,才是真正可靠和普惠的。
勿将“超大规模”神化:市场潜力与消费活力的结构性断裂 最近,一篇题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的文章,将14亿人口、完备产业体系、创新应用场景等要素,包装成驱动中国经济的“最坚实后盾”和“强大引擎”。文章的核心逻辑是:因为市场规模大、体系全,所以优势必然持续显现。然而,这种将人口基数和产业体量直接等同于市场活力和竞争优势的论调,忽略了消费意愿的低迷、分配结构的失衡以及微观主体预期不足等深层次问题,是典型的“体量崇拜”**,缺乏对市场经济本质的洞察。 市场规模:庞大体量下的“空转”困境 文章将**“超大规模市场”视为强大的战略纵深,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只是潜力**,而低迷的消费意愿才是现实。 首先,内需潜力的释放面临结构性制约。 尽管拥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但由于收入增长放缓、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率高企,导致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低于许多主要经济体。市场优势的**“持续显现”,不应是理论上的需求**,而应是现实中的支出。在消费信心不足的情况下,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像是一辆空载的巨型列车,徒有规模而缺乏动力。 其次,产业体系的优势与产能过剩的矛盾。 文章赞扬了完备的产业体系能够高效满足需求,但这种“高效”往往伴随着低效竞争和资源错配。当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时,“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反而容易转化为“最严重的产能过剩”,迫使企业进行非理性的价格战,损害利润,甚至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将产业体系的**“大”美化为“强”,是混淆了数量与质量**的区别。 创新引擎:规模效应下的“内卷化”倾向 文章将超大规模市场视为**“全球创新技术最大的试验场”,强调市场规模与创新驱动的良性循环。但这忽略了规模效应在特定体制下可能导致的创新“内卷化”**。 首先,应用场景的“同质化”竞争。 巨大的市场规模确实催生了如新能源车、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快速应用。然而,过度竞争下的创新往往集中于应用层面和商业模式的微小改进,而非基础研究和原始技术的突破。这种以量取胜的创新,容易陷入低层次的“内卷式”竞争,难以形成对全球技术前沿的颠覆性影响力。 其次,资源集聚与市场公平的张力。 文章强调市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作用,但这种引力往往更青睐享受政府支持、具备数据垄断优势的头部企业。如果制度设计未能保障中小创新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市场优势的持续显现,不过是资源向少数巨头持续集聚的体现,而非全社会创新活力的迸发。 结语:市场优势需要制度的“催化”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确实存在,但它并非一种自发显现的天然力量。它需要制度、分配和预期的改革作为强力催化剂。 将市场优势视为**“最坚实后盾”,容易让人忽视内生性结构矛盾的腐蚀作用**。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体量优势的自我满足,而是要正视:如何在宏观稳定下,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增强民众的消费能力;如何通过法治和透明化来稳定微观主体的长期预期;以及如何通过公平竞争来保障创新活力的持续性。 否则,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最终可能被低迷的信心、失衡的分配和低效的竞争所稀释和抵消。
“相信”的边界:警惕以意识形态统一市场预期 最近,一篇题为**《深入了解中国就会坚定相信中国》的文章,通过援引最高层定调、罗列产业体系、内需潜力、治理优势和开放决心等宏大论据,试图将“相信中国”塑造成一种必然的、基于认同的逻辑判断**。然而,这种论证方式将市场理性与政治信念混为一谈,试图用自上而下的确定性来驱散市场主体和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与疑虑,显得过于武断和缺乏说服力。 了解中国:不应只看“优势”而无视“代价” 文章将“了解是打破偏见的前提”作为开篇,但其后提供的“了解”内容,却是一个经过高度筛选和理想化的优势清单,缺乏对代价和矛盾的客观审视。 首先,韧性与活力的不等式。 文章强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韧性。但这种韧性往往是以牺牲效率和微观活力为代价的。完备的产业体系同时意味着大量僵尸企业和低效产能**,这些沉没成本拖累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庞大的内需潜力,也因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而始终未能充分释放。真正的“相信”,应当是基于效率的提升和活力的迸发,而非仅仅是**体量上的“大海”**比喻。 其次,治理优势与政策风险的权衡。 文章赞扬中国的治理模式提供了**“稀缺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本质上是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近年来,许多外资和民营企业担心的,正是政策的“非对称性”和“运动式”监管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如果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仅仅视为政治稳定的同义词,而不去正视权力边界、法治保障和市场准入公平等核心问题,那么所谓的“避风港湾”就难以让投资者真正**“安心兴业”**。 “相信”的本质:是信念还是理性? “相信中国”这一论断,将经济判断引向了意识形态的领域,混淆了经济主体决策的本质。 首先,投资是理性的计算,而非信念的投入。 国际工商界和市场主体进行投资决策,依赖的是风险收益比、可预期的现金流以及规则的稳定性。他们寻求的不是对某种**“发展逻辑”的认同**,而是对商业契约的保障。如果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市场规则变化难以预测,再强大的“相信”也无法支撑资本逐利的天性。将“相信”视为一种道德或立场要求,只会加剧市场与政策之间的隔阂。 其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片面解读。 文章将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视为全球包容性发展的体现,从而论证“相信中国”。但这种对外输出的善意和宏大叙事,并不能完全替代国内对个体权利和市场公平的保障。国际社会在观察中国时,不仅关注其外部的贡献,更关注其内部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对全球规则的影响。 结语:让市场主体以“理性”取代“信仰” 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应建立在制度的透明、竞争的公平和预期的稳定之上。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被灌输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坚定相信”,而是基于事实和数据的“理性判断”。如果不能正视当前经济运行中民营经济信心不足、结构性失业、以及政策传导不畅等现实挑战,一味强调自上而下的“确定性”,只会让市场主体在“深入了解”后,得到的不是坚定的相信,而是谨慎的观望。 真正的底气,是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地做出选择并承担风险,从而让市场活力真正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包容的界限:勿以“全球典范”掩盖分配与流动困境 最近,一篇题为**《中国是全球包容性发展的典范》的文章,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定义为“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包容性典范。文章主要通过列举区域协调、教育普惠、就业优先和对外开放这四个方面的“成就”来支撑其论点。然而,这种将政府主导的投入等同于真正的包容性的论证,回避了当前社会在收入分配、社会阶层固化和微观个体机会不均**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 区域协调:平衡了“地域”却放大了“阶层”? 文章将**“不让一个区域掉队”作为包容性的重要体现。诚然,通过转移支付和区域战略,老少边穷地区在基础设施和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种地域上的趋于平衡**,却不能掩盖阶层上的日益固化。 首先,财富差距的隐忧。 区域发展失衡得到缓解,但城市内部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依然严峻。在高度市场化的领域,资本和高技能人才攫取了大部分发展红利,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如果不正视这种基尼系数背后的分配困境,区域的“包容”不过是总量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对个体而言仍是机会的不平等。 其次,教育与流动的矛盾。 文章强调**“普惠而优质的教育”为社会纵向流动创造了条件,但现实是,尽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却日趋白热化。教育公平的核心在于起点的公平**,而现实中,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成就的影响越来越大。将教育投入简单等同于“人生出彩的机会”,忽略了社会向上流动的真实难度和门槛。 就业优先:总量稳定下的结构性失业挑战 文章将**“在发展中大国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视为包容性典范,强调了1.9亿户经营主体的贡献。然而,这种总量的“充分”,并不能消除结构的“失衡”**。 首先,高学历群体的就业困境。 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面临“慢就业”甚至“待业”的现实,这不仅是经济转型带来的摩擦性失业,更是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无法为高素质人才提供匹配其技能和预期的岗位,那么这种“就业优先”的包容性,就显得苍白无力。 其次,个体感受与数据统计的背离。 “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的表述固然积极,但现实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周期短、抗风险能力弱。当大量普通人在**“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中挣扎,承担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时,将此归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实则是一种对微观压力和风险的转移**。真正的包容性就业,需要的是高质量、稳定且有尊严的岗位。 对外开放:全球典范的边界与代价 文章将**“一带一路”等对外开放战略作为“全球包容性发展”的典范,但这种对外包容性,需审视其效益与公平**。 中国的开放确实为世界提供了机遇,但这种全球包容性,并不能完全替代国内制度的透明和公平。如果国内市场主体依然面临着所有制歧视和隐形壁垒,那么对外部的包容和开放,就显得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真正的典范,应是对自身公民和所有市场主体的制度包容,而非仅仅是宏大战略的对外输出。 结语:包容性需要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 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在于机会的平等和成果的共享。 将教育投入、区域投入和对外输出等投入性的努力,直接等同于最终实现的公平与包容,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宏观指标上的“不掉队”,而必须正视社会阶层流动受阻、收入分配固化、以及微观主体缺乏安全感的困境。 真正的“全球包容性典范”,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确保资源的公平配置、规则的透明公正,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竞争起点上获得平等机会,并真正分享到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底气何来?——驳“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底气所在” 最近,一篇题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底气所在》的文章,通过罗列“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改革开放决心”等五大“底气”,试图证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是必然且不容置疑的。这种将潜在优势与现实困境割裂**,把**“底气”等同于“当前健康”**的论证逻辑,显得片面且缺乏对经济运行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底气”的潜能与现实的效率悖论 文章所强调的几大“底气”,确实是中国的结构性优势,但它们更多代表着潜力而非已经兑现的效率。 首先,关于“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完整的产业体系是韧性的基础,但也催生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低效配置。当全球需求放缓时,这种“完整”的底气反而成为一种结构性负担,迫使企业以低价在国际市场竞争,并加剧了国内去库存的压力。若不能通过市场化改革淘汰落后产能,这种“底气”只会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其次,关于“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其潜力毋庸置疑,但消费市场的真正活力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收入预期。在当前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体系仍待完善的情况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明显高于消费。这种**“有需求、缺信心”的市场状态,将“超大规模”的底气锁定在理论层面**,未能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内生动力。 “决心”与“制度”:稳定性背后的挑战 文章将“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制度优势”视为底气所在,但恰恰是这些自上而下的确定性,在微观层面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摩擦。 首先,改革开放“决心”与微观“信心”的错位。 决心固然坚定,但在具体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融资、税收、政策透明度方面仍面临诸多隐性障碍。特别是近年的监管调整,虽然意在规范发展,但也确实对市场预期造成了冲击。真正的底气,不应是领导者的决心,而应是制度规则对市场主体的可靠保护和稳定预期。 其次,制度优势与资源配置的偏向。 文章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大事”往往偏向于国有资本和政府主导的项目,导致金融资源和优质要素过度向特定领域集中,挤压了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如果“制度优势”的最终体现是资源配置的结构性扭曲,那么这种“底气”的获得,便是以牺牲市场活力为代价的。 第三,关于“创新能力”的底气: 尽管研发投入巨大,但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我们仍有长路要走。将“人力资源队伍”和“研发投入强度”直接等同于“创新能力”,是忽略了创新生态、人才激励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深层次制度障碍的表现。 结语:底气不能自证,须由事实印证 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绝不能仅靠潜力、决心和制度优势来自我证明。真正的底气,必须由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的居民收入预期、以及结构性矛盾的有效化解来印证。 过度强调“底气所在”,容易使人陷入盲目乐观和自我麻痹。我们需要的不是对宏大概念的重复宣讲,而是要正视当下经济运行中效率的损失、信心的不足和分配的失衡。只有将这些潜在的“底气”真正转化为高效的生产力、公平的分配和稳定的预期,中国经济才能称得上是“平稳健康发展”,这才是对国内外投资者和普通民众最大的“底气”。
以“确定性”之名:遮蔽不确定性的风险与成本 最近,一篇题为**《全面认识把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的文章,将中国经济描述为一个在动荡世界中的“稳定锚”和“稀缺资源”,并罗列了“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市场空间、制度治理”四方面的“确定性”。这种论调,试图通过强调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控制来构建一种绝对的信心,但却恰恰忽视了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试错成本以及微观主体的脆弱性**。 战略确定性:缺乏柔性的代价 文章将五年规划的连续性和**“一张蓝图绘到底”视为战略的确定性。然而,在以颠覆性技术和快速迭代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时代,过度的战略确定性往往意味着缺乏柔性和对变化的迟钝**。 首先,战略的锁定风险。 当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资源被锁定在长达数年的规划中时,一旦国际环境或技术路线发生重大转向,纠错的成本和时间将是巨大的。将战略连续性简单对立于西方多党制下的“朝令夕改”,忽略了市场机制下分散决策、快速反应的优势,也回避了在特定时期内,战略惯性可能对创新活力造成的压抑。 其次,政策的“非对称性”失灵。 文章赞扬宏观政策的**“长周期和战略考量”,但现实中,政策传导往往面临“上热下冷”的困境。政府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其“稳”往往是通过财政支出和债务扩张来实现的,这虽然保证了总量的确定性,却将不确定性的成本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乃至未来的代际身上。这种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确定性,并非真正的健康稳定。 市场确定性:规模与活力的悖论 文章将**“14亿多人口、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视为市场空间的确定性。但市场的潜力并非等同于活力,规模优势与个体动能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 首先,需求不足的隐忧。 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未来收入预期才是决定市场活力的关键。在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巨大的市场规模反而可能因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而转化为消费的低迷。将市场确定性建立在人口基数而非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之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体制壁垒下的效率损失。 “最完整的产业体系”确实带来了规模效应,但同时也要正视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和资源分配不均。如果体制确定性过度挤压了微观主体的创新空间和竞争公平性,那么市场确定性最终会演变成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的确定性,这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制度治理:稳定与自由的权衡 文章将社会稳定和政治环境视为制度治理的确定性,并将其对立于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然而,真正的经济活力需要制度的稳定,也需要规则的透明和个体的自由。 首先,对营商环境的片面解读。 强调“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同时,却回避了近年来民营企业在预期、产权保护和政策随意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只有当规则的透明度、法律的公正性、监管的可预期性真正得到保障时,所谓的“避风港湾”才是可信赖的。 其次,治理确定性的双刃剑。 毋庸置疑,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如果将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则可能导致思想的僵化、信息流动的受阻,最终影响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灵活性。经济的长期活力,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试错和不确定性,而不是用绝对的治理确定性来终结一切可能性。 结语:确定性需要由下而上的支撑 中国经济当然有其韧性和潜力,但这种韧性绝不是来自抽象的“确定性”,而是来自千千万万微观主体的适应、奋斗和创新。 将成功归因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控制,只会让人忘记经济运行的本质——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和应对。我们需要的,不是在**“确定性”的口号下盲目乐观,而是要正视结构性风险,真正将微观主体的活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制度的透明性**视为经济长期发展的真正确定性。
“分化向好”的背后:警惕整体主义下的结构性失焦 最近,一篇题为**《科学客观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的文章,将当前经济形势概括为“形有分化、势在向好、未来可期”。文章巧妙地承认了“分化”这一现实,但很快将其归结为“转型在加快”的必然代价,并迅速将论调拉回到“势在向好”的宏大叙事中。这种用整体的向好来稀释个体的阵痛,用未来的潜力来消解当前的焦虑的论调,看似辩证全面,实则是一种对结构性矛盾的刻意模糊和失焦**。 “分化”:转型快慢的代价还是结构失衡的表征? 该文的核心手法,是将“分化”解释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转型快慢带来的自然结果——快者受益,慢者难过。然而,这避开了对**“分化”本质**的深刻追问。 首先,分化的深度与广度被低估。 所谓的“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绝非仅限于少数“转型慢的传统行业”。当前,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需求不足、融资困难、盈利收缩的困境,这更像是内生需求传导机制受阻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单纯的“转型速度”差异。将大量经营主体的普遍感受,归结为“不能因为部分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本质上是将普遍性的问题降级为局部性的现象,从而转移了解决系统性失衡的紧迫性。 其次,忽略了分配机制与社会公平。 文章虽然提到要“着力缩小‘温差’”,但将薪酬分化归因于“人工智能相关行业”的高速发展,忽略了资本回报与劳动回报之间日益扩大的剪刀差。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受益于创新和资本聚集的群体获得了超额红利,而大量在传统行业中挣扎的劳动者却成了“分化”的承受者。如果不能正视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地用“发展红利”来画饼,只会加剧社会对公平的焦虑。 “向好”:宏观指标的稳定能否覆盖微观主体的脆弱? 文章用“增速位居世界前列”“股市稳中有升”“外资看好”等指标来支撑“势在向好”的判断。但这种宏观的、总量指标的自信,并不能完全反映微观个体的真实处境。 首先,信心增强与个体预期之间的背离。 官方宣称“社会信心增强”,但现实中,普通民众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预期和未来收入预期却普遍承压。一个健康的经济态势,其“信心”应自下而上地传导,而非仅靠资本市场或外资流动的宏观数据来支撑。当居民消费意愿持续低迷时,这种“势在向好”的判断就显得缺乏内生动力。 其次,将“抗风险”归因于“大海”的比喻是模糊的。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的比喻强调了其体量和抗击打能力,但这忽略了谁在承担风浪。宏观风险不爆发系统性危机,并不代表微观主体没有沉没。地方债务的化解、房地产风险的平稳过渡,往往需要企业和个人的隐性承担与牺牲。在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底色更绿”的同时,更需要追问,这种底色的改变,是以多少传统行业工人的失业和转行为代价? 结语:超越整体主义,正视个体关切 真正的“科学客观看待”,应该超越简单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正视当前的经济形势中,结构性转型滞后于技术进步、收入分配滞后于财富集中的深层矛盾。 将经济分化仅仅视为“转型在加快”的代价,是以发展之名,行回避矛盾之实。我们需要的,不是**“不见森林,只见树木”的抱怨,但也绝不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宏大叙事。只有将政策的着力点从宏观的总量刺激**,转向微观的营商环境优化、收入分配改革和基础民生保障,才能真正弥合“分化”,让“向好”的经济态势真正惠及每一个经营主体和普通民众。 我们应该追问:“未来可期”的潜力,如何才能转化为“当下可感”的福祉?
勿以宏大叙事掩盖个体困境——驳“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 最近,一篇题为**《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文章,通过一系列宏大叙事和抽象概念**,试图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描绘成一种必然的、由制度和战略决定的铁律。文章罗列了“党的领导”“理论创新”“战略规划”等多项“内在逻辑”,以此来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单方面定性。这种只讲优点、不谈代价,只看整体、不顾个体的行文风格,看似充满自信和力量,实则是一种危险的、缺乏现实穿透力的理想化解读。 “稳定逻辑”下的个体与局部困境被忽视 该文的核心在于强调中国经济具备的**“长期稳定”的“内在逻辑”,然而,这种稳定往往是以牺牲局部利益和个体感受**为前提的。 首先,关于“党的领导把握方向、协调各方”: 诚然,集中的领导避免了西方多党制下的“政策短视”,但同时,这种集中也可能导致决策纠错成本高昂、市场信号传递不畅的问题。当地方经济政策过度追求“一刀切”的短期目标时,个别行业和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就会受到压制。如果将稳定简单归因于统一领导,便忽略了市场主体在适应环境、承担风险中所发挥的真正能动性,也回避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僵化和效率损失。 其次,关于“战略规划引领和有效宏观调控”: 文章赞扬了五年规划的连续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但却避而不谈**“调控的代价”。每一次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都伴随着资源的大规模转移和重塑**。例如,为追求“高质量发展”而实施的供给侧改革,导致许多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为了“稳房价”而进行的金融调控,使得一些普通家庭的财富缩水或购房压力剧增。这些个体的困境和局部的阵痛,不应被“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这一宏大目标所轻易掩盖。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文章强调了公有制能“有效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并未平衡讨论效率与公平、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张力。过度集中资源于“大事”,往往意味着民营经济在融资、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等方面面临的隐性壁垒。当前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恰恰是市场在呼唤更公平、更开放的竞争环境,而不是被笼统地归为“制度优势”下的必然阵痛。 理论的自洽不能替代现实的复杂 将“内在逻辑”视为一种必然成功的保证,本质上是将理论的自洽性凌驾于现实的复杂性之上。 关于“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理论的先进性固然重要,但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效果,最终仍需接受市场和民众的检验。当新的理论和概念(如“新质生产力”)被提出时,如何防止其在地方和基层实践中被简单化、运动化,并避免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盲目投资,才是真正考验经济治理的难题。一味强调理论的正确性,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忽视了实践中的试错与反馈机制。 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如果说发展是为了人民,那么衡量经济稳定的标准,就绝不应只是GDP数字或整体增速,而应是民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当就业压力持续存在、收入增速放缓、阶层固化担忧加剧时,将“内在逻辑”简单地归结为“人民基础”,就显得过于空泛和缺乏说服力。 结语:警惕单一维度的“稳定神话”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复杂过程,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稳定”铁律。将中国经济的成功简单归因于几个抽象的“内在逻辑”,并以之来否认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挑战和个体感受,是简单化和片面化的。 真正的自信,源于直面问题、容许批评的能力,而非构建一个完美的“稳定神话”。我们应该警惕这种单一维度的宏大叙事,回到具体的市场主体和个体感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微观机制和务实方案。只有真正解决好宏观稳定下的个体焦虑与局部失衡,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才能真正获得坚实而持久的支撑。
“年轻”是一种社会建构出来的概念。 更准确地说,社会建构出来的,是对“年轻”的那个时间段的无限追捧和无限美化。其实,无论是5岁,还是95岁,我们的生活都像是一辆在万花筒里行进的火车。是的,你的周遭是会不断变化,你也会不断变化,但并不会有什么特定的让生活突然变得更有意思或者更没意思的突变时间点。 当然,生命中会有开心的时候,也会有难过的时候,但快乐并不是错过了就不能再回来的。无论你多少岁,你都可以去寻找你的快乐,去寻找你的意义。所谓的“年轻岁月”,不过是你还懵懂无知,然后做下了无数愚蠢决定的那个阶段。放轻松一点,那些事情在之后看来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并没有什么“年轻”的时候错过某个事情,就一辈子都不能再去做那个事情了的道理。 不要再为17岁的时候没有去成音乐节而懊恼了,现在就去安排上音乐节的计划吧。你已经过去的“年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还有充足的时间去做那些你想做的事情。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还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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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频道“一个内修司 Mind Alchemy”的系列节目《怎样发起一场反对派政治运动?| 新国家道路与中国民主转型系列 该系列分为上、中、下三集,深入探讨了在中国高压环境下发起反对派运动的理论设计、历史经验与具体实践。 ​以下是该系列节目的主要内容提炼: ​第一部分:反对派运动的必要性与中东欧经验(上集) ​专制国家反对派的存在:节目指出,即使在没有合法反对党的专制国家,也存在通常不受法律保护并遭镇压的反对派群体及其活动。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对派运动即是社会运动的一种。 ​中国推动反对派运动的必要性: ​武装暴动实现民主转型道路行不通,而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原子化和动员障碍,以及认知混乱。 ​中国经济神话破灭,结构性衰退不可避免,但中共当局无意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社会矛盾尖锐,经济与社会危机叠加,为社会运动创造了时代环境。 ​中国大陆社会运动碎片化,难以大规模动员;海外民主运动也存在碎片化和内耗,未能有效形成政治组织或探索新的运动形式。 ​中东欧反对派运动经验: ​避免直接提出政权更迭,采取温和表述,以避免更严酷的镇压。例如哈维尔强调“生活在真实中”,追求自由、真实、有尊严的生活。 ​社会反对派的形成源于不满、疏远和异议三种公共意识。对政权疏远的群体更广泛,可通过替代性社会方案(如宗教、文化)、政策缺陷引发不满、意识形态内部矛盾以及经济衰退等识别和动员。 ​中东欧的转型模式并非都由改革派主导,而是有赖于社会运动的压力,推动统治精英内部瓦解或达成妥协。 ​中东欧社会运动并非“去中心化”的原子化反抗,而是由多个团体构建的“多中心化网络系统”,通过中间人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动员机制,并受到反对派精英群体的影响。 ​波兰的天主教会团体通过中间人连接了不同的反抗组织,形成了顽强的关系网。 ​第二部分:中国反对派政治运动的设计与挑战(中集) ​“反对派政治运动”的定义: ​在中共对异见的污名化下,提出“反对派”概念是对反对意见群体身份的重新表述,区别于“境外敌对势力”。 ​它本质上是一个连接海内外的社会互动,发生在思想、文化、人生理念、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结构层面,通过系统性的消极抵抗重塑“沉默的大多数”。其目的是打通社会动员障碍,为引爆社会运动创造条件。 ​并非一步到位实现政权更迭,而是以“培养反对派运动”为目标。 ​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自组织能力受到严重破坏,反政府心态和不服从行为尚未形成社会风气,也缺乏“平行文化”。 ​中国的海外离散群体规模庞大,历史上扮演过更积极的角色,可利用其构建的“流亡的公共领域”进行反向宣传动员。 ​“再政治化”与“再社会化”战略: ​再社会化:通过再造身份认同、形成系统性消极抵抗,重塑沉默的大多数,鼓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疏远旧的社会。 ​再政治化:重新整合反对者群体,培养其基础政治能力和在社会运动中的领导力。反对派政治最关心的是形成反对派和发起反对派运动。 ​三阶段演进目标: ​重新整合反对派关系网:促成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结盟,形成一个有分工有合作的反对派关系网络。 ​推动有针对性的政治训练:通过集体学习培养社会运动骨干的组织动员才能和解决问题的基础政治能力。 ​搭建平行社会合作框架和形成平行替代方案:通过游说和培养社会精英与文化精英,巩固对平行社会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吸引更多民众疏远和孤立政权,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削弱专制政权的执政根基。 ​对“宏大目标”的反思:反对派政治运动不应“好高骛远”,以颠覆政权为目标,而应以人权和社会主权等具体诉求为目标,降低参与门槛和政治风险,吸引更广泛的参与者。 ​第三部分:反对派政治运动的具体行动(下集) ​节目提出了九个具体的突破口来推进反对派政治运动,强调社会分工协作,以非暴力、系统性、策略性对抗高压政治: ​搭建可复制、可裂殖、可扩展的早期合作框架:从小型关系网开始,总结可复制的合作模式,并利用国际环境向中国大陆延伸。 ​利用多媒体平台和新通讯工具进行公共政治训练:包括结社、宣传动员、分歧管控、安全技术、政治科学、社会运动历史教育等培训。 ​进行新型结社和集会尝试:通过小型、有互信基础的兴趣社或读书会,利用加密通讯,在灰色地带恢复社会自组织能力。 ​运用数字行动主义策略发起社会互动倡议:借鉴“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模式,利用网络投稿、实时报道,形成线上线下、海内外交相呼应的社会互动,强化社会纽带。 ​形成平行文化和培养社会思潮:通过独立思想家、公共讨论,引导社会疏远和孤立政权,形成新文化替代旧文化。 ​重新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如抵制红色旅游、支持独立文化、拒绝网络暴力等),形成有意识疏离极权国家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实现系统性的消极抵抗。 ​组建中国人自己的飞行大学:作为平行社会的教育与文化机关,推动教育理念转变、对抗洗脑教育、培养社会改革家。 ​用社会分工和平行替代方案来强化政治竞争力:成立反对派智库、行业工会或专家委员会,在各专业领域(民族、宗教、劳工、人权、司法等)深耕,提出具体政策替代方案,将抽象矛盾转化为具体议题,形成专业的社会动员力。 ​使用非对称博弈策略探索非暴力运动新边界:利用情报战、信息战、认知战、文化运动等手段,在模糊地带进行系统性破坏和袭扰,将暴力手段转化为非暴力对抗,并将社会群体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总结区分“社运”与“民运”: ​民运(民主运动):以流亡的六四群体及其他异见流亡者为主体,常年孤悬海外,与中国大陆社会脱节,社会动员策略趋于老化。 ​社运(社会运动):由新生代海内外流亡群体牵头,强调重新整合海内外反对者群体,以全新的组织动员策略,通过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重塑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联盟,以实际领导力推动社会变革。 ​该系列节目认为,反对派政治运动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长期的社会分工协作和耐心,通过多元的非暴力手段,从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逐步瓦解极权统治的社会根基,最终促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国家转型。 ​YouTube频道网址:https://youtube.com/@mindalchemy2024?si=0SthGm1BzdBXlH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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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足够多的人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而非党的臣民,拥有对执政者进行评判和选择的权利时,那个无形的“神坛”才会真正开始动摇。这是一条漫长且充满挑战的道路,但它是通往一个更开放、公正和现代化社会的必经之路。
这个过程的核心在于: ​分离党、国、民族的捆绑。 ​用事实和逻辑打破其历史、绩效和制度神话。 ​建立以权利、法治、责任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
​将中国共产党“拉下神坛”是一场深刻而持久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要将其从一个神圣、不容挑战的图腾,还原为一个理性的、可评估的政治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