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 ，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检视这位貌似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的一生，你会发现她身上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她是民国生人，从小被迫缠过足，天生记忆非凡，读书过目不忘，熟读“四书五经”，文言基础扎实； 她12岁时，家人被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崔田民部二大队绑票，半个多月后支付了30万块大洋（见曹县志）才把人赎回 ，可结果崔田民部仍将整个村庄洗劫后付之一炬； 文革中，她惨遭红卫兵殴打致伤，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她一度被关入医院的太平间，仅靠着好心人每夜接济食物才得以活着，断续时间竟长达8个多月！1966年，她不堪折磨试图服毒自尽，所幸被及时发现而救下； 她是一位杰出的妇科专家，她让许多患有疑难杂症濒临死亡的妇女得以存活，她拯救过的难产、早产儿更是无法计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贡献巨大，500多病例的治愈率达90%以上。她曾获得过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过邓小平、胡耀邦的接见； 她65岁退休，却一脚踏进揭露中国艾滋病的惊天骗局之中，从此欲罢不能。她将100万的奖金尽数花在了艾滋病患者身上； 1996—2007年间，她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血祸调查。为了查访中国各地的艾滋病情况，她的足迹遍及十五个省区。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竟一一回复，未曾忽略任何一位求助者！ 此后的年月，对她的打击与逼迫接踵而来。 老伴在她走访艾滋病患期间因病去世；儿子早年被判刑，心身破损；小女儿被剥夺工作权利无以为生。言及亲人，她垂泪说自己不是个好妻子，不是好母亲。可是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名。80多高龄，她依然能够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 2001年，她被“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但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的原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因为他们害怕她会向全世界讲出“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的真相；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 同年，她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但由于政府阻挠她无法去马尼拉参加颁奖典礼； 2007年以来，她因为揭露艾滋病丑闻，遭受到地方政府的各种阻力、刁难和迫害。官方、黑势力甚至家庭内部全都视她为敌人； 老伴儿的去世，儿女的远离，她将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她已然成了他们的守护人，与他们生息与共。 然而，2007年也是她走向世界的一年：她因获得美国的“妇女领导者奖”申请出国领奖，河南当局全力阻止并要求她对外公开表示“自动放弃”，甚至把她遭受精神重创的儿子动员上门，给老人磕响头，跪请母亲“听组织上的话”。老人扶着儿子磕得红肿的额头，泪流满面。 可是她用那双拿过无数次手术刀的手拿起了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最后，还是因为吴仪放行，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从中斡旋，她才得以赴美出席颁奖仪式，并在白宫与希拉里见面。 同年，她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 同年，38980号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图1:文革前高耀洁全家福（高耀洁提供） 图2:2000年到河南慰氏县爱滋村为爱滋病病人送药物（高耀洁提供） 图3:2003年，与揭发京城“非典”黑幕的著名军医蒋彦永共同接受媒体访问（美联社） 图4:2002年前后，河南某村的坟场（高耀洁提供）

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见到了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高耀洁回答：“他们在骗你！” 她坚持认为，在中国当下，由于卖血输血产生的血液传播，才是中国艾滋病的主要问题。她在博客里写道：“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 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 她认为：“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 她还说：“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 她曾收到一位叫周洪强的家长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她说：“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地死，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成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要还艾滋病人清白。” 让她倍感遗憾的是，一些专家和学校对艾滋病表现得很冷漠。她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 她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价当时河南的主政领导：李长春“卖血”，李克强执政之后没有揭发，他不敢顶，继续隐瞒。李长春之后接班的那位（接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陈奎元？）想查血头，但中央把此人调走了。所以，李克强会做官。 ---湮灭之城：凝望夜空中那颗闪亮的小行星

晚年，为了艾滋病人，她不仅耗去了一生的积蓄和各种奖励上百万元，最后还不得不流亡美国。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了附近的一个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我来到美国也没有闲着，虽然美国政府给我混吃混喝的待遇，但我没有混吃混喝。”高耀洁笑说。 来到美国的几年间 ，她写了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血灾：10000封信──中国艾滋病泛滥实录》（开放杂志社，2009年11月）、《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9月）、《高洁的灵魂》增订版（明报出版社，2010年11月）、《疫症病案一百例》（明报出版社，2011年5月）、《我的防艾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镜头下的真相》（明报出版社，2013年）、《高耀洁回忆与随想——高洁的灵魂续集》（明镜出版社，2015年）、《诗词忆百年》（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8月），超额完成了起初她的写书计划。 高耀洁明白，中国艾滋病祸的真相很难有公布的一天，自己也很难重返故土：“最好的我能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这份荣誉是高耀洁最为看重的：“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地球，注视着中国，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 ---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端傳媒 图：2022年3月的高耀洁（依娃摄）

中共输出革命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可以说，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他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照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的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据王贤根撰写的《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中共输出红色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作者： 林辉 图：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强行清空了该城的200万居民。 Sjoberg/Scanpix Sweden, via Agence France Presse

风烛残年，出走海外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 ，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明知来日无多，2019年除夕夜时，我想念自己的孩子，她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写了一首诗：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2020年春 写于纽约)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图：2007年2月23日，高耀洁在北京的一家旅馆接受访问，桌上摆放了美国签证的复印件。

毛泽东像所有红色教主一样向往世界革命，追求颠覆全球秩序，矗立自己伟大的“创世纪”形象。毛25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毛泽东最大愿望就是成为史达林那样的人物——“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 1956年初，毛泽东向新华社发出豪语：“把地球管起来！”1958年8月，毛再发壮声：“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 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正在这种红色上帝的豪迈感觉下，大跃进饥荒悄然逼近，1959～1961年，大陆至少饿死4100余万国人。 赫鲁雪夫觉察到毛的“宏大气魄”—— 至少在我认识他（按：毛泽东）的时候，他爆发出了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 ---罪酋毛泽东 作者： 裴毅然

抗日名將們的最終結局…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 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 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熘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 “文革”传人。郑重写了一篇《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历数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 “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 十大前，毛泽东有意让王洪文接班，许世友却蔑称王是“儿童团”。毛泽东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十大主席团名单是毛泽东定的，副主席四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讨论的时候，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想了想，又说：“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主席团秘书长张春桥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场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为文革安排身后事 许世友不买账 作者： 孙言诚

榄杆市事件 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 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宋永毅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 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 “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 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 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

邓小平﹗毛泽东的Mole﹖ 前言: 潤濤閻近作，《胡耀邦趙紫陽至死都誤解著鄧小平》，其中有言，“鄧小平伙同陳雲到毛澤東那里告密 ┅ 致使高崗自殺”。有感，作此文。 *** *** 一直怀疑邓小平是毛泽东的Mole﹗无间道，与汪东兴同流。 邓小平之于刘少奇，有如汪东兴之于林彪。文革中，邓、汪二人为毛泽东 “诱敌深入”，使刘少奇的工作组“做错事”，使林彪在庐山“说错话”，给毛泽东制造“生气”机会，接着阴谋整人。 从１９５６年开始，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长达１１年。这其间，他其实是在为毛泽东监视周恩来、刘少奇。 所以，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秋，毛泽东把刘少奇、邓小平“拉下马”，接着把刘少奇往死里整，迫害他，惨无人道。３年后，刘少奇惨死。同时，批斗邓小平的人手下留情，走过场之后，邓小平被“流放”江西，销声匿迹，由汪东兴暗中照顾，６年后复出。 毛泽东整刘少奇，是真的﹗整邓小平，是演戏﹗用证据说话，下面有三笔史料: (一)１９６７年１月中，毛泽东要邓小平“为革命当黑帮”: 【王光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二)１９６７年５月，毛泽东传话给邓小平:(1)要忍，不要着急；(2)刘、邓可以分开；(3)如果有事可以给毛写信。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记载: 同月（5月）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提出的很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他“对林彪的看法时，未表态”。】 (三)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江青在中南海指挥造反，批斗刘/邓。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目睹批斗，他发现斗刘与斗邓不同。 【江青的文革小组和向来平静的中南海闹得个底朝天。刘少奇是造反派的主要目标。中南海西门外，有许多造反派学生在示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红墙上贴满了打倒刘的大字报。人越聚越多，西门外的府右街断绝了交通。入夜以后，这些人就露宿在街上。府右街完全变了样。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几十万造反派的学生挤在这儿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街上腐坏的食物，人潮的汗味，临时搭的公厕，混合散发出的臭气熏天，令人作呕。 我睡在我的办公室，辗转虽安，却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南海从未被包围过。虽然示威群众越来越多，负责守卫的警卫岗哨仍镇定如昔。 七月十八日终于有了巨变。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内看报纸。一中队值班的人跑来告诉我，刘少奇被斗了。我冲到国务院小礼堂前，这一带人都挤满了。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多是秘书局的干部。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不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 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他们都被推来扯去，或是冷嘲热讽，没有人打或踢他们。』】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71-472)页） ---@公道说黑白

多年后，听红卫兵们回忆，11月26日那天，毛主席检阅的全部车队从西郊机场消失后，全场曾经出奇地静场几秒钟，一忽儿不知谁叫了一声：要上厕所了啦！……整个队伍倏然一哄而散，迅即自觉形成许多圆圈。每个圆圈直径约15米左右，男的一圈，都刷刷站着拉尿……；女的一圈，站一圈，蹲一圈，站着的掩护蹲 着的小解……男圈和女圈相距不到20公尺，两圈都听得到对方的尿水声。整个西郊机场一时响彻百万人的尿尿声……如此场面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发笑，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不文明。谁都知道，许多人是一整天没有上厕所，人有三急，方便第一。 一个网友说：“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最鲜明的印象就是这一幕：北京西郊机场200万人围圈“小解”——试想当时若有直升飞机在空中摄像，录下这方圆几平方公里的机场跑道上，二百万男女各自圆圈“方便”的场景，今天一定仍是吉尼斯纪录之最。这也许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留下的最为珍贵的人类行为艺术壮举，不知可有人曾摄影立此存照？ ---目睹领袖的背影 作者: 老绥远韩氏

林辉：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一家三口之死 1947年，乐达仁去世后，乐松生接手了伯父的生意，兼顾平津两地堂务。父亲去世后，1948年，乐松生又接任同仁堂经理，并成为同仁堂重要的股东。他为人随和、体贴员工、声誉甚佳。 中共建政后，乐松生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并响应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建议，试办中药提 炼厂，以便改进中药制造的程序并提高质量。他聘请了北大药学系教授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试制银翘解毒丸、香莲片、女金片、黄连上清丸等产品，并获得成功。至1959年，同仁堂全年总产值1,252万余元，产品583种。 出于统战的需要，中共在1952年任命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朝鲜战争期间，乐松生不仅带头认购公债并捐款，同仁堂还捐赠了一架飞机，支持中共帮助朝鲜。1956年，中共实行工商改造，他率先申请公私合营，使同仁堂变为国有企业。他也因此成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与上海的荣毅仁共同成为工商界改造的典型人物。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代表北京市工商联“报喜”的乐松生，乐松生异常兴奋和激动。（见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共怀着特殊感情的被改造的商人，虽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彭真的保护而免受伤害，但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文革波涛。 1966年文革刚开始，乐松生就被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盯上了，尽管他还是北京市副市长，此时也只有坐以待毙。红卫兵冲进了他家位于崇文门旁的院子，先是给他挂牌子“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接着是批斗殴打，而且把他的母亲、夫人梁君谟叫出来一起打，他和夫人被打的满地爬行以躲避。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夫人竟然先后被活活打死，他也遍体鳞伤。 后来虽然乐松生经过医治活了下来，但在极度的恐惧下，他在一年多后的1968年4月的某一天，选择了自杀，终年60岁。死后没有骨灰留下。 乐松生的悲剧再为中共的杀人历史添上一笔。

我的名字充分地体现了这些人的龌龊： 55年逮捕第一个文人反革命胡风的是罗瑞卿，65年第一个被关押又跳楼的也是罗瑞卿; 57年第一个跳出来批章伯钧的是吴晗，67年第一个自杀的也是吴晗; 58年批刘伯承、萧克的是彭德怀，59年第一个被批斗的也是彭德怀; 胡风事件中最卖力的是周扬，后首先被批斗的文棍也是周扬; 66年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是陈伯达，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66年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66年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打手是江青，80年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 延安整风中最卖命最受益的是刘少奇，69年被整得最惨酷最要命的人也是刘少奇。 66年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71年接班人林彪又被主人整死了; 是报应还是圈套?或许有的是报应，有的就是这么设计的，有的是命中注定的，究竟为何?只能靠各位自己去猜想了。 悍匪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文强临死前也对王立军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因果?还是巧合? ---张耀杰：中共历史纠结 惊人因果相循

关于周本人的文革历程，海外已有相当有份量的著作，比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是一部质量很高的著作，材料扎实、立论平实、分析入理。我稍觉遗憾的是，高先生是厚道人，下笔相当敦厚，对周笔下留情，没有更犀利痛快地剖析周助纣为虐的阴暗心理。我以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 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我们都知道，毛是在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就在前一天，8月4日，毛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就在这个会上，毛大骂“牛鬼蛇神，在座就有”，并当面羞辱刘少奇，以致刘少奇控制不住情绪与毛当场顶撞，号称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而毛之所以当面向刘发难，就因为7月31日，周恩来与蒯大富两次见面，详谈达六小时之久，让蒯把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原原本本讲了个透。周详细做了记录，并且向毛做了汇报，给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实。胡鹏池先生分析周在这个关节点上的作用是，1）他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使得蒯大富这个典型能够站得住。2）周恩来的人望使他的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而且只有周恩来最合适，他的调查结论没人能怀疑，不仅压得住群众，压得住老帅元老们，也压得住刘少奇与邓小平。 ---周恩来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 赵越胜

“敲砂罐”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当时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杀人的悲剧马上要上演了。不一会拉着死囚的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 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但抚琴台还不直通公路，公路离抚琴台还有好几百米。于是死囚便从车上拉下来，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场拉去。由于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土中拉过去。还有女死囚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人像个木桩一样立在那里，一会儿方才倒下，真个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并不是当时成都主要杀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被杀于北门外昭觉寺附近。由此可见，当时的镇反运动是何等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了。但就这样也已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按科学讲，这应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有个姓黄的独居的孤老太婆，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那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吓坏了。虽然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惨不忍睹的杀人方式──“敲砂罐” 作者： 严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