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墙 1958年1月，毛泽东说：“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北京拆牌楼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他又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同年3月，他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向天津和上海看齐”。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几乎全部消失。据载 ，彭真曾“开导”梁思成：“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张东园：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秘闻

汉奸 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与日方代表签约，获日本政府五百亿日元贷款，合六亿四千万美元。到2009年止，中国总共获得日本政府三百六十亿美元贷款，额度大，周期长，利息低，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时谷牧的老母亲从电视上看到儿子签约的新闻，拿拐棍敲着地板大骂：“汉奸！汉奸！” 61年 1月24日毛泽东会见黑田寿男时说：“ 日本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 .如果没有日本侵略, 我们现在还在山里 ,就不能来北京看京剧了 。正是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为解放战争创造胜利的条件. 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 .如果需要感谢 ,我到想感谢日本皇军。” 图：1955 年 10 月，久原房之助在中南海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廖承志举行会谈。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 作者： 丁东

三峡出事要铸三个历史罪人跪像 李锐：别提了，最近找我的人多，都是为了三峡。温家宝五月十八日开会，提出三峡有问题了。三峡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水库各县的泥石流、山洪问题，泥沙淤泥巴等问题，以及对下流的影响等，过去论证时，反对者都再三提出过。对长江河床的变动和影响等，过去也都关心过， 下游几个大湖出现的干涸等，是否有关？ 裴毅然（插话）：最近报道沉入水底三百三十年的江苏盱眙洪泽湖西岸明祖陵旱露，洪湖等湖泊比历史同期减少四成水量，上千座水库低于“死水位”运行，鄱阳湖水量为历史同期均值的百分之十三。 李锐：水利大专家黄万里来我家两次，我总记得他说的愤慨话：“三峡建成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一样）也将铸三个跪着的历史罪人：中间钱正英，两边张光斗、李鹏。”黄万里了不起，黄炎培的五个儿女都被打成右派。 裴毅然：让人大代表投票表决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则历史笑话。这种需要高度专业基础为判断前提的活儿，怎么能让一大帮外行来搞最高决策的投票呢？ 李锐：当时发给人大代表的都是赞成三峡工程一方的材料，负面意见一律隐匿，不提供。大会投票时，不让反对的人发言；投反对和弃权票的人八百多，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我知道最后决策人邓小平也有责任。他去三峡，陪他的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原负责人林一山的秘书，对他说三峡大坝修起来后，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邓小平听进去了，他是四川人嘛，便坚决主张修。其实南京和武汉长江大桥都只能通过五千吨的轮船，于是后来将万吨轮船改为“万吨船队”，这真可以当笑话了。 ---李锐谈中国革命、毛泽东、三峡 作者： 裴毅然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撤离，西安也受到严重威胁。淤沙问题日渐严重。从1972年起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则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黄万里的分析和预见都一一验证了 。 1962年3月，水利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将三门峡水库的运作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尽管泥沙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三门峡工程被迫进行多次改建。 改建后的三门峡，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并无太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的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然而，更为悲惨的是，正是由于三门峡工程，在其建成后的40多年里几十万人口被迫离开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徙几十次，最终生活是一贫如洗。后来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曾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如打开一个底孔需1000万元）和因之受灾地区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因为毛的“大跃进”所导致的大饥荒正在全国蔓延，如果拿这些钱购买粮食，或许就不会有几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发生了吧。 ---三门峡工程上马后带来的灾难 作者: 林辉

革命运动，剥夺了她的暗恋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运动进行时是不能谈恋爱的。你不知道你中意的人明天是不是被整肃的敌人。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不是一起被整肃毁了一生，就是面临揭发批判对方的特殊压力。我就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遭遇了古代爱情小说中都设想不到的困扰。 按照毛主 席的指示，中小学要复课闹革命，那是1967年春天。 我们学校只分到了一个中专师范学生，姓杨。工人出身，团员。因为消瘦，她个子显得比较高，短发，牙齿有点龅，全身罩在褪色的军装里，如果从背后看，你不会以为是个18岁的大姑娘。 我当时是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杨老师其实只上过一年中专师范就赶上文革了，干不了班主任的工作，革委会就叫她给我当副手，两个人搞一个班。我很高兴，私心是我可以把语文课推给她，我只教少一些政治色彩的算术。她倒还认真备课，和我相安无事。那时课不多，一天就两堂，复课全在上午，下午是闹革命，即：学“毛选”和搞大批判。 很快我就出事了，进了牛棚，被老师和学生揭发批判。 一天，我被带回原来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接受揭发批判。会议室由杨老师主持。她的发言声嘶力竭，有一股仇恨的意味。在她的控制下，班长，一个10岁的女孩指控我在课堂上把毛主席语录愤然扔到了地上，又上去狠狠跺了一脚。这简直太离奇了，要知道，当时这样做，学生会马上跑到军宣队揭发；而且敢这样干的人是会被枪毙的。 我当然否认，说：“班上那么多革命小将，谁看见了？”不料，一排革命小将，全是我当年选择的班干部，齐齐地站起来，手捧毛泽东语录异口同声说：“我们看见了！”我顿时哑口无言，不知所措。 从那之后，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被自己班的学生反复批判，多到几十次。我无法承认指控，但我很害怕，因为有这样多的学生做目击证人。我只好承认是语录掉在地上，我没看见踩了。 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后来没有作为我的罪行。我想也许是同事、军代表、工宣队全认为太离奇不可信吧。 到我恢复了自由，当时叫“解放”了。我在下班的公共汽车上碰到了杨老师。她尴尬地打了个招呼，就匆匆下车了。我不解地问我的朋友董老师：“我没有得罪她呀，为什么她对我那么狠？”董老师笑了：“她爱上了你呀！她曾在办公室和大家说她睡不着觉，老想你。哪知这话说出来没有一个月，你就被揪了出来。” 原来她是为了避嫌才对我那么狠。这可真是爱死我了。不过想想，她当时才20岁，还是个孩子，革命就恐怖地剥夺了她的暗恋，所以我并不怪她。 图：文革中我的小学教师工作证 ---作者： 潘士弘

太祖与亲密战友 1953年毛泽东对高岗说：“我今年已过花甲，医生要我少管事，多休息。我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课题，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党和国家第一线的工作，就由你们年轻同志多负担一些。你比我整整小一轮，比少奇、恩 来小七岁。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高岗信以为真。 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高岗后来向刘少奇发难。 1957年3月，毛泽东拉着《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的手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真是应有尽有。编排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3个月后，毛泽东亲笔撰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徐铸成被打成右派。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 作者： 丁东

太祖与女青年 文革后期，连江青见毛泽东也很难，但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女兵，有毛泽东身边的女工作人员介绍，毛泽东一般都答应见。她们可以顺利地出入中南海，为毛唱歌唱戏，听毛讲故事或给毛讲外面的消息、轶事，还可以介绍她们的姐妹或战友给毛认识。空政歌舞团一女兵的妹妹为了从东北兵团回京，转户 口，跑工作，借了二百多块钱。毛泽东还替她还了债。 毛泽东喜欢红色。孟锦云穿米黄色裙子，毛看不惯，说裙子颜色不好，叫孟做一条红裙子，要玫瑰色的。毛看到她穿了红色凡尔丁连衣裙，眼睛里放出了光彩。孟锦云和张玉凤理发，问毛理成什么样好，毛说：“剪个短发好，前面有刘海，后边齐齐的那种样子很好看。”孟和张没有听毛的意见，北京饭店烫发，毛十分不快，说：“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 ---中南海重要关键的历史片段 作者： 丁东

林彪四虎将（黄吴李邱）均留下回忆录，邱会作（1914～2002）文化程度较高，回忆录质量最高，透露不少重要细节，，邱会作还透露提议将瞿秋白骸骨移出八宝山的是周恩来，因为〈多余的话〉证明瞿是叛徒。 “九大”前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大家先到要久等江青，她入场时，全体起立迎接；江青 座位在正中主持人位置，周恩来挨着坐一旁；开会前，周恩来总要恭问：“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若不点头不答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会上如有人提一句不同意见，江青要反驳十句，还经常恶语伤人。邱会作：“周恩来在碰头会里可怜的样子叫人看不下去，我都为他感到心寒。”邱会作十分欣赏一位党史专家对文革时期毛周关系的概括：“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不点头，什么事也不能办；而没有周恩来，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周恩来对江青的卑躬屈膝，也说明毛共的封建肉身。一场脱离民主自由的“革命”，兜来转去，封建幽灵披红袍而还阳，这场“天翻地覆”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周恩来杯掷陆定一——严慰冰信案 作者： 裴毅然

文革期间云南通海灾区“三不要”，堵住外部救援 1970年1月5日，位于蛾山、曲江之间的通海发生7.7级地震。受灾区有建水、蛾山、玉溪、石屏、华宁、江川等县。资料显示，倒塌房屋338456间，占灾区房屋总数的32.1%；死亡15621人，占灾区总人口的1.3%，其中90%为农民，受伤26783人。一些村寨房屋尽毁。区内 老、旧公路、桥梁破坏较重。有30余处较大规模的山崩，毁坏农田、水渠、公路。地面滑坡或裂或崩，陵谷纵横，局部地陷达6—8米。 中央于震后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灾区人民提出：“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在此种思潮下，直接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几乎不被接收。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我能骗得了邓小平？” 姚监复对记者回忆，“我曾经在探望被软禁中的赵紫阳时，问过他一个问题：学潮中是不是陈希同、李锡铭他们合伙欺骗了邓小平，所以邓才决定戒严？赵紫阳当时回答我说：如果邓小平能被他们这些人欺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我去年见陈希同的时候，就向他转述了赵紫阳的这句话。这句话 说到陈希同心里去了！他一拍大腿：对呀！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像我这样的人能骗过了邓小平，那岂不是贬低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一个昏君、庸君了嘛！” 姚监复获得了陈希同的信任，陈希同同意谈出自己的经历和许多想法，由姚监复记录整理。据姚监复看来，陈希同并没有要洗刷自己“六四”责任的想法，他说“我做了‘六四’的报告，是上面让我做，我就做，我承担责任”。陈希同澄清的只是“李鹏日记”中说他是“北京戒严部总指挥”，他说自己并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姚监复认为，陈希同作为“六四”当事人之一，尽可能将他认为的历史事实讲出来，讲清楚，然后由读者判断是否真实，是否可信，该如何评价，“我赞成他这种态度”。 陈希同在《亲述》中，对判决书加给他的几乎所有罪状都给予反驳，他说：“陈良宇认罪，我不认罪”。他自己的案子，是“1、文革后最大的冤案”，“2、最荒唐的错案”，“3、最不得人心的假案”，“4、最不人道的大案”。 ---如果邓小平能被骗，就不是邓小平了！ 作者： 高伐林 图：新加坡漫画师笔下的坦克人。

严慰冰信案 此案1966年初震动中共高层。1960～1966年1月，中共领导人及林彪一家，不时接到匿名信，揭发叶群历史与生活问题，如婚前风流绯闻、生活上资产阶级倾向、冷遇林彪前妻孩子……，前后五十余封，90%写给叶群，其中一封最恶毒的寄给上海市长曹荻秋转林彪，内容为一首“1～10”打油诗： 搂了一个 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晋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林彪为鄂人），十殿阎罗把魂招。 署名：基督山。 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特意宣读医生证明：叶群与自己结婚前是处女。会上，陆定一说自己不知情，林彪拍桌质问：“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③] 几十封匿名信有些还用明信片，等于“公开信”了。林彪一家长年不安。邱会作：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谩骂叶群，给叶群造谣，总之，信的内容恶毒下流。 匿名信作者严慰冰（1918～1986），在延安就看不惯叶群一些做派，加上陆定一在延安追求过叶群。1960年代初大饥饿，中共领导人伙食标准减为每月三斤肉、十余公斤粮食，叶群还在用牛奶洗脸。随着林彪职务步步高升，叶群的级别也跳跃式攀升，当上林办主任。严慰冰不服气，开始写匿名信方式揭发叶群，一封封投送高层领导人的同时，必投林家，每次弄得林家阵阵惊悸，林、叶恨得直咬牙。但苦于当年破案能力低下，一直找不到作案人。公安部长罗瑞卿只能一次次向林总示歉。 信案破获，竟是严慰冰“自投罗网”。1966年初，严慰冰上王府井购物，钱包被偷，她找到商楼经理，对方得知中宣部长陆定一夫人，便告诉他对面98号设有一家专门为出国人员和首长家属服务的内部门巿部，她可上那儿购物。严慰冰一进98号，迎面与人撞一满怀，踩了对方的脚，那人尖嗓嚷起来：“你没有长眼睛吗？”严慰冰回了一句：“我没看见”，刚想道歉，一看是叶群！叶群摆出贵夫人派头，说了很多盛气凌人的话，严慰冰忍不住回敬：“你有什么了不起？！谁不知道谁！” 严慰冰一气之下找到总政领导，反映叶群仗势欺人的言行。这位领导乃江西人，严慰冰讲上海方言，这位领导都听不懂，要她写下经过。事后，这位领导拿着去找林彪。林彪一看，字迹眼熟，马上想到匿名信。经公安部笔迹查对，判定匿名信作者为严慰冰，以“现反”逮捕，株连陆定一，理所当然怀疑陆为“黑后台”。陆定一为包庇老婆，逼迫中央保健局长史书翰给严慰冰出具精神病伪证，史书翰为此含冤而死。 ---周恩来杯掷陆定一——严慰冰信案 作者： 裴毅然 图：陆定一 严慰冰夫妇

虽然只有十多岁，但是懵懵懂懂的对某种特殊情感的向往还是在心中涌动。只是那个时代讳言爱情；无论是一般歌曲，样板戏，仅有的几部来来回回重复放映的电影（所谓“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还是官方许可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小说，爱情完全是一个禁区。这不免令人惆怅苦闷。样板戏 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向杨子荣哭诉血泪史的唱段，说到母亲为逃脱座山雕的魔掌，跳涧身亡，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这真是把夫妻感情、男女私情视为寇仇，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或许只有把常人之间的爱都驱除殆尽，才能让全国人民的爱都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确实，那个时代的歌曲充斥着对领袖的歌颂，所用的形容词都是最高级的。领袖无所不能，是真理、智慧和力量的惟一源泉。 ---文革歌曲是制造仇恨的病态花朵 作者： 贺卫方 图：杨子荣和小常宝

“坏分子”是一个留有强烈历史痕迹的词语。所谓“坏分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 地主、富农、反革命都好理解，唯坏分子让人不解。其实，与反革命的敌视社会主义不同，坏分子主要是指男女生活问题。文革时批判女流 氓时给脖子上挂双破鞋，那就是坏分子。 1965年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中共青海省长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坏分子就是这么来的。 一旦成为“坏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决不放过你。轻者单位批斗，重者判刑劳教。最有意思的是“坏分子”们写的检查，必须老老实实如实交待，不但定位准确，而且表达的淋漓尽致，不堪入目。老秦说虽然事隔了好几十年，可一读起来，比毛片还黄，是不是也有看了“毛片”的味道？ ---文革时坏分子是怎样交待耍流氓 作者： 秦全耀

1966年8 月24日，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在东单三条“斗争”了玛丽亚方济格修女会的八名外国修女（见照片）。这是在修女会门前的台阶上，只看见修女的白色袍子和头巾却看不到她们的脸，因为他们都被迫弯腰90度作“认罪”姿势。他们随即被驱逐出境，其中一人在到香港的路上去世。他们在北京为外交官子女办学校 ，却被指控为进行 “反革命活动”。她们是文革前北京最后的既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国专家也不是外国驻华使馆外交人员的 外国人。《人民日报》赞扬了红卫兵的这一行动。一名当时初中二年级（北 京第二中学）的受访者说，他没有去 抄修女会，但是吃到了同学从修女那 里抄来的巧克力糖。 （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情，大标题是《取缔反动修女会，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在远离北京上海的西藏拉萨，也并不在时间上滞后多少。8月24日，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开始破坏寺庙，包括著名的“大昭寺”。红卫兵砸坏寺庙建筑和佛像，焚烧佛教典籍。像北京一样，拉萨红卫兵也对“阶级敌人”实行“斗争”和“游街”，其中包括僧侣。据有关资料，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庙到1976年剩下了八座。（《杀劫》，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作者：泽仁多吉，唯色） ---文革“斗争会” 文/王友琴

《黄花岗》杂志的副主编李刚博士翻译了本书（《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绪论，斯特凡库尔图瓦撰写的“共产主义的罪行”。现摘录以下文字，在阅读时，让对照与联想并行。 “共产主义先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出现，比后二者更长命，而且在四大洲留下了印记。……施行全面镇压，并且最终实现国家政权恐怖统治 的，正是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不仅是针对个人，也针对世界文明和国家文化，都曾犯下许许多多的罪行。斯大林捣毁了莫斯科的数十座教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了让其狂妄自大能够尽情发泄，破坏了布加勒斯特历史悠久的心脏地区；波尔布特一砖一石地拆除了金边大教堂，并且让丛林长满吴哥窟的高宇；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将无价之宝砸碎或焚烧。可是无论这种破坏对于所涉国家和整个人类来说最终可能证明为多么的骇人听闻，它又如何能够与对人类——男人、女人、儿童——的大规模蓄意谋杀相提并论呢？” 滥杀是古今人类之大罪。由一个国家政权对其国民展开杀戮则是不可理喻的惨烈。据《共产主义黑皮书》说，共产主义革命的死难者，在20世纪总计为近1亿人，分别如下：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没有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约1万。 许多学者估计，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于共产政权的人数。仅以中国大陆为例，中共一向掩盖真相，严密封锁消息，被迫害致死的真实人数实难统计。 在长达800多页的《黑皮书》中，有80多页关于中共在中国的暴行，题为“中国，进入黑夜的长征”。这一比喻手法的标题，着实触动人心。“长征”，那个中共绘制的光辉“火炬”，在多年前把中国带入了可怕的深渊和绝境！将近八千万生灵，牺牲在中共的铁拳下，山河凋零，乱象遍地，文化荒芜。 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绪论》中，有这样一句重要的话：“难以置信的是，从历史和道义两个视角，共产主义的罪恶行径都尚未得到公平和应有的评价。” 确实，今天，中共等仅存的几个共产极权仍然拼命掩盖其罪行，试图逃脱其被历史审判和清算的命运。同时，中共的共产暴行仍不为许多人所知；或者，人们即使知其一便不愿再知其二，认为与己无关，高高挂起。殊不知，中共的罪恶不仅虐杀生命，而且侵蚀思想，已经并正在把善良正常的人，一群一群的，一代一代的，转化成不信神灵、善恶颠倒的恶人。人若无德，不幸，随时可能降临。沉默与冷漠，即与帮凶无异。 中国人，不仅需要一本中文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更需要即刻行动，于反思中拯救心灵，拯救民族。 ---程晓容：《共产主义黑皮书》对今日中国的意义

胡平：历史上有过许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手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改造 世界改造人，于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后来吃自己。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却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评价共产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平：共产主义与中国

“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 ？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 “我 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２５６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 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 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 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 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 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 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我毁于一旦是小事，让林彪跑了、毁了国家的 声誉、毁了共产党的威信是大事。 “谁应该在‘九·一三’事件上，负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责任呢？事实面前， 史学者和读者们自有评判吧。”（《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页７８７－７９２） ---“或毁或誉任人评”——读《李作鹏回忆录》　　　　　　高原

一张拍摄于1943年的毛泽东“老照片”，拍摄者为江青……这些幕后故事，首次在《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中披露。 这是毛泽东视察南泥湾五天行程中在炮兵团留下的唯一一张照 片。毛主席上衣右边的口袋里，竟有半只吃剩下的烧鸡。” 毛泽东在视察359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视察，听取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炮兵团拿自己喂的鸡、养的猪、种的菜，招待毛泽东一行。时任炮兵团教导营营长、出生于1917年12月的宋承志，临时被分配负责视察时的保卫工作，陪同领导检阅部队。吃完晚饭，还剩下半只烧鸡，宋承志念及烧鸡是稀罕物，便塞进了毛泽东的衣服口袋。“当时，只有随行的江青手里有照相机，她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一形象。宋老迄今90多岁了，去年我们编撰这本书时，他才第一次对外人讲起这些细节。” ---老照片：毛泽东视察南泥湾上衣口袋有半只烧鸡 中国新闻网

陈云：毛泽东吃鸡是革命任务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 当时，陈云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早年中共学习的必读文件。陈云当年作这项政治报告时，司马璐也坐在下面听。当时，司马璐坐在前面的地上。陈云讲完问道：“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吗？” 一位比司马璐年纪略长的官员从他身边 走过去向陈云递了一张条子，随后，陈云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总有鸡吃？” 陈云接着做出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据司马璐后来说，在他的印象中，当时一般的党员对陈云都相当敬重，觉得他为人正派，他所见到的陈云为毛泽东吃鸡作解释的这段话，中共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了。 ---原文出自：老年日报 2007年6月5日刊

吴法宪的文革经历，正好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处于权力中心，后一半则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沦为阶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吴法宪同处中央领导层的当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没留下回忆录，留下了回忆录的是少数。吴法宪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忆录，而且公开出版了，这是十分难得的。 不论 是研究党史，还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权力核心不透明。对外公开的信息，和实际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泽东、林彪决定在上海开小型会议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连当时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批罗的原因，反而要请吴法宪介绍从叶群那里听来的情况。这样的格局，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失势。以后的五年，毛泽东实际上凌驾于三派人马之上掌控政局，一个派系以林彪为代表，主要成员有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个派系以周恩来为代表，包括一些国务院领导成员，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后，留在领导层里的人已经不多，后来李先念回到领导层；一个派系以江青为代表，还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 现在官方对文革的结论，以周恩来一派为正面，另外两派为负面，并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其原因不难理解。邓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须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彻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 在吴法宪看来，目前流行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描述是相当失真的，对他个人判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忆录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层政治斗争的图景：在九大以后，中央内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与江青不和，陈伯达投向林彪一派，周恩来、汪东兴等也和林彪及黄、吴、李、邱站在一边。作为身处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吴法宪以自己的视角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 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萧华被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训斥，经叶群斡旋，才下了台阶。吴法宪认为，“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 图：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