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眼浊，得罪了毛 1918年时，张申府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正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张申府的慧眼能识文曲星周恩来，武曲星朱德，但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却未能识得了紫微星。面对眼前这位，日后华夏二十七年的“真命天子”，张申府却眼浊了。眼浊还不大紧，还真的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 管理员，毛是不大合格。他太自以为是，太我行我素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字迹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用那种龙飞凤舞，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当面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位小哥，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甚至要求毛重做卡片，毛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泽东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泽东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人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事都没有了。 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当年张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忘不了的。挥之不去，招之即来。张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虽是“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是。不过这个“大人物”特别大，气量又特别小。活该张申府倒了八辈子霉，谁让你当年眼浊哩！ ---当年的北大图书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共识网》2015年4月3日所发布的刘统文章《红军长征是多面化的，历史真实不应掩盖》说道： 苏区的中央财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历来不统一。毛泽东虽然被夺了权，但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掌管着苏维埃银行。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笔秘密的巨款，大概有两百万左右，藏在石城县的秘密山洞里。直到国民党的军 队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泽东才让毛泽民把这笔巨款取出来，这笔巨款就当了红军长征期间的活动经费。 据信，这两百万银元应包含漳州款一百万。红军占领漳州三十八天，其中罗瑞卿和杨成武率兵进驻漳州市石码镇三十七天，超额完成筹款十万银元任务。作者推测刘统所说毛氏兄弟掌管的两百万石城巨款，另一百万全部或者部分乃为苏方秘运漳州之款。一部汽艇就可完事。罗杨另一任务，应是在港等候接受此款。此后应由林彪部队保护这两百万银元长征之前不被“财政不统一”过早“分享”。遵义会议毛氏上位，当是枪杆子、银码子“两手都硬”起了关键作用，眼光非凡哪！ ---红二代学者考证中共叛乱苏区 “三十万枪”孤证如今不孤 作者： 徐泽荣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 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 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 简报主要内容是： 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1960年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作者： 晏乐斌

今日大陆统治者所嫉妒有二：一是大陆小资知识界人士怀念之民国，二是香港人怀恋之英殖。 大陆有人怀念所谓的民国美学太过，引起打压。民国有美学否？有一点。皆因清末和北洋，外派留学生，在西洋所学之科目繁多，不只理工，文学、美术、音乐时，样样皆有，还包括比较冷门的美学（Aesthetics）。 宗白华与朱光潜两氏，为留洋之美学派两大师。其实广义如建筑家梁思成、林徽音、诗人徐志摩、李金发、施蛰存，还有导演马徐维邦，亦俱美学家。 于是欧洲的地名，就出现以下的音义美译：翡冷翠、枫丹白露、牛津、剑桥，而不是今日GDP金钱购物时代的佛罗伦斯、方登勃罗、奥克佛尔斯特，以及康姆勃列治。 只看这两组译名，一组是淑女士绅，另一组是大妈农工，高下立判。崇优主义者选哪一边认同？不必再议。 美学在中国只短暂的萌芽，为何无以为继？中国人说，是因为后来遇到侵略战乱，以及日后破四旧之毛江“文革”。 后者毫无异议，只是前者：即使列强侵略，也只会令中国人的美学生活更为丰富：上海的法租界的梧桐树、青岛德国人的老房子、哈尔滨沙皇时代风格的马迪尔饭店和东正教堂，还有长春日欧建筑的大正遗风。凡此种种，俱是美学，由于所谓的列强侵略（Thank God），在晚清和民国的交汇处，所以民国美学也自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体系。 减去欧洲和日本的良性影响，真正的民国，其实“美学”有限，去台北看看，一度遍地充斥的蒋介石和林森铜像，相当丑陋，并无美学可言，民进党上台拆掉，堆填在一处，过几百年皆无价值。 士林官邸内可见蒋中正伉俪平时家居品味，家俬俱当时七十年代初之流行，与西贡前总统府中阮文绍留下之风格一样，汽车亦美国车。端庄有余，色彩略嫌当时大府第之时俗。 台北市的房子也相当丑，今日残余之美学，如梁实秋和孙立人生前之日式房子故居，又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市长柯文哲说：中华民国何来美学，都是日治时代留下，中华民国只有破坏美学的能力。此言有点偏激，国民党无破坏之心，只是包括马英九在内，无美学训练而已。 对岸则不同，连美也可以叫做“臭美”，那么相反就是“香丑”最好。上海有几家文人书店咖啡馆，西式布设，点缀几块乌镇买来的清代木雕门板，有德国威玛时代的留声机一座，满洲国时代旧皮大沙发两张，泡意大利黑咖啡，有一股陈丹青的美学之风。但不要忘记，陈先生及其追随者，俱共产党眼中的敌人。 ---陶杰：美学这回事 淑女士绅对决大妈农工

丁东: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当年是如何给潘汉年定罪的？ 1955年3月下旬中共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高饶问题时，毛泽东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于是在4月1日向陈毅讲了1943年奉党之命与李士群接触时，曾与汪精卫见面之事，并向中央 写了书面材料。 毛泽东看后提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第三天，潘汉年即被捕。一个半月后，其妻董慧被捕。 关押七年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 丁、彭、曾三人达成共识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汇报到了谢觉哉院长那里。 谢觉哉听完汇报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见几位神情茫然，就问彭树华：你读过王勃的《滕王阁序》吗？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这样有本事的人，又处于圣主汉文帝时代，也遭遇这样不公的待遇，这说明什么？无非是说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好人也常受冤屈。 谢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梁鸿博学多才，路过洛阳时，见宫室侈丽，作了一首《五噫歌》，被奸臣诋毁，只好改名换姓，逃到边陲，为人舂米为生。在东汉初期这个所谓政治清明的时代，梁鸿这样有才华的人却遭遇这等不平之事，失志如此，又可奈何？ 谢接着谈到宋代的岳飞，说他积极主张抗金，但却被诬蓄意谋反，被宋高宗杀害了。谢自问自答：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 谢进一步向三位下属解释：明朝书画家文征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后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首。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谢继续启发下属：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最后，谢觉哉明示三位下属：“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司法不独立，首席大法官面对钦定的冤案也无可奈何。这就是谢觉哉内心深处的痛苦。 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去世，终年71岁。1979年2月24日，董慧病逝，终年61岁。 图1：谢觉哉 1941年拍摄于延安 图2：潘汉年

北大啊！北大！ 至于北大，那更是心中永远的痛，也永远的恨。不过“北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校。只能心情复杂地“啊！北大啊！北大！” 1949年毛进京后，到过清华好多次，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毛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 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明显的托词。 后来，北大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老交情（当然是被批前），想请毛到北大给师生做一次报告，但毛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仍然是那个旧伤疤作怪。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但心中有北大。每逢运动，他对北大是“关爱”有加的。 1957年，北大教职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毛很不满意，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十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 文革初起，毛又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当时，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话而已。可事实上毛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很重视，特别关照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一个“深”字不打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地升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于是又有无数北大的教授和干部遭了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凭什么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当年的北大图书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在北大图书馆时的感受 毛是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 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竹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笔者注：酸溜溜了，嫌钱少呀！） 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最高是300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决定了当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笔者注：酸溜溜，比前又进了一步。）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是着西装的教授。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噎崭露头角了，一向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他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在北大图书馆里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他，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他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赫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在毛手上借报还报时，毛是很在意的，多次企图与他攀谈，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一次也没有给他机会，甚至连抬起头来望他一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也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泽东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笔者注：很生动！也很酸！） 在毛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你看不起我吗？我还看不起你呢！据傅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刘备是英雄，毛却是枭雄，英雄与枭雄是大不一样的。刘受到诸葛均冷遇（其实，根本谈不上是冷遇），能以平常心对待；而毛受到周作人等几名教授、几名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和报复心。 ---当年的北大图书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原来十一月十四日，是光绪皇帝死忌，即二〇一九年此日，是光绪驾崩一百一十一周年纪念。 光绪生前，赞成开民选议会，有臣子说不可，这样你会大权旁落的。光绪想想，下说：“吾欲救中国矣，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 只此一句，已胜过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胡锦涛学说之类加起来之总和。 只是中国运不怎么样。光绪明明只有三十七岁，却体弱多病，死在慈禧前一天。本来装模作样，像李登辉对晚年的蒋经国一样，装扮出恭顺服从的样子，慈禧不必谋置其于先死。正如胡耀邦赵紫阳，八十年代对邓小平言听计从，不要显露任何独立性格，中国以后三十年，加上香港，不会搞成今日这个样子。 光绪是品格善良的好皇帝，连伊藤博文，虽然日清之战战胜，割占得朝鲜和台湾，也于心不忍，戊戌年间，本来准备来帮光绪一把，出任国策顾问，教清国转型为君主立宪。因慈禧干政，谋而未成。 未几即孙文革命，推翻帝制。 光绪之败，败于他本人或虽肯潜隐，他身边的一干读书人却很毛躁。老佛爷那么喜欢管？都归你管好了。光绪只须申请Take Leave半年，乘轮船游东瀛、美利坚，转铁路去东岸再乘船抵英狤猁、佛朗西，购物一大堆：丝巾、香水、手袋，带回北京，皇阿妈就笑不拢嘴。 但是这样所谓知识分子的舆论，就会大骂玩物丧志，所以光绪要顾及所谓“民间众议”。但一这样，也就离倒台不远。 折腾来探索去，那么多伟大领袖，原来沧海遗珠，最伟大是此病君。 ---陶杰：帝制现代化 图：光绪皇帝广为人知的肖像，但并非照片，实际为素描画像

陶杰：他没有铜像 有人在网上列举前港督麦理浩爵士当年领导香港，仅三千六百日，完成以下政绩：成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拆除港九所有木屋区让贫民搬进公屋、推行“居者有其屋”而让公屋住户上一级拥有自己的低价房产成为业主、建立社工行业、推出高龄和伤残津贴、建立工业学院、演艺学院、区议会 选举。 每一件都是中国人三千年帝皇统治从未想过之事，因为麦督的政策，每一件，都把香港市民当做“人”，而不是奴隶和牲畜。 而且麦理浩是苏格兰人，私下政治倾向工党，是一个古典社会主义者——亦即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这一系，英国前首相麦当劳和艾德礼这一支，其时西方的自由左派，尚未如今日肝硬化成左胶，是二十世纪西方文明最美好而健康的时期。 一水之隔的大陆，自称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麦理浩领导香港的同期，大量浮尸由珠江口冲下。麦理浩的社会主义政策，除了组织照顾房屋和医疗，毛泽东时代有，邓小平又改了回去，到了今日，不三不四，一样也无。 但麦理浩只是英国公务员队伍的一名文官。在英国历史上并无位置。一个三等的英国公务员，击败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夸夸而谈的前后三大喧噪： 1，三千年中国儒家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麦理浩在香港，为你实践了。 2，一九四九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麦理浩向你证明：何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必由饿死三千万人、文革、以及大量冲来香港海域的浮尸来证明。麦理浩香港三千日，给你示范。 3，香港主权移交后任何一个嘴巴里声称他自己管治香港也行的香港特首。 至于海底隧道，也在麦理浩时代落成。这些只是硬件，与人性和心灵无关，仅小儿科而已。 让事实来说话。无人恋殖，只有崇优，包括在文化人类学的层次。 而麦理浩在香港，没有留下一具铜像。,他只在香港的绿水青山之间，留下了一条麦理浩径。 图1：爬山的前总督麦理浩夫妇 图2：1975年，英女王首次訪港，在麥理浩陪同下參觀當時入伙僅一年的愛民邨，大批居民圍觀。 图3：1979年啟用的麥理浩徑全長100公里，以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命名。 图4：前港督麥理浩任內設立郊野公園和麥理浩徑，獲不少市民形容為德政。全長100公里的麥理浩徑共分10段，貫穿多個郊野公園，是不少行山人士的必行路線。

泸沽湖“女儿国”末代王妃 在欢庆“民主改革”获得“伟大胜利”的1959年冬月，次尔直玛被几个民兵绳捆索绑地押到区政府，听候宣读判决书：“被告肖淑明，又名次尔直玛，女，现年三十二岁，文化程度初中，不法地主、历史反革命，解放前作恶多端，私设法庭，吊打农民，解放后继续作恶，还向农民收取300余石租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X条X款，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此后，她被送到西昌黄梁关劳改农场去劳改。这个劳改农场在大山坳里，面积很大，荒凉无人，囚犯想跑都跑不出去。记得，有一回吃晚饭的时候，她从劳改食堂打了盒饭往保管室走，经过管教人员食堂时，一个管教干部喝酒喝醉了，看见她就向招手：“王妃，过来！”当然，她必须走过去站在管教干部面前，听候吩咐。那个喝洒喝醉了的管教斜眯着眼说：“往日你是王妃，而今在小民手下，来，给老爷斟杯酒！晚上还得陪我洗脚嘞！啊？哈哈哈哈哈……” 1967年刑期满了，照理该放她回家，可没有放她回家，强行留场当“就业员”。到了1973年劳改农场才“清放”她回家。家在何方何地，还存在不存在？她背着包袱，提着篮子，拄着棍子，沿着山间小道踽踽前行。一切是那样陌生，一切又是那样熟悉？路边的桃花、李花依然灿烂，山下的溪流依然奔腾不息，而她衣裙破旧，形容憔悴，孤苦零仃像个乞丐。来到当年的老房子，老房子不再存在，只有被水冲涮的泥路无言地躺在那里，还有几根孤零零的木桩。这时，来了位驾马车的老人，终于把她认了出来：“你不是次尔直玛？”她应着“哎哟，十多年了，苦受够了吧？”她苦苦一笑：“你老人家还好吧？”老人道：“别提了，1960年差点饿死，过去是贫农，现在是贫农，将来啊，懒球得说了。”她在老人的带领下，找到大女儿喇品英的家。女儿早巳长大成人，并且有两个十一岁和六岁的孩子，他们呆呆地望着这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祖母，竟不知世道的迁变风云。晚上，大儿子喇品高、二女儿喇品容、么儿子喇品全，全都回来了，一家人抱着哭成一团，小小的木撂房子里全是眼泪。 1976年春后，她的阿柱（丈夫）喇宝臣回来了。自从她划为地主到坐牢的14年，夫妻分别已整整20年了。这20年恰恰是她的青壮年时代，他一直在外面当“官”，战战兢兢不敢和她接触，不敢回家，现在已白发苍苍，步履艰难七十岁的老人，他似乎看穿了世界才敢于回归故土，见他50岁的地主阿夏（妻子）。不管怎样，夫妻一场，旧情依然，她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年饭。他坐在桌上面对一帮乞丐般的儿孙，是喜是悲看不出，俨若一尊菩萨，冷漠无言。饭后，他拉着次尔直玛的手，感慨万千地说：“你这双手变成了锯子，又黑又弯的，当年我们结婚时你的手又嫩又细，十个指头如嫩笋一般，而今……唉！都是我的错啊！我对不起您，我把您从雅安接来，没有让您享一天福……” 直到1987年她才被摘掉了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帽子”，恢复了公民权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了革命和统战的需要，1995年她又被县上指定为县政协副主席，不久又晋升为西昌地区政协常委，政府每月给她160元补助。一家很有眼力的经济开放公司，借着泸沽湖旅游事业的起步，为她搭建了一座“末代王妃府”，凡参观照像者门票二十元整，似乎她又变成了一个活化石的商品，给人诸多联想…… ---“女儿国”末代王妃 中共管教人员要她晚上陪洗脚... 作者： 铁流 图1：末代王妃次尔直玛（肖淑明） 图2.3.4.：云南泸沽湖

“孔子学院”终于改名，叫“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三千年儒家祖师，本来是一个Icon，出于全世界都见到的种种原因，终于眼巴巴的被中国在全球自己砸掉。 一座“学院”形象搞掉了不要紧，惨在连孔子这个中国人膜拜了百代的教育始祖，在二十一世纪，Branding也跟着臭。 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品牌非常困 难，如意大利，不要以为今天的Prada和Gucci，在市场叫得天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算罗马帝国，人家由但丁开始，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到克罗齐、普契尼、苏菲亚罗兰，五百年点滴的累积，还加上全民品味一致崇优，连黑手党教父电影，都拍成一个美学的宗教系列。有此后盾，在前台百货店橱窗里摆设的各种手袋，才喊得几万欧罗的价钱，不是T恤，也不是奶粉，而是贵价货。这就叫国家品牌、民族形象、文化软实力、文明典范。 国家的第一流的品牌，由质素第一流的国民自动保养。在全球各地行走，不随地抱小孩在商场花盆小便，不喧哗无理取闹，不动不动就五官扭曲高声谩骂认定全世界欠了他三百年的血债今日必须偿还。意大利人在世上行走，做起生意来，有热那亚地中海的国际贸易经验，接触过阿拉伯人和蒙古帝国，虽各有各的小算盘，但都非常爱国，意大利菜不精致绝不推出，不会以自私将国家的品牌砸掉。 孔子的品牌，本来最后传到中华民国蒋中正时代即终结。台湾对岸的曲阜砸成废墟。有马克思列宁一日，即无孔孟儒家可以并立，虽然这家学问有自己的缺陷。 西方人这一代本来不知就里，朦查查的在能了解孔子到底是什么人之前，发现这个长胡子长指甲宽袍大袖的注册商标，就出现一股异味，由出品商自己收回。 同是老头子，家乡鸡虽然是高卡路里的快餐，多食无益，但是几十年没有骗过你，因此还是家乡鸡那副桑德斯上校的胡子脸孔耐净耐看。 图1：2010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为澳大利亚的第一所中医孔子学院揭牌。 ---陶杰：中国为何在全球自己砸掉了品牌

历史有趣的地方，在于因果的细节。中国小孩读的历史教科书，偷偷摸摸，将许多因果的诱因细节略去，不断重复一句话：洋鬼子欺负我们。绝不告诉下一代，是你先欺负洋鬼子，洋人只是据理反击。皇帝是好的，只是奴才坏事？哈哈哈。二百多年前一样，今日也一样。 ---陶杰：皇帝永远是好的 中国的历史课本 ，尤其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之种种，犯了一个毛病，就是鼓励懒惰。研究道光之后的中国外交，历史学家只看清宫里的奏折，以及名人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书信往来。 道光之后，中国与遭到所谓帝国主义的欺凌，到底是何真相，种种纷争中，除了你中国自己的版本，必定也有人家洋人经历目睹的版本。 以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为例。这两件都是大事，与英国有重大关系。前者英国策动，后者则由英人积极参与、观察、写报告结论，以决定英国是否押注在太平天国这一边。 英国有大量历史档案，提供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许多细节、事实、记忆。英国人与中国人不同。英国重事实陈述，不重情绪判断。历史文件、书写纪录，非常用心保存。全球领事馆的调查、与中国各地官吏人民的往还，巨细皆有纪录。 英国人述十九世纪的中国问题着论极多，如麦化生（D McPherson）的“中国两年”（Two Years In China），书后即附详尽的军事报告。莫斯（HB Morse）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即附有英国外交部文件。 还有英国国会记录了当时上议院历史学家麦哥利与首相格拉斯东，两派的辩论，决定是否应该向清国用兵与战争责任问题。至于鸦片贸易涉及东印度公司与印度，下议院的委员会曾召集广州英国的鸦片商人来下议院聆讯，了解当年林则徐没收鸦片的状况。 还有太平天国时期的外交，英国发表蓝皮书，由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三年长达十年，有国策论述，是供中国人研究太平天国之乱，必须参阅的资料。 中国四十年来向英美派出大量所谓留学生，都学科技、工商金融管理，没有一个公费去英国读历史。 为什么？除了“让少数人富起来”的邓小平思想变成中国人的信仰，读历史学科无法令一个人迅速致富。读历史与档案图书馆为伴，不是与人发生金钱利益关系，档案图书和文件纪录无法令人成为上市公司主席。 读科技和工商管理不同，加上中国的人网，其中有无限所谓的商机，而且迅速上位。在一个只讲金钱的社会，事实和真相俱为金钱服务。而历史科学偏偏就是与真相和事实为依归。 上法庭，法官也要听控辩双方陈词。读历史，研究纷争和战争，也要看两边的版本。只接受一边的灌输，只会令你越来越蠢。 ---陶杰：历史不止一个版本

余英时教授的“小儿麻疹” 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年轻时进入燕京大学，一度受左倾思想短暂洗脑影响。 时代的瘟疫席卷全球，由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三部曲，反抗封建礼教，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概定性为吃人的恶魔，有足够 的空间，输入那时欧洲兴起的政治虚无极端思想。 余英时忆述，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牧师刚由安徽回来，探访他堂兄。牧师在讲述目睹乡间的教堂和信徒被共产党干部迫害之种种，年轻的余英时突然大为愤慨，觉得这是国民党造谣，以严厉的语调，直斥这位长辈。但长大后想当年，他为当时的失态感到内疚。 幸好此一状态为时甚短，余英时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国，火车到石龙，故障停车。就在那一刻，余英时反复思考，及时回头，回来香港，进入新亚书院跟随钱穆之后，很快就回复正常。 到底这种激进左倾意识形态，为何能在短时期席卷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大脑？ 余英时认为：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早有“天下为公”的诉求。而“天下为公”也是礼记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然后中国早年的知识分子就以为共产主义等同中国遥远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饭吃、财富分配平均、公平公义，万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这里：你可以说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炼，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说太简单的四个字，还有大量空间，缺乏细节，须要进一步的诠释。 中国文化由中医到烹饪，都只讲“意会”。“意”，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义言传。厨师炒菜油盐糖放多少，有如庄子里的庖丁解牛，用刀讲心法，凭感觉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处。中医把脉，片刻就认为病人有了“虚寒”，并无体温数字，也没有 MRI之类的扫描报告佐证。 “天下为公”是一个粗浅的大概念，实在缺乏内容。在西方学术角度，这四个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论，需要不断的论证和诠释。 但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凭这句古训的感觉，就认为马克思列宁那套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千百年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幼稚。 这一切，又以中国语文的象形结构决定。中国文字长于感性，理性的词汇不足。感性先行，对于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话语权，成为教主，知识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什么叫“天下为公”？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用养老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加以重税，早已实践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内战和暴乱。 这一切，当年的知识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欧，去一次英国和美国考察，包括余英时，回来中国，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弯路和歪路。 余英时是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轻时也难免中招，何况庸人满街的今日。 ---陶杰：余英时 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

捆绑加悬吊 比捆绑更残酷的是捆绑加悬吊。这是最常用的刑讯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正吊：受难者两臂向上，用绳子紧紧捆住双腕，更有甚者是用铁丝捆住受难者的两个拇指（笔者1962年在四川磨床厂集训队见过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逼迫一个年轻人承认偷了别人的毛衣），悬吊在横梁或树枝上。在身体重量 (包括施刑者可能另外施加的重量)的牵拉下，手腕或拇指部会有剧痛，同时胸腔因牵拉而变形，长时间的悬吊可造成受难者呼吸困难，这与十字架致死的生理类似。 倒吊：即把受害者的脚腕或大脚趾（其它指趾关节会因承受不住身体重量而完全拉断）用绳子或铁丝捆紧然后悬吊起来。这种方式，会使受难者的头部充血，长时间倒吊有可能会出现昏厥和七窍流血的情况。遇上凶狠的狱卒，还会对被倒吊的人施以毒打，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悬浮吊：某些劳教所或监狱使用一种特殊的悬吊方法，就是将受难者吊到仅仅足尖着地的高度，使受难者既不是完全靠手腕或拇指承受全身重量，又不能完全靠脚趾尖支撑身体，极为痛苦，这是中共狱卒创造的用刑方法。 猴子抱桩：将受难者两手前绑(也可只绑拇指)抱住被迫弯曲的两膝，从膝弯处插进一根棍子，在棍子两端用绳索吊起(也可将棍子架到一定高度的其它器具上)。这时受难者的臀部、阴部和脚心完全暴露，利于施刑者使用其它迫害手段。受难者在这种姿态下，手腕(拇指)、膝关节、腰部、颈部都将因身体各部分的重量受到挤压、扭曲和牵拉，痛苦异常。 大挂:将受难者双臂反绑(或双拇指反绑)吊起，用其自身重量造成肩关节脱臼。肩关节是人体四肢大关节中活动范围最大、最易脱臼的，所以这样用刑时间不长就会给受难者造成最大痛苦，甚至终身残疾。 坐飞机:有的地方叫“鸭儿凫水”，与大挂类似，是将受难者四肢同时反绑吊起,受难者的身体横悬在空中。 其它捆绑、悬吊类的酷刑还有“吊半边猪”(只吊受难者一侧的肢体)、“仙人指路”(绑吊双脚和一臂)等等，都属于上述悬吊酷刑。 中共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深受毛泽东思想之毒害，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不可能穷尽。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吴法宪打陈再道耳光：1967年7·20事件后，7月23日凌晨三点，陈再道接到中央文革发来的电报，要他和钟立即赴京“开会”。7月26日下午，陈再道等人接到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陈再道一进会议室就感到会议气氛不对。事实上，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则摆出斗争 陈再道的架势。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定调子开了头炮，他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狮”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谢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便急不可待的发箭，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 陈再道挨了打，仍据理申辩：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不等他讲完，吴法宪带着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过来，先撕陈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周恩来当即制止吴的行动，而江青却在背后表扬吴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图1.2.：陈再道文革中遭批斗。 图3：邱会作、李作鹏和吴法宪在一起。

没有被发表的“毛语录” 如果要问，哪一条堪称“第一毛主席语录”，一般人都认为是：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一条语录概括了伟大领袖一生，不畏天地，勇敢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近年，笔者看到早在1921年上半年，中共一大之前，毛泽东28岁时所说的： “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你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最后分析起来，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这条语录的来源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第一好友萧子升的回忆。 1920年冬，留法勤工俭学的萧子升由巴黎回到北京。1921年3月，毛萧二人在长沙见面。此时的毛是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大多数活动是秘密指挥共青团的组织。 从1921年3月起直至7月，两人不断讨论社会主义革命，这段语录就是毛泽东在批驳萧子升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时说的话。 笔者认为，这一条没有发表，甚至没有被发现的“毛主席语录”才是真正的“第一毛主席语录”。他概括了毛泽东的一生的全部所作所为，全部政治艺术，尤其是我们深切感受的毛泽东在建政后的执政表现。 在他28年的执政中，他搞了5、60次运动。固然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更是一个运动未完，另一个运动已始；大运动套小运动；小运动演变为大运动。 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之中。 运动给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带来的全都是恐惧与灾难，即使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即使是整人者，运动也并不给他们带来什么欢乐。他们战颤着去积极、恐惧地去整人。 说毛时代的中国是绞肉机，是角斗场，每一个觉悟过来的过来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虚妄之语，而是真真切切的实际。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无休止地搞运动，这一段语录就揭示了其真谛。也就是所说的“经常保持压迫”，只要“压迫得法”，也就是“为政不差”了。“为政不差”也即是“独裁无虞”了。 也许，毛泽东早就忘了他28岁时说的这段话，但是这段话所表达的理念早已深深地浸染了他的灵魂与血肉，他的压迫之法是入了“化境”的，化纸笔于刀枪，变腐朽为神奇。 啊，这“第一毛主席语录”，竟是在毛主席还远没有当主席时说的话。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我写《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一书时，其中一章谈有同性恋倾向的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与中共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暧昧关系，有关路易‧艾黎部分主要资料即来自安琳出版于2003年的一本学术著作《中国友人-路易‧艾黎之迷思》（Friend of China-the Myth of Rewi Alley）。安琳在这本书首次披露，中共 十大国际友人之一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同性恋者。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1987年在北京逝世，是支持中共政权的著名国际人士，他终身未婚，中共的宣传和他自己的声称都说，他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选择了独身生活，从而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幸福。但安琳的研究发现，这个为了中国革命的堂皇说辞根本是一个天大的谎言，路易‧艾黎不结婚不是为了中国革命，而是他不爱女人。（同性恋的周恩来用婚姻来掩饰其性倾向，他曾劝路易‧艾黎结婚，但路易‧艾黎仍然坚持独身，在这一点上他比周恩来更忠实于自己。）安琳的书还指出路易‧艾黎这类西方同性恋者来到中国，初衷并不是来支持中国革命，而是来寻求性自由，因为在1949年前的中国，比起基督教世界的西方，同性恋者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新西兰中国问题专家安琳的警告 作者: 蔡咏梅

司马璐谈周恩来 1938年，司马璐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年，他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多面性和极具欺骗性的人。他既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既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 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观音和如来佛的仁慈的外貌，与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南昌暴动时，中共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并把张发奎等国民党人列为“委员”。张发奎愤慨的说：“他们拉了我的部队，拆我的台，还利用我的名字。”周恩来则托人向张发奎传话说“我们是拥护张总指挥的呀！” 周恩来之所以极富欺骗性，是因为他是一个高超的演员。 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在司马璐看来，周恩来具有若干现代知识，外表上文质彬彬；他政治嗅觉敏锐，手腕灵活，予人以一种开明的印象。当他和你握手时，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喜怒哀乐，表情逼真，是一个天才的演员。 司马璐说，“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他的政治技巧既是灵活的，他对共产党的所谓原则的坚持又是僵硬的。他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共产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动认错做检讨的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 司马璐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说，他和周恩来相晤，周恩来讲的话明明是假的，但是听起来非常入耳。1960年，有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美国青年问周恩来：“听说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很激烈，是真的吗？”周恩来哈哈一笑说：“我不知道的事，你们倒知道了。” “周恩来要打倒一个人，必定高举他。周恩来要打倒蒋介石，必定高举蒋介石；周恩来要打倒毛泽东，必定要高举毛泽东。他的聪明是懂得和利用任何一个人，作为他的踏脚石。”司马璐说。 司马璐还说：“周恩来一生政治的反复易如反掌，这天才是其它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 中共一大到六大，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直接指挥的。一大至五大是陈独秀当家的。周恩来在五大中担任秘书长，渐露头角。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路线反复无常，陈独秀做了替罪的羔羊，而周恩来则善于侍奉国际的每一个新的主人。 中共历史上所谓路线斗争，从“五大”以后，每一次都与周恩来有关。国际的每一个指令，周恩来无论理解不理解，总是冲锋在前；继而国际的又一个指令，说中共没有好好执行国际的决定，犯了错误，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检讨自己。他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作者: 袁斌

华国锋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中央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中央警卫局的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中央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 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听华国锋讲不为人知的往事》） 我们来翻译得更直白一点： 第一，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不归他们保卫的首长管，即便首长是正国级高官，而他们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他们只听命于中央警卫局。如果中央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保卫的首长，他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目标。 第二，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同时负责监视首长的行踪，并及时报告给中央警卫局。 第三，首长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地方开会时，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首长在会场内的命运，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掌握。如果中央警卫局下令会场警卫抓捕某个首长，他们将立即照办。 所以从这个层面看，中央警卫局可就不是个单纯的安保机构了。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让他的亲信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这样，当时中共最高层官员，全部处于汪东兴领导的中央警卫局的严密监控下。 邓小平在“文革”结束重掌大权后，没有担任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但他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把军权，也就是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邓小平把原隶属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改划到自己掌控的中央军委，中央警卫局局长由他的亲信杨德中担任。杨德中还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掌握那里的动态。 邓小平通过这种手段，将陈云、杨尚昆、习仲勋等中共元老，以及前后两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个人安全，掌控在自己手心里。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高官都不敢挑战邓小平。 邓小平死后，江泽民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把中央警卫局从中央军委重新划归中央办公厅，从此至今，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变。 ---作者： 【百年真相】节目组

捆绑 捆绑通常的作用是限制受难者的动作，古今中外均有用绳子捆人的记载，中共掌权后，把捆绑发展成一种作用于肢体、关节的酷刑。主要通过绳具使受难者的肢体处于非正常状态，包括牵拉关节、韧带和强迫反关节来给受难者制造痛苦。捆人方法是狱警的必修课，1958年大跃进以后，捆绑技术愈加长进，文革期 间几达登峰造极，就笔者所见，记录如下： 小绑：只绑双手，身体其它部位不着绳索。被绑者伸出双手，通常是手心相对。用细绳在两个手腕部位紧紧地缠绕三至五圈，再将绳子穿过两臂之间的空隙，紧紧缠绕三至五圈，然后打结。多用于临时捆绑，可牵引行走。或用于吊在树上、房屋的横梁上，施以暴打。苗溪茶场大坪监管区有一名叫高万志（音）的犯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逃跑被捉回后，吊在树上，管理员亲自动手用乱棒将其活活打死。施刑者后被调离，不知如何发落。 押解式捆绑：又叫穿小麻衫，犯人从颈到肩至大臂都被捆绑，小臂与双手不绑，大臂被向后缚紧，且与颈、肩、上身固定在一起，无法活动，小臂和双手可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让犯人在押解途中既无充分自由，又能勉强自理生活（比如吃饭、喝水等）。顾名思义，此种捆绑方式常用于长途押解。 四马攒蹄：人匍匐在地，将其手脚用绳子捆在一起。 五花大绑：这是监狱中最常用的捆绑方式。通常用棕绳或麻绳，先把绳子（七米左右）对折，或在对折处作一小绳圈；把绳圈搭在被绑者的后脖颈上，然后向前顺两肩拉过，像献哈达一样，绳子垂在胸前；把绳子从两腋下穿至后面，在上臂缠绕两或三圈,下臂缠绕两圈，把绳子两头拉到后背中间合并，向上引过后脖颈的绳圈，再将穿过后颈绳圈的绳子用力向下拉，同时把被缚人的小臂尽量向上托送，使被绑者两大臂反向叉拢，双腕在背后向上交叉，尽量托至两胛之间；用拉下来的绳子牢牢捆住手腕，最后打死结。 无论哪种捆绑方式，被绑者的苦痛程度与捆人者的力气大小、狠毒程度密切相关。文革期间，在毛泽东“对敌人要狠”；在雷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煽惑下，狱卒们大多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逞淫威。逮捕人的时候，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对准被捕者的腿肚子冷不丁地横踹一脚，将人踢倒在地，掏出绳子来，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几个凶狠的狱警合力捆一个人，被捆人当场昏死过去的屡见不鲜。一根轻柔的绳子就可以要一个人的命。 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里，捆绑是司空见惯的刑讯逼供和突显淫威的惩罚方式，以我所在的苗溪茶场十三中队为例，在1966年至1972年这个阶段，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捆绑，每天都会听见被捆绑者凄厉的叫声，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