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训恩来林彪训江青 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 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的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吴法宪：肉麻捧毛的首创者 不是林彪 作者： 裴毅然

屯溪事件 屯溪某布店是中共联络站，李老板夫妇连伙计不过四人，但开饭时总坐满一桌。不过虽然吃在一张桌上，彼此不通问也不介绍。另一联络站为王大嫂处，专门用于个别谈话。王先生据说长年在外跑单帮，其实是中共华东局派来的一对假夫妻，租好房子后，王先生就奉命调往别处，王大嫂就成了「老头子」的 情妇。 一次，司马璐请王大嫂递一张条子给「老头子」，遭到一阵训斥。司马璐辩解：「王大嫂是我们自己人。」老头子歇斯底里暴跳起来：「谁是自己人？谁？谁？」（页196） 「老头子」还告诉司马璐，上海平日杀共产党最起劲的巡捕，说不定就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不多杀一些共产党员是没法取得上面的信任的，多死几个自己的干部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也是对党的一种贡献呢。」上海闻人虞洽卿秘书的康生，就是利用巡捕房里的眼线，避免了一场倾覆大祸。（页197） 一次，几个联络站的安全信号全撤下，原来一位自制炸药的本地同志失手，发生爆炸，被邻居当成汉奸扭送警察局。由于此人知道几处联络点，只得全体「紧急搬家」。三天后，「汉奸」出狱，听说他家里花了点钱。「老头子」判定是国民党的反间计。几天后，「汉奸」失踪。司马璐问「老头子」：「是不是我们把他干了？」最初，「老头子」推托不知道，后对司马璐讲了一套理论： 你知道吗？革命是需要残酷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们的敌人。……错杀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有什么关系，革命是多么一件大事。（页200） 但那位「自制炸药」同志的家属却向地方当局要人，警察局当然不知下落，家属却盯着：「先前被你们关过，现在继之以失踪，还不是你们干的吗？」此时，「老头子」布置屯溪中共地下党员发动地方绅士出面，控诉国府残杀青年，油印传单写得十分凄惋，声称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的又一滔天罪行」。而国民党也把所有宪警训斥一顿。 最可怕的是： 依照我们党的纪律，像老头子这样的负责干部，被捕后即使不死在国民党手里，释放后组织上也会立刻派人去把他干掉的。（页213）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红色恐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 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 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 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 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周恩来通过许世友告诉我们林彪出逃的消息 接着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马上发布禁飞令，所有的飞机停航，包括民航客机在内，还通知陆军部队进驻机场。当时中央没有说什么事情，只是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王洪文和我都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 ，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个钟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南京打保密电话给王洪文：“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这样说，王洪文明确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 王洪文说：“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总部，空军司令是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毛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的领会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电话里又不好说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任务完成。许世友是在南京军区打的电话，没想到我们会把南京军区空军作为空四军的上级，这样就差了一级。王洪文按照空军的机制去想，只想到吴法宪为止。我们随便怎样都不可能想到林彪会跑了，听了半天电话说“懂了，懂了”，结果还是没有听懂。 王洪文搁下电话，赶快跑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找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我们两人又仔细地分析，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我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象，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我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这本画册不仅在北京发行，还在上海制版印刷。我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林彪呢？难道他跑了吗？但是在没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们都不敢指名道姓。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章士钊筹给毛泽东的两万银元哪去了？ 毛张罗一大气儿让别人去法国他不去了也没什么，但有人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各地学生筹措的两万银元交给毛泽东，毛都怎么花得呀？ 两万银元不是笔小钱，毛在北大红楼每月才八块银元，他得干200多年才能挣到这些钱。可是，这笔钱毛都交给他的同学和老乡们了吗？ “我 们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积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每天的生活都很紧张。我们都是些离乡背井的穷学生，家里无法接济，时间拖长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交涉，一面自己找点工作做……大约在1920年初，我同肖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为还没有弄到赴法的路费，还是没有法子出国，只好在上海又进了一个湖南资本家开办的恒丰纱厂去作工。直到这一年的四月，熊希龄才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贷款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此外还规定，到法国以后，要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于三年内储款还清。尽管如此，旅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次得到贷款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四十人。”（唐铎《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这段回忆看出问题了，这里怎么压根没提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呀？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都给谁了？是不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先出国了，毛后筹到的钱呀？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回忆。 “当时，大多留学生都从上海出发。为送别赴法留学人员，毛泽东先后在1919年3月、12月和1920年5月三赴上海。其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新民学会半松园会议……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找章士钊帮忙，经章士钊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廖冲绪《浅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毛泽东的影响》） 这段回忆谈到两个问题：一是毛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二是毛确实经章士钊帮忙，筹集到两万银元。 那么，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送走的是哪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呢？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吗？ “1920年5月9日，我和肖子璋、肖拔、孙发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离开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我们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约有一百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湖南、广东、四川的较多。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同船前往法国的，还有赵世炎和傅钟等同志。” 这里可以看出，唐铎和肖子璋等一百三十多人就是毛最后送走的一批人，但这里依然没有提到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那么，毛泽东手里的筹款都给谁了？ 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毛自已作了解释，这个解释是章含之说的，相信章不会丑化毛泽东。 “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里毛泽东说“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1920年中共成立了吗？ 其实，1921年中共“一大”时，毛还不是中共党员。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后来曾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着《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 1921年中共成立，1920年毛还不是党员，怎么能说党的经费非常紧张云云？毛的这个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毛手里的钱到底给了哪“部分同志”？即使湖南籍的赴法学生不会都拿到你手里的钱，（四川籍的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更不会拿到了）你的密友萧子璋（萧三）怎么也拿得是贷款呀？蔡和森不说了，蔡畅、李富春、李维汉这些你的密友怎么无一人回忆你手里曾有过两万筹款？ 另外，留法勤工俭学的筹款你留了一部分同谁商量过，又是谁同意让你拿走的呢？对了，蔡和森上船了，你也不必同谁商量了。问题是：1920年你就知道七年后你得用这笔钱秋收起义吗？1921年你参加“一大”后，前苏俄没月月给中共经费吗？几年里湖南党组织的经费用得是你毛泽东手里的钱吗？国民党宣传部任职期间你没每月一百多大洋吗？你和党组织说过你手里尚有多少勤工俭学剩下的筹款吗？ 毛泽东应该这样对章含之说：这笔钱改变了我窘迫的生活，为我后来的革命活动，如走遍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提供了很大帮助。 但这么说似乎也有问题，那些湖南籍赴法学生如果知道毛拿走了本该分给他们的钱会同意吗？ 好了好了,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最怕细心和考证，你一细心看，总会看出一些问题出来。即使看出一些问题你不说不写不问也就罢了，一说一写一问，遭人烦了！ ---作者： 大山无言

大昭寺被当成猪圈 1966年8月，拉萨的红卫兵扛着红缨枪来到大昭寺进行洗劫。 根据《杀劫》中的图片和文字，大昭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法衣、经书、佛像、嘛尼轮等被砸、被毁、被烧；释迦牟尼佛像则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写有种种侮辱性的语言，其身上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都不翼而飞，连身上和脸 上涂的金都被刮净，甚至镶嵌在佛像眉心的一颗无以伦比的宝石以及古老的黄金耳环，也不知被何人拿走；还有所有佛像体内的装藏之物也都被拿走，其中的青稞被运送到粮食局仓库，磨成了糌粑…… 《杀劫》中还透露，中共军队在1967年入驻大昭寺后，将剩余的法器、佛像等运走毁掉。据说，除了释迦牟尼像，其他佛像全部被砸光。寺中的很多一层的佛殿都变成了猪圈，养了很多猪，而楼上的佛殿则改为军人的宿舍，楼上和楼下间搭了一个梯子。一个当时送猪饲料的僧人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另一个当年的红卫兵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做过屠宰场，在里面杀猪拔毛。” 七十年代，军队撤离后，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西藏各地区和附近各县来拉萨的干部和普通百姓都可以投宿。也因此，寺内墙上的壁画被烧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熏的破损不堪。1972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中美关系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层为改变国际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复者们并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该放置什么佛像，最终还是在一位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帮助下修复了第一层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后的大昭寺又恢复了香火缭绕的场景，直至今日。不过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画已不是昔日的壁画，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 ---西藏文化被摧残 大昭寺作猪圈上师被批斗 作者： 林辉

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１６号楼，他嫌弃住的地 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７００平米和１７００平米。 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１９７５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回忆当年清查钓鱼台王洪文住地），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１３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５０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李海文）。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 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王洪文１９７４年一年获得的特别补助就有４３６４元，大概相当于毛泽东１１个月的工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１５元（陈守信：回忆当年清查钓鱼台王洪文住地）。 ---阜成门六号院：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１９７２年一次从香港进口６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主编：《实录毛泽东》）。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 丰富多彩，１９７５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１９７５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５５０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１５００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１００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２０１５，第１９７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８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１７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阜成门六号院：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本文力求引用资料真实性，尽量少引用７０年代末对四人帮大批判时期的资料，很多有夸大其词之嫌，注重引用当代经过权威机构和专家考证过的数据和观点。）

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讲述人：刘明忠 安仁镇个体饭馆老板，52岁 采访时间：2010年7月25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我在安仁街上开饭馆，同王大妈很熟习，王大妈长得白白净净的，就是这条街上的人。 当年外面来人参观，特别是有记者、学生来，总是找那几个女人去诉苦，一个是冷妈妈（冷月英）， 一个是罗二娘，还有一个就是王大妈。 王大妈诉苦时说，当年刘文彩强迫挤她的奶吃，又不给钱，剥削她、压迫她。 但是，一些老人们给我讲，刘文彩这个人很对，去交租，都请吃饭，大人小娃都可以去吃。交不起租子，他一挥手，免了！穷人过年吃不起饭的，他（刘文彩）还叫人拿给他几斗米、几块腊肉过年。 王大妈来饭馆吃饭，我当面问她：“你去讲阶级教育课，说刘文彩怎样坏，你真正是啷个看的？”她亲口给我讲，她说的全部是假话。她还说，我也是没得办法，要讨碗饭吃，如果说真话，要被抓去跪瓦渣子。 她还对我说，冷月英说她生了小孩后几天被刘文彩拉到他家去坐水牢，这可不可能？ 我们当地风俗，生了孩子正在坐月的月母子是绝对不能迈入别人家门的（否则这家人就要倒霉），在封建社会，就是一般人家对此都要忌讳。刘文彩同她（冷月英）有多大的矛盾，要把一个刚生了小孩的月母子拉进家门？在提到她本人讲给刘文彩喂奶的事时王大妈说：刘文彩那么大的家产，不可能来剥削你的奶吃？但是当时必须要这样讲。如果不这样讲，她也要被戴尖尖帽，挨批斗。她还说，每次她们讲了（忆苦思甜）课之后，政府就请她们去吃顿饭。 龟儿子（骂人的话）编些谎言！完全是栽诬（诬陷）人的，王大妈自己就说她是栽诬刘文彩的。 我还晓得一件事。有一次有记者来参观庄园，上面叫刘元树（音）的妈去上阶级教育课，刘元树当时是队长（他现在还在），他对他妈说：“你千万不要说刘文彩对（好）哟，你要按上面的要求说，你要是说了真话我就要下台，乌纱帽要被整脱。”他一再要他妈按当局的要求说假话。 当年你只要说了真话，说刘文彩好，就要整你，把你打成“地富反坏右”，要拿个尖尖帽子（高帽子）给你戴起，让你跪瓦渣子，所以，当时那些人，一个个都不敢说真话。 王大妈本人就亲口对我说，她不敢说真话。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蔡溶：决定命运的5分钟 一念之差天堂地狱 1950年1月10日，25岁的汤寅山就在这艘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海洋号”上（图1），5分钟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今年的6月25日是韩战爆发70周年纪念日，88岁的中华民国海军老兵汤寅山（又名汤富翔）向记者讲述了1950年至1954年间，那段动荡的时世中，两批士兵在同样的 机遇下（自主选择命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转向右转，一念之差、一抬脚之间所带来全然不同的结局，令人无限感慨。 1950年1月9日午夜时分，一艘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海洋号”缓缓驶入香港港湾，靠上海军码头，25岁的汤富翔等22位中华民国最后一批归国的留英舰艇军士在完成4年海军术科课程后正随该舰实习。清晨8点，同伴喊醒值完夜班刚钻入帆布吊铺睡下的汤富翔说：舰长训话！ 奔向士官厅，舰长向众人介绍了身旁的英国驻香港移民局官员。汤富翔回忆道，舰长当即宣布22名学员的受训课程告结束，并且英国政府已于当年的1月6日宣布承认中国大陆新政府，由于这批海军学员乃是中华民国1946年从大陆送去留英受训的，遂决定给予自由选择的机会，凡决定去台湾的站在右手边，去大陆的站在左手边，但不可停留香港，给5分钟时间考虑。结果有10人选择台湾，12人选择回大陆。 汤富翔是站在右边的10人之一。他说，虽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大陆，在台湾他什么人也不认识，“但是我在江西读书时听瑞金的老百姓都讲，共产党2万5千里长征的时候，把我们18岁以上的男孩统统抓壮丁抓走，同时共产党讲凡是有100亩地的都是大地主，抓到操场杀头，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将小孩也斩草除根;这是土匪行径，哪里是政府呢？”他没有选择去大陆。 1979年10月汤富翔以美国公民的身分返回中国大陆省亲，顺道探听旧日留英同学的下落。12人中除两个广东籍的同学溜入香港外，其他10人都回到大陆，碰面的仅有三人，皆一肚子苦水。“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到处跑，他们在中国大陆一个都没有出来。而且由于他们留英的背景，个个被列为牛鬼蛇神，住牛棚猪圈，苦不堪言，有的神经错乱下落不明，音讯全无。” 汤富翔说，其中一位长的很帅的同学留英时，与英国女孩Margaret成婚，“结果他回大陆后音讯全无10年，一个交代都没有，她不能进来，他也出不去，夫妻无法团聚不说，在红卫兵时代，他还被抓了起来，问他：你在英国读书四年，和英国女孩结婚，又再回来中国，你必是英国间谍无疑。快从实招来，你的上级是谁？听谁指令？他被打得皮破血流，下放农村劳改8年。” “那次回大陆我去大连看他，他很后悔：5分钟决定命运，我怎么知道呢？早知我就去台湾了！”汤富翔说，还有一名苏北的老乡原来很红（亲共），他选择回大陆，“后来人都不见了，很惨！其他同学的下场亦当可以想见。” 而回顾在台的10位同学，除了两位因病亡故，有三位移民美国，一位移民巴西，一位官拜海军上将成为潜艇专家，一位转入外交界，两位成为工程师，均事业有成、儿孙满堂，安享天年。两地相比较，似有天渊之别。 图2：1951年26岁的中华民国海军军官汤寅山（汤富翔）。

全民办铀矿 1956年1月，周恩来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技术革命土洋并举”，“土是发动群众，调动群众，人人动手，不仅解决生产问题，也可以造尖端产品”。1958年5月，刘少奇提出“党的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应用和发展，要把中央和地方的力量、国家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 聂荣臻提出“原子能是我 国技术革命的重要任务，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做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并且在各方面利用”。以上的讲话稿，都是伟大领袖事先看过并同意的。 刘聂讲话后，同年6月18日的人日发表社论，认为“地方也能大办科学事业”，“今后10年内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仅靠少数研究机构和少数专家办远远不够，正确的作法是既要靠专家，更要靠群众。全民学科学，全国办科学”。7月8日，中央批转二机部关于全民办铀的报告，报告认为“铀矿工业遍地开花，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全民找铀矿，全民办铀矿”是当务之急。 于是北京赶紧在58年的8月出版了《怎样找铀矿》和《全民办铀矿》。 那本《怎样找铀矿》只是对美帝P.D. Proctor著作的野蛮摘译，删除了他的“利用找矿发财致富等许多不健康成分，以及不合我国国情或没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所以咱就不去说它了。 《全民办铀矿》则是中国人的著作，充分体现着中国人的思想的光辉。作者梁基认为“铀矿选冶很容易掌握，比炼钢要简单万倍”，而全民办铀矿，只要有党的领导，”建设日处理100吨的选矿厂只需3个月”，“除了岩石破碎机和选矿机，只需要木桶或陶缸，总投资30万元”，“投产后职工数量100余人，日耗10余吨硫酸，100余升氨水”，“日产大约80公斤铀，全国办100个这样的小厂，年产2,400吨金属铀，用不了几年就超过英国”。 在如此不堪的“全民办铀矿”的指导下，由地质部三局副局长蹲点的广东翁源，很快就种出了第一块高产田：下庄希望矿。他们大干29天，全部采用自力更生土法炼铀工艺，所有厂房都是用茅草和竹子搭建，里面摆着内装硫酸的木桶，用人力把碎矿石倒入桶中浸泡，几小时后将浸提液倒进下一个木桶，几小时后再将浸提液倒进再下一个木桶，然后静置于地窖，然后将初提纯液体的下半部分倒回木桶进行再提纯……多次循环后，将液体装进麻布包里，和做豆腐似的吊起来脱水，然后放在大铁锅里烤干，从而获得八氧化三铀含量30%的“黄饼”。 58年12月，二机部和三局在翁源联合召开“全民办铀”推广会，会后除台湾和西藏外的20余省区都立了农民找铀队，找到铀的湖南郴州和云南沧源等地，积极投入全民采矿，照猫画猫建起了从铁锤砸矿石到铁锅熬黄饼的选冶厂，数万名农民跃进到了临时矿工的行列。这些厂在1960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被抹掉之前，共产“黄饼”150吨。据朱光亚1995年8月16日的说法，“64年10月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全民办铀矿的宝贵贡献”。我衷心地希望他不是在说客气话。 说是1960年之后全抹了，但是实际上在少数偏远地方，作为当地（或者在当地的全国性单位的分支）盈利创收（以及铸造新人）项目的土法挖铀炼铀，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例如在云南的沧源耿马…… 事实上，这本《全民办铀矿》没有一个字提到辐射防护、强酸防护、风尘防护……，没有一个字提到各种难以（甚至是现今无法处置）的污染。当然，后来也并不是没有说过“为革命做好必要防护，戴口罩多洗澡，饭前要洗手”等等，但那毕竟是在另一本只有19页正文的小书里。 事实上，这本《全民办铀矿》的结尾是首诗：“铀矿选冶并不难，比起钢铁易万千。焦炭高炉全不用，多用纯碱和硫酸。矿用酸碱泡一泡，铀在其中溶的欢。渗滤搅拌全浸出，焙烧氟化又还原。全民办矿齐努力，老牌英国扔后边”。科学家的诗，好或不好我都无法挑剔。 事实上我真恨透了这本《全民办铀矿》，因为它让我又想起曾经有过一位30岁的肺癌晚期姑娘，她叫苗晓娜。大家都知道不吸烟的青年女性的肺癌几率很小，但是她偏偏就得了这个要命的病——作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实怕也没有用的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她曾经土法挖铀炼铀7年…… ---@正牌瞎溜达

一个起义军官的遭遇 讲述人：刘福田 1913年生 采访时间：2008年6月8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五星村 我最初在刘湘部队里当兵，跟着他出川去打过日本人，还随国军解放了香港，抗战后回到家乡。1949年时我是24军刘文辉手下的一个连长，当年随刘文辉起义，投奔了共产党。 我是本地人，对刘文辉、刘文彩很熟 悉，他们怎么一步步走出来的我十分清楚，他们的为人我当然也相当了解。 也许是太了解了，他们对我不放心。1964年他们找个理由，说我是刘文辉的伪军官，把我抓进了监狱。 那时的政策是：凡是国民党部队里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是反革命。但我是起义的军官，不应当算是反革命。可是他们不由分说，硬说我是伪军官，是反革命。 他们把我捆起来，到各种会上去批斗，然后宣布逮捕法办。 把我抓走后，我的家人也被从民安队赶走。我大儿子刘德均已经与我分家，他妻子马上就要生产（生小孩）了。因安置地连床都没有，他们哀求宽限了几天。生了孩子不到十天，他们就被赶出了家门。 我入狱后，我老婆拖着另外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只得送给了人家。 1979年后，平反冤假错案，他们觉得对我量刑过重（无期徒刑），于是把我放了，这时我已经劳改了十五年。 量刑过重不等于没有罪，现在都没给我平反。不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军区发给我一张起义证书，民政局据此每月发给我几百元的津贴。原因嘛，是因为我曾经是起义军官。 采访后记 从汶川地震灾区采访完后，我匆匆赶到安仁镇，听说刘福田已经95岁高龄，便立马赶去，路上，真担心他已经老得无法接受采访。 没料到他虽然耳朵有些聋，但视力仍佳，身体仍健，每天，还能骑着电动三轮摩托在乡间的路上穿来穿去。他说，当年整他的那些人，一个个都先他而去了，而他还健健康康地活着，每月，还在领取几百元生活费，享受“起义军官”的待遇。 只是，他和他的家人，从1964年起，再也没能回到他们以前的家园。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毛泽东亲自下令杀过地主全家（包括孩童） 至少两条资料可证实此事（张国焘、胡乔木）。张国焘说毛泽东亲口向他承认井冈山时期的烧杀，自己亲令杀死地主全家，包括几岁孩童。胡乔木：“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 1928年3月，湘南 特委代表周鲁对毛说：“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我们烧房子的目标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烧杀掳掠 陕北红区与南方苏区都一样 作者： 裴毅然

王光美领全家拒看周恩来电影 一直以来，中共官方舆论咬定：在文革中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然而，历史杂志《新史记》却揭露了整死刘少奇的主谋正是毛泽东，但对刘少奇定罪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周恩来。而当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知道了周恩来真面目后，领全家拒绝观看关于周恩来的 电影。 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随着毛泽东下决心要抛弃刘少奇的时候，周恩来对刘的态度就变了。《新史记》第7期文章写道：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在所有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历史情况最为熟悉。 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王年一教授说：送给毛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在贺龙专案中，周恩来也是采取了如此做法。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曾经是中央项目组成员的某位将军的儿子披露，周恩来的批示是“此人该杀”。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后来也承认：有此事，大意如此，实为“刘贼该杀”。 据美国之音《解密时刻》报导，研究周恩来的著名专家高文谦称，王光美刚从秦城监狱里出来的前期，她对外界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在她的儿女们刘源、刘平平写的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最后，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而王光美出来的后半段，了解了很多情况。高文谦听说，此时的王光美对周恩来意见很大。90年代，中国大陆有一部讲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电影，王铁成主演的，但王光美领全家拒绝观看。 （李锐披露，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她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一份是由江青草拟，一份则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共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李锐表示认识他的字。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 ---《万维微播 20190223》

徐景贤披露毛泽东晚年批判周恩来的事件 在徐景贤第二部回忆录《最后回忆》书中有一个亮点（页296-307），详细披露的1973年底批判周的重大事件。毛泽东逝世前对资格最老的同事周恩来发动的这一政治攻击，可圈可点之处有： ——1973年11月17日，毛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主题是批周在 对外事务中“严重右倾、修正主义”，“目无中央、欺骗主席”，“屈膝投降、丧权辱国”。 ——毛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女人交了底，说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江奉旨批周是“第11次路线斗争”（刘少奇是第9次，林彪是第10次）的头子，是“贼船”的老板；唐传达毛对周的批评长达8个小时。 ——在十几天的批判会期间，每天深夜要用铅笔把原始会议记录一字不漏地抄写成大字（为保密不交印刷），送视力差的毛阅读，毛全程牢牢掌控会议进度和细节。 ——毛尤其重视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批周的表态，指定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列席政治局批周扩大会议。老练的邓发言提醒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毛极为高兴，动了找邓作彻夜长谈的念头。十多天后，毛任命邓进政治局，兼任总参谋长。 ——周这时已经癌症尿血，要求面见毛，毛不见。江青不许别人帮周写检讨，还当面斥周：“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 ——周只好尽量狠批自己，并表态把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权力交给别人。 ——毛至此方罢手，会见外宾时对周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毛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 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这几个娘们后来发牢骚：“他（毛）做脸，我们做屁股。” ---参考资料：徐景贤第二部书《徐景贤最后回忆》

陈永贵说：我到中央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 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陈永贵说：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后来我对华国锋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华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 陈永贵说：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陈永贵说：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陈永贵说：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后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象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

谈到华国锋时，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交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要是把他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 ，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而华国锋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邓小平)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华国锋他多么傻瓜!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他谈话时，他才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四人帮)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我还相信他，看来他也是个鬼。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

陈永贵说：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 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 （作者秦楚，是陈永贵的老朋友）

几段早期中共领导人情爱与政治之间的故事： 中共发起人之一施存统的夫人王一之，当年被称为"中共之花"。共产国际的张太雷以俄文翻译身份回国过上海，施存统请他到家中吃饭，张太雷一见王一之就动了心，诱奸了王一之，不久公开同居，施存统气得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双目失明，直到他另外结婚，施存 统改名施复亮（意思是双眼恢复光明），恢复正常生活。这是中共初期闹得很大的事，当时因为张太雷属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说，只要张太雷的工作表现好，中共无权干涉他的私生活。 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曾任中共中委。在上海，她的二家和单身的彭述之住在一座房子里。当年的向警予，也被称为早期最能干的女活动家，在公众场合，她言词动人，很有威严，一回到家，她要同时和两个中共要人鬼混，这事又闹到中央，陈独秀问向警予，你到底爱蔡还是爱彭，向警予说："我不知道。" 后来，蔡和森和向警予同时去了莫斯科，两个人心情都不好，蔡和森又和当时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结了婚，向警予和一个蒙古人结了婚。当时有一个说法是，李立三为了安慰蔡和森，和政治上争取蔡和森，故意把自己的老婆送给蔡的。蔡和森和彭述之为了争夺向警予，这两个人在中共五大上斗争激烈，后来成了终生的政治敌人。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原是中共创党人之一沈定一的儿媳妇，杨之华很漂亮，到上海大学时，上海大学全校引起了骚动。后来杨之华与沈定一的儿子离婚，与瞿秋白结婚。婚后瞿派去苏区，中央坚持要杨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当时党认为杨之华既然长得漂亮，可以利用她的女色为党作出很多奉献。杨之华当时的任务是和男同志假扮夫妻，她在假扮夫妻时为了拒绝"上床"，得罪过不少高级领导人。杨之华的公公沈定一后来退党，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共产党玩女同志，简直是赤白党"。赤白党是上海话骂人无赖的意思。反驳沈定一的人说，男女同志间为了党的工作，私人间偷鸡摸狗，不属反党，党是无权干涉的。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图1 - 图9: 施存统、王一之、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彭述之； 沈定一、杨之华、瞿秋白。

"一杯水主义"这个名词，最初是一位瑞典女共产党人柯仑泰说的，她认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男女就是杂交的，这种杂交就是"一杯水主义"。 我说到没有任何中共文件证明所谓共产党人的"一杯水主义"。但是，早期中共党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女同志是极少的，所以每一个单位都有争夺"女同志"的斗争。在那个时代 ，也有的女性为了表现自己的解放，女同志成了三角四角恋爱的主角。据早期留俄的老同志说，当年莫斯科的女同志，如果不拥有几个亲密的"男同志"，就可能被人讥为落后封建，早年中共领导人中的男女纠纷常常闹到党中央，党中央无法讨论，就由陈独秀裁决，陈独秀也因此被称为"大家长"。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