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雅琴遭遇了什么？ 她是西单“玉华台饭庄”的服务员，上过初中，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被抓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中，用绳子绑在旧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她。她发出惨叫声。这个地方离校门很近。过路的人听到了她的惨叫。打着打着，她的惨叫声停止了。打她的红卫兵叫 来了学校医务室的刘大夫。刘大夫来后，用手指拨开她的眼皮，看了以后说：瞳孔已经散了，她死了。你们把她放下来吧。 一名校友写道： “到了学校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卫兵从街上抓来了一对流氓！现在就关在校门左侧的平房里。我和一名同学赶快跑去，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从上着锁的房间门缝外往里看，只见屋子深处的柱子上绑着两个人，大概是被打的吧，两个人都垂着头根本看不见脸。听同学说两个人在街上有不良行为。看来两个人是情人。20世纪60年代的情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能有什么不良行为呢？像现在的情侣一样在人前拥抱、接吻，是不可想像的。顶多话语、动作比常人亲热一些而已。无法抑制的爱情外露在红卫兵看来就是流氓行为！这给两个情侣带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不忍再看下去正要离开，来了几个红卫兵打开门进去了。我们二人直觉到不好，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果然从后面传来了怒骂声、皮带的嗖嗖声和惨叫声。 后来听说这对情侣，两个人都被打死了。” 但是现在仍然不知道是哪一天，关雅琴被打死了。人们只记得，是在8月下旬，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8月18日）之后。那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那个盛大集会后暴力大规模升级。施暴对象，从学校的校长、老师，扩大到校外的居民，主要受害群体有所谓“小流氓”，信仰宗教的人，拥有私人房产的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文革后的《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说，1966年8月9月，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但是报纸没有说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 ---王友琴：她的名字叫关雅琴—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的十八岁服务员 图： 宋彬彬的忏悔？

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注销户口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是和在校园暴力中受难的老师一样，这十万人的悲惨故事一直在关于文革的记载的架构之外。 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 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道。但是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的“第四号通令”，可以了解到这一迫害是怎么发生的。 “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7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给出路”。这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1966年8月29日发布，就象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其时，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在各处抄家，打人，焚烧文物。8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以致尽管焚尸炉把尸体不计姓名地成批焚烧，火葬场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 这个通令制定了对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的处置方法。而当时正在疯狂进行的暴力抄家，为这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提供了实施的条件。在死亡的威胁和棍棒挥舞之下，近十万人被没收了一切所有物，被扫地出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 这十万人要么离开，要么在北京被打死。有的人当时天天被打，或者已经被关进红卫兵设立的监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离开北京和不离开北京，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没有区别。再说，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北京的红卫兵主持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逐行动，包括抄家，打这六类人，没收财产，注销户口，处理其中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在北京的火车站给这些人设立了特别的入口。红卫兵在那里把守。很多人在车站被打甚至打死。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这些人的家具都已经被没收。有些人带了衣服和做饭的用具。在广安门火车站，他们带的衣服被没收（当时是夏天）。每人只准许带一只碗，一家人只准许带一只锅，其余的炊具都被没收。 有些人在去农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打死了一个这样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人也曾经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的多具尸体，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这些人到农村后，农村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这些人中的一些，到了农村被斗争，而且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很快就死亡了。 ---“遣返”，对城市和平居民的非法驱逐 作者: 王友琴

（陈金贵：）“红八月太可怕了！红卫兵都以‘要武’为追求目标。他们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拿起棍子抄起鞭子，到处打人抄家，几乎无恶不作。那几天北京街头血肉横飞，跳河的卧轨的比比皆是，被活活打死的也屡见不鲜。红卫兵为了扩大战果，还到不少单位煽风点火，地质学院附中的几个红卫兵来的我们厂，把所 谓地富反坏右资都集中在操场，用带铜头的鞭子抽打这些人。这些已经变态的坏人还独出心裁让资本家爬行几百米，顿时操场就像草原，几十个活人像羊一样爬来爬去。 “有的人实在受不了了，有个叫刘财的老人，因为是个只有几百元股息的小业主，也算坏人，他当天给自己拴了块石头跳了龙潭湖。第二天尸体飘上来，厂里领导让几个资本家把刘财的遗体送到火葬场。几位资本家看着刘财的尸体虽然同情，却也不敢吱声。 “到了火葬场，几个红卫兵如同凶神恶煞。他们的目光又转向几个‘押运’尸体的人，那个年代每个单位都有心眼儿极坏的人，他们连畜生都不如，畜生至少不会互相侮辱取乐，但人群中的坏人就喜欢作践活生生的人，工厂的老红卫兵给所谓的黑五类都在胸前挂个牌子，比如狗地主某某某，臭资本家某某某，大右派某某某，他们对押运尸体去火葬场的人大声呵斥‘你们身上的牌子不许摘，到了火葬场也要挂着，让大家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 “到了火葬场，运刘财尸体的都是老老实实早已被吓破胆的资本家。红卫兵看见他们挂的黑牌子大怒，说都他妈的是牛鬼蛇神，全他妈和死人一起烧了，留着你们这些阶级敌人就想推翻社会主义。别以为这是段子，那时的红卫兵就是魔鬼，他们可以活活打死人，可以用开水浇死人，可以把人集体活埋，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说完就要把他们推向火化的地方活活烧死，几个奉公守法的资本家顿时吓得跪下求饶，有的嚎啕大哭说自己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 “司机张宝华当时也吓懵了，要想办法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活人烧死，他对红卫兵说，这样不行，我们厂也有红卫兵，如果不把他们带回去，我们就没法批斗他们了。一个红卫兵问你什么出身，张宝华说下中农，我是红五类，我必须把这些牛鬼蛇神带回去，如果把他们烧了他们也就没法交代其它阶级敌人了，我们正在深挖他们在旧社会欺压工人的罪行，他们一死继续追查就断了线了。” 经张宝华一顿劝说，红卫兵对资本家们再次呵斥说回去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问题，几个资本家不断感恩，各个已经吓得大汗淋漓甚至尿了裤子。 陈金贵说，前几年看过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那年月中国没有辛德勒，各个都想在挨整的人身上踩上一只脚。但张宝华真可以算1966年红八月的辛德勒啊！ 陈金贵最后说：“恶贯满盈的红卫兵这才让他们回去。其中的资本家马进荣吓得几乎瘫了。当晚他和妻子说，咱们出身不好，这文化大革命不会放过咱们，早晚有一天让红卫兵活活把咱打死烧死，咱们还是死了算了。他们给孩子留下一封短信，让他们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找来一根铜丝，把各自的一只胳膊绑起，马进荣捅了电门，二人刹那间走向天国……” ---1966疯狂红八月中司机挽救活人火化的义举 作者: 金汕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8月19日晚，北京二中、北京十五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六十三中的红卫兵聚集在北京前门大街已有百年历史的全聚德烤鸭店，声称全聚德烤鸭店是封资修的招牌，不能用了，我们已经做了一块新的招牌，必须换上。烤鸭店经理说我们不是私营企业，早就公私合营了，现在是社会 主义烤鸭店。我们质问道：既然是社会主义烤鸭店，为什么还用‘全聚德’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牌子？烤鸭店经理无言以答。全聚德的部分职工支持红卫兵的立场，烤鸭店经理只得答应换牌子，让职工去把老牌匾摘下来送进仓库，换上红卫兵的新店名牌匾。我们斥责那个经理：你还想把封资修的牌子留起来吗？经理回答：总要有个地方收起来吧。红卫兵小将质问：收起来？收起来你还想重新挂吗？ “不等烤鸭店经理回答，我们红卫兵和店里的职工已经抄起家伙，将门口已经悬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砸了个稀巴烂，留在今天真是文物了，想起来我们真够缺德的。我们红卫兵还觉得不过瘾，冲上去又是一顿踩踏。接着红卫兵和店里的职工将写着‘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大木牌悬挂在大门正上方。换了牌匾还要换思想，我们红卫兵当即组织全聚德烤鸭店的职工学习文化大革命文件，让他们认识到‘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是剥削压迫的象征，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砸毁这个招牌就是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余，也是扫除资本家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 “我们一白话，烤鸭店的职工提高了认识，协助红卫兵将全聚德餐厅、楼道、橱窗、宿舍里的旧社会遗留下来字画、书法、幌子、店规全部毁掉，店员们从新华书店买回100幅毛主席画像，连夜在餐厅、楼道、橱窗、宿舍里张贴。周总理曾宴请过外宾的外事餐厅，原来挂着一幅画着北京填鸭的大型壁画，不是解放前的，是六十年代画的，店员问我们红卫兵换不换，我们回答当然换了。于是一幅巨型的毛主席语录替代了这幅壁画，语录上的文字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 “8月20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改头换面的‘革命’烤鸭店诞生，不仅牌匾换了，门口还挂上了一块新招牌：‘欢迎工农兵进餐’。服务员也都穿上了红卫兵的服装，带着袖标。原来几个中学的红卫兵破完四旧还是不放心，就留下了10个人常驻在烤鸭店里，担任‘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烤鸭店职工惹不起我们，给我们送饭，当时大多数红卫兵家里就靠父亲几十块工资没进过馆子，这下吃了个够。烤鸭店由我们红卫兵把守，进来的食客先问你什么出身，食客们都被吓跑了。好几天几乎没有人来吃烤鸭，路过的行人也不敢停留，害怕被我们抓进去审问。 ---一位北京老红卫兵回忆文革砸全聚德 作者: 金汕

中共打入国民党的四大间谍 张戎：我们发现中共在国民党中有四大间谍，第一是邵力子，他把蒋经国带到苏联作人质，俄罗斯档案馆有邵力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完全表明他是共产党间谍。第二个就是张治中，他与苏大使馆武官有亲密关系，全面抗战的打响，不是芦沟桥事变，七七后蒋没有开始全面抗战，日本人也 没有南进占领全中国的计划。斯大林最怕日本巩固华北后，向北进攻苏联，所以利用张治中搞了八一三沪淞之战，把日本人拖进中国广大腹地而不再进攻苏联，这是斯大林外交上绝大的成功。另两名间谍是胡宗南与卫立煌，他们对中共功劳很大。 ---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图1: 邵力子 图2: 张治中 图3: 胡宗南 图4: 卫立煌

傅国涌：八宝山的等级 在三个墓区中，第一墓区的政治规格最高，多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包括任弼时、彭真、姚依林、陈云、李先念等，然后再往下第二级台阶下是“四副两高”（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国家元首副职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墓，另有一个说是自然形成的格局，这 个墓区的东侧主要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西侧则有一些级别相当的高级民主人士，曾是开国初期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张澜也安葬在这里。 八宝山的骨灰堂共有28间骨灰安放室，规格最高的是居中第一室，从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董必武、陶铸、廖承志、李富春、许光达、陈赓、徐海东、林伯渠等到“末代皇帝”溥仪、李宗仁、傅作义、张治中等，也是秩序俨然。另有9间存放的是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的骨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中，“正部级要放置正面位置，副部级放在两侧。”整个骨灰堂的骨灰摆放都是按照生前的级别定的，所以有些夫妻因为级别不同而不能合葬，比如陈毅夫人张茜的骨灰就因级别不够，而不能进入中一室，甚至连属于党内的高级民主人士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的骨灰也被分别安排在两处。 这就是等级、身份的厉害，死后与生前一样，龙是龙，虎是虎，猫是猫，鼠是鼠，丝毫也马虎不得，也不容许马虎，一切都有“组织”安排，有着难以动摇的规则、规矩、规定，这是人间权势向另一维度的空间延伸

早在1941年5月12日，他（萧军）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 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 因妻子分娩，当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①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②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延安，革命阵营大大小小掌握着权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馒头也是白的”可见一斑，但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远比普通革命者充足。这种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并成为私下的谈资。王实味杂文中的概括实际上引发了延安许多人的内心共鸣，也因此遭到严厉压制和打击。萧军看见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延安窑洞中的特权 ——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 作者: 傅国涌

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 我问：“毛泽东如何？” 张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问：“林彪如何？” 张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 我问：“江青如何？” 张答：“明星嘛，这会做了主角，总算不错了。” 我问：“康生如何？” 张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我问：“周恩来如何？” 张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张氏给我的答复，后来事实证明，观察深入，一语中的，他的确不愧为中共第一代的代表人物。 ---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司马璐

有一次我问张：“你在领导方式上，和毛泽东有什么不同？” 张国焘起初轻松地回答：“我们领导的方式确实不同，红军行动时，我总是骑着马，老毛总是坐轿子，有时躺在担架上。我骑马，随时要应付实际的战斗，老毛呢，他在轿子或担架上，可以安静地思索更多的问题。”张国焘突然严肃地说：“老毛的领导方式可 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代价。” ---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司马璐

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经说“你们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他想得到整个中华。”笔者在十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忘了书名），说这句话是毛泽东对他的俄文翻译师哲在私下里说的话。 最近看书，发现这句话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出现过。 有本书说：康生在批判彭德怀时竟别 出心裁地在他的名字上大做文章：“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康生的话比毛泽东的话又有所发展了，他从彭的名字上不仅分析出彭是野心家，而且还是“水滴石穿不移志”的阴谋家。 另据吴法宪说，在1959年8月2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在最后讲了话，林彪讲话中有一件事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林彪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 不就是一个名字吗，值得这样大做文章吗？无论是毛，还是康和林，都是有水平的人，怎么会说出如此极无聊、极没水平的话？真无法理解这个毛皇朝的帝王将相们。 ---中国人喜欢在名字上做文章 作者: 胡鹏池

蒋介石为让苏联放儿子而纵容中共 张戎：例如红军长征。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为甚么？最重要原因是他儿子蒋经国被苏联当人质，扣在斯大林手里。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他把「绝后」看得很重，在他日记中有记载。俄罗斯档案的材料发现，蒋希望用红军和中共的生存换回他的儿子。 长征时他完全可以把红军消灭掉，但他没有那样做。长征前夕，他就向苏联正式提出要求放回儿子，书中详细叙述，他用放走红军的一系列步骤，和斯大林作交易。长征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所谓湘江之战，等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后，蒋才封锁湘江。又如一四方面军会师、毛到吴起镇当天，蒋都透过各种渠道，向苏联要求放儿子，包括愿意国共合作抗日。又如西安事变就是因斯大林同意放蒋经国而结束的，蒋被扣后坚决不同意会晤周恩来，周能进蒋卧室，是带着斯大林的一句话「你的儿子现在可以回国」才与蒋见面的，中共大吹周恩来在西安怎么斡旋调解事件，完全是神话。 ---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3b3lg4kz3i5zlvqlq75nl6zepa/production/aade9d25202490dd274677fa37dc38bb7da0370706684f1351f7f6beffe1235f.AVIF

毛杀人历史的三个阶段 概括地说，毛的杀人史，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将杀人合理化。从革命的暴力论，宣扬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类似的宣传，煽动杀人不可避免，成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依据。 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 发展，制定各种严刑峻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 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么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飨宴之后死去。 ---毛泽东的杀人嗜好 作者: 金钟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 ”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 “文 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 ”，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 ”。[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 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 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毛泽东妻妾江青和张玉凤的秘密战争 作者：宋永毅

从字面上理解，浮夸风一词的本意是“虚浮夸张风潮”。说实话，笔者不敢苟同对造成近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跃进作如此轻描淡写的描述。因为，当年的虚浮夸张，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浮夸张，而是达到了歇斯底里、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 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通讯“徐水人民公社将要发 射的高产卫星”说：徐水县一个公社试验田亩产山药120万斤！具体做法是：杀了4条狗，用狗肉汤浇灌山药，增产极其有效；还给山药打针，打了20毫升葡萄糖…… 大家不妨品味一下，《人民日报》上述通讯，究竟是天方夜谭，还是魔鬼梦呓？如此荒唐绝伦的消息，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能堂而皇之的登上党媒喉舌，说给全中国听，甚至是说给全世界听。这完全远远超越了人类认知的底线，绝非正常人类所能为之。 ---掸封尘：中共大跃进“浮夸风”背后的红色魔鬼

1954年共产党在北京开政协会议，那时候的梁漱溟是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一直是关心农民生活的，替农民说话。他那个话是说，今天的农民在九地之下，和工人相比，工人在九天之上。这句话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他痛骂，他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有资格为农民说话，你是什么东西？可以以农民的代言自居？从此 以后，梁漱溟就受到围剿，使他不能说话。 中国从明清以后，交税的钱完全在田上，谁有田，谁就交税。本来有一个人口税，这个税就拼到田里边去了，摊丁入亩。所以换一句话说，在明清两代，一直到民 国，你没有田，根本就不要交粮，地主非交不可。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家有一个误 解，以为共产党革命是为农民翻身。其实农民的情况在传统的制度之下，有它的基 本保障在那，而且它不要交付锐，也不要出劳力。并不是过去农民好得不得了，但 是确实比共产党之下多一点保障，共产党现在的田实际上还不是给你的，在你交的 税上，钱还是属于共产党的，属于公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比过去以 来，只有更惨而不是更好。 ---中国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余英时 图： 梁漱溟 —— 老毛，你够狠

一九五九年，红色王朝十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 、副秘书长，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八个人之一，其他七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八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 周鲸文这本三十八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十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得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一九四九年政协会议期间，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毛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 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画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 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有很多的人想进党，而且也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三篇宏文见证红色王朝 作者: 傅国涌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 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 ”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也时常离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唐、王两人当时比较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与江青有私人矛盾，于是就利用毛的联络员的身份，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当然，王海容同时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 ”[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 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 ”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 “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毛泽东妻妾江青和张玉凤的秘密战争 作者：宋永毅

1964年，毛泽东担心的是美国会把战火从越南扩大到中国，三线建设，起初的考虑是防美国的侵略，要搬到大西北，后来才想到，好些地方太近苏联了。到1967年，又和苏联闹僵了，神经质地以为苏联马上就要进攻中国。1979年，邓小平上台，说世界大战十年二十年不会发生，要裁军。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真是个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的家伙。 三线建设，比文革的损失还要大。三线建设化了1963-1965年国家总投资的40%，1966-1970年的53%，1971-1975年的41%。据1981年的统计，中国有5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1800家就是那个时期在三线造起来的。毛泽东的时代，1953-1975年期间，在四川一个省的工业投资就超过了上海天津和江苏三个地区的总和！渡口钢铁厂第一期建设，用了10万建筑工人，化了37亿人民币，成昆铁路化了33亿人民币，贵州的一个煤矿用去了10亿人民币，兰州造个水坝，投资了6.48亿人民币。总共估计用了二千亿人民币。 按中国经济学家Chen Dong Sheng的报告(经济问题探索，第二期，页9，1980年)1953到1979年期间，投资一元，中国沿海地区有0.975元的产出，内地是0.414元，三线地区是0.256元。这样做赔本生意的事，怎么会有？居然就有！在毛泽东的中国。 1979年起，中国对三线投资大减。1983年，中国的建设方针是沿海为先了，优先颠倒过来了。要讲经济效益，讲利润了。在三线的那些企业在求利润上是先天不足的，政府实行的计划内计划外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产品价格不能提高，而三线企业大部分生产计划内的产品，这样一来，三线企业只能是转并关了。 许多三线企业从山沟沟里搬出来，比如第二汽车厂，就从山里搬出来后得以生存的。有些三线企业就只能放弃了。1988年一年里，就化了20亿人民币把这些三线工厂再搬出三线。 ---毛泽东最大的浪费，三线建设 作者: 杜好书

赫鲁晓夫披露苏共支持毛泽东发动内战：战败的日本兵放下的武器，然后我们将其转交给毛泽东；我们不得不避免予人印象，我们直接将日军武器转交给共军；我们的方法是将武器集中存放在某地，让毛泽东去找；我们在满洲安排装备毛泽东军队，和苏军从日军缴获的武器。斯大林派了个全权代表至东北负责铁路， 他定期向苏联汇报许多毛泽东高层对苏联的观感，其中刘少奇，周恩来最反感；而信息来源于高岗。斯大林为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将Panyushkin的报告有关他与高岗部分，交给毛泽东而出卖了高岗。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出席苏联革命40周年庆典，与赫鲁晓夫交谈时说遍对中共高层的坏话，诸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唯对邓小平有好感，毛泽东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个矮个子吗？他非常聪明，将来会很有前途”。1954-55年邓小平主导了反高岗运动，1957年邓又任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故深得毛泽东赏识。 大跃进时，周恩来请赫鲁晓夫派遣一个能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和应当怎么做的专家。赫鲁晓夫于是指派Z到中国数周，返苏后向赫鲁晓夫汇报：检查了他们的炼钢厂，当我要见其经理时，结果他是个兽医。我问周恩来，苏联为你们训练的钢铁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们都哪里去了？周答：“他们正在农村劳动，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 赫鲁晓夫评论毛泽东“就像一个想让他的国家颠倒的宫庭中的疯子”。赫鲁晓夫称文革为“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这是1937-38年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口号。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和毛泽东均强化个人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个人对无产阶级，对党，对领导人的同僚的专政”。赫鲁晓夫说“文化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直接反中国人民和反党。”；“毛泽东一直寻找机会控制国际共运，为此他必须挑战苏联”。 毛泽东说“有许多国家侵略过中国，但中国同化了所有入侵者。你们有两亿人，我们有七亿人”。毛泽东滥用权力，误导他的党，他不是有些人所称的疯子。人们开始传言毛泽东是个精神失常的人，他已失去理智。这不是真的，毛泽东是非常聪慧，且非常狡猾的。“中国人不承认任何法律，除了权力和武力之法。如果你不服，他们砍掉你的脑袋。”他们干得非常艺术，他们当着数千人的面把你打死，你还不能称之为野蛮，因为这远比野蛮更坏得多，而这还是在20世纪！ 毛泽东贯耍亚洲式的政治阴谋。按照他的哄骗，背信弃义，残忍复仇，欺诈的规则玩弄政治游戏，他骗了我们好多年后，我们才看透他的诡计。Talleyrand曾说外交家是用其舌头掩盖其思想。政客亦然。毛泽东经常是掩盖其真实想法和意图的高手。 毛泽东请斯大林派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审阅毛泽东著作以免出错，于是斯大林派Yudin赴中国，因此毛泽东选集都是经过Yudin审查修正过的。他随后任苏联驻华大使。 ---赫鲁晓夫眼里的毛泽东 作者: 颜昌海

到了58年，毛的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全面上马，赫鲁晓夫越看越不对劲。他是搞过工业的，知道现代工业是怎么回事。看到中国到处建小高炉，听人说宋庆龄家门口也建一个小高炉，他就在苏共党内起草发展计划时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受中共胡闹的影响。后来，赫与毛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面，毛让他游泳 ，他说他比不过毛，毛还挺得意。但在后来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实话实说，教训了毛，因为毛又跟他算中苏两国有多少人口，可以组织多少个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多少人口。只要不怕死人，就敢和帝国主义叫板。赫说，您算人口的数字都正确，但这只有在使用标枪、刺刀等冷兵器的时代，人多才有意义。现代战争，有多少个师已不重要。赫鲁晓夫那句名言：“在导弹面前，有多少个师不过是一堆人肉炮灰”。就是在这儿说的。这点，毛泽东绝对不能同意。这就是他后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投降主义帽子的原因。 ---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作者: 赵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