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58年,毛的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全面上马,赫鲁晓夫越看越不对劲。他是搞过工业的,知道现代工业是怎么回事。看到中国到处建小高炉,听人说宋庆龄家门口也建一个小高炉,他就在苏共党内起草发展计划时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受中共胡闹的影响。后来,赫与毛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面,毛让他游泳 ,他说他比不过毛,毛还挺得意。但在后来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实话实说,教训了毛,因为毛又跟他算中苏两国有多少人口,可以组织多少个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多少人口。只要不怕死人,就敢和帝国主义叫板。赫说,您算人口的数字都正确,但这只有在使用标枪、刺刀等冷兵器的时代,人多才有意义。现代战争,有多少个师已不重要。赫鲁晓夫那句名言:“在导弹面前,有多少个师不过是一堆人肉炮灰”。就是在这儿说的。这点,毛泽东绝对不能同意。这就是他后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投降主义帽子的原因。
---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作者: 赵越胜

九犬一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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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仙
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布)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宫廷斗争那套权术,他是炉火纯青的,但在列宁式政党内,用什么方法能既掌握最高权力,又 显得是得了马列的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跟对人”。
---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作者: 赵越胜

在66年到67年文革最疯狂的年代,苏共上层讨论过文革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成了个领退休金的人,但他仍然关注文革。据他回忆,当时有人说中国的红卫兵不会取得胜利。可赫鲁晓夫指出,毛派当然会取胜。他提供的理由有三点:1)毛背后有强大的军队支持;2)毛派是一群“不讲任何道德的人”;3)中国 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国家,它们“不承认任何法律”。
可以说,赫鲁晓夫讲的这三条是准确的,击中了要害。毛推动文革,主要就是靠这三条。他拉拢林彪,让他在军队中的势力为自己所用。他用各种阴谋手段耍弄刘少奇,在他已经决定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之时,在67年1月13日约刘少奇见面,假惺惺地让刘少奇去读狄德罗的《人是机器》。刘少奇提出要回老家种地,他一言不发,只是让刘少奇“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其实他的爪牙江青等,已经开始安排红卫兵残酷斗争刘少奇了。刘少奇拿出宪法要求人身保护时,不过受到了嘲笑,这位国家主席这会儿才明白,中国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国家。赫鲁晓夫之所以能一言中的,肯定是因为他亲身经受了斯大林的凶残阴险,也知道这三条方法好用。在后来他夺取权力,清除贝利亚的过程中,他也熟练地用了这个方法。
---赫鲁晓夫看文革
作者: 赵越胜

在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精神病的,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她在延安,半夜冲进史沫特莱窑洞,捉奸毛泽东与吴莉莉(史沫特莱秘书),第二天政治局决定将她送苏联"治病"。苏联人将贺子珍关入精神病院。
将几百万异议人士,甚至将自已妻子关精神病院,是苏俄传授给中共的邪恶治国术!

被抹去的另一个文革真相
文革后,中共统治集团为维护既存利益,按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自定一套不容怀疑争论的话语体系,把坏事都推给林彪、江青集团,清算也仅限于他们的死党,其他的人事一概不问,因为邓小平等人做贼心虚,知道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事都经不起追究。
就说文革初期,在《五 一六通知》发表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欲擒故纵,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主导运动。刘、邓明知毛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整肃中共高层领导,却故意把祸水引向基层组织和民众。为此,他们以惯用的手法派工作组去大中学校,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把运动搞成第二次反右。刘、邓定下的目标是:运动的声势要大于五七年反右;右派人数也超过当年,大中学生中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也就是几百万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校领导要撤换。事后统计,先执行的北京二十四所高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刘、邓还亲自过问插手指导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多达五百多人,王光美担任顾问,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权力机构,对反对工作组的蒯大富等造反学生进行无情弹压。刘少奇还通过在北师大一附中的女儿刘平平指导运动,该校工作组把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围攻、斗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班主任。
邓小平也把女儿邓榕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当“典型”来抓,工作组让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绝大多数的校领导和教研组长被揪斗,大部分班主任被围攻。八月五日,工作组已经撤销了,学生继续斗黑帮,最后活活打死副校长卞仲耘。邓榕和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亭亭都是凶手之一,“又高又大穿军靴的红卫兵”刘亭亭在卞仲耘身上踏上一脚。当晚,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邓榕去卞仲耘家,警告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说,“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王晶垚为追查妻子的凶手奔走了五十年,因为涉及刘、邓两位公主,当局不予理会,至今卞仲耘之死仍是“无头案”。
所以,在官方的“文革史话”中,可以看到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跳楼截瘫;王光美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的场面,却看不到邓榕、刘亭亭参与打死卞仲耘的记录。
---有关文革的真相、反思和忏悔
——从罗瑞卿倒台“谜案”说起
作者: 喻智官
图1:卞仲耘
图2: 邓家三姊妹文革初都当了红卫兵。左起:邓榕、邓楠、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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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猴气”安在?比如斗刘少奇。按中共的理论,刘执行的乃是正确路线。即便真是他错了,毛也应该通过党的中委会或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来解决问题。可毛不走正路,而要靠“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郭沫若语——在反右时郭充当的也是同样角色)用诬陷不实之词来进行口诛笔伐。尤有甚者,用一帮 乳臭未干的黄嘴角儿,去斗白发苍苍的国家主席刘爷爷,坐飞机、掴耳光、文武带打!此岂是啼笑皆非可了得?这叫什么政治斗争?纯粹是耍流氓。
不仅是对刘少奇,也是整个文革,甚至是庐山反右倾,事后毛竟能厚颜无耻地向受害人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于反右,毛强词夺理说:“这是阳谋”。所有整人的运动,可以一言以蔽之:“是大痞子唆使小痞子充当打手的痞子运动”。毛自称“痞子是革命先锋。”章伯钧看透毛的痞气,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这里就凸显了“猴气”的特性:阴谋诡计,泼皮无赖,概括为“痞”。
---毛泽东与猴
作者: 魏紫丹

丁玲在她的《回忆录》中回忆说:“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 ,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
接着,他又封了其他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哀丁玲
作者: 东西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 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锺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作者: 沈容

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主席作报告,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晚上,等大家 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新中国通史之女性楷模:江青与张玉凤传
作者: 孔祥新

共犯结构
毛泽东第三个手段是威吓同党人:我们都有滔天之罪,事已至此,绝无退路,若是稍退,一同完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第一五六页)这是明说:咱们都在一条贼船上,船翻了,我跑不了,你们谁也别想跑。他还说:“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 待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第一五六页)毛的虚伪和无耻,不言自现,大跃进出了大乱子,他就事后耍赖,对整个中共中央耍赖:现在你们来批评我了,当初你们为什么不吭声?事实上,当初他就是专横跋扈、动辄斥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或“反党分子”,谁能说一声不?
共产党政治是一个共犯结构。在这个共犯团体中,人人有罪,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复杂、阴暗、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他们对重大事物的考虑以及他们的行为特点,第一个议题的就是:怎么做对这个团体的最高利益更有利,而不是怎么做对民族和历史进步有利。这伙人每当处于重要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总是最坏、最绝、最无人性的方案。这种最坏选择机制,正是共犯结构的产物之一,正是这个小团体的私欲和私利决定的。毛泽东利用高层人的自私心,使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共犯团体(别以为彭德怀批评我、与你们无关),拉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维护错误路线,彻底消灭彭德怀及其代表的那种政治良知和勇气,以保持党作为政治团伙的高度一致。所以,即使出了大错误,大家需要一起兜着,共同维护中央权威即团伙利益,不能使这个团伙出大丑,尽管它本身及其做的事很丑恶。这种考虑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者心理和狗苟蝇营者态度,而非政治家之所为。这个时刻,毛等人特别需要团结。而这种团结,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团体串供抵赖、共同谋杀检举人的恶徒式“团结”??
毛泽东把他这种心理,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该灭亡。”
这段话显示,毛泽东对自己及其政党十年来犯下的滔天罪恶实在太清楚了,他知道这个党十年来“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旦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否则天理难容。共产党绝对不能允许新闻自由,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此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若有新闻自由,他本人就得下台、中共就得灭亡,可见这个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敌视自由和民主的。毛泽东这番话,是将厉害关系向全党高层讲明白,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犯有累累大罪、本该被推翻的共犯团体,十年来民愤甚大,树敌太多(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必须团结在他身边,捍卫本集团的利益。
接下来毛泽东的手段,就有点象威虎山上的胡彪向座山雕威吓:“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三爷,您自己看着办。”他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说,假如你们要登在报上,自找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第一五二页)他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摊牌:我要不计后果、大动干戈、祸乱全国,将你们统统打倒,重演董卓进京故事。
这种军事恫吓腔调并非毛氏口头空言,而是辅以具体行动。他在会议中途突然电召林彪上山,向众人显示身边有铁杆元帅护航,这是暗示武力威胁和干预的一种强烈信息。这是他动用强硬手段、在对手逼宫时搞军事政变或政治分裂的一个重要砝码,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带有明显威压性质。此时的林彪,正是鸿门宴上舞剑的项庄,曹操身边有匹夫之勇的许褚,董卓身后的“三姓家奴”吕布。有此人物满脸杀气、持戟而立、保驾护航,他人不敢轻动。毛这个人,从来不信什么民主不民主、仁义不仁义,始终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像商人只认钱、政客只认权、流氓只认势力和打架。别跟他谈什么仁道信义、温良教养,他自称是粗野之人,后来我们又从李医生那里知道,此人从来不刷牙不洗澡,连玩弄女性也不讲卫生,是个什么都不信,只将暴力视为最后立身之本的光棍。
---痞子毛泽东
——读李锐《庐山会议纪实》
来源:黄花岗

盲目兴修水利
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经津津乐道过的,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也是得到了毛泽东关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曾在会上说;“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几天,又到了32亿了, 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
八亿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什么?64亿又是什么?原来指的都是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总量。记得发表于59年初某期红旗杂志上的数字,还是八亿八亿再八亿。报刊上曾大吹大擂过一阵子,说是这些土石方,如果要铺成多宽多厚的路,可以从地球一直铺到月球!说是天文数字真是名至实归。
就说24亿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为什么能把安徽几百万农民累死饿死?需要算算细帐的。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万,农村人口应是三千万左右,青壮年总数也就六七百万人吧,总不能全上挑水库工地吧,还有大办钢铁那一档子事哩。就算他有四百万人去挑水库,那二十四亿土石方,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每个人要负担六十立方土石方,我上过挑土方的工地,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差一步也到不了位的,不像干农活,还能磨磨洋工。一立方土一般劳力大约要挑七八十担,湿土要挑上百担,随着水库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长,行走更艰难。
当时修水库施行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安徽除了国家投资的佛子岺水库梅山水库等之外,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库,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是人挖人挑的。
挑水库一般在农闲水位低的季节,就算三个月吧,除去阴雨天,和各种杂事,实际挑土方的日子也就两个来月。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开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后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后期愈来愈多。实际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负担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两个月一个人总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担计算,就是八、九千近万担,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担土石,这是个什么概念,即使是一天干上12个小时,也干不完!不要忘了,当时农民手中早已家无余粮,靠公社食堂清汤寡水,都在半饥饿之中,大批人患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和干瘦症,把这样的饥民和病号,赶到如此繁重体力活的水库工地上,无异于催促农民们早死,事实也是很多社员,特别是担负重体力活的青壮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库工地上。
我划右后被送到皖南广德县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常去当地的新杭水库工地挑肥,就亲眼见到一些饥饿力竭的社员,倒毙在工地和路边。
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些耗尽农民体力乃至生命的水库工程,由于是土法上马,既无科学设计,又无钢筋水泥支撑,大部分皆毁于第二年春汛,形成次生灾害。
当年执政者,为了自身获得最大利益,在搜刮了百姓的几乎全体物质财富之后,又无限度的役使百姓的劳力,终于酿成亘古未有的大灾难,也丧尽了民心。
---茆家升: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毛泽东常说“有的放矢”,“矢”是斗争的武器,“的”是斗争的对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实用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我在延安听过的毛泽东讲话中,有一次他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 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这些话从一位共产党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确听他亲自如此说过。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毛泽东另一段讲话是“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对党内的干部讲的。
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我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杀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年红四军批毛撤了毛的职,毛泽东大病一场,当时共产国际传说毛泽东已死,还为他发了讣文。1930年毛领导以反AB团为名,大杀反对派,他的病全好了。
---司马璐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

1958~1960年的大跃进,祼呈中共低层次——不懂装懂、粗鄙蛮干。基建大跃进体现为“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1958年10月后,为加快进度,随意修改基建设计、使用替代材料,突破规章制度,造成许多质量事故,不少新建厂房垮塌。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435人(上年135人);其中,工程结构倒塌117人 (上年3人)、高空作业跌落70人(上年38人)。
最不能玩虚的水利工程也搞“大跃进”。还有更可怕的公安大跃进、科技大跃进、教育大跃进、交通大跃进……
中共从上到下,政治第一,造就一支不懂经济只懂政治的官吏队伍,成为1950~1970年代政治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的社会土壤。如果中层官员、基层干部稍有抵触,毛泽东的赤左狂想也不至于一偏再偏,念头自然得到抑制。
文革时期毛泽东搞“军管”,一批将军管经济,经验无,胆子大,上了许多项目,不管配套,到处欠账,遗患无穷。
---中共,一路走来的小知党
作者: 裴毅然

1956年中共“八大”,毛泽东评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老毛晚年为保“文革”,提拔一帮 文化程度很低的工农“劳模”进入中央:王洪文(副主席)、吴桂贤(副总理)、陈永贵(副总理)、孙健(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姚连蔚(副委员长)、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尉凤英(全国妇联负责人)。
倒愚为贤,以蠢为智,毛泽东真是疯了,暴君+昏君。
---中共,一路走来的小知党
作者: 裴毅然

再谈延安“吴光伟事件”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 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
“……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这段描述里,毛泽东完全一个浪漫的文学中年,这里没有战争,没有鲜血,没有残酷的政治,只有陝北黃土高原的月夜下,一孔静静的窑洞里,一个痩弱的中年人和一个有着乌黑卷发的女人在诗词。
遗憾地是:毛为教授和指导吴莉莉写出的大量诗词没能留存下来,它们还会是“山头鼓角相闻”吗?这会儿,毛泽东闻到的应该是一个年青女人的发香,看到的是当时延安惟一一个抺口红的中国女人的嘴唇。
尽管月色很美,窑洞很静,但绝对不会出现问题,因为窑洞外还站着警卫员,而且窑洞里还有第三只眼睛。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史沫特莱是有功的,她为我们留下关于毛、吴的具体描述;史沫特莱也是讨厌的,她为什么不走出窑洞,走进黃土高原宁静的夜色里,举头望明月,低头祝毛、吴呢?
死眉瞪眼的史沫特莱令毛泽东也令吴莉莉留下永远的遗憾。难怪吴莉莉走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史沫特莱离开延安,临走时她还得向斯诺夫人借钱。
就在毛泽东教吴莉莉诗词之时,不会太远的另一眼窑洞里的另一个女人正在翻来复去。
终于有一天,“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这里,一些重要细节被隐藏和遮掩了。
一贺子珍向毛泽东发火都说了什么?应该很难听了。
二手指划到耳朵和脸颊上,算打人吗?应该是一巴掌掴过去吴莉莉紧急避掴才会“手指划到耳朵和脸颊上”吧?
这里,有一个细节诸君应该注意:“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这说明史沫特莱后来不死眉瞪眼了。贺子珍冲进窑洞时,她并不在场。
---作者: 大山无言

血染的核弹
早在朝鲜战争期间,毛就曾用拖住不停战的办法,想压斯大林给他制造核弹的技术。他派核专家钱三强赶赴苏联,但苏联人始终不点头,斯大林不想让毛拥有核弹。一九五四年七月,毛又生一计,摆出一副要全力攻打台湾的架势,周恩来专程去莫斯科告诉苏联领导人,说毛下定决心要“解放台湾”。毛大造 声势不为别的,为的是逼美国为了保护台湾而威胁对大陆使用核武器。毛向苏联人说得很明白:要想不被拖下水,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赫鲁晓夫很怕卷入跟美国的核对抗,决定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使中国能制造核弹。
当一九五六年元旦黎明来到时,毛对秘书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这就是毛的野心,他想做世界霸主,没有核武器支撑不行。
但苏联的帮助不是无偿的,耗资巨大的核工业只能靠出口农产品去换。这些农产品都是从本来就缺吃少穿的中国老百姓身上挤出来的。随着毛的购货单不断膨胀,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就已经饿死了不少人。
毛泽东不惜让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也要出口农产品买他想要的东西。一九五八至五九两年中,仅粮食出口达七百万吨,可为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
据专家估算,中国制造第一颗核弹花的钱(按一九五七年价格)是四百一十一亿美元。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也就是说,中国人当时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毛泽东的第一颗核弹致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核弹加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作者: 张朴
来源:《开放》2005年8月号

1941年6月3日,外面下着雷阵雨,中共在礼堂内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一道闪电,一声炸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另有7人受伤,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该农民遂借机发泄不满:“老天爷不睁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咋不 劈死毛泽东?”
中共保卫部门听说后,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XX”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听说后,阻止了保卫部的行动。
另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欲绝,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等。伍兰花后来被抓了起来,其命运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民间传据毛自己说,有一次,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的公粮负担重。”
可即便知道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感,中共为了自身利益,依旧没有放弃对农民的盘剥。1941年10月15日,中共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200,000石(1940年则是97,354石)。此后,真实的公粮数字中共再也没有公开。有文章指,1942年和1943年,中共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起码少说了两成。延安人,尤其是农民对中共的厌恶可想而知。
中共高官谢觉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宝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而交不上公粮,就被中共视为抗捐,就是破坏抗战的“反革命”,不但要游街示众,而且要遭受拘禁等刑罚。
---中共当年盘剥延安人 被骂很“黑”
作者: 林辉

吴法宪等人包括林彪听信汪东兴的话,以为毛和江青完全是两回事。一次,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向毛告江青专横跋扈的御状,毛敷衍一番后叮嘱他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他终于明白,江青为何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甚至能命令周恩来,就因为毛是江青后台。
“九大”后,林彪的威 望越来越高,江青按毛的意图开始把矛头指向林彪。他看了毛南巡谈话“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最愤愤不平的是,就在毛南巡找人说林彪和他们的坏话时,他和李作鹏正奉周恩来之命不得不去照顾江青游玩。他责问,毛不停地宣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自己不按正常途径开会讨论问题,“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他自己这样做光明正大吗?”他在庐山会议后三次求见毛都遭拒绝,毛却说“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吴法宪如梦方醒地说,几十年来,他对毛无限崇敬,把毛看作真理、正义的化身,但看了毛如此言行不一的讲话,毛的光辉形象在他心中瓦解了。
---文革“草包司令”吴法宪
作者: 喻智官

年轻时毛在一本书上眉批:“世界固有人有物,但皆因我而有”。后来他又在诗中写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早有称王称霸的野心,绝非一个同情穷苦百姓,救世为民的热血青年。在延安窑洞毛同丁玲大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兴致勃勃地将一个个延安女青年封为妃子,意淫皇上美梦 。抗战胜利后写的词“沁园春•雪”更集中表现了他的帝王思想,自诩“风流人物”,踌躇满志准备从延安小朝廷的君主变成整个中华大地的主宰。成了中国皇上之后,他又要争当国际共运的老大,第三世界的领袖,为此在几千万人饿死的年代还大量送钱送粮援外。
毛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因抄写字迹潦草被上司张申府责令重写,其他大教授们对他这个图书馆小职员也不屑一顾。毛为此耿耿于怀,记恨在心。掌权后,不仅不让这位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参加新政府,后来又将他划为右派,而且殃及到所有高级知识份子,直到文革中说北大是“池浅王八多”,这次他将所有知识分子一网打尽。长征时林彪等人推举彭德怀取代毛指挥军队,毛认为是彭幕后指使,此后毛多次提起此事。彭在朝鲜又未保护好太子,新仇加旧恨,最后当彭在庐山会议上一道万言书再次触犯龙颜,毛将他彻底打倒。
毛也不是一个记情的人。在敌机轰炸陕北毛泽东住所时陈伯达冒死救过他,冯雪峰替他在上海找回了流落街头的儿子,罗瑞卿像家臣一样忠心耿耿当他的大卫士。这些都没有让毛在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时心慈手软。而且都不是因为他们对毛有任何不敬或反对他,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毛后来要打倒的人过从甚密。毛曾让许建国、方志纯为他私下与前妻贺子珍联系,文革中江青为此迫害他们,毛也没有伸出援手。救过毛的命的红军医生傅连暲文革中也死在监狱里。
吴晗听从毛的建议而写海瑞,但为了搞倒刘少奇彭真,毛拿吴晗开刀,置他于死地。毛让高岗收集刘少奇东北入狱的材料,在他面前批刘,又突然反过来将高打倒,多年后这些材料又被用来扳倒刘。,,为掩盖抗日战争时中共与日伪方的暗中合作协调,也为潘汉年早年同王明博古关系密切,毛将其投入监狱,既封口又解恨。为了显示他的英明,不与后来的反右相矛盾,毛可以将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发表时改得面目全非。翻云覆雨,指鹿为马,今日盛赞,明日死整,翻脸无情,这些正是毛的典型统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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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其他独裁者斯大林,希特勒,金家三代一样,多疑,伪善,残暴,阴柔,冷酷,卑鄙,不仅政治上是一个随心所欲,不择手段,心狠手辣,祸国殃民的大独裁,作为一个人也是一个厚颜无耻,无情无义,出尔反尔,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从毛泽东的言行看毛泽东的人品
作者: 杨承民

1965年9月23日,毛突然亲自给彭打电话,要约彭见面谈话,这是极反常的,因为几年来彭给毛写过好几次信,毛完全不予理睬。而今天他约彭来,同时又约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三位他已决定要打倒的人。今天他要来演一出戏,他们是观众。据彭德怀本人的记载,那天毛说了一些格外中听的话。这些话我们拿 来和他在庐山讲的那些骂娘的话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说的。比如什么“想到要见你,高兴得睡不着”,“真理有可能在你一边”,并把彭的功绩回忆了一遍,说不能因庐山会议就把这些全忘了,让彭德怀这个老实人高兴得不得了。言谈话语中毛仿佛不经意地提出要备战,建设大后方,你就去西南吧。甚至说,“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当然一口应承下来,要去大西南为党和国家工作。最后,毛请彭吃饭,还给他敬酒,当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过来时,毛立即宣布:“我们两人谈了多时,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刘少奇还忙着祝贺:“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啊”。和这些人比,毛的心机要深密不知多少。就这样,彭去了西南。等毛下手打倒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不会有中国的朱可夫出来帮忙了,毛可以放心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毛疑心既起,便一定会有招数预防。
---毛准备动手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
——让彭德怀出北京
作者: 赵越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