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3日，毛突然亲自给彭打电话，要约彭见面谈话，这是极反常的，因为几年来彭给毛写过好几次信，毛完全不予理睬。而今天他约彭来，同时又约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三位他已决定要打倒的人。今天他要来演一出戏，他们是观众。据彭德怀本人的记载，那天毛说了一些格外中听的话。这些话我们拿 来和他在庐山讲的那些骂娘的话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说的。比如什么“想到要见你，高兴得睡不着”，“真理有可能在你一边”，并把彭的功绩回忆了一遍，说不能因庐山会议就把这些全忘了，让彭德怀这个老实人高兴得不得了。言谈话语中毛仿佛不经意地提出要备战，建设大后方，你就去西南吧。甚至说，“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当然一口应承下来，要去大西南为党和国家工作。最后，毛请彭吃饭，还给他敬酒，当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过来时，毛立即宣布：“我们两人谈了多时，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刘少奇还忙着祝贺：“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啊”。和这些人比，毛的心机要深密不知多少。就这样，彭去了西南。等毛下手打倒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不会有中国的朱可夫出来帮忙了，毛可以放心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毛疑心既起，便一定会有招数预防。 ---毛准备动手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 ——让彭德怀出北京 作者: 赵越胜

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出版后风靡世界，我从网络和一些报刊上，看到了许多对张戎的辱骂和恐吓。还连带了我，大约源于这本书从写作到中文翻译，我曾尽过绵薄之力。 再多的顾虑，也难挡似箭的归心。张戎好几年没回成都看望年迈的母亲了。她还想把这本新书带给北京的曾采访过的朋友们。 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所有见到的人，见到张戎时的惊讶。他们中有已退休的中共高官，有坐上中国头把交椅的电影导演，有自由派的领军学者，还有普通的机关干部。他们一致问张戎：怎么会让你进来？ 这些人生活在国内，熟知行情。张戎的归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反映出中共执政者的宽容，以及处事的灵活。我们会见了不少朋友和知名人士。 这次回乡，最可惜的，是没能让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亲眼看到张戎的书。王光美在北京正处于深度昏迷中。张戎曾几次采访过她，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书中你能读到张戎对王光美的精彩描写。 我一直想知道邓小平的家人对这本书的看法，后来从间接渠道得到了反馈，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张戎所写的，都是真实的。 在见到的人中，最有意思的是年近九十的李锐，曾做过毛的秘书，是赫赫有名的研究毛的专家。我在李锐处看到一些打印成册的数据，是有人从海外网站上印下来的所谓敏感文章，再转卖给感兴趣的人。我写的好几篇都列在上面。数据封面最下方写着：供研究、批判参考。 李锐谈到他的最新发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曾专门叫邱会作带信给刘少奇，要刘少奇来延安，帮助他搞掉王明。毛要邱把信全部背下来，然后烧掉。见到刘少奇后，再凭着记忆写出来。做到万无一失。 李锐还谈到毛泽东与女人的关系。毛泽东早年的同学萧三曾对他说，毛对女人从来都无情无义，却又爱到处乱搞。萧三称毛是“铁鸡巴”。（中国人俗称阳具为鸡巴） 我忍不住大笑。在整个旅途中，我不时回味着萧三对毛的这三字评语。这根“铁鸡巴”曾横扫天下，不光摧花折柳，还几乎毁了我中华文化。 ---萧三谈毛泽东乱搞女人 作者: 张朴 （这篇回乡记写于二零零七年，记录作者和张戎从英国回中国探亲访友的观感。）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 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作者: 傅国涌

根据王明所言，1941年10月4日，他与毛二人在接到苏联的电报后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争执。王明主张在德国进攻苏联时，加强中国的抗日行动，使日本无法援助德国，从而支持苏联；而毛则表示反对。在这段争执时间，王明几乎每天至少在毛的住处吃一顿饭。几天后，王明出现了胃大出血，头也晕的很厉害，心脏虚弱 。经医生诊断，好像是中毒。10月10日，王明就病的起不来床。 10月14日，毛派时任中央秘书长的李富春和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将王明送进了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其主治大夫。 据王明书中披露，在住院期间，金茂岳对其采取逐渐使用大剂量含汞毒物的方法来戕害他，导致他常常失去知觉。王明认为自己能够免于一死，多亏一直在医院照料自己的妻子孟庆树，在她看到王明对药物的异常反应后，就不再让他吃了并把药丢掉。后来，她还产生了怀疑，转而找中医和其他西医。而正是在此期间，毛开始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并夺取了最高权力。 1942年8月13日，王明出院回家休养，但金茂岳仍负责对其治疗。1943年1月，王明通过两名苏联记者给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电报，汇报了延安和毛的情况，并询问是否可以接自己到莫斯科去治病。2月初，王明收到回复，同意他去莫斯科。这让毛很不安。 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的命令给王明送来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2月19日，金茂岳又要给王明灌肠。出于怀疑，孟庆树请其他医生看了药方，证实药物具有剧毒性，可以致人死地，绝对不能服用。于是，孟庆树正式向毛和中共中央对金茂岳的罪行提出指责。迫于舆论，毛让人请来了几所医院的12名医生共同为王明会诊。 医生们根据金茂岳所开的药方、护士日记和他们的说明，得出的结论是，金所开的剂量完全可以使人中毒或死亡。11名医生在结论书上签了字。鉴定结束后，金茂岳跑到王明的床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是罪人，是自己下了毒，但自己是听从李富春的指示的，因为自己刚刚入党，所以必须听党的指示。还没有等王明说什么，两名军人冲了进来，将其带走了。金茂岳后被判处5年徒刑，后被毛释放，成为毛的保健医生。中共建政后，则升至卫生部领导人。 除了这次被毒害外，王明还提到1948年、1953年、1955年夏，毛多次利用王明住院，施以毒害。 ---王明为何被毛泽东蓄意毒害？ 作者: 林辉 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过去不知内幕。据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主要是工作环境更加困难，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2年冬致电请示共产国际，国际的同志就找在莫斯科的王明商量，一时无法。恰好王明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来离开莫斯 科前去见斯大林的谈话笔记，其中斯提议要学吴佩孚的经验，不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附近发展苏维埃运动，要到离开中心较远的地方去练兵，等练好了再向外发展。中共中央应搬到苏区去直接领导苏维埃红军等。 于是，王明把这个材料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可否让政治局的人员搬到中央苏区去？回答说这个问题太大了，须请示斯大林。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然后，由王明、米夫等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决定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中之康生到莫斯科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还带去了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这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搬到中央苏区去的。 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过去只知长征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怎么决策不清楚。王明说，这个电报是他参加起草的。他说：为的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共同起草了一个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根据地的电报。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根据这个电报进行的。 ---王明驳正党史十大问题 作者: 郭德宏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的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只有考虑到中共持续依赖莫斯科提供的权威的政策指导和方向指示，你才能真正了解中共当时的历史。 正是根据莫斯科解密的档案，潘佐夫在书中透露，在毛泽东当年通过在延安整风巩固其党内权力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背后的斯 大林在帮助毛巩固权力方面有时候甚至比毛本人更积极。斯大林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中共1938年出版苏共的《联共党史》后，毛也开始效仿斯大林，开始改写党史，树立自己的正统领导地位。 此外，潘佐夫还提到已故前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其后高岗被斯大林出卖给了毛。而毛本人也曾向斯大林传送过重要情报，并因此得到了100万美元的拨款。因此，“只要共产国际受莫斯科控制，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潘佐夫看来，毛是20世纪“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 作者: 林辉

还原真实的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按照三十年即可解密公共档案的规定，将“反左”、“反右”、“三年饥荒”和“十年文革”的档案公之于众，让公众自己从中判断。就像2013年俄罗斯政府将更多的苏联时期的档案，特别是把同前独裁者斯大林有关的历史文件放到互联网上供人们查阅，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苏 联时代和斯大林一样。 问题是中共的中央档案馆涉及中共秘密的数据如果公开，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据悉，1954年开始筹建，1959年建成开馆的中央档案馆坐落在北京西山的一个极为偏僻的角落，门口有武警守卫。网上的数据显示，档案馆藏有档案80余万件，数据80余万册，其中有大量中共领导人的手稿。数据时间跨度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建政后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档案资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虽然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档案馆已向社会开放了数十万卷、册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数十种史料，但涉及到中共高层的许多绝密资料却甚少公布。 据说，只有一些达到一定级别的研究者在得到批准后，才可以进入馆内阅读某些绝密数据，但却不能用笔记录，而只能靠大脑，能记住多少就记住多少。至于看到的内幕能否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研究者就自己掂量了。 而看过档案的一些学者私下表示，如果中共的那些档案数据真的被公开，所有看到的人一定会想将这个党彻底销毁。因为那里边充斥着的是无尽的阴谋、杀戮、争斗，记录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每个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嘴脸和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恶行。或许也正是因为有所顾虑，中共不敢也不愿解密档案，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中共在台上一天，中共真实的档案数据就绝不会公布，因为公布就意味着加速中共的垮掉。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 作者: 林辉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两个字——权术。 综观毛泽东所提出的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措施、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夺取和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归根结蒂是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力。 毛泽东为什么重用一批农民、工人担当副总理、副委员长？他为什么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他为什么说知识越多越反 动？他为什么在“文革”时期解散一切大学？就是因为越是无知越顺从他的意志，越利于他的专制统治。 毛泽东为了他自己的绝对权力，不顾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什么坏事他都干！ 毛泽东深知在中国，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所以他在数十年中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谋权、争权、专权、直到当朝一品，说一不二时，他就什么都有了。可以说普天之下，莫非毛土。他强制发动历次毁灭人性的，毁灭文明的运动，垄断了一切发言权，他超越了历代皇帝的穷奢极欲，布满全国的豪华别墅，围在身边的如云美女，就是在他临危时，也还念念不忘他的绝对权力，他的遗诏中就圈定了他的妻子和侄儿为核心的接班人。但是，他一旦驾崩，事情就由不得他了，不到一个月，他遗诏锁定的人都被收拾了。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权术 作者: 王亘坚

为毛泽东拍“内片”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 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 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重庆谈判 1945年9月21日下午6点，按照委员长的指示，当赫尔利从上海回来时，我去拜访了他。在我到达之前，周恩来早已在客厅里同赫尔利会面了，我在书房里等着。一会儿，赫尔利出来告诉我说，共产党如其承诺的那样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如果政府同意将中共军队的配额提高到十五个军，共产党就撤回其他的所 有要求。他要求我立即将此报告给蒋介石。说话间，赫尔利英俊的脸庞笑着，满是皱纹。 我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争议。在谈判中，我方坚持一旦决定了两军的配额，双方军队就应立即按配额进行改编，对此共产党从未给予明确答复，他们现在的立场怎么样呢？” 赫尔利说：“对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拖延了几个月几年，改编又有什么用呢？我一直告诉共产党，政府这方面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我刚刚向周恩来提了同样的问题，他用英语回答说‘Right now’（就是现在），我已请他多待一会儿，以便你可以同他谈谈。如果你愿意，就自己去问他吧。” 于是我同周恩来谈了，他确认了，用英语又用汉语。 周恩来向赫尔利和我保证，一旦委员长批准新建议，政府代表可以在当晚任何时间同他的代表团会晤，并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周恩来还说，声明可以在次日上午赫尔利动身之前公布。赫尔利听了很高兴。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并在他的别墅同赫尔利吃饭，此时蒋同意了共产党的建议。 当我们回到赫尔利的大使官邸时，按照事先安排，周恩来和他的助手王若飞正等着我们。当提到蒋介石已同意时，周恩来说：“这真是好极了，我们必须立即报告毛主席。” 一个多小时后，差不多是凌晨一点钟，周和王将毛本人带来了，他的女翻译龚澎小姐也在。我是政府方面的唯一代表。美国方面除了赫尔利外，还有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现在是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先生（Walter S. Robertson）。 我们以为毛泽东前来是为了给达成协议增光的，但毛半闭着双眼，在长时间不动声色的寂静之后说：“赫尔利先生，你今天上午就回美国吗？” 对此，赫尔利严肃地点头示意。于是毛说：“对你过去的帮助，我们很感谢，祝你一路平安。” 接着毛泽东又陷入了沉默之中。最后赫尔利问：“毛主席，周恩来先生向你报告了蒋委员长已同意贵党提出的计划吗？” “报告了。”又是长久的沉寂。 “你认为怎么样，毛主席？” 毛说：“那很好，但部队的改编，恐怕要花点时间。” “刚刚几个小时以前，”我插话说，“赫尔利大使同我就在这间房里专门向周恩来提了这个问题，他用汉语和英语说的都是‘就是现在’”。 毛泽东没有回答，但周恩来开始慌张了，他坚持说我误解了他。 于是赫尔利镇静了一下自己，问道：“毛主席，你刚才说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改编你的部队，那么需要多少时间呢？”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似乎在沉思，但却没有回答。 “你看要三个月吗，毛主席？”赫尔利催问，“还是六个月？一年？或一年多？” “很难说，”毛终于说话了，“我们的游击队广布各地，即使下一道命令，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传达到所有的人。” “那么我认为，”赫尔利说，“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对改编部队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 对此，毛泽东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继续保持沉默。 “那么联合声明怎么样呢？”赫尔利问道，“政府代表团正在官方寓所等待会晤你的代表团。” 毛泽东还是不作任何回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有这些都泡汤了！”赫尔利问，“没有解决的可能了！而且不会有联合声明了！” 毛泽东将眼睛闭得更紧了，对所有在场的人来说，他好像完全聋了。 “那么，既然你这样沉默，我就是这么理解的。”赫尔利作了结论。他放弃了一切希望。 此时我们（赫尔利、饶伯森和我）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的这个新花招已使他们自食其果。为了极力将导致僵局的责任强加给政府，他们提出了那些建议，本以为委员长会加以拒绝，但当蒋真的接受时，他们又不得不缩回去并自食其言。 美国大使将他的椅子拉近毛泽东，近得连腿都要碰到了，但说话的人还是赫尔利： 毛主席，和你不一样，我不是中国人，但看来我似乎比你们许多中国人更爱中国。为一个国家的福祉而工作，意味着必须将其置于自己的私利之上，甚至是政党之上。政党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野心，而是为了一国民众的物质改善。你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如果一个人竟然摒弃他的同胞——对，他们有五亿——的唯一需求，只为了个人偏见，或者是为了自己党的荣誉，那就不仅仅是政治罪，也是道德罪！ 赫尔利久久地看着毛泽东的脸，但毛将眼睛朝向下方不愿抬起。那时，我终于明白了，毛不再是个中国人，他只是个共产党人，别的什么也不是。 最后，赫尔利说：“我讲完了，毛主席，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能到机场给你送行了，赫尔利先生”，毛开口了，“祝你旅途平安。” 他慢慢从椅子上起身，像他进来时那样，冷冷地离开了。 ---选自吴国桢著《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 图：1945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毛泽东到重庆。

秦全耀：算算毛泽东看美国大片的成本帐 文革时，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大批判只留下了八个样板戏及《地雷战》、《地道战》和《平原游击队》几部电影，其余全被打入冷宫，被定性为大毒草。那时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惨极了，精神上比三年灾害还困难。因此在六十年代末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飞军帽、偷冰鞋、拍婆 子等蔚然成风。没辙，文化生活太单调。 虽然断了人民群众看外国电影的念想，不让在好莱坞中醉生梦死爵士乐中糜烂疯狂，可领导人们及其家属子女却一直也没闲着。本博秦全耀说如今是张口闭口警惕西方势力却把老婆孩子移民美国，那时是抵制资本主义鼓吹意识形态却关起门来拿外国电影当老婆。 文革时毛主席电影有两个场所，一个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经常来此跳舞；后来安装了放映座机和银幕，便成了跳舞和看电影的活动场所。据了解，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主席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和腿力衰退尤为明显。江青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有人算过一本帐，专机接送电影拷贝，那毛主席和江青看一场“过路片”的成本没有几万块人民币才叫怪呢？ 这种透过海关拦截的“过路片”取得过程极为特殊，原版电影也没中文字幕，为服务好首长，专责放映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就负责安排“同步口译”。领导事前特别叮咛，“任务”特殊，应严守工作纪律：不许问‘观众’是谁！不许说电影内容以外的话、不许对外胡说八道等。

2016年秋天，他在邮件里告诉我，他来日无多了（ “my days are numbered”），因为他已经被确诊为前列腺癌，但他自己是平静的。我立即定了机票，去亚特兰大看他。生平第一次，我去了他家而且受邀住在那里。这大概就是一个除了读书，写书，其他都不怎么在乎的学者的家，一切都很简单，甚至陈旧，绝非什么“豪宅”，但是他的存在，让房子里充满生气。这时的他已经明显比过去衰老，然而笑容还是一样，甚至，在后院的草地上还练了一段八段锦。他的第二任夫人告诉我，他竟然把做手术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在这次的访问中又有了新的发现。我第一次知道，他多年来已经搜集了上万枚各种材质的毛主席像章（估计投入的金钱可以把房子搞得略微像个豪宅），现在正在联系向愿意接收的大学捐赠，但必须满足他的若干条件，他为此联系周锡瑞，联系裴宜理…都是和他同代的美国汉学家。他的收藏也是专业的，他为此买了不少一般不容易买到的关于毛主席像章收藏和鉴别的书，按他自己的方法进行分类整理。 我谈起正在读的某著名西方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系列新著，他却摇头说，他没有看，他不觉得是严肃和扎实的学术研究。就著作本身而言，我未必完全赞同任达，但我知道，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学者内心的情感，以及情感所影响的态度和立场。在任达的立场上，他不喜欢任何人用显得负面的笔调去描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本身要求高度的理性和冷静，但历史学者终究还是有价值和情感的人。 伍国：追忆我的导师 一一 晚清史专家任达教授

二零一八年，在纽约召开的一次关于土改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凑巧被安排在跟谭松住同一个房间。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长相，矮小精悍，双目炯炯有神，谈起给他带来灾祸的关于右派和土改的调查和研究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那一晚，我听他谈了几个小时，看到了他体内蕴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气。正是这股力量和 勇气，让记录土改这场被普遍遗忘的大屠杀成为可能——尽管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后流亡异国的沉重代价。 土改是中共统治史上一次几乎被遗忘的大屠杀，记录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记录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还少。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对象多半是知识分子，幸存者有言说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存留下来；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识分子，文革后相当一部分人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对文革展开“控诉”；而六四屠杀的场景，不仅西方记者当下即有详细记录，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记录和言说。 与之相比，谭松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于恐惧之中：“恐惧，已经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中共漫长的极权统治，成功地将恐惧根植到每个人心中：“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 ---余杰：中共屠杀地主超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

“皇军”情报员怎么当上了中共副总理 就在1964年，中共党内高层已传达了毛泽东要决定树大寨为农业战线的红旗时，在大寨当地一个叫赵怀礼的老贫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爆出了惊人的猛料。他说当时的大寨党支书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当过汉奸，当地人都叫陈永贵是“二鬼子 ”。他这话是对当时来大寨“蹲点采访”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讲的。按中国的规矩，这样的大事既不敢隐瞒，更不能报导，只有如实向上反映。但中国向来就有“看人说话”的潜规则，即位高则一言九鼎，位卑则人微言轻。毛“老人家”若说煤炭是白的，肯定是绝对真理，而我若说煤炭是黑的，就可能是存心抹黑。所以这位赵老贫农的话，并未“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大寨红旗和陈永贵先生的行情，仍一路飚升。到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陈永贵的身价更被当时媒体捧得和圣人也相差无几了。 可是1968年“文革”中又开展了一个名叫“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性的运动。在清查山西省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和该公司另一名职工王久荣的档案时，发现他们都提到在1942年前后参加了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王久荣在交代材料中还特别注明“负责人是陈永贵”。这当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当时六十九军驻昔阳县的“支左”部队立即查阅了日伪档案，从中发现不但有陈永贵的名字，而且还注明了陈永贵是伪村长、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县分会的领导成员。陈永贵的汉奸特务身份到此可以说是水落石出、铁证如山了。 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以后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命副军长李金时将此事呈报中共中央。按当时阶级斗争理论，这种“暗藏的阶级敌人”，肯定是立马实行专政，坐牢、杀头都是题中之义。然而上报中央后，周恩来竟然在材料上批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谢振华按周恩来的指示，以六十九军党委的名义，于1968年12月将此事上报中央。后来在周恩来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可是周却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陈永贵仍可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在当时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斗得热火朝天、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周恩来绝对不敢擅自作出这样的决定。否则一旦被人抓住把柄，这“包庇阶级敌人”，而且是包庇卖国汉奸那还得了？那么周恩来的下场肯定比刘少奇还惨。何况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也绝不会糊涂到如此程度！所以过了不久，便有人传达“最高指示”：“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不但不准“再提”，而且“提”这事的封疆大吏谢振华司令员也被弄来批斗，罪名是“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原来货真价实的汉奸竟是“同志”？而揭露汉奸历史的人反成了罪人。再后来，陈永贵不但当了中共“九大”代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最后更于1975年竟然一直混到官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来源: 议报 作者: 林傲霜

遵义会议 司马璐说，“遵义会议”是毛派夺权的会议，毛派称之为“回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会议首先由秦邦宪作报告，秦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孤立无援；任何优秀的军队，也难挽回军事失败的局面。”他同时说，“党的军事上有失误，政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 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充分执行。今天我们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兵员减少了，根据地也没有了，虽然客观因素是主要的，但是，我们也有责任。”“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周恩来继秦邦宪讲话，他眼神中那种不可一世的统帅的威严看不到了。他好像哭过一夜似的，还在哭。他在念着讲稿，一字一泪。他说：“我把红军带到这个地步，真是无地自容，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有负国际的重托。” 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催着张闻天说：“现在该是你的戏了。” 张闻天不自在地点点头，然后犹豫再三，终于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提纲，并声明说：“这是我和泽东、稼祥三人的共同意见，我们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和敌人拼主力，拼消耗，分散兵力，分兵防御，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堡垒战对堡垒战，战略上的‘御敌于国门之外’陷于被动，放弃运动战。伍豪同志（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华夫同志（李德）在作战指挥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这时，周恩来突然嚎淘大哭。 张闻天在继续讲下去，他说：“闽变时，伍豪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利用敌人矛盾的有利战机。广昌战后，伍豪同志等组织突围，惊惶失措，迷失方向，忙乱逃跑……。伍豪同志是实际的指挥者，应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木然地对着张闻天，想答辩几句又不想了，连声说：“我错，我错。”有人响应说：“勇于认错的就是好布尔什维克！”周微笑点头。 毛泽东讲话了，这是遵义会议的一幕重头戏。毛泽东首先指着秦邦宪说：“你说第五次反围则是由于敌强我弱，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 毛泽东话锋一转，又指着周恩来说：“你在军事路线上一贯错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证明这种军事路线根本破产。”毛泽东还讽刺周恩来说：“你对那边的话，言听计从，奉若神明。”毛泽东并没有明言“那边”指的是谁，听的人可以听出“那边”就是“共产国际”。 凯丰（何克全）听出毛泽东骂周恩来事小，骂了共产国际，这还了得，跳出来说：“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和毛泽东同志是两条路线；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是‘孙子兵法’的军事路线。”毛对着凯丰大吼一声：“你放屁，放屁，放狗屁，狗放屁！” 彭德怀也指着凯丰骂：“什么两条路线？只有一条走狗路线和中国红军路线，你是走狗，你代表狗的路线。” 秦邦宪说：“这是一个庄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骂人的请出场。” 彭德怀胸口一拍说：“老子不理你那一套，什么庄严？老子今天就是齐天大圣，要大闹天宫！”随后众人都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意见，彭借口前方军情紧急，跨步走出。李德也站起来把凳子推倒了，想跟着出去，伍修权怕李德要去和彭德怀打架，把李德拉了回来，他俩就在门口坐下。 王稼祥激动地说：“李德是个顾问，他只能纸上谈兵，看看地图，他也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要追究瞎指挥的责任，李德当然是一个，但不是主要的……” 遵义会议的第三天，秦邦宪又再表示，他以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承担一切责任。王稼祥喝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吗？现在必须改组中央书记处，撤消你的领导职务，才是挽救党和红军的唯一办法。” 凯丰接上去说：“不能因为一个领导同志犯了错误就撤下来，经过这次会议博古同志可以改正错误嘛。” 毛泽东怒责凯丰：“你又放什么屁了。”转对秦邦宪：“你到底下台不下台。” 秦邦宪问：“下什么台。” 毛泽东声色俱厉的说：“撤换你的总书记。” 这时，周恩来笑嘻嘻地说：“按党的资历和威望，这个总书记，只有毛泽东同志当之无愧。” 毛泽东一听，脸色大变，骂道：“我要这个屌总书记，屁用。”又转对秦邦宪问：“你配当总书记？谁给你的？在共产党只有斯大林同志配称为总书记，你在我们党内，不过是个管事务的总负责人而已。”秦邦宪听了，唯唯称是。声音有些发抖。毛泽东又转对张闻天：“这个总负责人由你来。”张闻天说：“我怕干不了啊。” 毛泽东很郑重的向大家宣布：“今天这个文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检讨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是你洛甫起草的，你还不配做党的总负责人吗？” ---遵义会议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 作者: 袁斌

“解放前”温饱有余“解放后”挨饿受冻 一九七四年夏天，几位新华社记者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他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这些要饭的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记者到原《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 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值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一九八〇年，四位新华社记者采访延安，要饭人数减少，仍然遇到八个要饭的。记者认为，这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延安要饭的人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到兴奋。记者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记者了解到，北部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有三十六个公社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记者采访了王家湾，这里曾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一九四七年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居住的地方，共住五十八天。 记者采访了当年接待过毛泽东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高家正吃午饭，小孩吃面疙瘩汤，大人吃糠拌苦菜。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几乎再无余粮。高文秀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记者感叹，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他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高文秀说，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但是，高回忆起，一九四七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当时部队来了三百来人，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时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土豆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高文秀的回忆与对比，显然说明“解放前”比“解放后”强得多。那么，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农民闹革命，究竟是为的什么呢？中共怎样解释这场革命给延安革命根据地带来的苦难呢？ ---“解放后”延安苦难与毛泽东不回延安 ——读三篇有关延安文章有感 作者: 松柏道士

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场以革命的名义，实则是明火执仗杀人劫财的所谓“土改”运动的政治风暴降临中国大地时，当时哪怕身居于寺庙的僧尼、道士等人照样在劫难逃。 因为不管你是和尚或道士，出家为僧为道，你终究是个人，是人就得吃饭，再是吃斋把素，粗茶淡饭，米也得钱买。而且庙中那些灯油、香火， 各种设施以及神象维护，宗教活动等，都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所以便有“庙产”的存在。所谓“庙产”就是一座寺庙拥有的田地之类的财产。这些田地完全是由该寺的信众、香客，长年累月自愿布施捐助，集沙成塔而形成的一笔财产。寺庙越大，历史愈悠久，庙产也就相对越多一些。这既是一个自然而浅近的道理，更不存在什么“地主剥削农民”之类的胡说八道。然而土改运动一来，寺庙的住持人（称为“方丈”），也成了大小不同的地主，同样“享受”地主一样的待遇。 昭觉寺。它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不仅历史悠久，且殿堂宏伟，暮鼓晨钟，香烟袅袅，神像庄严精美，僧众多达千人，终日前来进香者络绎不绝，若遇每月初一、十五，或过年，或宗教节日，香客逾万人，称川内第一禅林。由于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如此众多的信徒，故其庙产拥有田土近四百余亩。但人家那么大个“单位”，那么多的僧人，其开支也就很大。但土改队根本不问青红皂白，便将该寺当时的方丈，六世住持慧智禅师定为“大地主”。发动农民中的混混痞子去向慧智进行斗争。第一步是减租，第二步是退押，第三步是没收土地，第四步便是算“剥削账”分“浮财”，也就是要慧智禅师，交出金银钱财。其间当然少不了对慧智辱骂，罚跪，斗、打等种种手段。慧智禅师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缓解不了人家的“斗争意志”，也改善不了自己的艰难处境。 慧智虽倾寺所有，将所有金银等值钱之物都交了出来，仍过不了关。当时来昭觉寺搞土改的工作队队长叫雷洪，，此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在军队中当过几天班长，下到地方当了土改工作队长，性格暴躁粗野，外加小人得志猖狂已极。对慧智禅师又斗又打，就是说他还藏匿有财宝。 就是这样一座有悠久历史文化蕴含，具有诸多文物资源的古寺，1950年在这昭觉寺旁，更变成了“镇反”运动中的杀人屠场。几个月中先后在这里被杀害的所谓“反革命份子”，多达数千人以上。有时一天就杀了好几十个。最多－天杀了一百多人！ 这个雷痞子什么道理也无法和他讲，他也根本不懂什么道理，就知道逼着慧智把金银交出来，慧智最后实在没法了，只好将寺中的传世之宝——舍利子交了出来。可这雷洪痞子根本不知是何物。慧智向他解释说，“舍利子是得道高僧圆寂火化后的佛骨之精，故《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云：‘舍利子是诸法空象，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雷洪痞子，怎么听得懂佛家经典？他只知道要钱财金银，不等慧智说完便破口大骂道“老子叫你交出浮财，你拿个死人骨头来哄我，你麻广广呀？”“麻广广”是成都方言意即哄乡巴佬。本来他就是个乡村中的痞子，但人家现在当了官，自然不认这个账了。于是越骂越气，随手就将那舍利子丢进窗外草丛中去了。临走时，又指着慧智说：“明天再不把金银交出来，老子要你的命！” 慧智觉得他已无能为力，当晚在佛前焚香叩首后，便投入寺内一口大井中自尽了。一位有道的僧人，就被这样活活害死了。 可是万没想到，到了1953年，印度佛教团访问中国，来到成都，人家指名要参观昭觉寺，还要朝拜舍利佛（即舍利子）。那可是有世界知名度的佛门瑰宝。毛泽东指示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务必要接待好国际友人，不得有半点差池。李井泉立即命人把昭觉寺布置一新。人家有钱有人，当然要不了几天就把该寺打扮得象模象样，外国人根本看不出破绽。可这舍利子不见了，一追问才知当时雷洪拿去丢了，气得李井泉暴跳如雷，勒令雷洪：三天内找不出来，要你的狗头。当时已经当了副区长的雷洪吓得屎尿都流了出来！ 他带了几十个人，不分白天晚上，几乎“挖地三尺”才终于在草丛中把舍利子找到了。当时，雷洪又是哭、又在笑捧着舍利子说：“早知道这东西这么金贵，哪个舅子才会把它拿去丢啊！” 那年头，中国的多少人和事，就让这帮愚昧无知的痞子糟蹋得如此惨不忍睹，真是可悲可叹啊！ ---“土改”大劫难，“世外人”也难逃 作者: 林傲霜

跨越半个世纪的细菌战谎言 上世纪1951年，当韩战正在惨烈进行，北韩金日成的残余部队和中共入韩的所谓“志愿军”均遭受到联合国军沉重打击狼狈向北败退之际，为了在道义上抹黑制止侵略的联合国军，煽起“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所谓“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弥天大谎 言便在当时的苏联、中共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卫星国的报刊上出笼，一下子被炒作得沸反盈天，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韩战期间，由于联合国军拥有空中的绝对优势，北韩和中共军队的运输补给线被严重破坏、截断，因而后勤供给不足，营养严重不良，卫生状况更是一塌糊涂，整个生存条件极为恶化。于是在北韩和中共军队的士兵和军官中便开始流行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和天花等传染病。此外，中共军从东北至北韩出兵的道路沿线，又正在发生地方性的瘟疫。因而不仅在中共军队和北韩军队、甚至联合国军中都有士兵传染了一种地方病，叫出血热（Hemorraghic Fever）。到了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有报道说，天花、斑疹伤寒遍及朝鲜南北两部。联合国军指挥部部署并展开了大面积预防工作。滴滴涕大量使用于士兵中间，因之朝鲜乡间田野的空气中散布着浓重的滴滴涕气味。在拉锯式的争夺战中，不可避免地会让北韩和中共军队也嗅到这些气味。最擅长搞“政治宣传”的中共，便利用这些消毒药品的气味，首先指责美军“使用化学武器”。但由于是指鹿为马的无稽指控，所以只能是瞎叫一阵子了事。 一计不成，于是又生——计。他们便利用其军队中正在流行的伤寒、霍乱、痢疾、天花等传染病说是美军从飞机上投下的“细菌弹”造成的。 ，，，，，， 这些造谣与诽谤，理所当然遭到美国坚决回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艾奇逊在声明中同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同意由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接着联合国方面也提出了让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的要求。但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共或北韩，都不敢同意由国际红十字会这个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公信力和威望的组织组团来朝鲜实地调查。北韩更以“可以由交战双方自己进行调查”为借口，坚决拒绝了由国际红十字会组团进行调查。这就充分暴露出造谣者的心虚理亏，不敢让秉公执正、具有广泛代表性、完全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来实地调查。而是让完全听命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既无代表性又无公信力的所谓“民主律师国际协会”进行片面的、不公开的“调查”。结果就由这个所谓的“民主律师国际协会”跑到北韩来装模作样地走了一遭，折腾一阵子后，弄出了一些文不对题的所谓“调查结果”，便欺人自欺的草草收场。 ，，，，，， 随着苏联政权的“完蛋”，当年大量的档案得以解密，所谓“细菌战”的档案也浮出了水面。以下是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1953年5月2日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和苏联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事务负责人苏兹达列夫的信》内容如下： “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 1953年5月11日零点，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当毛泽东得知以上情况时，他开始显得紧张，他吸烟很多，碾碎那些烟并喝下许多茶。谈话接近结束时，他大笑和开玩笑，并冷静了下来。 毛泽东不愧是“厚黑”高手，对于一辈子说谎骗中国民众，制造冤案害死千百万中国人的毛皇来说，冤枉一下美国“洋鬼子”，不过是开一个国际玩笑，小莱一碟而已。何况他已经达到了妖魔化美国，煽起仇美情绪的目的。 ---来源: 议报 作者: 林傲霜 图：朝鲜战争时期中国的宣传画

以数量而论，中共仅在建政之初屠杀的地主和反革命的数量，就超过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数量。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定，纳粹屠杀了两百七十万犹太人。而共产党在其建政之初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屠杀了多少人呢？据中共官方修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仅仅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间，中共杀戮和剿 灭了所谓的地主、土匪、反革命多达三百一十一万，另外关押和管制了三百六十九万（其中相当部分在劳改营中被折磨至死）。据学者谢幼田在《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估算，中共在此期间的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 ---余杰：中共屠杀地主超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

林坪：您也采访了当时的民兵、土改工作队队员等等，他们有没有感到忏悔呢？ 谭松：有。而且有深刻的忏悔。因为这些土改工作队员，有好多人他们后来自己也被整了。了解中共历史的人，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你可能是这个运动当中的红人，他利用你；下个运动当中，你就可能成为被整的对象。这就促使他们也 反思，导致他们开始觉悟、觉醒。于是在讲的时候，他们好多人还是很忏悔的，觉得不该这样。 林坪：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后人，后来他们有没有去追责、上访，要求平反，要求赔偿呢，有做这些事情吗？ 谭松：我采访了至少几十个地主后代，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去要求什么索赔，什么平反，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处于恐惧当中，谈这个事儿他们都害怕。 我采访的一个地主后代，他们的房子非常好，现在还在，别人占用了，后来叫他去拿，他说‘算了，算了，不去拿。待会儿别又来整我。’从这个当中我就感觉到，这个土改运动，还有后来几十年对地主宣传上的丑化和实际上的打压，已经把他们整个的精神和反抗的意志摧毁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主后代们基本上都没受到什么教育。他们也没有代言人。 ---《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