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坪：您也采访了当时的民兵、土改工作队队员等等，他们有没有感到忏悔呢？ 谭松：有。而且有深刻的忏悔。因为这些土改工作队员，有好多人他们后来自己也被整了。了解中共历史的人，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你可能是这个运动当中的红人，他利用你；下个运动当中，你就可能成为被整的对象。这就促使他们也 反思，导致他们开始觉悟、觉醒。于是在讲的时候，他们好多人还是很忏悔的，觉得不该这样。 林坪：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后人，后来他们有没有去追责、上访，要求平反，要求赔偿呢，有做这些事情吗？ 谭松：我采访了至少几十个地主后代，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去要求什么索赔，什么平反，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处于恐惧当中，谈这个事儿他们都害怕。 我采访的一个地主后代，他们的房子非常好，现在还在，别人占用了，后来叫他去拿，他说‘算了，算了，不去拿。待会儿别又来整我。’从这个当中我就感觉到，这个土改运动，还有后来几十年对地主宣传上的丑化和实际上的打压，已经把他们整个的精神和反抗的意志摧毁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主后代们基本上都没受到什么教育。他们也没有代言人。 ---《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林坪：您觉得中共发动土改，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段，它给今天的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谭松：简单说来，一个目的就是把整个新的他打下来的这片江山，要让这些人臣服于他。恩威并用。恩就是我给你土地。这个土地哪儿来呢？我也没有，我从地主那儿抢过来给你。就让大量的农民对这个政 权感恩。同时也让你害怕。土改运动是一个暴力运动，是一个非常血腥的运动。 还有一个目的，他太需要钱了，地主的财产，主要的金银财宝，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拿走了，解决了他财政上的很大的问题，并没有分给农民。 同时，他通过土改健全了整个他对乡村的统治，把党支部建立到了每一个偏僻山乡中。 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消灭农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乡绅们，因为他要让马列主义的文化统治农村。 至于土改与现在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土改的手法、方法同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土改的时候运用了三种手法：谎言欺骗、暴力镇压、利益收买。这三种手法，他后来几十年的统治，包括现在，仍然在用这种手法。没有变。另外，土改当中这些残暴的手法一直传下来。你看后来的文革运动，包括镇压法轮功，这些残酷、下流的手法一脉相承，没有变。而且他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本性，现在完全没改。 ---《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就是：他死后先由华国锋接过班，按中共党内所谓的“选举制”，华国锋执政四至五年，把军队的实权全部抓到手，然后由华国锋辅佐江皇后上台。让江青成为中国“武则天第二”，再过几年，到时候毛远新己年近五旬，于是顺理成章天下便归毛氏了。其传位顺序大体就是：华国锋→江青→毛远新。最 终江山归于毛氏家族手里。这与北韩金家王朝直接“父传子，子传孙”只是多了两个人来走一下“过场”，何况其中一位还是皇后，也是皇室家族中人，自然是十分理想了。然而毛泽东虽聪明一世，却不免“千虑一失”。 正如前文所述，毛发动“文革”，是借所谓“群众运动”来扫除一切对建造毛家王朝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由中共元老们组成的官僚群集团，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文职官僚系统。在这方面毛通过文革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政权中都己基本完成了清洗，即所谓的打倒走资派，由“造反派”取而代之。但在军队系统却还远未完成。在将级军官以上根本没有“造反派”的位置。尤其在林彪事件后，原来的老军头们好多都官复了原职。而这些人与刘、邓文职官僚系统的人都有千丝万缕关系，看见朋友的下场能不兔死狐悲？何况好多人自己都在文革中不同程度遭过整。所以看见毛要咽气了，当然不想让江青一伙再当权。而此时的老毛大限将至，已无力在军中搞大清洗了。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和几个将军就私下找到叶剑英提出以武力抓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但是老谋深算的叶剑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用右手单独伸直大姆指，然后用左手把右手姆指按下去，以这种“肢体语言”表示要等老毛“倒头”（死了）才能行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李德生到北京吊唁，乘机便跑到玉泉山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止别人的窃听，然后低声的和李德生商量以武力抓捕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等人。叶剑英认为华国锋、汪东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心腹，也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靠迫害老干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江青集团的四个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如果上台会继续执行毛泽东的路线。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必须一起打掉。李德生支持叶剑英的行动，并提出在沈阳军区秘密抽调800名精干的军人荷枪实弹赶来北京和其它部队一道攻打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一场宫廷政变就这么定了下来。 李德生回沈阳军区和副司令员萧全夫秘密商量（瞒着毛远新与曾绍山）从39军64军16军23军和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分别抽调了800名精干的、有实战经验的军人，每人一支自动手枪200发子弹，于9月底坐汽车秘密赶到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家附近等待叶剑英的命令。沈阳军区司令部警卫连长于大海（化名，30年后他成为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发现还有北京军区和几个军区的许多军人荷枪实弹在一起等待命令。但是军人们不知道要干什么，于大海只是感到气氛非常紧张。此时在玉泉山会议室中，王震、杨成武等几个高级将领好像在争论一个什么重大的事情，众人七嘴八舌乱成一团。站在窗外面警戒的于大海突然听到王震猛击桌子大喝一声，“就这么定了”！于大海事后才知道，在将领中是王震一锤定音：抓捕四人帮！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平时并不大来往的李先念突然联系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与汪东兴的想法。说他们也想以武力抓捕江青等人。使叶剑英又惊又喜。原来毛死后，江青更加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华、汪等人放在眼里。于是华国锋意识到，自己这个大位不但坐不稳，很可能不久就会被江取代。而华国锋所持有的最大“护身符”，即毛所谓的“遗诏”：“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六个字是“有问题找江青”。这更令华感到不安。其次华也深知，军队根本不会听他的。单靠他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那些人根本打不过老军头们已部署进京的兵力，因此决定倒戈与叶剑英合作。而叶剑英和几个心腹商量后，也认为应该转变原来的方案，抓住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联合华国锋、汪东兴共同打掉江青集团。因为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如此一来便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对党内、党外，现实和历史都能有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更名正言顺了！于是最后决定利用汪东兴的警卫团实施这次抓捕行动。叶剑英从外地调来的军人，部署在二线，既是后援，又是监督。于是叶剑英派出几个贴身警卫员去中南海现场参与并监督中央警卫团的行动。为了以防万一，叶剑英命令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中南海周围埋伏警卫一师荷枪实弹，沈阳军区等一千名军人紧握手枪蹲在中南海地下通道中，以防汪东兴万一变卦，就冲进中南海，消灭中央警卫团，打死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王洪文、毛远新等。卫戍区的另外三个警卫师在北京城内待命，同时北京军区的几个军在北京周边待命随时准备阻击万一有企图来救援华国锋、汪东兴、江青的部队。这几个军是老华北军区的部队，都是杨成武的部下。 由于部署如此周密，华、汪又是真心合作。而江青一伙，除了狂妄傲慢就只剩孤家寡人。所以到时完全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前后仅用了35分钟便大功告成。毛家王朝的政治香火与“传位梦”，也就此永远破灭！ 四年后，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被迫下台。再加上早已被判了刑的毛远新于是坊间有了个戏谑性的称谓曰“八人帮”。 图：八人帮合影照片，八人手拉手，十指相扣，如此向遗体告別，世所罕见。 ---中国幸免成为北韩 ——从“四人帮”到“八人帮” 作者: 林傲霜

图1: 96岁的何天开老人展示文革劳改犯标识（2016年5月，美国之音方冰拍摄）。他因为拥有一张江青和唐纳结婚的杂志照片而在1972年被监禁，判决书说“何犯恶毒污蔑攻击我党的严重罪行经拘留后拒不认罪，态度恶劣，依法判处5年徒刑。” 图2: 江青与唐纳的婚礼照，证婚人是沈钧儒（后排中） 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 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 图3: 这三对儿后来都反目了，沈钧儒，唉… 1936年4月，赵丹与叶露茜在杭州的六和塔下举行了集体婚礼。参加这场婚礼的除了赵丹与叶露茜外，还有两对新人，他们是唐纳与蓝苹(江青)，顾而己与叶小娟。据说在六和塔下举行婚礼这个点子是“秀才”唐纳想出来的。六和塔下的婚礼曾轰动全国。

赵丹与叶露茜：曲未终，人已散，唯叹情深缘浅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

婉儿 上海老底子 赵丹与叶露茜： 曲未终，人已散，唯叹情深缘浅 赵丹，中国电影史如雷贯耳的名字！ 赵丹，�...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 被激发。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而川东土改调查也只是谭松这十年为抢救历史走上民间调查漫长之路中的一段路程。 二○○一年三月八日谭松拿了下岗证，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决定调查长寿湖右派劳改历史，但不知如何当面向妻子开口，犹豫半个月后，写了一万字的信，向妻子陈述他决定放弃找工作挣钱一定要去长寿湖的原因，获得了妻子的谅解和支持。这是谭松最困难的时候，家中没有积蓄，他个人整整十个月没有一文收入，旅费困难，阮囊羞涩。他八次租船进湖，遍寻当事者，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长寿湖的血泪史，在二○一一年在美国出版了五十万字的《长寿湖——一九五七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 就在采访工作半途中，二○○二年七月二日他因调查被当局拘押。当局指控他“收集社会黑暗面”，“说要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虽然只关押了三十九天，但当局警告他出来后不得离开重庆地区和再做调查，否则要关他五年。因此后来的长寿湖右派史调查和川东土改调查，都只能私下悄悄进行。 ---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作者: 蔡咏梅 图1：谭松在乡下采访土改受刑致残的老地主 图2：谭松采访著名地主刘文彩的长工龙万福。2009年8月，摄于四川省大邑县苏家镇虹桥村。

谭松：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诉地主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得当人们的情绪调动起 来之后，会场的主持人大叫一声：“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大约有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们刚上台，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那几个地富分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那时我只有13岁，并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坏人，他们是不是活该挨打，但是，我总觉得我从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 1974年我当“知青”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大量的心里话，最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给我最大启蒙的是生产队的一个老会计，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处，他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老会计说，他也很冤枉，因为小时候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就被评为地主。我当然知道这个地主，他是生产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妻子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记得有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发现有人在看她，抬起头来，一见是我，眼中露出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开始产生一种隐隐的冲动：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重庆教师多年调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开除 罗四鸰 图 - 罗四鸽女士

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推行过暴力土改，但就暴力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跟中国相比。中国土改的种种暴力手段，既有从苏俄学来的现代极权主义模式，也有中国自己“古已有之”的酷刑传统——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张献忠，都不乏花样翻新的折磨人的奇思妙想。 在《血红的土地》中，谭松记载了若干当事人令 人毛骨悚然的讲述：如今年近九旬的李曼在土改时是一名年仅二十一岁学校老师，十三岁那一年就已离开老家，爷爷被划为破产地主，他本人连巴掌大的土地都不曾拥有，却被划为地主，承受了几十种酷刑。其中，最可怕的一种是名为“秤杆”的酷刑，就是将他全身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棍子上，脚的那一头还挂上石头，再用一根麻绳将他的生殖器捆起，然后将麻绳悬挂在树上。这样，他全身加上石头的重量都吊在生殖器上，肚脐眼上的血直往上喷。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但从此以后成了太监般的废人，一辈子独身。 ---余杰：中共屠杀地主超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 图1：李曼

母子俩之死 我们这儿，整死的人多，有的一家一家的整死完。就我们洋沱坝，就有一对母子被整死。 有个小娃娃，把他妈抓来吊起，吊起后，他们把她才满月的小娃娃抱来，用矛杆子从他肛门戳进去，那矛杆子有这么长，戳进肚子里面！这么小的娃儿，他有什么过错？他们把戳在矛杆子上的奶娃举到他妈胸前，说 ：“你看哟，你儿子来亲热你了，他想喝口奶。” 他妈也死了，两个都死了。 问：妈叫什么名字？ 李：妈姓彭，我一下想不起了。 ---谭松：一个被摧折了“阳根”的老地主 讲述人：李曼（幸存地主，1929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1日、8月13日 地 点：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乡水井村 （原奉节县横石村洋沱坝） 记 录：谭 松 （注:李曼老人在我采访他之后9个月（2017年5月）去世。）

司马璐谈朱德 司马璐说，“毛泽东初上并冈山是不懂军事的，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后来又在德国正式学过军事。彭德怀上井冈山带的是国民党受过正式训练的部队。林彪出身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学生，最年轻。毛泽东领军，最初依靠朱德，后来用彭德怀制朱，再后来又以林彪制彭，毛在治军方面惯用‘将将之道’ 。” 但遵义会议以后，“朱毛”的提法在中共文件中消失了。有人说到朱德对红军的创造与贡献，朱德一定赶快纠正说：“党的武装斗争的开创和发展，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握有中共军事的最高决策权。朱德虽然名义上是总司令，此后经常留在延安，彭德怀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根据毛的指示，直接指挥红军及其后的八路军。朱德变成了一个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个闲人。 在司马璐眼里，朱德、彭德怀和林彪政治头脑都不简单，朱德最早看出毛泽东要做皇帝，绝不露口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朱德以明初朱元璋得天下大杀功臣为训，以打猎，种兰花安度晚年。 中共有一幅油画，朱德和周恩来等宣布南昌起义，由于违反历史真相，1961年朱德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笑对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说：“这大概是艺术家的想像吧？”因为他自己明白这段历史，南昌骚动时，朱德是南昌公安局长，负责与国民党周旋，7月31日夜，朱德用一群妓女包围着国民党高级军官把他们灌醉了，所以次日暴动得顺利进行，但他不是南昌暴动的直接指挥者。 ---作者: 袁斌

“中国革命的皇帝”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对我说，刘少奇曾屡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 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1943年11月27日、28日，12月1、2、3日，周恩来一共作了五天的发言，痛斥自己的不是。周发言之前，毛泽东先作一段风趣的讲话，毛说，这次整风，党的整风是脱裤子，让自己赤身露体暴露，然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洗澡，洗清自己身体内外不洁的污物；最后是擦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病的人就感到舒畅了。毛泽东最后说了句：‘现在，我们看恩来脱裤子吧。’大家笑了。周恩来突然在毛的面前跪下（周有演戏天才），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了一句：‘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

他没有一个同志 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 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文革中毛语和毛语打架，牵线的都是他自己。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都是早年紧跟过张国焘的干部。因为这些张国焘的旧部久经党内反复的斗争偷生不易，对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经完全麻木，彻底的成了绝对驯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亲信所剩无几了。 晚年毛泽东不相信他身边任何一个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青少年时屡受歧视，他在江西苏区屡受打击，长征和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地位仍然不断受到挑战，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役。 ---司马璐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

毛的湖南农民暴动是国共仇杀之源 毛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冬，时蒋介石尚未清党，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农民运动出现高潮，全省农会已号称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赤色恐怖气氛。毛泽东为湖南农运辩护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运动的暴民形象已有很真实的 描述，，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于六月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文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马日事变。他在电文中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陈独秀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论》中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在回忆马日事变的文章中也承认湖南工农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他在文章中说，国民党军人“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阖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杀毛泽东妻子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共产党以“封建馀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柳直荀说，叶被枪决后，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军队，军界一片反共情绪。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仍未与中共绝裂，唐生智还处分了许克祥，因为当时武汉政府仍在接受苏联的援助，据蔡和森说，汪精卫和唐生智仍在催苏联顾问鲍罗廷将苏联借款尽快汇给武汉政府，以作北伐军东征军费。但在全军即将哗变的压力下“何键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衷征，不愿为CP东征’”。不得不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宣布“分共”。 ---追寻中共暴力之源 ——湖南农民运动揭开血腥序幕 作者: 蔡咏梅

有幸读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经中央认可正式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首次对半个世纪之前曾沸沸扬扬渲腾过的什么张老恺无为放粮，案惊中央，毛泽东严词批示的所谓“无为事件”，有了官方版本的确认。此事非同小可，因为中国58-62年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的大惨案，虽说开始于58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折腾，但据 己知材料，迄至59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为五百二十二万人，虽说数量巨大，也还不足三千七百多万的零头。如果59年秋的庐山会议能及时纠左，以后的人就可以少死或不死！可是铁石心肠视人命如草芥的毛泽东，居然加大反右倾和大跃进的步伐，除了打倒敢于直言的彭德怀等人之外，对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等解民生于倒悬的救命措施，作了极严厉的视为反动的长篇批语，并下达全国，这就阻死了任何一级政府和每一个官员的怜悯之心和缓冲手段，也阻死了农民们最后一点的自救之路，这才有60年饿死一千一百五十五万；61年饿死一千三百二十七万；62年饿死七百五十一万，总数达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被饿死的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虽说这场大灾难形成的因素很多，相关责任人从中央到地方，涉案的是一批厐大的人群，不能简单的只追究一个人或几个人，但从发动大跃进乃至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全过程分析，这场大灾难的第一责任人，非毛泽东莫属！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岂能抵赖得了！从这一点看，弄清安徽大跃进中发生的事，其实也是解读全国当时形势的一把钥匙，可以说《张恺帆回忆录》的正式出版，是研究大跃进中的中国，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茆家升：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试图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居住社区建立这种“牛棚”，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斗争”和被监禁，就必须成为“斗争”别人的助手和帮凶，至少也得在“斗争会”上跟着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文革不给人充当旁观者的空间。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尤其那些充当主要打手的人们，甚至在文革之后甚至在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庇护下，并没有忏悔和内疚的感觉。 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留下很多具体指导如何进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指导施行迫害的文字记录。比如，在196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这份毛泽东称赞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召开“斗争会”和整人的各种细节。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写下一些“批示”，显示出他对迫害人的具体手段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他甚至相当自我欣赏地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给一个人数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带来了长期的歧视和磨难。 ---受难者和暴君 作者: 王友琴

中共口口声声说，中共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社会，但上台后革命的领袖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红色帝王，革命领袖们所享受的特权比他们痛骂的万恶国民党政府还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毛来成都时，全国正在大跃进高潮中，全国人民累死累活，日夜苦战大战，但下榻金牛坝的毛皇帝却过 得非常逍遥快活。他每天睡到中午一点才起床，只有去都江堰一天例外。下午有时开会，有时就在随从陪同下，兴之所至地四处窜访。吃了晚饭后就是娱乐时间，主要是看川戏和开舞会。当时成都的川剧名角都被叫去为毛唱过戏。李志绥回忆录说，毛喜欢川剧，因此他在金牛坝时，小礼堂天天晚上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行宫，都会建有小型演出礼堂，好让毛观赏川剧。 晚上的舞会则是找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来伴舞。我有个亲戚曾到金牛坝为毛做过舞伴。她是位声乐家，后来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年轻时在成都战旗文工团当歌唱演员。文革后期曾亲自听她讲过毛这次来四川，她去金牛坝参加毛舞会的一些细节。她说，毛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就叫她们这些小鬼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聊天，还两手握着她的一只手亲切聊了很久，让她很感动。她记忆最深的是，毛的手很大很温暖，但她感觉软绵绵的，不像男人的手。一个有权力的老男人如此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相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视为恶心的性骚扰。但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那个时代，完全不会想到毛是好色，只会解读是伟大领袖爱人民。而那只手，因为没有劳动过，没有长肌肉和茧吧，再加上养尊处优吃得丰富，胶原蛋白多，所以软绵绵，不像男人。 ---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 作者: 蔡咏梅

“宁要原子不要裤子” 对于在经济最困难时的中国，核武计划是否应该下马，在中共内部展开了一场要核子还是要裤子的争论。有良心的科学家和一些中共政要主张下马。他们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原子弹应等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了再干。但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一九六一年夏在北戴河国防会上，军方和 外交部的意见占了上风，坚持继续发展核武器。外交部长陈毅说了有名的那句话，就是“脱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陈毅同时还向中央表示，两弹搞出来，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批准原子弹工程继续进行。 结果在中国几亿人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耗费巨大的核工程不停反而加速运转，在中国经济形势仍非常困难的一九六二年底，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成立加强协调指挥核武工程的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核工程开绿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一路顺风。”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犹如给饥饿的中国老百姓雪上加霜，伤口上洒盐。 一九六四年中国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三年后的一九六七年中国又爆炸了第一枚氢弹，前者孕育于大饥荒，后者诞生于文革大动乱，中国的核武器成了中国人民灾难的象征。 ---在大饥荒中升起蘑菇云 ——中国发展核武器三十年回顾 作者: 蔡咏梅

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〇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贝克说：“中国 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 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无以名之，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是不折不扣的“故意制造死亡”。 因此，就连马思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毛个人的政治考虑，最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生命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14]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15]这种残酷，难道不能与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杀波兰军人相媲美？ ---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审毛之三 作者: 陈奎德

毛时代政治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按比例整人。每次运动不但规定要整哪些人，而且还规定一个百分比。例如在1951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即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就规定，杀反革命“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在1955年发端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即肃反运动中，中央规定了“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 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央规定“一个单位应有百分之五的人定为右派分子”，如此等等。 为什么要规定百分比？主要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不规定一个百分比，各级领导怎么知道该杀多少反革命该打多少右派呢？因为像镇反、肃反和反右这一类运动，当局给出的定性标准和处决标准都是政治标准，不是法律标准，用的都是政治语言，不是法律语言。这和土改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还有所不同。地主总得有地才能算地主，资本家总得有资本才能算资本家，好歹还有点客观的可量度的标准。可是谁算右派谁不算右派，唯一的依据是看他们的言论，是看他们的言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哪些言论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哪些不算，这里并没有一个硬标准，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清晰的硬标准，只有一个抽象的、模糊的、伸缩性很大的软标准。再加上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程序，因此到头来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者的自由裁量。由于各级领导者的情况千差万别，对于同样的言论是不是该算右派言论必然是仁者见仁，淫者见淫，各执一词，大相径庭。于是到头来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的地方的领导蛮横霸道，恨不得把一大半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有的地方的领导比较开明比较有人性，一个右派都不肯打。这样，各个地方各个单位打右派的数字必然会五花八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就难免给外界以荒诞怪异之感，使整个运动不好开展。毛泽东党中央搞镇反、肃反，搞反右，目的是杀人立威，是锁住知识分子之口，但若是听任下面各级领导各自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做决断杀反革命打右派，下面的各级领导很可能下不了那么狠的手，从而达不到运动的目的，所以就规定了百分比的硬指标。 无论是镇反、肃反，还是反右，毛泽东党中央虽然规定了百分比，但实际上杀死的人数和打成右派的人数都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比例。镇反运动，说的是杀人“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当时全国人口是五亿，千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坦承：“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反右运动说是百分之五，按当时的估计，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五百万，百分之五就该是二十五万，但事实上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 ---胡平：毛时代搞运动为什么要给百分比？

毛泽东大怒的“窃听”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1961年2月，中国新年过后不久，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他在中南海舞会上的舞伴——某托儿所的幼儿老师。 专列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的一个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 化平和省委几个人到专列上谈话。 李志绥、幼儿老师、两位女机要员到专列下面散步。中南海机要室的录音员刘凑过来，跟他们一起走。大家正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幼儿老师愕然地问：“你听见我什么话？”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又问：“还听到什么？”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等毛与张化平等谈完话后，立即向毛报告说，火车上装了录音设备。毛雷霆大怒，立即要求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追查此事。 ,,,,,, 毛的私生活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毛认为这是“中央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 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几个人”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毛淫乱的私生活被“窃听”，是毛大怒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从1956年2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以来，毛心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担心他身边睡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这样的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搞政变，夺他的权，或有朝一日也像赫鲁晓夫一样对他进行批判。 ---毛泽东大怒的“窃听”是怎么回事？ 作者: 王友群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是我到天地工作后第一本经手编辑的书，，作者郭金荣是北京报告文学作家，她采访的是老毛晚年身边的看护孟锦云。孟原是空政文工团舞蹈演员，当年中南海每周举行舞会，汪东兴们为取悦老毛，到部队文工团找年轻女演员来陪舞。舞池旁边有房间，老毛他们跳累了就带着舞伴去房间“休息” 。 这本书写得很实在，都是老毛生活小事，其中不乏美化他的细节，但也透露不少老毛的真实性情。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政治管制还相当严格，孟锦云居然够胆现身说法，暴露老毛的生活细事，足见胆子不小，书出版后也未闻她受处罚，不知她有什么背景。 我曾问过郭金荣，孟锦云是否也是老毛的性伴侣，郭金荣默默点头。孟锦云姿色一般，个子很小，李志绥曾说老毛喜欢小个子的女人。为这本书的封面，郭金荣曾转来一张老毛的照片，照片中两个女人一左一右挽扶毛泽东，一边是孟锦云，另一边是张玉凤。书正式出版前，郭金荣传一个口讯来，说孟锦云交代，封面设计时要将张玉凤裁掉。 老毛身边的女看护来来去去，互相之间争风吃醋，孟锦云有机会出书，不想让张玉凤沾光，可见她们互相忌恨由来已久。张玉凤在老毛身边的地位，是孟锦云无法比拟的，张玉凤可以经手党国大事，孟锦云只是照顾老毛生活。 孟锦云有一段时间闹情绪，被老毛赶出中南海，到地方上监视劳动，后来老毛又想起她，把她再调回身边，孟锦云感激涕零，自此服服贴贴。老毛治人有一套权术，他对付一些高干，也是常用这种喜怒无常欲擒故纵的手法，把他冷落一下，让他吃足苦头，突然又召到身边，请他吃饭，谈笑风生，让他冷暖自知，俯首贴耳，很多人都受不了。 ---中共邪恶本质的根源在毛泽东身上 ——香港旧事点滴 作者: 颜纯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