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是我到天地工作后第一本经手编辑的书，，作者郭金荣是北京报告文学作家，她采访的是老毛晚年身边的看护孟锦云。孟原是空政文工团舞蹈演员，当年中南海每周举行舞会，汪东兴们为取悦老毛，到部队文工团找年轻女演员来陪舞。舞池旁边有房间，老毛他们跳累了就带着舞伴去房间“休息” 。 这本书写得很实在，都是老毛生活小事，其中不乏美化他的细节，但也透露不少老毛的真实性情。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政治管制还相当严格，孟锦云居然够胆现身说法，暴露老毛的生活细事，足见胆子不小，书出版后也未闻她受处罚，不知她有什么背景。 我曾问过郭金荣，孟锦云是否也是老毛的性伴侣，郭金荣默默点头。孟锦云姿色一般，个子很小，李志绥曾说老毛喜欢小个子的女人。为这本书的封面，郭金荣曾转来一张老毛的照片，照片中两个女人一左一右挽扶毛泽东，一边是孟锦云，另一边是张玉凤。书正式出版前，郭金荣传一个口讯来，说孟锦云交代，封面设计时要将张玉凤裁掉。 老毛身边的女看护来来去去，互相之间争风吃醋，孟锦云有机会出书，不想让张玉凤沾光，可见她们互相忌恨由来已久。张玉凤在老毛身边的地位，是孟锦云无法比拟的，张玉凤可以经手党国大事，孟锦云只是照顾老毛生活。 孟锦云有一段时间闹情绪，被老毛赶出中南海，到地方上监视劳动，后来老毛又想起她，把她再调回身边，孟锦云感激涕零，自此服服贴贴。老毛治人有一套权术，他对付一些高干，也是常用这种喜怒无常欲擒故纵的手法，把他冷落一下，让他吃足苦头，突然又召到身边，请他吃饭，谈笑风生，让他冷暖自知，俯首贴耳，很多人都受不了。 ---中共邪恶本质的根源在毛泽东身上 ——香港旧事点滴 作者: 颜纯钩

历史上的今日 1973年12 月 9 日 毛泽东拉著尼泊尔王后的手久久不放 章含之女士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和翻译﹐也是毛泽东晚年身边很活跃的几个女人之一。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很多细节﹐在细心的读者眼里﹐确实可以读出意味深长的内容。 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他新婚不久的王后访问中国。，比兰德拉国王到了中国后﹐中国官方没有把他和毛泽东的会见放在日程安排中﹐而是临时突然通知的。 比兰德拉是在和周恩来会见的时候突然被通知说毛要见他的。于是﹐他和周恩来的会谈暂停﹐所有的人赶到毛泽东的被称为游泳池的住所。毛泽东和尼泊尔国王握手之后﹐环顾四周﹐问道﹕"王后呢﹖"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说按照惯例﹐没有安排元首夫人和毛主席见面。毛很不高兴﹐吩咐说马上把王后找来。 当时尼泊尔王后正在友谊商店购物﹐外交部礼宾司派人十万火急找到她﹐要马上带她去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谁知王后说既然如此﹐她要先回宾馆换上会客的正式服装。于是礼宾司的人只好耐著性子等这位王后回宾馆换完装后再把她领到毛的住所。 当毛见到这位王后时﹐他非常高兴﹐在握手时竟然拉著她的手久久不放。据章含之说﹐这是因为王后的手上戴著一个很大的珍珠戒指﹐毛是在仔细观察那颗戒指。章含之说﹐王后的手被毛拉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场的人包括国王都不敢笑﹐也不敢提醒毛主席﹐只是年轻的王后十分尴尬。" 那么﹐毛泽东真是在观察那颗戒指吗﹖章含之下面的话等于否定了这个解释。章说"事后﹐我们猜想是在国王访问之前﹐有人向主席谈及王后年轻､端庄､美丽。主席很想亲眼一见。" 章含之真是太了解她的主席了。主席身边的其他人也真是太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了﹐所以她们才会向他披露尼泊尔国王有一位美丽动人的王后﹐作为会见之前对这个喜马拉雅王国背景介绍的一部分。从章含之的话中﹐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次会见结束后﹐毛身边的那些女人们聚在一起对毛拉著王后的手久久不放一事唧唧喳喳议论不已的情景。 凡是经过70年代的中国人都不会不记得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有幸多次见毛泽东﹐有当时的报纸为证。西哈努克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法国太太﹐叫莫尼克﹐常常在中国的报纸甚至电视上和她的丈夫一起频频露面﹐很多时候是在毛泽东的住所。在对老百姓实行禁欲主义﹐没有人敢谈女性美的时候﹐这位美丽动人的王后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简直象天仙下凡。现在看来﹐如果西哈努克没有这样一位太太﹐他可能也就不会有这么多次被邀请到毛泽东那里作客了。 ---今是昨非：毛泽东拉著尼泊尔王后的手久久不放...... --寒山

朱德之死 尽管已经打倒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毛还是对周、朱这两个不倒翁不放心，不愿意见到他们死在自己之后。周、朱健在，成为毛的一块心病。经过一系列密谋、策划与操作，周、朱果然先毛而死。周死于1976年1月8日，朱死于年7月6日，其中深藏秘辛。身患膀胱癌的周恩来，能否获得治疗，均需遵照毛的“御 批”，周先是被拖延治疗，后被连续施手术13次，被拖剩了一具骨架，饮恨而死，遗嘱撒尽骨灰。 至于朱德，是年虽然年登九旬，却并无大恙。然而，奇怪的事却发生了。1976年6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朱德，下午两点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朱德依旧往日习惯，提前半小时到达并等候。时值炎夏，室内却未开空调，酷热难当，朱汗如雨下。良久，空调突然大开，温度极低，而且越来越冷，外宾竟又迟迟没有出现，在先热后冻中，九十高龄的朱德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查问之下，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改在四点半。 当晚，朱德突发重病，紧急送医就诊。按照惯例，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历，然而，情形如此紧迫，却竟然调不到病历。原来，两天前，朱德的病历已经被人神秘调走。医生无奈，按照常规开药。朱德病情日重一日，十余天后不治身亡。事后，朱家觉得事有蹊跷，要求查证，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已经突然死亡。 朱德夫人康克清后来逢人便说：汪东兴一日不开口，真相一日不得白。汪东兴是毛泽东亲信，当时任中共中央警卫局长。朱家暗示：朱德死于谋杀。 ---陈破空：中共不能说的秘密 朱德之死 图：1936年12月，朱德和毛泽东在陕北保安

徐泽荣：刘少奇曾做过联共（布）返派中共卧底 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根据新近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他曾查阅多达15卷的藏在“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史国家档案馆”里的关于毛泽东的文卷档案——写出《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这本书披露已故中共前领导人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有材料说，斯 大林死后叛逃到西方的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官员彼得•德日阿宾透露，早在1930年6月至1931年9月，刘少奇于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时，就开始为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工作。刘少奇于1940年代仍继续向斯大林递送秘密材料。 《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一书中，吴氏披露： 毛泽东在中国那支共产党中的地位最多是B的位置，而A仍然是克里姆林宫的老板。无疑毛泽东明白自己的地位，他完全了解自己的行为像以往一样，正被主子的其他代理人密切监视着和考察着。对这些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能怀疑谁呢？党的第二号人物、苏联训练出来的刘少奇，就可能是受命秘密监视他的那些人之一。而且即使他知道，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在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批准之前，不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如果他不忠诚，在他能清洗其他人之前，自己就被清洗掉了。（244页）

不会当皇帝 毛泽东很勤政，内政外交、工业农业、意识形态、文教卫生、批判《武训传》、研究《红楼梦》、食堂、工分、烧柴、除“四害”……批件繁密、管天管地、思虑细屑，实在不会当皇帝，他管得越细，国事才越糟。百官伴君如伴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事事仰等天意，否则吃力不讨好，还落 个“右倾”。皇帝累死，百官吓死，百姓闲死。“伟大毛时代”，官民自由度最低，毛从头到脚管百姓，从种田到吃饭。 毛泽东还“勇于颠覆一切”，不仅为秦始皇、曹操翻案，甚至为商纣王“平反”。1958年11月20日，他评议商纣王—— 聪明善辩、能武能文，打仗很有英雄气概。纣王尚武重文，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 ---罪酋毛泽东 ——《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书摘之一 作者: 裴毅然

不会当皇帝 毛泽东很勤政，内政外交、工业农业、意识形态、文教卫生、批判《武训传》、研究《红楼梦》、食堂、工分、烧柴、除“四害”……批件繁密、管天管地、思虑细屑，实在不会当皇帝，他管得越细，国事才越糟。百官伴君如伴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事事仰等天意，否则吃力不讨好，还落 个“右倾”。皇帝累死，百官吓死，百姓闲死。“伟大毛时代”，官民自由度最低，毛从头到脚管百姓，从种田到吃饭。 毛泽东还“勇于颠覆一切”，不仅为秦始皇、曹操翻案，甚至为商纣王“平反”。1958年11月20日，他评议商纣王—— 聪明善辩、能武能文，打仗很有英雄气概。纣王尚武重文，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 ---罪酋毛泽东 ——《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书摘之一 作者: 裴毅然

毛时代三特征 “伟大毛时代”三大特征——大规模政治迫害（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300余万、摘地富帽子278万）、大规模饿死人、大规模破坏文化，还将国家发展后劲——知识青年，统统送往农村、山区，只要体力不要智力，停办大学，彻底逆文明而行，大踏步退向原始化。毛留下的中国：文化失传、价值失范、经济失 转、政治失宁、士林失声、百姓失安、童稚失教、官吏失望、山河失色……历史最终体现公平——毛泽东曾拥享的权势尊荣，翻转成今天的浓烈恶臭。 综毛一生，凡人民利益与其政治功利发生冲突，毛从未“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十年闹红、抗战自养、重开内战、血腥镇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恐怖肃反、失信反右、三面红旗、庐山会议、黑色饥荒、十年文革，哪一桩哪一件有利国家？1959年，四野哀鸿，大饥荒逼至眼前，居然庐山批彭，坚持“形势好得很”，起码良知都没有！如此私心脏用，却要求国人“毫不利己，专门为人”！ ---罪酋毛泽东 ——《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书摘之一 作者: 裴毅然 图：毛泽东亲自送别即将前往北大荒的中南海警卫团文工团员

人们注意到，1957年四、五月，仅仅十几天时间，毛的想法说法有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研究反右的朱正说：“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才过了18天。”一个如此大国家的执政党，仅仅 十几天，政治方向就全盘改变了。这是毛氏行为方式的一个缩影。中共此后的一系列做派在这十几天里作了一场经典的表演，淋漓尽致。此类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本领，活脱脱地呈现了毛泽东及其党的道德水准，成为垂范其整个统治时期的行为方式一个基本标竿。 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派，在其后的统治生涯中，屡次呈现。 譬如，他在依靠“彭大将军”打天下，出朝鲜后，仅仅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上给他的信中说了几句真话，彭就马上变成“几十年来反对毛的人”了。 陈伯达，被毛长期重用，在文革中甚至被任命为文革小组组长，然当其在政治上已无利用价值后，他马上摇身一变而成为与毛“三十多年来从未合作过……”的文人。 ---1957反右：思想国有化 作者: 陈奎德

毛泽东很在意他的“导师”地位，他一直企图“君师合一”：统治天下，教化子民。 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和上流阶层对百姓的“教化”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也就是即儒家的“德化”——小“草”老百姓必随统治者君子之道德之“风”而倒，获得教化。当然，实际的统治方式法家说得更直截了当——“以 吏为师”。 然而，他带给中国的是什么样的“教化”呢？ 以吏为师——在这样的毫无信义、撒谎已成习惯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个宗教感相当薄弱的族群，就有了“水稻亩产十几万斤”，有了人人饥馑的“粮食吃不完”，有了全国大炼钢铁，普遍“放卫星”，有了饿殍遍野式的“莺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药遍地的“繁荣娼盛”……人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几乎是全体国人都陷入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文化崩颓的伦理沙漠地带。对毛氏赤裸裸的谎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呈现了全面分裂的境地：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这多重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导致了“君师合一”的当代后果：“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1957反右：思想国有化 作者: 陈奎德

龚楚的回忆录比较难得的是，因为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无论当时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作战经历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现出来，比如毛的聪明绝顶与骄横跋扈，比如朱的温厚隐忍与笼络手段，比如周的刻薄寡恩与唯上是从，比如彭德怀的刚愎自负与推诿责任等等。 读了龚楚的回忆录，就可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更深的理解，比如毛的讨厌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受人奚落，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冈山作山大王作得风生水起好不得意时，来搅局的先是那些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后来是从苏联跑来的知识分子，他受这些知识分子的打压和鸟气比北大时的奚落更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激情有余才干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而这又恰恰被中国革命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是一个好呈匹夫之勇的人，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非常自负，但他统筹规划，战场调控的能力很差，打了败仗还要推诿给人，也是龚在红军时期唯一与之有过摩擦闹过不愉快的人。彭的这种好呈能的性格也是促使他当年发起百团大战，勇挑抗美援朝重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周恩来唯上是从的个性也从最早的紧跟共产国际到最后的紧跟毛都没一点变过，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本来冷酷嗜血的性格变得温和圆滑。 ---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回忆 作者: 祝春亭

李开周：红军与房价 1933年，红军聚集福建，国民党准备大举围剿，浙闽边境风声日紧，福建人怕战火烧到自己头上，逃到他们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南京，南京房价开始上涨（参见《吴虞日记》）。 1935年，红军从陕甘打到四川，川北落到红军手里，川西川南又有长征队伍经过，沿途继续打土豪分田地，鼓动穷人 起来革命，吓得富商和地主收拾细软沿江东迁，人心慌张，市面混乱，只见变卖家产，不见有人接盘，所以成都房价迅速下滑（参见《李劼人选集》）。 成都作家流沙河老师回忆，他四岁那年，传闻红军要打成都，成都阔人赶紧逃到农村，使得成都房价下落，而金堂县城的房地产市场却红火起来，因为金堂县正是很多成都人的避难场所。 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36年他从北京去延安，在西安做短期停留，发现西安粮价很贵而房价甚低。那里是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前线城市，驻扎了很多部队，吃粮的多，故此粮价上涨；正因为那里是剿共前线，有钱人怕被炮弹击中，逃走的多，故此房价下滑。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之高居全国首位，究其原因，也跟红军有关。用民国地产专家陈炎林的话说：“历年内战，红军蜂起，内地阔佬几无宁日，身家性命时有危险，富有者多置产沪地，即中产之流亦往往举家迁沪，以谋安全，遂成沪地寸土寸金之势。”

斯大林才是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 “中共苏援火炮轰垮蒋家王朝”一说，完全能够成立。由此又可推算出来，苏援饷械对于中共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所起的“左右结局作用”，权重应为九成以上——中共28年革命得以成功，乃是外因为主，内因为辅！斯大林才是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他派往西柏坡的苏共代表原来就是苏联铁道 部部长。运送115,830吨炮弹（淮海战役65天用去炮弹115,830吨）可要八千节车皮，何况还有其他种类弹药。什么时候轮到蒋介石！有道是：十万名科举进士奠定了中国古代各朝的基础，二十万吨苏援炮弹（估计，三大战役消耗苏援炮弹应在20万吨以上。）奠定了中共四九年政权的基础。 ---共军内战使用苏援炮弹研究 作者: 徐泽荣

阶级斗争的残酷反映到党内，就是毫不留情地整肃立场不坚定的官兵。龚楚返回中央苏区的时候，反AB团等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肃反一直没有停止，到红军主力突围前后又达到一个高潮。那些被撤职软禁的官兵基本上都被成批地屠杀掉。下面是《龚楚回忆录》里对当时的屠杀场景的描述： 中共为了要处置 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已经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苏联送来的潘多拉魔盒 ——读《龚楚将军回忆录》评共产革命 作者: 杨子立

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 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就对其内容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年中说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来，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风度”，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因此，这第三次的“罗毛对话”是杜撰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和1957年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是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战略方针的，是“伟大政治家”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策略，我们如果过于天真轻信，岂不可笑？ 至于鲁迅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种可能，是真正敬重鲁迅的人们所希望的，但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鲁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虽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鲁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种可能，结合政治环境和鲁迅的性格，并考虑高尔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 ---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最可能一句话不说

萧军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在延安看到的负面现象，有对自己经历的不快，有对他人遭遇的不平。 一次，萧军到合作社买东西，路经一处山坡，山上警卫营的兵士向下扔石头，萧军质问他们，下来一个兵，不放他走，“我要去见他们长官，他也不许见，我要见毛主席他说我不配，我要见洛甫他们不准我上去，我 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径。”萧军很激动，找到洛甫告状。那军人虽受到批评。但他觉得心受伤了：“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相信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因为仅仅是在他们‘中央’的门前，全是如此，其它地方不问可知道。”“我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给予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敌人！我不愿意再在这里受‘优待’了！”（上P28） 一次，文协的勤务员被总务科长“吊在洞里的梁上，已经关了半天一夜了”，萧军去说情，先是不准，后来才放人。他写道：“我憎恶透顶这些小党人，即无用又卑劣，还要装腔作势，有机会我一定要狠狠地臭骂他们一顿”。（上P126）“我一定要执着自己，和庸俗来战斗！” 作家草明刚到延安时，萧军看到对她和孩子安排得不好，孩子生了病，他很愤怒：“离开此地的决心又燃烧起来。”他给自己定下，在延安“至多是两年”。 他表示：“我希望革命成功，我愿意他们生长……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些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集合了！”（上P174） “下午到河西谷玩了半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P175） 萧军到医院去看等待产的妻子，回来写到：“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P200） ---邢小群：读《萧军延安日记》

湘西一月杀人四千六百 中国封建时代改朝换代之初，统治者常实施怀柔政策，并大赦天下，意在缓和矛盾，取得民心。中共一九四九年十月取得政权后，则反其道而行之。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来第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中，发现一个小小的湘西，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处决了四千六百多人， 相比之下，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杀了二百余人。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又是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已杀七十二人，准备再杀一百五十人，也只二百多人。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处决了二千九百人。河南一个省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执行死刑三千人，就不敢再杀了。在此以前，毛泽东在批转镇反文件中，都只是原则性地强调，要大杀几批，要大张旗鼓，要大胆放手。现在却有了具体的样板了。他认为，应当立即推广湘西的作法与经验。迅即将47军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负责人。 毛批示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47军在湘西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是从一九五○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军长曹里怀（1909-1998）湖南资兴人，时任湘西军区司令，授中将，曾率六万兵入朝，后领空军，任副司令。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组织编篡的《湘西剿匪》一书说道：“从十二月中下旬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底，先后镇压二万名匪首、贯（惯）匪、匪霸、特务、在乡作恶军官、地霸和有民愤血债的乡保长，以及其他有民愤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据47军向上级的报告，已杀的四千六百八十八人，其统计截止时间是十二月二十日。 报告中还说道：“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分化瓦解消灭敌人。在这个总方针下作出了杀一万人的预算”。 这个“杀一万人的预算”，不知包括还是不包括已杀的四千多人。但在不到五十天内，实际已杀二万人，不管按哪一种理解，杀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原定预算。本来，根据47军于五○年底向上级的报告，他们是准备收缩的。“中南局⋯⋯指示均悉，我们都进行了讨论，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并已指示总结与检查这一段执行情况。”因此大大超过原定预算的杀人数，是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进一步放手杀人了。 ---湘西剿匪大屠杀真相 作者: 罗印文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 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王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 选自：《命运：金凤自述》

吴康民：走秘密通道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75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忽然接到通知，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 港澳地区的代表们出发虽是同一天，但为了保密，是分别到了深圳再集中的。那时候没有直通火车，也没有直航飞机，到大陆只能通过罗湖海关。 过了罗湖桥进入深圳，在火车站 的贵宾室大家才集合在一起。这时，大家才知道了彼此的代表身份。吃过午饭，乘车赴广州，住进了珠岛宾馆。 会议的规定是：“未经批准，不得外出，不要向外打电话，不要会客。”基本上是切断了与外面的一切联系，开会前消息一点不透风。 到了宾馆，打开衣箱，我才发现收拾行李太匆忙，忘了带上一柄牙刷。 宾馆不供应牙刷，也没有小卖部，去哪里找一柄来呢?外出不可能，打电话不可以。告诉接待人员，他们也颇感棘手，但答应帮忙。结果是第二天才能弄到。 到了北京军用机场，挂上窗帘的大巴士把我们送到了西苑宾馆。 西苑宾馆，占地面积很大，也很陈旧。多数房间并不附有洗手间，而且饭堂和住宿的这一栋并不连在一起。 每天三次就餐时，都得跑个二三百公尺。一月份，北京天气很冷。从有暖气的房间出来，通过一个广场和甬道，再进入有暖气的饭堂，一出一进，一冷一热，使人很容易感冒。 保安部门经常来个通知，说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集团”使馆的车子，常在附近徘徊窥伺，进行侦察，要我们提高警惕。说去饭堂的时候，走路尽量要往边靠。吃三顿饭，要缩头缩脑地出入，真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天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为了保密起见，通知要走秘密通道。 晚饭后，点好人数，乘坐大巴士出发。先去一家大宾馆，然后由该宾馆的地窖走入地下通道。 那条地下通道有五六公尺阔，大概可以行驶小汽车。但据说首长们的汽车，还有另外一条地下通道可达。 通道只有微弱的灯光，总之随着人流走，并拐了几个弯子。走了40分钟左右，便到达大会堂。现在完全记不起来，是从哪一个梯口，进入大会堂会议厅的。 这一次的人大会议，只有开幕和闭幕的两次大会，剩下的是几次的各省市代表团的会议。没有小组会，而且根本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宪法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人选也没有什么酝酿。因为，这些文件和人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的，包准没错。所以，即使是有限的几次代表团的会议，实际上也变成了“表忠会”。发言的人，都是谈毛主席和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说把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或者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培养成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恩情说不完。记得有一位中医院的赤脚医生，说得十分激动……于是，嘶哑的声音，激昂的口号，此起彼落。 当时的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好像都没有发过言。上台讲的都是“忆苦思甜”的工农群众。应该说，港澳代表当时还是受到另眼相看的。“海外关系”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大部分内地人。虽然说是“统战对象”，但“港澳关系”，并不吃香。  说起记者，和今天可大不相同。因为会议秘密进行，港澳记者当然不可能有。内地记者虽然参加了大会，但也不会来采访我们。是觉得我们没有忆苦思甜的采访价值呢，抑或谅解我们仍然处于“地下”状态?这就无从探究了。 在酝酿选举领导人的时候，只有一张名单，并无任何简历。一些陌生的名字，引起了不少疑问。副总理候选人孙健，副委员长候选人姚连蔚，大家都在问：他们是什么人? 两个女的副总理候选人吴桂贤和副委员长候选人李素文，有的人还依稀知道她们曾经是“劳动模范”。而孙健、姚连蔚呢?谁也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我当时问过赵紫阳，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到了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在一片不知道的气氛下进行选举，当然完全是走形式。那时候，大家的民主觉悟也很低。总之，是中央提名的准没错，于是选举“一致通过”。 人大会议结束之夜，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的街灯大放光明。当晚广播中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的消息，此时这次会议才算是公开了。 在等待无记名投票的点票工作时，3000名代表还在宴会厅美美地吃了一顿。记得吃的好像是“佛跳墙”之类的炖品，还有冷菜，总之是很丰盛的了。

西南征粮运动是中共暴力统治的实践 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报请中财委调减至30亿斤。同时扩大征收面并增加缴纳方式，在公粮完成70%以后，可折收杂粮、土产、药品、手工艺品等等。 至1950年秋收时节，10月1日，邓小平才宣布西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了”，对此，邓将其视为中共新政权在政治 上的巨大胜利，他明确说：“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当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做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 可见，邓小平一再坚持在西南地区超额征收公粮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中共的威严，用暴力手段使百姓恐惧着屈服。正如邓小平对后续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评论是：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抗，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网文：《大饥荒 毛泽东处惊不乱？》 一九六Ｏ年，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从白山黑水，到锦绣江南，神州大地上终于爆发了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大灾难。正是一九五八年的疯狂“大跃进”，才造成三年的大饥荒。且是毛泽东不顾大跃进失败后，为了维护自 己的独裁地位，继而反右倾、倒行逆施造成的恶果。 这些灾情报告，大都经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邓小平转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再转呈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却不敢转呈毛泽东。他历来对毛泽东畏惧三分。 毛泽东亦深知刘少奇于经济建设、治政治国很有一套，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邓子恢也比自己有经济头脑。但他绝不允许同僚们对自己的经济决策权提出挑战。 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执意推行农业合作化、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营化之后，一直沉湎于他的那套乌托邦式的经济大跃进、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妙图景里，他一直未能理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有甚么不好？一九六Ｏ年，在全国一片饥饿声中，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歌功颂德大会，一为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一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群英会。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为毛泽东思想大唱赞歌。毛泽东仍不能自省：他已经被供奉在中共政治的神殿上，严重脱离了社会，脱离了民众，他已堕落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瞎指挥者，一位不懂装懂的自大狂，权欲狂。刘少奇明哲保身，按下了全国各省区的灾情不报，而只是伙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数人去做一些以不触怒毛泽东为原则的“政策调整”。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了解到全国大饥荒的灾情的？此事，还需要提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南海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Ｏ年的某天，毛泽东坐在南海北岸的石凳上。听汪东兴汇报中央警卫团战士、干部的思想情况，又特别是警卫毛泽东本人的全连战士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毛泽东倒是要求汪东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他讲真话，报告事情真相。这是性命悠关的大事呢！毛泽东从来不敢粗心大意的。汪东兴恭敬地望着毛泽东，据实报告说： 全连干部、战士的一百九十三人，从家中的来信中得知家中的灾情，亲人得水肿病、死亡、生活有困难的，有一百五十四人，占全连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八。 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不知道农民的生活？粮食打下那么多，都运到城里去了？战士许国如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建筑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正粮，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说：电影《万水千山》我也看了，那时生活是苦，但现在农民的生活比那时还苦。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还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都饿死…… 毛泽东愣住了。真是晴天霹雳。他是第一次听到农村的这些情况。但他沉得住气，见汪东兴不再汇报下去，便说：“小汪，多谢你，我是被蒙在鼓里了。我相信，战士们讲的都是真话，真实情况……我想找他们本人再谈谈”。 报告主席，他们发言的当天，就都调离了中南海了。 毛泽东起身回到院子里去了。汪东兴望着他的背影，激动得眼里泛出了泪花……原来是，一天前，朱总司令、刘主席、周总理三位老首长一同来找他小汪谈话，恳求他把农村的大饥荒状况，以汇报警卫连干部、战士思想动态的方式，报告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汪东兴当时感动极了。给三位老首长下了跪！ 一个小时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已经服了镇静剂，心情平稳了些，但仍是一脸的沮丧。他没有责备刘、周、朱、陈、林、邓诸位，只是很伤心地把汪东兴的汇报复述了一遍。他说： “晚上有个常委会，把彭真也请来。我先向各位同志作检讨。乡下大饥荒死人。我担第一份责任。再研究国民经济怎样调整。这事一定要抓紧。不要忘记，明末李自成是怎么闹起来的……”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三位都舒了一口气。毛泽东见大家仍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又说： “少奇、朱总司令，对付乡下的饥荒，有甚么紧急办法没有”？ 朱德搔了搔头上稀疏的白头发： “民以食为天，开仓赈灾吧”！ 刘少奇望了一眼周恩来，跟着说： “恩来，我们全国的战备储备粮大约是多少”？ 周恩来面色肃穆，想了想才说： “可供全国人口一年零七个月”。 刘少奇点着头，对毛泽东建议说： “救灾如救火，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开仓赈灾。自古以来，封建时代，遇上大灾荒都是这么做的”。 刘少奇的话分量很重，毛泽东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用眼睛望着邓小平、林彪二位，然后问： “小平，你是总书记，也是大管家，脑子好用，有甚么高见”？ 邓小平平日总是愣头愣脑的，少说话，多干事。他先尊敬地看看刘少奇和朱总司令，然后看看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说： “这次灾荒来势很猛，面积很大，不是一两年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放宽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开不开仓”？毛泽东问。 邓小平捏着双下巴说： “我们有五百万军队要吃粮，还有八百万干部职工，一亿多城市人口……乡下农民还有野菜、野果、树皮、草根，我们的军队和城市职工，却是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所以我说，开仓赈灾要慎重。国库一直不富裕，也不可能从国外买进大笔粮食……话说到底，我们的党和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在总理所说指的一年零七个月的战备粮上”。 邓小平这个矮子，看问题总是这么直截了当。毛泽东又看了看林彪、陈云二位，林彪说： “开仓不开仓，我都同意，只要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真的出了李自成，也要靠解放军去解决。总司令，你说是不是”？ 陈云，你的高见呢？毛泽东问，陈云半闭着眼睛回答： “事已至此，有哪门话好讲？赶快研究国民经济的收缩、调整吧！解散食堂，恢复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救命要紧”。 刘少奇和朱德一直在交换着眼色。朱德忍不住说： “我们准备先饿死多少农民？我们的天下可是靠农民打下来的呀”！ 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苍白，额角上的又冒满了汗珠子。他又躺了下去，但嘴里仍在说： 少奇，总司令，小平，先开一部分仓，主要发放种子，加两三个月的度荒粮……具体的，你们去定…… 周恩来见主席病的不轻，连忙站起来说： “晚上的常委会，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吧。你身体欠安，就不必参加了。我们会尽快作出决议，调整各方面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大搞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也好，少奇，你是能者多劳，拜托拜托。总司令，你是大老实人一个。小平，你是言必有中，干脆利落。还有陈林两位……我是快见马克思的了，今后，一切拜托各位了”。 政治局常委会由刘少奇主持，彭真列席参加，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任记录，决议立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起草一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先用电话迅速下达至全国各地，内容十二条，农业方针全面退缩，坚决制止“一平二调共产风”。 凌晨一点，常委会散会。林彪单独来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的情绪已经稳定了。张毓凤给林副主席上了茶，便退到屏风外。主席说： “林老总，我们可能要打败了……你估计，这回，陆海空三军会不会迎接彭德怀”？ 林彪堆起满是皱纹的笑脸，他当然懂得眼前这个军委主席指的是甚么。于是，他汇报起军队工作来： “当前，全军战士、干部，正在深入揭批彭德怀、黄克诚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力开展学习运动，读马恩，读列宁斯大林著作，又特别是读毛主席的著作。《毛选》四卷，是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教材。毛主席的书，不但战士要读，干部更要读。军队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党指挥枪的原则”…… 张毓凤一次又一次给他们上茶。她发现，听了林彪的汇报，主席的气色好多了，脸上有了笑容。 ---此文2004年5月发布在凯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