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大饥荒 毛泽东处惊不乱?》
一九六O年,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从白山黑水,到锦绣江南,神州大地上终于爆发了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大灾难。正是一九五八年的疯狂“大跃进”,才造成三年的大饥荒。且是毛泽东不顾大跃进失败后,为了维护自 己的独裁地位,继而反右倾、倒行逆施造成的恶果。 这些灾情报告,大都经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邓小平转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再转呈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却不敢转呈毛泽东。他历来对毛泽东畏惧三分。
毛泽东亦深知刘少奇于经济建设、治政治国很有一套,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邓子恢也比自己有经济头脑。但他绝不允许同僚们对自己的经济决策权提出挑战。
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执意推行农业合作化、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营化之后,一直沉湎于他的那套乌托邦式的经济大跃进、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妙图景里,他一直未能理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有甚么不好?一九六O年,在全国一片饥饿声中,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歌功颂德大会,一为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一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群英会。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为毛泽东思想大唱赞歌。毛泽东仍不能自省:他已经被供奉在中共政治的神殿上,严重脱离了社会,脱离了民众,他已堕落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瞎指挥者,一位不懂装懂的自大狂,权欲狂。刘少奇明哲保身,按下了全国各省区的灾情不报,而只是伙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数人去做一些以不触怒毛泽东为原则的“政策调整”。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了解到全国大饥荒的灾情的?此事,还需要提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南海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O年的某天,毛泽东坐在南海北岸的石凳上。听汪东兴汇报中央警卫团战士、干部的思想情况,又特别是警卫毛泽东本人的全连战士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毛泽东倒是要求汪东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他讲真话,报告事情真相。这是性命悠关的大事呢!毛泽东从来不敢粗心大意的。汪东兴恭敬地望着毛泽东,据实报告说:
全连干部、战士的一百九十三人,从家中的来信中得知家中的灾情,亲人得水肿病、死亡、生活有困难的,有一百五十四人,占全连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八。
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不知道农民的生活?粮食打下那么多,都运到城里去了?战士许国如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建筑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正粮,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说:电影《万水千山》我也看了,那时生活是苦,但现在农民的生活比那时还苦。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还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都饿死……
毛泽东愣住了。真是晴天霹雳。他是第一次听到农村的这些情况。但他沉得住气,见汪东兴不再汇报下去,便说:“小汪,多谢你,我是被蒙在鼓里了。我相信,战士们讲的都是真话,真实情况……我想找他们本人再谈谈”。
报告主席,他们发言的当天,就都调离了中南海了。
毛泽东起身回到院子里去了。汪东兴望着他的背影,激动得眼里泛出了泪花……原来是,一天前,朱总司令、刘主席、周总理三位老首长一同来找他小汪谈话,恳求他把农村的大饥荒状况,以汇报警卫连干部、战士思想动态的方式,报告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汪东兴当时感动极了。给三位老首长下了跪!
一个小时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已经服了镇静剂,心情平稳了些,但仍是一脸的沮丧。他没有责备刘、周、朱、陈、林、邓诸位,只是很伤心地把汪东兴的汇报复述了一遍。他说:
“晚上有个常委会,把彭真也请来。我先向各位同志作检讨。乡下大饥荒死人。我担第一份责任。再研究国民经济怎样调整。这事一定要抓紧。不要忘记,明末李自成是怎么闹起来的……”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三位都舒了一口气。毛泽东见大家仍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又说:
“少奇、朱总司令,对付乡下的饥荒,有甚么紧急办法没有”?
朱德搔了搔头上稀疏的白头发:
“民以食为天,开仓赈灾吧”!
刘少奇望了一眼周恩来,跟着说:
“恩来,我们全国的战备储备粮大约是多少”?
周恩来面色肃穆,想了想才说:
“可供全国人口一年零七个月”。
刘少奇点着头,对毛泽东建议说:
“救灾如救火,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开仓赈灾。自古以来,封建时代,遇上大灾荒都是这么做的”。
刘少奇的话分量很重,毛泽东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用眼睛望着邓小平、林彪二位,然后问:
“小平,你是总书记,也是大管家,脑子好用,有甚么高见”?
邓小平平日总是愣头愣脑的,少说话,多干事。他先尊敬地看看刘少奇和朱总司令,然后看看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说:
“这次灾荒来势很猛,面积很大,不是一两年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放宽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开不开仓”?毛泽东问。
邓小平捏着双下巴说:
“我们有五百万军队要吃粮,还有八百万干部职工,一亿多城市人口……乡下农民还有野菜、野果、树皮、草根,我们的军队和城市职工,却是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所以我说,开仓赈灾要慎重。国库一直不富裕,也不可能从国外买进大笔粮食……话说到底,我们的党和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在总理所说指的一年零七个月的战备粮上”。
邓小平这个矮子,看问题总是这么直截了当。毛泽东又看了看林彪、陈云二位,林彪说:
“开仓不开仓,我都同意,只要五百万人民解放军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真的出了李自成,也要靠解放军去解决。总司令,你说是不是”?
陈云,你的高见呢?毛泽东问,陈云半闭着眼睛回答:
“事已至此,有哪门话好讲?赶快研究国民经济的收缩、调整吧!解散食堂,恢复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救命要紧”。
刘少奇和朱德一直在交换着眼色。朱德忍不住说:
“我们准备先饿死多少农民?我们的天下可是靠农民打下来的呀”!
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苍白,额角上的又冒满了汗珠子。他又躺了下去,但嘴里仍在说:
少奇,总司令,小平,先开一部分仓,主要发放种子,加两三个月的度荒粮……具体的,你们去定……
周恩来见主席病的不轻,连忙站起来说:
“晚上的常委会,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吧。你身体欠安,就不必参加了。我们会尽快作出决议,调整各方面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大搞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也好,少奇,你是能者多劳,拜托拜托。总司令,你是大老实人一个。小平,你是言必有中,干脆利落。还有陈林两位……我是快见马克思的了,今后,一切拜托各位了”。
政治局常委会由刘少奇主持,彭真列席参加,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任记录,决议立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起草一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先用电话迅速下达至全国各地,内容十二条,农业方针全面退缩,坚决制止“一平二调共产风”。
凌晨一点,常委会散会。林彪单独来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的情绪已经稳定了。张毓凤给林副主席上了茶,便退到屏风外。主席说:
“林老总,我们可能要打败了……你估计,这回,陆海空三军会不会迎接彭德怀”?
林彪堆起满是皱纹的笑脸,他当然懂得眼前这个军委主席指的是甚么。于是,他汇报起军队工作来:
“当前,全军战士、干部,正在深入揭批彭德怀、黄克诚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论,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力开展学习运动,读马恩,读列宁斯大林著作,又特别是读毛主席的著作。《毛选》四卷,是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教材。毛主席的书,不但战士要读,干部更要读。军队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党指挥枪的原则”……
张毓凤一次又一次给他们上茶。她发现,听了林彪的汇报,主席的气色好多了,脸上有了笑容。
---此文2004年5月发布在凯迪网

九犬一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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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仙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所收录的《征粮、民变与“匪乱”》一文中分析了西南地区征粮与民变的关系,文中提到,中共的暴力逼粮行为是导致民众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很多中共征粮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对民众进行乱扣乱押、绑人吊人、滥施行罚,如搜家(杀猪抵粮)、封门、不让民众插秧等激烈手段,致使出现因交 不起粮自杀、卖子纳粮等现象。
《西南局组织部给西南局和中央组织部报告》中也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
当时反抗者们提出的口号,也都是针对这些激进政策的,而与党派政治毫无关系:“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等等,从中看出,武装反抗者们最大的诉求是保家保命,而并无其它更高的政治目标。
邓小平在1950年2月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标语再加上一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号,已经让许多“穷人”加入到抵抗中。
比照国民政府原税收额,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区1949年公粮征收数量为20亿斤。同时为了平息中共占领全国后大发货币造成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中央财经委员会另外要求西南调运4亿斤粮食援沪。
邓小平却表示西南地区征粮量应达到40亿斤,他认为只有征收到40亿斤粮食才能让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为此,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结束军事行动后,要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
---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作者: 张菁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长期在陈云和邓小平之间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树邓,要在七一纪念会上讲一篇话,要我帮他忙,起草个稿子。薄对我说,“要在全党树小平。中国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我当然得帮忙。但邓矮,若用“巨人”字样,难免有朝一日变成笑话,加深一波和小平间的历史隔阂。我写了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薄很高兴,同意,就这样讲了,后来传开了。
但是我错了。中国的改革,是千百万人自主权的部分恢复,用不着也不存在什么总设计师,更何况两年后,邓小平亲手杀死了改革。
什么是改革?我认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说千言万语,不如说一句话:改掉毛泽东。毛把中国人捆死了,改革就是从毛泽东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不改革,中国人,包括共产党,统统得憋死。这道理,邓小平不是不懂。
邓小平和改革的关系,不谈则已,要谈,必须全面地说两句话:他支持过改革,他最后扼杀了改革。
赵紫阳分析得透澈:邓有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两者的关系,我想,邓是以党为体,以改革为用,改革为了救党。稳定就是党。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党压倒一切。党认为必要,就有权调动坦克,杀掉改革,理直气壮反人类。
杀了改革,如何救党?南巡讲话指明了出路:在党权压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不择手段发财。不择手段发财,当然继续借重“改革”的大名,实际上是各尽所能,为所欲为,按照权力,争夺战利品。其后果,当然是无权者必穷,有权者可富,权小则小富,权大则暴富乃至腐富。不可一世,蔚为奇观,是谓“让中国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是谓“崛起”,是谓“富强”,总之是创造腐败的奇迹。
现在的腐败,头上生疮,脚底流脓,谁负责?周永康负不起,江泽民也负不起。只有邓小平负得起。
---鲍彤:论摆脱阴影改掉邓小平的错误

把毛的“前三十年”和邓的“后三十年”看成一个整体,也是符合史实的。毛祖和邓宗,政策很不同,风格也不同,那是“小异”;相对地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大同——毛祖邓宗共一党,而且共同维持着一个时代——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时代,共同维持着一种制度——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共同梦想着实现一个目标——共产党永 远领导一切的伟大理想。
掌握“大同”,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异”。造反有理的毛,是造别人的反有理;稳定压倒一切的邓,是拿自己的权力去压倒自己不喜欢的一切。两者是一回事。实行公有化的毛,是把别人的一切私有财产充公,这是为了过渡;邓允许国有企业改制,是瓜分这些公产,过渡到自己权贵的手里。两者也是一回事。毛主张计划,是通过计划把国家的资源捏在领导手里;邓开放市场,是通过党和政府调控市场,把经济活动捏在领导手里。也不是两回事。
毛恨臭老九,邓尊重知识,这都有话可证,有事可证。当然,毛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也爱郭沫若、钱学森、张春桥等无数爱党爱毛的知识分子。同样,邓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并不看重章伯钧、储安平、白桦、刘宾雁、黄万里、方励之等无数正直敢言的谔谔之士。应该说,毛邓的感情好恶是完全一致的,体现着异曲同工的道理。
毛闭关锁国,不假,但他既非常熟悉罗斯福和林肯的自由民主的主张,也有一边倒向斯大林的毛病,又有向赫鲁晓夫索取原子弹技术的要求;邓对外开放,也不假,他是两个拳头都硬,引进外资为华所用的确不假,两年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从来没有淡忘或马虎过。当然后来又有新发展,直到反对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两年一次,而是年年反,月月反了。
所以,毛祖和邓宗,的确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是夺权和掌权用权维权的关系。有时更多地着眼于权,有时更多地着眼于利,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本质区别。中共党史作者要大家把前30年和后30年看成一个整体,不仅用心良苦,而且无可非议。
毛和邓,都做了一辈子中国梦,希望中国组织起来,十亿如一,成为天下无敌的战斗力,天下无敌的劳动力。这是相同的。但他们二人的办法不同。毛的办法是用绳子把十亿捆在一起,邓的办法是用GDP把十亿糊在一起。捆的办法肯定不行,糊的办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应心,所以正在谋求全深改。
---鲍彤:毛邓同异和中国的光明

外国政要深受邓小平吐痰困扰
一九七五年,快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美国外交官万斯(Cyrus Vance)到中国会见邓小平时,就深受邓吐痰所困扰。据国际礼仪专家罗杰(Roger E. Axtell)在其畅销书《世界身体语言之礼与非礼》(The Do's and Taboos of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的叙述,“每当邓清喉咙 ,俯身吐痰之际,万斯都不动声色。但观察家的确注意到,每次邓吐痰时,万斯都本能地把腿移离痰盂六吋,并在邓完事之后,把腿移回原位。”
要是连洋男士都对邓当众吐痰那样感到不安,那些洋女士料必更感困扰。戴卓尔夫人因香港前途问题被迫要近距离会见邓小平时,肯定如受酷刑。失魂落魄之余,可能与她在会见邓小平后在人民大会堂外台阶摔倒有直接关系。英国资深传媒人安妮.罗宾森(Anne Robinson)女士很同情戴卓尔夫人的遭遇,她在自传里说“那个时为中央军委会主席,却实为最高领导的邓小平坚持要在自己和戴卓尔夫人中间放个痰盂。到底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真的不知道他的欧洲客人会对这非常恶心?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据报导他吐了很多次痰就是。”
由此可见,我们大有理由假设,不论邓小平是蓄意还是无法自控,其痰盂及其频频吐痰的行为,曾经在中国政治,起码是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作用,就是令对手感到厌恶,坐立不安,神不守舍,进而为减轻痛苦欲速战速决而乱章法。戴卓尔夫人若因而表现失准,以致未能捍卫香港人的利益,也毫不出奇。
---邓小平的吐痰外交
作者: 钟祖康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 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
手段之三:饿饭。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字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蜕尽。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作者: 高华

临时支部
“‘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一位女同志 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咽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视窗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延安整风。

识字者为目标的“肃反”
1932年初,苏区开始大肃反,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中共闽浙赣省委报告:
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
红四方面军仇视与乱杀知识分子最为严重。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装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 洗。
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杀“改组派”的红军老战士晚年自述:
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
1934年,川陕赤区竟出现这样的肃反逻辑——
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
起点本就歪斜的小知党还反智,以落后反对先进,以愚昧反对文明,还能折腾出什么?还能将国家拽往哪儿?1949年后的寰内赤难,实为不幸而必到的“车站”矣!
---早期苏区
——中共小知党
作者: 裴毅然

一份右派分子的处理结论书
于正仁,男,22岁,家庭出身商人,本人成分学生,现在我厂专业训练班学员,右派分子。
一、一贯表现:
于正仁1952年终学校时思想便腐化堕落,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流氓习气,他因贪污被判劳改后自认为共产党对他过于严厉,劳改把它身体搞坏,吐了血,因此对我党怀恨在
心,企图候机报仇。
二、主要反动言行:
1、咒骂并想杀掉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污蔑党的领袖和老干部,丑化党团员,他说:“我认为共产党没有人性,六亲不认,马列主义是压制人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是共产党的忠实奴才,共产党和国民党,新社会和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一朝君子一朝臣。共产党快完蛋了,大干部坐小汽车搞女人……而老百姓都是成天的干呀,干呀。”又说:“毛泽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学问……毛泽东统治人民的办法是发动人民去死,他还说希望中国能来个匈牙利事件并希望和姜树武(司机)一起组织个反动党团,我愿为他们卖命一旦变了天死几十个领导干部,我的血债就可以还清了,共产党还欠我几口血”
2、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竭力宣扬崇美恐美盼望战争
他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是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苏联接触若干领导人员是争权夺利,集体领导是为了大家免于争夺。他说:“朝鲜战争爆发时谁都害怕美国,从朝鲜一登录三天就到了鸭绿江边,当时毛主席也非常害怕,虽然调离大批军队进行了一次反攻,但结果还是势不两立,毛主席便来了停战谈判……”,在庆祝十月革命时,他说:“毛主席这次又出国了,第一次出国回来是发生朝鲜战争,这一次回来一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并常到姜树武家里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之声。
3、宣扬右派,支持落后攻击领导,企图破环党的威信
他说:“台湾赞扬章罗联盟的伟大气魄,他们有骨气,台湾举行大会公认胡风的伟大功勋”,宣扬刘绍棠如何了不起,并抓住领导的缺点趁机鼓动同学向领导和教师进攻。
4、反对党的统购统销和干部政策,否定成绩,他认为统购统销是给老百姓吃得半饱不饱,把粮食存起来。并认为共产党强调成绩,确定是次要的,一提就是政治犯。
三、斗争后的态度:
态度不够老实,最后虽被迫交待了一些问题,但不彻底,斗争后在下放劳动中仍没有彻底悔改之意。
四、处理意见:
党委批准对右派分子于正仁给予劳动教养处分。
中共富拉尔基重机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
1958年9月1日
---四书斋主

戡乱战史之检讨
八年抗战,国力损耗过甚,共匪利用抗战中扩充实力,抗战结束后,即行叛乱,我不仅失去战后和平建国机会,最后且失去大陆,此一血泪斑斑之史实,吾人似不能因有惨痛之一面,而忽略其有教育针砭意义之一面,为求将来之成功,不能不对此役作坦率之讨论。
1.急于复员,并编军队:战后复员 当然是对的,但另一个战争在开始,在心理及实际上,皆不容许松懈下来,在共匪全面叛乱之下急急复员,的确是不切实际的措置。与复员并行之并编军队,原则上当然也是非常正当的,但时机和方法则大有问题。假如以军队用于屯田生产,以我国幅员之广,自有容纳之地,以后状况需要成立二线兵团时,亦不至于一无所成。假如用缩编而不拆散的方法,亦当不致如此破坏军心,损害实力,影响那样深远,结果如此恶劣。
2.重划省区,撤消地方武力:东北九省,在日治时期治安组织、户籍地籍之整理、交通通信、工业农业发展,俱有良好之基础。日军投降后,伪满各级地方政府,预发三个月粮饷,封存各种籍册,等待移交。我们在接收之前,即重划省区,变更疆界,此一措置,实在不合时宜,只增加接收困难与纷扰而已。又抗战中某几省地方游击部队,维持广大敌后政权,与敌伪共匪搏斗八年之久,胜利之后,一纸命令将该项部队撤消,如是共匪不费一兵一弹,填补此项真空,而奄有数百县份之广大区域。假如不如此做,共匪何能捡此便宜?我们何至如此吃亏?
3.接收漫无政策与纪律:胜利后接收陷区都市及工业区,只封存现品,使工厂陷于停顿,而不求维持及扩大生产,恢复经济之正常循环。某日人云:“你们只是接收物资,未能接收事业。”我们的接收当局听了此种评论,不知作何感想。又若干接收人员之化公为私,监守自盗,纪律荡然,尤令人齿冷。
4.政治乏力与经济崩溃:我们的地方政治,仍沿用旧式做官那套办法,多数犯了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毛病,所以政治的基础,不是一个正三角形,而是一个倒三角形,一遇共匪这样的敌人,因为掌握不到民众,便处处显得软弱乏力,无法对匪进行斗争。而后方省区之征兵征粮,亦未能满足军事要求。且八年对日抗战,财力已频耗竭,再加接收处理失当,浪费国家资财,及共匪叛乱,到处破坏,以致物价飞涨,军公教人员无法维持生活,民心士气俱蒙恶劣影响。
5.单纯军事对匪作战:剿匪是一个总体全民全面的战争,我们单独以军事孤立作战,其他方面在观念及作法上,根本不是动员作战,而是牵制作战,尤其因为政治乏力,组织掌握不了民众,自然无法发挥运用民力,这样的孤军作战,自然难以持久。至军事全盘逆转时,再喊总体战,已经无补于事了。
6.不当的军事计划与指挥:一上来就轻敌,对匪情判断不切实际,一再吃亏后,还是如此。同时因为匪情判断错误,作战计划也成为与实况不符的东西,而作战军之编组与指挥,也始终没有走上可胜的途径。我不明白为何老是将兵分散各地,让敌人一点一点的吃掉,而不能组成机动攻击的若干兵团,向敌人进击,将敌人击灭追散。我不明白为何不能授权最了解情况的前线指挥官,依战地具体情况,全权指挥军队作战,而由远离战场的司令部遥遥控制,作过时的处置,道理何在?
7.匪党的组织与宣传:共匪最大的本领是组织与宣传,而组织与宣传两者是相互为用的,共匪的组织具有高度严格与秘密性格,对人、事、时、地、物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能由无而有,由小而大,由弱而强,逃而不散,败而不灭,灭而复生,全靠此一特长。我们可以说:共匪的目的物是政权,工作对象是民众,工作手段则是组织,而宣传乃与组织平行的两支利剑,以宣传(教育)巩固组织,以组织扩大宣传,尽管共产主义的理论是落伍不堪的东西,但他的宣传甚至谣言攻势,对内发生凝结作用,对外发生吸收作用,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
8.匪谍的渗透与埋伏:由组织宣传产生的另一特长则为渗透与埋伏,大有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之势;反转来说,也证明我们的组织太松懈。不容讳言的,在我们党政军的决策机关,都难免有匪谍的渗透埋伏,或导致政策之错误,或阻碍延缓政策之有效推行。我们的作战计划命令还未出门,匪已经先知道了,先布了陷阱,等我们去上当,这样而言与匪斗争,不吃亏真是奇迹。此外匪对农村、工厂、商店、学校等,都有自然或强迫(恐怖恫吓)的埋伏,今天说反共,必须要从这些地方反起才行。
大陆的失败,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谎言把我们打败的,更不是民众信仰了共产主义而致我们失败的,而是共匪运用了组织,控制了民众,渗透了我们的阵营,施用了毒辣的谋略,加上我们自己造成的众多错误而致失败的。
---剿匪经验总结
作者: 石觉

文革死亡是预谋杀人而不是失控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时间为横轴、年死亡人数为纵轴画出死亡分布曲线,可以看到,被害人数在一九六六和一九六八年形成两个高峰,而且各地的曲线是形状相似的。这两个死亡高峰发生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期和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期 。这是两次最主要的迫害运动。造成这样的死亡分布曲线的原因,是因为迫害和杀戮是由文革领导者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生了同时同步同样密度同样模式的迫害和杀戮。现在有案可查的从文革最高当局发出的各种命令和指示,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还必须指出,甚么种类的人要被打击和迫害,是文革领导人事先规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通知》里面,毛泽东亲自动手写的段落说: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因此,文革中这「五界」中人首先遭到特别严重的迫害,其中大部分是受过专业教育的知识分子。教育界里的中学教员不但遭到学生红卫兵的侮辱和折磨,而且有一批人被活活打死在校园中。中学教员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
受迫害最深的群体还有文革前就被指为「阶级敌人」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一九六六年八月廾八日后的两个星期中,北京有数千名城市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除了教师,大多是所谓「黑五类」以及和「黑五类」有关系的人。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县,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杀害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发动攻击共产党的省部级领导机构以及往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大批中高级干部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到野蛮「斗争」或被监禁在秦城特种监狱。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长期秘密囚禁和虐待中死亡。
---王友琴:不要忘记文革的本质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时,可以说是就事论事,达到目的便及时收兵。苏联的“文化革命”结束后,政局仅仅平静了几年,斯大林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著名的“大清洗”。随着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送上审判台,全国有大批苏共中央委员、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就象苏 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所描绘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轿车停在自己住宅的楼下。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产生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黑色政治幽默:一个人感到最轻松自在(在俄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幸福”)的时刻,是秘密警察来敲门抓人时,发现不是来逮捕自己,那就可以响亮地告诉秘密警察,“你们找错门了,那个人住在隔壁”。
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程晓农: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江青在被审判时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王关戚都是毛泽东的狗,他们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去咬人的。只是有的对手势力较大,一时还扳不倒,毛意识到眼下还需要安抚
对方,这样就只好把咬了人的狗当牺牲品宰掉了。换句话,戚本禹他们是替罪羊。不过严格说来,“替罪羊”一词还不大准确,因为替罪羊本身可能 是无辜的,而戚本禹他们自己显然是有罪的。这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狡兔死,走狗烹”中的走狗也不大一样。因为兔死狗烹是指君主手下的功臣在帮助君主打下江山后,因为有功劳有实力,所以构成对君主的威胁,君主不放心,所以找借口除掉。而戚本禹他们被打倒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君主有威胁,而是因为君主要借他们的人头,用来安抚自己在当下还不能不拉拢来当作盟友的未来的潜在对手。
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只活跃了18个月,却因此而坐了整整18年牢。问题是,戚本禹是被当作替罪狗而关监狱,那既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又不是为了真理而作出光荣的牺牲。这样的受苦是最缺少意义的,因此也是受苦者最想找出一种什么意义来宽慰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深受无谓之苦的人,反而越是爱对外宣称“无怨无悔”。否则,那种赤裸裸的荒诞感未免就太难以承受了。如此说来,戚本禹直到临死之前还在歌颂文革歌颂毛泽东和江青,那也就很好理解了。
---胡平:从戚本禹的命运看文革期间的中央文革

“另类史实”: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
郑著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打开了“失败者”看历史的逆向视域,提供了不少对官方的中心叙事具有颠覆性的“另类史实”,从而展示了一种新的观照文革中中共高层争斗的史观。对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 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
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
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或许,郑著所披露的叶剑英对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发经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局里,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王洪文当时被毛调到中央学习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但是叶剑英却老是邀请王洪文到中南海钓鱼,去郊外打猎,还在军委所在地拨给王一套高规格的楼房。平时叶常邀请王赴宴。王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无法推辞,叶却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页719)对这些,张春桥虽然也设法劝阻王洪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但王并不听劝。令王洪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叶在他背后又把他的林林种种表现都向毛作了汇报,造成王是一个不堪培养的纨绔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叹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页792)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后来又都出现在华、叶中央列举“四人帮”罪证的文件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证明他“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18]叶剑英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对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从龙之功。其二,拉拢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张春桥、江青的关系。最后,在毛那里破坏王的名誉,使毛对他选的接班人失望。对于曾被叶剑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后有过锥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监狱里对着张春桥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错了!”(页798)
---宋永毅:读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

中共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领导人和其直系亲属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规避政策。相反,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奉行抽象空洞的“任人唯贤”的政策、即只要“贤”而不避“亲”。即使在同一部门,也不反对提拔领导干部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一起工作。这当然使各级领导人在公开地搞夫人参政时没有任何政策和法规上的障碍。文革以前 ,中共上层、尤其是在军内就有任命自己的夫人参政的风气。尽管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建国后的十元帅、十大将、五十七上将中无一是女性,但不少人的办公室主任(或手握实权的秘书)却是他们的夫人。以下的表格只是我们至今为止知道的军队高干夫人以“办公室主任”名义在文革前后参政的情况:(图)
这种情况在党政系统的上层官员中也并不鲜见。如政治局委员、被称为“蒙古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负责人乌兰夫的办公室主任就一直是他夫人云丽文。再如,政治局委员康生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他的夫人曹轶欧。原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办公室主任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在文化大革命山西省的一月夺权中扮演了中枢角色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刘格平,也有一个时时起关键作用的夫人丁磊。文革前她只是省人委信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刘格平一成为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她也当上了省人事局局长。据研究山西省文革史的学者的评价:她“是个权欲熏天、不甘寂寞、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后来山西一系列事件,都有她浓浓的影子”。有的高级干部的夫人名义上并没有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也是大权在握的“政治秘书”。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江青也同样,文革前担任过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办公室的副主任,曾一时被称为“毛办”的实际负责人。
自1967年军队参加支左和1968年以后中高层军队干部担任地方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种本来应当被视为利益冲突的夫妻同时在同一领导部门工作的现象竟在军内和党内蔚然成风。不少军队高级干部的夫人原来不在军队或同一部门,也特地被调到军内或同一部门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比如,林彪集团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的夫人董其采就都是由叶群以“军委”的名义出面调到他们丈夫身边当办公室主任的。可能这种任命夫人为“办公室主任”或“政治秘书”的出发点之一是让作为首长的丈夫有最贴心的人来处理机密事物,但其实质是很明显地把公共政治家庭化了,并以私人化的关系严重侵犯了公权力。
---宋永毅: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

李海文:不是我写得漫画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造反派们干的那些事太荒诞、太漫画化。
比如徐景贤,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文革”中说医院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要大夫、护士扫厕所,让杂工带听诊器给病人看病,有人生病了,想找老专家,徐景贤不同意
,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可徐景贤自己得病,从来是找老专家看。
我插队前,带同学去晋阳饭庄去吃饭,结果被改造成大食堂,还没我们北大做得好,这都是学徐景贤的上海经验,让顾客自己刷盘子、自己端菜。
“文革”使我们国家至少少培养了200万大学生,因为1965年我国每年培养20万大学生,如果按每年递增10%计算,十年动乱我们就少培养了三四百万大学生,此外我们还少培养了两千万中学生,少培养了一亿小学生,“文革“结束时,在中国的8亿人口中,文盲就占2亿。
---有良知的人不应沉默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至于(刘少奇)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 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罗屿: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是如何炮制的?

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 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说到文革中最富有“中共特色”的政治景观,恐怕很难令人不想到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位夫人——江青和叶群——都被高票当选,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无论在中共党史中,还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众所周知,国际共运的第一代领袖马克思的夫人燕妮,虽然 也是他丈夫理想的支持者,但是从来没有涉足于第一国际的领导中心。第二代领袖人物列宁和斯大林的夫人,都从没有进入过党的中枢机关,更遑论直接和丈夫一起领导全国的政治运动。比如,列宁的夫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虽然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但十月革命以后只是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的职位,基本上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再如斯大林的夫人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非但在婚后没有担任过公职,还是斯大林大清洗等政策的反对者。
在国际共运史上,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或许也是他被誉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一政策还对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产生过影响。例如,文革中的1971年6月,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和他的夫人伊琳娜·齐奥赛斯库访问了中国。伊琳娜听取了江青的夫人参政的经验,还认真做了笔记。回国以后,伊琳娜完全把毛夫人作为她进一步执政的榜样,开始更积极地介入罗马尼亚的政治领导。她不仅立刻成为政治局委员,第二年还成为该党的第二号人物。这对夫妇狼狈为奸对罗马尼亚人民做尽了坏事,结果在1989年的罗马尼亚民主革命中被起义的人民群众枪毙了。
中国在文革中原创的“夫人参政”的恶果比罗马尼亚的仿造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江青和叶群为例,她们非但是毛文革的发动和展开的关键人物,实际上还成了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政界和军界的“太上皇”的脚色。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谁都知道她是该组织的说一不二的核心人物。叶群虽然只是军委领导小组的一般组员,但她是林彪夫人和代表,俨然也是“太上皇”。遗憾的是:无论是在文革实践和文革过去半个世纪后的历史评判中,这一“夫人参政”政策都没有给毛文革带来成功的幸运,相反只是加重了这一民族灾难,甚至最后成为参政的夫人(们)被猜忌和抛弃的诱因。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文革的破产和人民的觉醒。
图: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关峰、戚本禹、叶群等人合影
---宋永毅: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

卫星们
……从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一再号召“破除迷信”、破除教 条,浮夸之风迅速弥漫全国。进入1958年夏收以后,比原来那些“高产典 型”更高的“卫星”,一个接着一个“腾空而起”。
用《人民日报》的话说 “进入5月以来,丰收的喜报像春天的燕子,在祖国的天空到处飞翔;高额丰产的新纪录 如滚滚的海浪,一个高似一个地向我们涌来。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 下,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水稻生产要加油》,《人民日报》1958年 6月20日社论)。就“高产纪录”不断产生出来这一点讲,《人民日报》当时的确起了一种推波助浪的作用。刘少奇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大跃进”的发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
据《人民日报》报道: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
6月11日,湖北光化县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亩产3530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星光乡替乐民社亩产小麦4353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亩产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亩产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
7月12日,河南全国小麦亩产最大的“卫星”亩产7320斤。
卫星榜
稻别 创造单位 亩产(斤) 材料来源
早稻 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36956 8.13人民日报
中稻 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 43075 8.21新华社
水稻 河南商城余集乡跃进人民公社四队 30009 8.30河南日报
中稻 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 43869 8.30人民日报
中稻 湖北谷城黄畋乡新农村一社 52658 9.1湖北日报
中稻 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 52599 9.1人民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50090 9.4广西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川山区洛阳乡 37315 9.4广西日报
中稻 广东逋县星子乡田北社 60437 9.5人民日报
中稻 云南漾濞平坡乡平坡社 33492 9.6云南日报
中稻 云南红河哈尼族ni族自治州全平县 60479 9.9云南日报
水稻 河南信阳鸡公山乡人民公社 48925 9.9河南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130434 9.18人民日报
中稻 四川卑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 82525 9.18人民日报
水稻 河南光山钢铁人民公社新民大队 31302 9.20河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坡生产大队 30216 9.25河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坡生产大队 34178 9.25河北日报
晚稻 湖南刘阳县红专人民公社 66277 10.22新湖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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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原著:李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