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都督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20世纪中美关系史上极为特殊的人物。
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公民，也是极少数完整经历了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人之一。
在长达34年的中国生活中，他两次入狱，累计被关押约16年，但直到晚年依然认为自己参与中国革命的选择并没有错。
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个犹太家庭。大学时期主修哲学，并逐渐接触左翼思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反殖民运动的扩张，让许多西方青年开始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李敦白也成为其中之一。
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期间，他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开始关注中国革命。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些文字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美国宣传中的形象，而是一场真正试图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敦白应征入伍，被派往斯坦福大学的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此时他并不知道，这门语言将决定自己未来的人生轨迹。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敦白随美军来到中国昆明，负责处理美军与中国民间事务。在这里，一位书店老板将他的英文姓氏Rittenberg翻译成“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此后伴随了他一生。
退伍之后，李敦白本可以返回美国。但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前夜，他却决定留下来。
通过地下党关系，他先后结识宋庆龄、廖梦醒等人，并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负责监督国际救济物资发放情况。在这一时期，他开始频繁接触共产党控制区。
1946年春，他前往湖北宣化店中原解放区工作，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在一次军事调处会议期间，美方将领私下向李敦白透露，美国判断国民党将在中原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并认为共产党部队将被消灭。李敦白随后将这一消息转告了当地中共领导人李先念。多年以后，无论是李先念本人还是一些国民党将领，都认为这条情报对中原突围产生过重要影响。
1946年秋天，经过辗转周折，李敦白终于抵达延安。
到达延安当天，他就见到了毛泽东。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描述的毛泽东并不是神秘的革命领袖，而是一个喜欢聊天、好奇心极强的人。此后几年，他长期担任新华社英语专家和翻译，为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润色英文稿件，也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核心人物。
不久后，在李先念和王震等人的介绍下，他的党籍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少数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共党员。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快从革命参与者变成了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1949年，在斯大林主导的所谓“美国特务案”背景下，李敦白被指控为美国间谍。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当时斯大林怀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与美国存在联系，并要求中共采取行动。李敦白因此被秘密逮捕。
他被关押六年多，其中有很长时间被单独囚禁。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自己曾精神濒临崩溃，却始终不知道应该“交代”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间谍。
斯大林去世后，案件被重新审查，1955年李敦白获得释放。
重获自由后，他重新工作，并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同事王玉琳结婚。两人后来共同生活超过半个世纪，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陪伴者。
然而历史并没有放过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敦白成为最积极支持造反运动的外国人之一。他相信这场运动是在纠正官僚主义，公开发表文章支持文化大革命。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合影，毛泽东在李敦白的那本红宝书上签名。
1967年，他成为由外国专家组成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参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行动，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外国造反派代表。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人，包括马海德。
但仅仅一年之后，政治风向再次变化。
1968年，他被认定卷入王力、关锋、戚本禹集团案件，再次遭到逮捕，并被关进秦城监狱。第二次监禁持续近十年。
许多同时被捕的外国人陆续获释，而他因为政治定性问题长期未能出狱。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他才重新获得自由。
两次监禁加起来，李敦白人生中有16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1978年至1980年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1979年初，邓小平成功访美。1979年李敦白回美国探亲，并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第一印象，当年《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他引人入胜的故事。
1980年1月21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此即有名的“姓社姓资不争论”方针。已回到新华社工作的李敦白看完这个文件，对妻子王玉琳说，看来我们该走了。
不到两个月后，李敦白携家人彻底地离开中国。此时的他已经59岁。
李敦白回美国定居前，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战友王震告别。王震嘱托他，以前你经常给我们介绍美国的医生、教师、新闻记者，现在不需要介绍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绍些财团人士给我们。
李敦白答道，我从小干革命参加美共，最反对财团人士，也不认识他们。王震说，我们都要重新学习嘛，你看我一直是当官的，现在也要重新学习。
回美国后，最初寄居在姐姐家，靠妻子织毛衣、教中文和中国烹调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和妻子王玉琳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福克斯岛，他们有三女一子。
1981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主持人、时政记者迈克·华莱士来华采访。华莱士听说过李敦白的经历，请他做访华报道的顾问，题目叫《今日中国，致富光荣》。
重新回到美国后，他几乎一无所有。但很快，他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历开始展现价值。
迈克·华莱士利用在美国的政商圈影响力，为返美后白手起家的李敦白提供了不少新的机会，李敦白一家终于度过了返美初期的艰难岁月。一面在太平洋路德大学做中国研究，一面经营自己的中国事务咨询公司Rittenberg & Associates。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量美国企业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李敦白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中国问题顾问之一。
从媒体机构到跨国企业，从投资基金到科技公司，许多人都希望听听这位深度参与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英特尔、微软等企业都曾是他的客户。
李敦白表示自己总能接触到中国的商界和政界领袖，他说，“在中国我们几乎可以见到任何需要见的人，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都想见我。”
2012年，李敦白的故事被制作成纪录片《The Revolutionary》。影片最后暗示，主人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了。这让李敦白不满意，九十高龄仍赶去现场，向观众解释。
他说：我能参加中国革命，非常自豪，丝毫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又说，人是会犯错误的，除非你什么事都不干，这跟动机无关。
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98岁。
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李敦白或许是最接近中国革命核心、也最深刻体验过其光明与阴影的一位美国人。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20世纪中美关系史上极为特殊的人物。
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公民，也是极少数完整经历了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人之一。
在长达34年的中国生活中，他两次入狱，累计被关押约16年，但直到晚年依然认为自己参与中国革命的选择并没有错。
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个犹太家庭。大学时期主修哲学，并逐渐接触左翼思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反殖民运动的扩张，让许多西方青年开始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李敦白也成为其中之一。
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期间，他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开始关注中国革命。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些文字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美国宣传中的形象，而是一场真正试图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敦白应征入伍，被派往斯坦福大学的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此时他并不知道，这门语言将决定自己未来的人生轨迹。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敦白随美军来到中国昆明，负责处理美军与中国民间事务。在这里，一位书店老板将他的英文姓氏Rittenberg翻译成“李敦白”，这个中文名字此后伴随了他一生。
退伍之后，李敦白本可以返回美国。但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前夜，他却决定留下来。
通过地下党关系，他先后结识宋庆龄、廖梦醒等人，并进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负责监督国际救济物资发放情况。在这一时期，他开始频繁接触共产党控制区。
1946年春，他前往湖北宣化店中原解放区工作，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在一次军事调处会议期间，美方将领私下向李敦白透露，美国判断国民党将在中原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并认为共产党部队将被消灭。李敦白随后将这一消息转告了当地中共领导人李先念。多年以后，无论是李先念本人还是一些国民党将领，都认为这条情报对中原突围产生过重要影响。
1946年秋天，经过辗转周折，李敦白终于抵达延安。
到达延安当天，他就见到了毛泽东。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描述的毛泽东并不是神秘的革命领袖，而是一个喜欢聊天、好奇心极强的人。此后几年，他长期担任新华社英语专家和翻译，为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润色英文稿件，也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核心人物。
不久后，在李先念和王震等人的介绍下，他的党籍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少数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共党员。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快从革命参与者变成了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1949年，在斯大林主导的所谓“美国特务案”背景下，李敦白被指控为美国间谍。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当时斯大林怀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与美国存在联系，并要求中共采取行动。李敦白因此被秘密逮捕。
他被关押六年多，其中有很长时间被单独囚禁。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自己曾精神濒临崩溃，却始终不知道应该“交代”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间谍。
斯大林去世后，案件被重新审查，1955年李敦白获得释放。
重获自由后，他重新工作，并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同事王玉琳结婚。两人后来共同生活超过半个世纪，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陪伴者。
然而历史并没有放过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敦白成为最积极支持造反运动的外国人之一。他相信这场运动是在纠正官僚主义，公开发表文章支持文化大革命。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合影，毛泽东在李敦白的那本红宝书上签名。
1967年，他成为由外国专家组成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参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行动，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外国造反派代表。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人，包括马海德。
但仅仅一年之后，政治风向再次变化。
1968年，他被认定卷入王力、关锋、戚本禹集团案件，再次遭到逮捕，并被关进秦城监狱。第二次监禁持续近十年。
许多同时被捕的外国人陆续获释，而他因为政治定性问题长期未能出狱。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他才重新获得自由。
两次监禁加起来，李敦白人生中有16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1978年至1980年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1979年初，邓小平成功访美。1979年李敦白回美国探亲，并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第一印象，当年《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他引人入胜的故事。
1980年1月21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此即有名的“姓社姓资不争论”方针。已回到新华社工作的李敦白看完这个文件，对妻子王玉琳说，看来我们该走了。
不到两个月后，李敦白携家人彻底地离开中国。此时的他已经59岁。
李敦白回美国定居前，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战友王震告别。王震嘱托他，以前你经常给我们介绍美国的医生、教师、新闻记者，现在不需要介绍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绍些财团人士给我们。
李敦白答道，我从小干革命参加美共，最反对财团人士，也不认识他们。王震说，我们都要重新学习嘛，你看我一直是当官的，现在也要重新学习。
回美国后，最初寄居在姐姐家，靠妻子织毛衣、教中文和中国烹调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和妻子王玉琳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福克斯岛，他们有三女一子。
1981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主持人、时政记者迈克·华莱士来华采访。华莱士听说过李敦白的经历，请他做访华报道的顾问，题目叫《今日中国，致富光荣》。
重新回到美国后，他几乎一无所有。但很快，他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历开始展现价值。
迈克·华莱士利用在美国的政商圈影响力，为返美后白手起家的李敦白提供了不少新的机会，李敦白一家终于度过了返美初期的艰难岁月。一面在太平洋路德大学做中国研究，一面经营自己的中国事务咨询公司Rittenberg & Associates。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量美国企业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李敦白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中国问题顾问之一。
从媒体机构到跨国企业，从投资基金到科技公司，许多人都希望听听这位深度参与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英特尔、微软等企业都曾是他的客户。
李敦白表示自己总能接触到中国的商界和政界领袖，他说，“在中国我们几乎可以见到任何需要见的人，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都想见我。”
2012年，李敦白的故事被制作成纪录片《The Revolutionary》。影片最后暗示，主人公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了。这让李敦白不满意，九十高龄仍赶去现场，向观众解释。
他说：我能参加中国革命，非常自豪，丝毫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又说，人是会犯错误的，除非你什么事都不干，这跟动机无关。
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98岁。
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李敦白或许是最接近中国革命核心、也最深刻体验过其光明与阴影的一位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