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如何面对自己平庸的一生？ 曾看过一个很妙的心理学实验：一群大学生被分别安排在不同房间等待，被告知门前绿灯亮起时，就能去参加一个高报酬的活动。 四组人的等待方式完全不同： 第一组，安排看喜剧片，笑声不断； 第二组，被引导着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 第三组，什么也不做，就干坐着发呆； 第四组，被要求看一部极其枯燥无聊的影片。 结果，那盏绿灯始终没有亮（实验故意的），然后工作人员跑来道歉，说他们错过了赚一大笔钱的机会。 你猜谁最后悔、最愤怒？ 是那些白白虚度了等待时光的人——枯坐的和看无聊片的学生满心懊恼，觉得亏大了。而看喜剧和思考人生的那两组，反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很释然。 这个实验藏着面对平庸人生最温柔的解法：当我们把时间真正花在快乐或有意义的事情上时，对外在得失的执着就会松绑。最让人痛苦的从不是“错过机会”本身，而是在无聊和空白中等待机会降临，结果两手空空。 所以，面对大概率平凡的一生，最好的办法不是焦虑地死盯着每一盏可能亮起的绿灯，而是无论绿灯亮不亮，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努力投入工作，沉浸在心流里；真诚去爱，保持好奇；让自己有事做、有梦可想。哪怕错过许多世俗意义上的“大奖”，回望时你也会发现，自己从未真正平庸过——因为你生命的内核，早已被那些认真活过的瞬间填满了。 别在枯坐中等待被生活选中。你用心度过的每一个今天，本身就是对平庸最有力的反击。

### 对劳动分工的澄清 作者：罗斯巴德 写完这篇文章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当初过重评价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贡献与重要性，而令人惊讶的是，我过去没有充分赏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此问题的贡献。 尽管《国富论》极度强调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斯密许多讨论却放错了位置甚至引人误解。首先，他过分看重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著名的制针厂例子），几乎不曾考虑远为重要的不同产业与职业之间的劳动分工。其次， 《国富论》第一卷与第五卷间存在恶性的自相矛盾：第一卷中，劳动分工被誉为文明与经济成长的成因，并颂扬它能拓展民众的警觉性与智力；但第五卷中，劳动分工又被谴责导致同样这批民众智识与道德的退化，使其丧失"智力、社交及尚武美德"。斯密这类抱怨——以及其挚友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类似主题——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及后世社会主义作家对"异化"的喋喋不休。[1] 但更根本的是：斯密抛弃了自让·布里丹（Jean Buridan）及经院哲学家以来之传统——该传统强调双方从事交换是因为各自预期从交易中获益。与把专业化与交换看作有目的之人类自觉选择相反，斯密把焦点从互利转向一种被假定为非理性的、与生俱来的"以物易物、交易与交换的倾向（propensity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仿佛人如同旅鼠，被自身选定目的以外的力量所驱使。正如埃德温·卡南（Edwin Cannan）早指出：斯密走此路线是因为他拒斥"人生而有天赋才能与能力差异"之说——而此种差异自然会引导人们寻求不同专门职业。[2] 斯密反而采取平等主义—环境论立场（至今仍主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所有人本无差别且平等，故劳动或职业差异只能是劳动分工体系的结果而非原因。此外，斯密开启了配套传统：在此均质人口假设下，工资率差异只能反映培训成本之不同。[3][4] 相较之下，约瑟夫·萨莱诺（Joseph Salerno）教授近期的研究阐明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洞见的深刻贡献——米塞斯强调劳动分工是"社会的本质"与"根本社会现象"。正如我在原文中所写：对米塞斯而言，劳动分工源于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平等及多样性。萨莱诺更进一步无比清晰地指出：对米塞斯来说，劳动分工是为互利的自觉选择与经济发展之产物。社会演化过程因此等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这使米塞斯能把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称为至关重要的"社会有机体"或"天下普世共同体（oecumene/oikoumene）"。米塞斯同时指出，劳动分工亦处于生物有机体的核心，是"一切生命形式之基本原理"。而"社会有机体"的特殊之处在于：与生物有机体不同，"理性与意志是有机凝聚体的起源与维持形式"。因此对米塞斯而言，"人类社会因而是精神性与目的论的"，是"思想与意志之产物"。由此，人们理解维护和扩大由自由市场与自愿人际交换构成的oecumene之意义便至关重要——并须认清：破坏与残害该市场与oecumene，对人类只会有灾难性后果。[5] 通常说法认为，作家与社会理论家上了年纪会变得温和折中（两位光辉例外是极为不同的自由意志主义人物：莱桑德·斯普纳/Lysander Spooner 与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回望这篇文章写成后的二十载，显而易见我的观点反而变得更加激进和两极分化。比二十年前更不可想象的是：我今天对SH主义、平等主义与浪漫主义抱有更强敌意，对英国古典学派及现代新古典传统批判更深，对米塞斯伟大洞见的欣赏更胜往昔。确实，对于一个自认多年前已将 《米塞斯著作》吸收殆尽的人而言，重读米塞斯持续提供新鲜洞见、对看似陈腐情境给出新透视，这始终是惊喜之源。我们许多人均有此体验——这见证了米塞斯思想非凡的品质与厚度。尽管他辞世已近二十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比我们多数"世俗公认智者"同代人更加真正地活着。

@newbot 说说追觅是啥情况

哈哈哈哈哈哈哈宇宙里，最喜欢哈三，哈三里最喜欢这个片段，一个人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是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究只能依靠自己。

江南愤青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很早知道这个人也很早取关过，就像更早买了《富爸爸穷爸爸》就扔一边一样，人是德匹下的，在认识水平达不到时，再好的东西送到嘴边也无用，反之则会一点就透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想，每个人都是有信仰的，不同的是有人信仰具体的事物有人信仰一套法则。 各有利弊吧，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前者是双刃剑，信对了后者在其面前像是个偷奸耍滑之辈，但信错了或者时代变了对错异位，就会变成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后者的问题在于不“坚定”，在某些大潮里额外产生可能很大的摩擦成本甚至踏空。

反派必须交给警方处理！

这篇论文题为《An almost laboratory experiment: John Cowperthwaite and Hong Kong's economic prosperity》（近乎实验室的实验：约翰·郭伯伟与香港经济繁荣），作者使用合成控制法（SCM）和合成双重差分法（SDID），系统评估了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的政策影响。以下是论文的核心总结： --- 研究背景与问题 · 郭伯伟（1961–1971 年任香港财政司）是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推行极端的自由市场政策，拒绝干预经济，甚至反对编制国民收入统计，以防政府据此进行经济规划。 · 弗里德曼曾盛赞郭伯伟的政策是“近乎实验室的实验”，认为他限制了政府规模，促进了香港经济腾飞。 · 本文核心问题：郭伯伟是否真的限制了政府扩张？他的政策是否真的推动了经济增长？ --- 研究方法 · 使用 反向合成控制法（以郭伯伟1971年退休为“处理结束”的时间点）和 合成双重差分法。 · 构建一个“合成香港”（由其他13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加权组成），比较真实香港与合成香港在1971年前后的表现。 · 主要结果变量： · 政府规模：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不含转移支付）。 · 经济绩效：人均GDP（Maddison项目数据）。 --- 主要发现 1. 政府规模 · 郭伯伟显著抑制了政府规模的增长。 · 在1961–1971年间，香港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下降（从约8%降至约5.6%），而合成香港则上升。 · 1971年郭伯伟退休后，香港政府规模迅速扩张。 2. 经济增长 · 郭伯伟的政策对人均GDP没有显著影响。 · 尽管香港经济增长迅速，但合成香港的增长率与之无统计显著差异。 · 这一结果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如改变时间窗口、剔除特定国家、使用SDID等）下均保持一致。 --- 对结果的可能解释 1. 政府规模并非增长的关键：香港的自由贸易、产权保护、稳定货币等政策可能更重要，而这些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 2. 土地政策扭曲了政府规模测量：香港政府严格控制土地供应，这是一种隐性的、不体现在支出中的干预，可能抵消了其他自由政策的好处。 3. 地缘政治压力：香港面临中国威胁，可能压制了增长潜力，郭伯伟的政策只是帮助香港“跟上了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步伐”，而非超越它们。 --- 结论 · 郭伯伟确实成功限制了政府规模，是一个“小政府”的极端案例。 · 但他并未显著提升经济增长，香港的增长并不优于合成反事实。 · 弗里德曼对“香港实验”的赞誉可能过于夸大。 --- 论文的学术意义 · 对弗里德曼式的“自由市场必然带来高增长”叙事提出了实证挑战。 · 强调隐性政府干预（如土地控制） 的重要性，提醒人们不要仅以财政支出衡量政府规模。 · 展示合成控制法在历史政策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newbot 欧盟的AMLR是什么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岁数还高考😇

峰哥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