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米勒维尼 “尽管我可能在很激进地做着交易，但我的首要想法总是‘我可能损失多少’而不是‘我能赚多少’。” “忽略大趋势的交易最终会导致错误的买入/卖出时机。同样，仅仅因为市盈率相对较低而买入或者因为市盈率较高而卖出会一次又一次地产生糟糕的结果。” “与公司未来利润增长潜力相比，目前的市盈率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成长股的关键是：成长性。” “我绝对不会购买那些交易价格在其200日均线以下的股票。不论它的每股净利润、收入增速、现金流或者每股收益有多高，我都不会购买这类处在下跌信道的股票。” “据我所知，如果你不愿意砍仓止损，你就不应该管理自己的投资资金。” 只在盈利头寸上加仓：永远不要在亏损时摊低成本。正确的做法是——先建立试探性仓位（如计划仓位的50%），盈利后再加仓，并将整体止损上移。

除了过度专注于已知知识以外，人性还有另一个弱点：习惯于学习精确的东西，而不是从总体上把握…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不会学习。这个问题产生于我们的思维结构：我们不学习规律，而是学习事实，而且只学习事实。我们似乎不太善于认识到我们的超规律（即我们倾向于不学习规律的规律）。我们蔑视抽象的东西——疯狂地蔑视。 —— 塔勒布《黑天鹅》

各大基金公司推荐的自家明星基金经理，这种利用幸存者偏差错觉来误导他人的做法是令人不齿的，然而这种方法本身是种凸性策略。 放在个人投资上，就是要找有想象空间有爆发力的品种，失败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都能做到亏损可控，并且把整体亏损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如此只需要少数甚至极少数成功品种就可以了。 View quoted note →

@蒜泥猪头 #东晋门阀为何没有演变成议会制？ 门阀世家是通过举荐制实现代代为官的家族，而不是封建领主————封建领主是对特定地块和属民享有统治权的独立政治主体。像袁绍自吹“四世三公”，意思就是袁家连续四代有人当“三公”级别的大官，本质上他们就是官僚，牛逼的资本在于官职；而封建领主，比如日本岛津氏，他们牛逼的资本在于对萨摩这块地方拥有世袭统治权（尽管形式上幕府将军会给岛津氏封官，比如岛津齐彬担任“修理大夫”，理论上是负责修缮天皇宫殿的职务，但很明显人家一辈子也没干过这事）。门阀和封建领主是两种生态位的存在，前者依附于皇权，后者独立于皇权存在。 门阀本质上靠做官延续家族辉煌，尚武对于担任高级文官职务来说用途不大甚至是负资产，所以门阀子弟往往厌恶武力（当然也有王敦这样的反例），甚至刻意涂脂抹粉服食五石散，出门要人“扶凭而出”，封建主则相反，为了保卫自己的地盘，手里必须有兵，封建主的继承人必须掌握军事，英格兰贵族们振臂一呼能拉出一帮人逼国王签《大宪章》，而软弱的南朝门阀们没有这个本事，只能眼睁睁看着刘裕这样底层兵痞出身的军头掌权。

富途末路

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是无法强盛的。 —— 福泽谕吉 @newbot 一万日元上头像曾经和现在各是谁？

@npub176hg...rzzd 储蓄大于消费的经济状况叫进步经济，生产结构会被拉长，形成资本积累，提高边际生产力，企业的应急资金和避险投入都很充沛。反过来消费大于储蓄，就是退步经济，消耗资本，收入不足以维持经营规模，那么应急资金和为了不确定的风险而做的检修维护投入将被最先抽出挪用，于是将进入一个安全风险频发的时代。同理，疫情后的新房要慎买。

# 世上有两种历史教训 文：言九林 ## 自去年12月份起，至今年4月份，断断续续在播客「书探来了」（选题与内容都很不错的播客，推荐大家关注，链接见文末「阅读原文」）做了几次对谈，主题围绕着《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大宋繁华》与《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四本书展开。最近打算抽时间把对谈内容——也就是我唧唧歪歪的那部分——略作增删整理，权作一次较为完整的「秦制四部曲闲谈」。这是第一期。 ## **1** 秦制是种统治模式，或者讲是种统治术。 跟之前的周制相比，秦制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个，在统治集团层面，它把贵族分封制给废除了，变成了郡县官僚制度。贵族分封制下，贵族与周天子是互相依存但又彼此独立、互相制约的关系，周天子不能随意取消晋国、齐国等诸侯，也不能越过晋国国君、齐国国君去晋地、齐地征兵征粮。郡县官僚制下，官僚完全依附于皇权存在，谈不上任何独立性。官僚的核心存在价值，是充当皇权对郡县予取予求的工具。 第二个，在被统治集团层面，或者说普通百姓层面，秦制致力于摧毁一切有组织能力的群体，比如大型宗族，目的是把百姓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社会上一切有组织、有声望、有资产的力量，都是秦制政权要消灭的对象。这是秦制政权最典型的两个特征。 这两个特征，都是为了让秦制政权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社会、更强力地汲取民众。 **2** 商鞅变法那会儿，算是秦制奠定基础的时代。当然了，若是讲秦制从商鞅时代开始，恐怕不太准确，秦制的开始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我们看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文化，有道家、儒家、墨家。很多思想流派的出现都比商鞅变法早。比如老子道家学说的诞生，按我个人理解，就意味着秦制已经出现萌芽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之所以诞生，也是因为秦制已现端倪。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可能更多把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当做思想哲学类著作看待。这没问题。但回到先秦时代，我更愿意把《道德经》看成政治类著作。《道德经》里要求「圣人无为」，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统治者嘛。老子希望统治者无为，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自然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路圣人正在疯狂有为。圣人疯狂有为，下面的被统治者就遭了殃。这里的被统治者，不仅仅是底层百姓，也包括诸侯，包括卿，包括士大夫。周天子折腾，诸侯们遭殃；诸侯们折腾，卿与士大夫们遭殃。平民最惨，所有这些或大或小的圣人折腾，都要搜刮粮草，都要强征底层百姓去做炮灰。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圣人无为，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那些圣人，他们还没有一套如何「有为」的真正有效的术，就是怎么从百姓身上最有效地把钱粮榨出来，怎么控制住更多的壮丁并将他们一个个抓到自己碗里来。圣人们还没有一套干这类事情的「方法论」。换句话说，圣人们已经在谋求实现秦制，但他们还没找到通往秦制的最有效路径。 再往后又出现了孔子。我们看孔子讲什么？讲「克己复礼」。什么叫克己复礼？克制我自己的欲望，然后恢复到受「礼」这套制度约束的状态当中去。孔子让谁克己复礼，是让统治者克己复礼，让统治者别折腾。孔子的儒家和老子的道家最大的区别，是孔子不要求统治者无为，他支持统治者有为，但希望统治者能够被「礼」约束。近代文明讲「王在法下」，孔子到不了这个程度，他的期望是「王在礼下」。 为什么孔子不讲无为了呢？因为春秋是个争霸时代，根本没有哪个君主要听人念叨「无为」。孔子不是在书斋里治学，他得承认现实。但他退而求其次的「王在礼下」，其实也很难实现。孔子说让社会回归礼的约束，其实是以西周为模板。他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主要是欣赏西周时代的天下秩序。上有周天子，下有诸侯、卿与士大夫，互相支持也互相制约。诸侯们打起来了，有周天子出来维护秩序；周天子受到欺凌，也有诸侯们出来勤王攘夷。孔子讲「吾从周」，说白了还是因为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圣人们正在疯狂有为。 结局当然也可以看到，老子的东西，孔子的东西，无论怎么推销，圣人们都没兴趣。因为他们立论的时候，就没有完全站在圣人的立场，而是试图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寻找一个不那么糟糕的平衡。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市场里头，皇帝们最喜欢什么？最喜欢法家的东西。商鞅之前，管仲、李悝这些人身上，都有法家思想的雏形。商鞅其实是把法家那套统治术给集大成了，给做成了总结性的东西，然后卖给君王，在秦国卖了个好价钱。 **3** 《商君书》里主张「国富而贫治」，这东西就是一种术。百姓必须被控制在贫困线上下，饿不死吃不饱，冻不死穿不暖，这个状态最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状态的老百姓，他没心思想别的，只能一门心思想着多种点地，多垦点荒，每年多收个三五斗，以摆脱半死不活的状态。当然了，秦制君王不会让他如愿。百姓多收了三五斗，官府便会想办法把这三五斗合情合理合法地榨取走。要让百姓永远处于半饥饿状态，要让百姓跟疯狂拉磨的驴子一样，眼里看得到胡萝卜，觉得只要继续往前迈步就够得着，实则永远不可能吃到。商鞅说，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实现汲取利益的最大化。 反过来，如果百姓富有了，会出现什么状况？按照商鞅这派法家的理论，百姓一旦富有了，吃饱穿暖了，就会有别的追求。就会想读书，想出门旅个行，想做个官，想在乡里头村里头有尊严，想要大家都喜欢我敬重我……这些东西在法家看来，都对国家有害。百姓去读书旅行，去追求尊严，对国家有收益吗？法家认为是没有的，不但没有，还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多一个读书旅行之人，就少一个种地之人；多一个追求尊严之人，就多一个不服官府「管教」的刺头。法家最理想的被统治者，是平日里埋头种地，战争时嗷嗷上阵，服从度高，从不问「为什么」。 所以，在法家理念中，很多我们视为文明的东西，反而通通被认定为消灭对象。《商君书》里把这些东西叫做「六虱」，就是依附在国家身上吸血的六种跳蚤。包括「诗书」「礼乐」「仁义」「非兵休战」「修善孝悌」「诚信贞廉」。最好的被统治者，只要会种地、敢死战就行，不需要懂诗书、通礼乐；更不需要有什么和平思想。法家认为这些东西通通对国家有害。 到了战国中后期，思想市场上面，其实已经是法家一枝独秀了。荀子是儒家的底子，就往理论里掺了法家的东西，否则会没饭吃。他的弟子李斯和韩非走得更远，根本是完全投入到了法家的怀抱。毕竟那个时代，思想市场上只有一种买家，就是君王。君王们要争霸，要疯狂控制社会和汲取百姓，所以他们不要道家，不要儒家，最喜欢法家。除了法家，君王们还吸收了半个墨家。之所以说是半个墨家，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墨家思想里讲集体主义和绝对服从（钜子）的那部分，不喜欢带有民本理念的那部分。此外，墨家在军事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守城术、攻城术，也被君王们给吸收了。 我们比较熟悉三国史，知道那时候军阀混战，动不动就放水淹人家城池，还普遍扣押士兵的家属作为人质。其实，这些战争技术具体如何操作，在《墨子》这本书里都有记载。所以墨家也很受秦制君王们喜欢。学术界有种意见叫做「墨家入秦」，认为墨家钜子带着团队入秦后，墨家那些技术性的东西，都被秦国给吸收了，但以墨家钜子为首的墨家社团，这支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则被秦王给肉体消灭了。此后墨家便自中国历史上失踪。但是墨家的那些技术，墨家要求个人绝对服从集体（钜子）的理念，在秦国被继承了下来。秦国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没有钜子的墨家，或者说秦国是一种「墨法结合」形态的政权。 说到底，秦制这个东西会诞生，主因是参与争霸战争的君王们喜欢。据此也可以说秦制最初乃是一种战时状态下的统治术。遗憾的是，战时状态结束了，秦制这个玩意它也不会离开，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用。一是没有技术门槛，很容易上手。搞秦制不需要高智商，只要丧失政治良心即可。二是短期效果惊人，用这种东西控制百姓、汲取民间财富往往立竿见影。至于长期效果，社会活力会不会被扼杀，民间经济会不会崩盘，那就是「我死之后，哪里还会管什么洪水滔天」了。于是，君王权力无远弗届，官僚战战兢兢，社会上一切有组织、有声望、有资产的力量皆被消灭殆尽，便成了历代秦制王朝追求的「政治理想」。 4 秦制政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是整个社会没活力。思想文化没活力，社会经济没活力，发明创造也没活力。它首先会把人给焊死在固定的地方。先秦也好，两汉也好，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还有隋朝和唐代前半期，也包括朱元璋执政的洪武时代，百姓都是不被允许自由流动的。人不能自由流动，还能有什么交流？信息交流、思想交流、技术交流……哪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有。 尤其是朱元璋统治时期。那就是一次全面的历史大倒退。本来到了唐朝后半段和两宋时期，还有元朝，百姓的双脚已被稍稍松绑，可以跨县跨州流动了。可是朱元璋一来，又用路引制度把百姓给牢牢焊死在本乡本土，出远门变成了一件需要特殊审批、且成本高昂的事情了。这样，整个洪武时代就成了静态社会，毫无创造力。 但是秦制君主们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他们往往拥有非常广袤的统治区域，疆域广阔，无论从人口来看，还是从土地来看，政权的总体量都很大。放眼世界历史，很容易发现秦制这种模式，这种以牺牲社会活力来换取政权稳定的模式，通常只存在于疆域广大的政权。像中世纪米兰、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如果玩秦制的话，政府是要饿死的，它会连公务员工资都开不起。所以米兰、威尼斯这类城邦会鼓励人的流动、鼓励经商、鼓励思想文化交流，最终整个城邦会全面商业化。反观秦制政权，一般都是大型农业国家，而且会把重农抑商当成国策。秦制国家害怕百姓满地图跑，将之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朱元璋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打击“游民”，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商人是最有动力满地图跑的人群，当然更要抑制。 总之，那些「地大物博」的秦制国家，即便科技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可供汲取的人力与物力也仍相当可观。所以秦制君王们对「以牺牲社会活力来换取政权稳定」这种事情往往不怎么在乎，也不觉得有问题。直到近代，社会自由带来的技术革命，终于足以全方位降维吊打死气沉沉的「地大物博」，秦制君王们才真正感觉到了脸疼。 5 秦制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统治术。它很低级，说白了就是如何控制社会、压榨百姓。将百姓的人身自由压到最低点，将针对百姓的汲取提升到最高点。这种事情，每个参与争霸战争的政权都会自然而然去做。区别只是谁做得更狠更有效率。说白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君王们，最擅长的事情是抢蛋糕，最不擅长的事情则是让蛋糕变大——对的，是「让蛋糕（自己）变大」，而不是「（君王们）把蛋糕做大」，他们根本不会做蛋糕，少拖会做蛋糕之人的后腿就已是万幸（不拖是不可能的）。毕竟，让蛋糕变大，需要他们懂很多东西，比如需要知道市场有客观规律，权力肆意揉搓只会适得其反；需要知道社会得先有自由，然后才会焕发活力。他们的知识结构，通常不足以理解这些东西；他们的执政思维，也往往只有单调的「管起来」。 此外，把自由还给社会、让蛋糕变大也有个过程。这好比种树，得等树长大再开花结果。秦制君王们或急于赢得争霸战争，或急于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人生目标、兑现雄才大略，哪里等得及果树慢慢生长。他们心心念念只想着马上摘果子，即刻成就千秋功业。所以，他们往往更愿意发起算缗告缗运动，更愿意发起全民有奖举报运动……用这些手段去剥夺民间财富，去控制百姓人身自由，去监察社会思想言论……这些东西有什么含金量吗？没有的。只要不讲良心就行。 当然了，「良心」也可以换个方式讲。比如搬出「大棋论」，搬出「害在当代利在千秋」，便不妨心安理得「先苦一苦百姓」。问题是，连当代活着的百姓都可以毫不犹豫拉出去做耗材，那千秋之后的子孙要指望其恩泽，恐怕也只是妄念。 6 我们经常讲一个话，「人类从历史当中吸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会吸取历史教训」。这话不对。 为什么不对？因为有两种历史教训。一种是统治者眼里的历史教训。一种是我们这些被统治者眼里的历史教训。统治者有资格吸取历史教训、并将之转化为具体政策，但他们只会吸取对自己有利的历史教训；被统治者喜欢总结对自己有利的历史教训，但这类历史教训往往对统治者没好处，而被统治者又根本没能力将历史教训转化为政策。真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1.「被统治者」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统治者」大多不会接受。 2.「统治者」吸取的历史教训，对「被统治者」来说通常意味着灾难。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父子。他们总结西汉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王莽能够篡汉，最重要的原因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长期掌握大权，后家太过强势。为了落实这一历史教训，章帝在白虎观召开国家意识形态最高会议，确立了「三纲」，其中一条就是「夫为妻纲」，直接将女性打落尘埃踩进泥里，变成「法定的二等人群」。 另一个例子是朱元璋，他在元末是个可以四处流窜的游民，这是他日后成为造反领袖最重要的社会背景。他做了皇帝，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花力气最大的地方，就是用路引制度将百姓牢牢焊死在本乡本土，同时还屡屡掀起打击所谓「游民」的群众运动。因为做过和尚，知道元末寺院大多是资产丰厚的有组织机构，他还发动了全方位的寺院整顿运动，不但强行将天下寺院变成官办机构，由官府直接派人入寺坐镇担任管理职务，还彻底切断了寺庙与百姓的直接联系，百姓想请僧人放焰火做法事，都得先向官府申请报批，再由官府向对应寺庙派单。 站在底层百姓的立场，去总结西汉与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不会出「朝廷应该多行仁政、对百姓好一点」这个大范围。可汉章帝吸取历史教训，所有女性倒了血霉；朱元璋吸取历史教训，全天下百姓倒了血霉。只要世上还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这历史教训就必定得分做两种。此事不独中国古代如此。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自然也是期望世人以法国大革命的惨痛结局为历史教训及时改良转型，可书中最让君王们感兴趣的教训却是「革命往往发生在管制松动的改良期」。 —END—

### 「社会寄生虫」罪 言九林 2026年5月3日 1961年5月4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颁布了一项法令，名为《关于加强打击逃避社会有用劳动和过着反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的个人》。内中写道：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依然存在着某些个人——尽管他们体健力壮、具备劳动能力——却顽固地拒绝从事诚实的劳动，过着反社会、寄生的生活方式。在集体农庄中，此类人员在享用为集体农庄庄员设立的各项福利的同时，却逃避诚实劳动，破坏劳动纪律，从而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害。……必须对反社会、寄生分子开展坚决的斗争，直至这种可耻的现象从我们的社会中彻底根除。为此，必须在这些人的周围营造一种绝不容忍、全民共诛之的社会氛围。」 依据该法令，凡无工作者、或有工作但并非政府认定的「有用劳动」者，皆属于过着「寄生性生活」。警察机构或其他政府相关组织会对此类人群做出警告，告知其必须在一个月内落实就业。否则就将受到所在地区法庭的裁决，要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劳动改造二至五年。此类判决一旦做出，皆属于终审裁定，不得上诉。此外，每年失业超过四个月之人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唯一的例外，是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的家庭主妇可短暂免于工作。 二 「打击社会寄生虫运动」与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实施的「集体农庄制度」密不可分。 「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土地产出物的支配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消极劳动与大饥荒。问题是，大饥荒再如何惨烈，「集体农庄制度」也不会被视为错误，不存在被取消的可能性。于是，「社会寄生虫」就成了官方竭力宣传的「病因」。1948年1月17日，主政乌克兰的赫鲁晓夫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内中写道： 「许多集体农庄里仍然有人顽固地拒绝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诚实的集体农庄成员身上。一些寄生虫和犯罪分子依附于集体农庄，享受着集体农庄提供的各种福利，却不参与集体农庄的劳动。……1946年，乌克兰有86676名集体农庄成员一天都没干活。在1947年夏季最繁忙的收割季节，例如在文尼察州的集体农庄，超过4.5万名身强力壮的集体农庄成员无故旷工，他们并未达成法律规定的最低工作日数。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州和日托米尔州，有超过2万名身强力壮的集体农庄成员未达到最低工作日数。……这么多集体农庄成员未能达到最低工作日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敌对和寄生分子的影响。」 在赫鲁晓夫看来，目前用来打击「社会寄生虫」的手段力度严重不足，「六个月的强制劳动刑罚」对消极劳动者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他建议斯大林大幅提升处罚力度。于是，1948年2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签署了一项名为《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过着反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的人驱逐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令。依据该法令，村苏维埃拥有了通过「集体投票」方式流放「拒绝好好劳动」的村民（55岁以下）的法律权力。流放地为乌克兰的偏远地区，期限为八年。要在流放地劳动改造满五年，才能提出返回家乡的申请。 三 新法令的效果似乎很不错，农民们出现在集体农庄的数量和频率都有增加。1948年12月18日，乌克兰官方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说：哈尔科夫州的列宁之路集体农场，之前每天只有35-40人在岗，如今每天约有150人在岗。整个哈尔科夫州，之前每天只有14万人左右在集体农庄劳动，如今已经增加到了24万人。新法令也推行于其他加盟国。据苏联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1948年9月3日提供的报告，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克拉斯尼卢奇集体农场，原本一般只有100-110人报到，如今报到人数已经增加到285人。 整个1948年，乌克兰有超过27000人被当作「消极劳动者」「社会寄生虫」流放。没人在意其中存在大量老人、病人与残疾人。各级政府的报告也往往只提「在岗人数」增加了多少，刻意回避了集体农庄的效率与产量并无起色。 大概是对自己在乌克兰打击「社会寄生虫」的经验颇为得意，赫鲁晓夫入主莫斯科后多次颁布类似法令。1956年，他曾以「游手好闲」为由，下令禁止吉普赛人在苏联境内自由迁徙。1957年，他又要求制定《加强打击反社会、寄生分子》法律草案，试图将城市中的「消极劳动分子」挖出来流放。法律专家们提醒赫鲁晓夫，该草案违反了苏联签署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公约明确禁止政府使用任何惩罚手段，去强迫任何人从事任何他不愿意的劳动。出台这样的法律，将严重损害苏联的国际形象。 事情拖到1959年7月，在莫斯科郊外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会上（根据美苏文化交流协定，为展示各自的制度优越性，两国将在对方境内举办博览会，苏联已于1959年6月在纽约举办了展览），赫鲁晓夫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发生了著名的「厨房辩论」。期间，尼克松提到莫斯科有许多黑市商人和游手好闲者。 这段话刺激到了竭力想要论证苏联制度远比美国优越的赫鲁晓夫。于是，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不再重要，打击「社会寄生虫」的立法工作再次紧锣密鼓推进。结果便是1961年5月正式公布的法令——《关于加强打击逃避社会有用劳动和过着反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的个人》。 四 三个月后，1961年8月16日，苏联官方提供了一份报告摘要。内中写道： 「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院统计，截至1961年8月1日，俄罗斯联邦境内已查明13万人过着反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法令公布并开展宣传工作后，大多数逃避社会劳动的人员开始在企业、建筑工地以及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工作。」 报告还提到了一些案例。焊接工程师瓦西连科不愿为国家从事「有益工作」，在1947年选择辞职去办养兔场。靠着卖兔子皮和兔子肉过上了对社会毫无益处的好日子。政府机构派人去警告并勒令他必须从事「有益工作」后，仍阳奉阴违，找了一份保安兼马夫的工作为幌子，仍继续经营养兔场。于是地方法院判决瓦西连科流放改造五年，并没收了他的房子（1栋）、母牛（1头）、公牛（1头）和兔子（340只）。 伊格纳托夫是消防员，拿着31个卢布的月薪，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耕种自留地、在市场上卖水果蔬菜等事情上。靠着这些「无益工作」买了两辆小汽车，盖了两栋小房子。地方法院秉公执法，判处伊格纳托夫流放改造五年，并没收所有财产。 五 1964年初某日，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1940-1996）正在家中写作，突然有警察上门，警告他必须在某个具体时限之前找到一份工作，否则法院将以「社会寄生虫罪」起诉他。 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1925-2026）身上：「他们想以寄生虫罪起诉我。我当时……失业在家，他们威胁要根据这条法令起诉我。我回答说：我靠自己的钱生活，我在国外出版书籍，并通过外商银行合法收取版税。但他们威胁说：你没有工作，我们要以寄生虫罪起诉你。」 这些恐吓「的不虚示」。1963年6月，莫斯科大人物列昂尼德·伊利乔夫曾严肃警告过民众：「想劳动就劳动，不想劳动就不劳动——在我们这里，这种选择无从谈起。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这种选择存在。」 1963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寄生虫》的批判文章，点名道姓痛骂布罗茨基，说他「不爱祖国」，说他的诗歌「简直是胡言乱语」，说他「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体健康的二十六岁青年，将近四年没有从事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劳动。他依靠零工生活，甚至向父亲伸手要钱……」文章呼吁全社会不要再纵容布罗茨基这种沉迷文学的寄生虫，「像布罗茨基一样的人，在列宁格勒没有容身之处！」 1964年，捷尔任斯基地方法院判决布罗茨基「社会寄生虫罪」成立，强制流放至西伯利亚偏远劳改营服苦役五年。后因国际影响恶劣，刑期缩短至18个月。 六 布罗茨基被流放之前五百六十六年，是中国的洪武三十一年。这一年，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大开地图炮，痛骂河南、山东等地百姓被前朝坏风气影响，「有等懒惰、不肯勤务农业，以致衣食不给」，宁可让土地荒芜，宁可吃不饱饿肚子，也不愿勤劳耕作。为了打击这些「懒汉」，朱元璋设置了「里老人」，勒令他们担负起监督职责——农耕时节，每天五更擂鼓。鼓声一响，所有百姓便必须起床下田，由里老人负责清点人数。懒惰不肯下田者，里老人有权用「竹篦荆条」抽打。朱元璋还警告道：里老人务必严格监督百姓下地，不许迟到早退，若有「游食」之人被官府抓到，必定严惩，里老人也要一并连坐。 在朱元璋那里，「勤劳」不是美德，是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