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也可能会受到概念和理念的役使，而导向错误的结论和不明智的行为。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即它是对于一个根本上的错误概念所展开的智力上技艺精湛的鸿篇伟制。 ——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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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萨伊本人所言，“产品是用产品支付的”，这一表述以惊人的清晰度捕捉到了生产优于支出的首要地位。 这是事实还是故事不清楚，逻辑上是成立的。 很好的证明，生产决定消费，只有能够生产足够适销的产品或服务，才能要么用于自消费要么作为购买消费的交换品。一个人的爱好足够费钱，就必须有足量的生产或储蓄作为支撑。 View quoted note →

转 梁文峰能做出deepseek，本质上是因为他是最纯粹的那一批量化从业人员，即自筹经费的科研人员。 何为最纯粹？就是理工科毕业，想做科研，但因为各种原因在学术界没找到合适的位置。转头一看发现自己那些数学模型稍微改改在金融市场能用。于是干脆开始在金融市场赚钱来便于自己做研究。 这方面国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DE Shaw，靠量化赚了钱以后疯狂买算力，然后去计算化学领域刷论文，再也不用看人脸色申请经费，学术界还拿他没办法。 我做fof投资的，专门投量化。幻方是最早就对外宣传自己用了深度学习的那一批。效果就是收益贼猛，但由于模型黑箱化，回撤也大。后来由于算力过剩，幻方自己居然组了个超算集群，叫萤火一号（这应该也是深度求索的前身），搞天气预测什么的，还对外出租算力。如果是学术研究好像还可以低价使用什么的。最夸张的时候据说搞的全杭州买不到显卡。从外界看，这副业做的大的有点离谱了。虽然大部分量化私募肯定都有自己的集群，但能把集群单独作为一个项目独立公开出去，说明这老板是真的“瘾大”。 其实量化行业像梁文峰一样想搞科研的的人很多，但他应该是在这条路上走的最疯狂的。幻方这么多年死磕深度学习的结果是在行业内留下了“波动大”的名声，这种黑箱化的模型偶尔会弄点意外的回撤，还不好解释，给投资者的公告都不好写。梁肯定也是有一定压力的。但这么多年他能顶下来，应该说他本来的兴趣点就在这。量化只是给了他一个买显卡的理由。 后来我才知道梁文峰是学计算机视觉的。回头看，他估计毕业后就是想搞深度学习研究的。做量化只是在帮他筹集经费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他做出deepseek也不意外。

# 希格斯、霍普与国家周期 2014年6月7日 | 丹·桑切斯 > 一个国家越是好战、越是奉行帝国主义（对外专制），就越能制造紧急状态，其对内专制程度也会越高。希格斯论述这一主题的权威著作名为《危机与利维坦》 > 对内专制程度越低的国家，往往越倾向于好战与奉行帝国主义。原因很简单：拥有较高自由的民众生产力大幅提升，带来更高的人均税收，国家也因此更富裕，从而拥有更强的对外投射权力的能力。霍普将此称为帝国主义悖论 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在冥界受罚，必须永无止境地将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每次都会滚落，他只能重新开始。这一意象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国家革命与改革的徒劳无望**，而将两位伟大的自由至上主义无政府主义学者的洞见结合起来，便能揭示这一点。 --- ## 危机与利维坦 在对国家的分析中，罗伯特·希格斯提出了一项当之无愧的经典贡献：他系统阐释并以实证说明，**公共紧急状态（包括人为制造的紧急状态）**，尤其是与战争相关的危机，极易被国家用作借口，大幅扩张国内专制权力。 即便危机过后，“紧急权力”会有所回缩，也几乎**永远不会回落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每经历一次危机，国家的权力就会累积性地增强。希格斯将此称为**棘轮效应**。 由此可知，一个国家越是好战、越是奉行帝国主义（对外专制），就越能制造紧急状态，其**对内专制程度**也会越高。希格斯论述这一主题的权威著作名为《危机与利维坦》，我们可将这一洞见称为**危机与利维坦命题（CLT）**。 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与反恐战争，都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权力在国内急剧扩张，公民自由被大幅削减。 这一命题在逻辑上也包含其反面：**越好战的国家，紧急状态越少**，国家就越难在国内扩张权力，甚至可能收缩。例如，俄罗斯放弃帝国、退出冷战对峙后，经济得以自由化并实现增长（尽管美国/北约从未真正对等回应）。 该命题的一个复杂之处在于：好战国家会将“危机”输出到其针对的地区。被针对的国家可利用这种持续危机，在民众中煽动**碉堡心态**，从而巩固并扩张自身权力。例如，俄罗斯、古巴、朝鲜等高压共产主义政权在持续的美国威胁与制裁下，其存续时间长得反常；而在美国缓和敌对政策后，中国、越南迅速推进改革。苏联放弃共产主义政权，并非在里根早期强硬对峙阶段，而是在里根与撒切尔启动美俄缓和之后，这恐怕并非巧合。 --- ## 帝国主义悖论 与希格斯命题相比不那么知名、但同样正确的，是汉斯—赫尔曼·霍普的洞见：他系统阐释并以实证说明，**对内专制程度越低的国家，往往越倾向于好战与奉行帝国主义**。原因很简单：**拥有较高自由的民众生产力大幅提升，带来更高的人均税收，国家也因此更富裕**，从而拥有更强的对外投射权力的能力。霍普将此称为**帝国主义悖论**，我们可称之为**帝国主义悖论命题（PIT）**。 例如，典型的“自由之地”——英国与美国，也成为“好战帝国之乡”；在其鼎盛时期，它们是规模最大、扩张性最强的帝国。即便是奉行统制经济的纳粹，也依靠德国自由化工业时期积累的财富与人力支撑其侵略行为。 这一命题的反面同样成立：**对内专制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往往濒临崩溃，无力或无能力对外扩张**。例如，统制经济的苏联在整个冷战期间始终处于对美劣势。国家权力的另一大约束是其臣民的意识形态，而民众主要关心自身处境，极少关注外国人的困境。因此，通常只有**经济破产**才会真正限制对外好战。历史已充分证明这一点：经济繁荣的帝国，何时曾自愿收缩？即便大英帝国的“光荣孤立”阶段，最多也只是扩张放缓，而非收缩。 **帝国主义悖论戳破了最小国家主义的神话**。去问问“泪之路”上的切罗基妇女，或是鸦片战争中流血的中国人，什么是美国或英国的“有限政府时代”。只要存在国家，结果总是大同小异：你要么得到相对自由的美国人，用长达二十年的种族灭绝式制裁与屠杀对待伊拉克人；要么得到被奴役的chaoxian人，不去侵扰伊拉克人。恶魔总会在某个地方索取代价。 --- ## 希格斯遇见霍普：国家周期 若接受希格斯命题（CLT）与霍普命题（PIT），并将二者结合，便会推导出**国家周期**： * 低水平对内国家主义 → 高水平对外国家主义（PIT） * 高水平对外国家主义 → 高水平对内国家主义（CLT） * 高水平对内国家主义 → 低水平对外国家主义（PIT反面） * 低水平对外国家主义 → 低水平对内国家主义（CLT反面） * 循环往复 这并非国家演化的“铁律”。希格斯与霍普的命题仅揭示**其他条件不变下的趋势**，其他因素始终会发挥作用，甚至抵消这些趋势。但这些趋势真实存在，可通过理性的激励分析加以认识。 **国家周期揭示了国家革命与改革的西西弗斯式徒劳**。意识形态变革可在国内改革国家，但内部改革往往会滋养国家的对外好战性，而后者最终通常会逆转改革成果。国家几乎绝不会主动放弃好战，除非因对民众过度压榨而陷入经济枯竭，被迫收手。 通过革命与改革限制国家的斗争，不可能取得稳定胜利。因此，国家无法通过渐进式改革被消除，无论依靠现有政权还是革命后的新政权。**对抗国家的唯一制胜之道，是不参与它的游戏**。打破国家周期的唯一方法，是**脱离国家**。具体如何实现，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但这绝不涉及战争或任何形式的侵略。 不要做西西弗斯。放下他的巨石，离开他的山丘，彻底走出冥界。

# 萨伊、时间与米塞斯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 > 正如萨伊本人所言，“产品是用产品支付的”，这一表述以惊人的清晰度捕捉到了生产优于支出的首要地位。 作者：Marcos Giansante 2026年5月7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 J.M. 凯恩斯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凯恩斯更为人所知，但这并非他的功劳。 米塞斯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政策上的不合，更是关于经济现实本质本身的更深层次的冲突。米塞斯——建立在让-巴蒂斯特·萨伊的传统之上——将经济理解为一种**跨期过程**（intertemporal process），其中生产、储蓄和投资必须通过真实的价格信号（尤其是利率）来协调一致。相比之下，凯恩斯将经济时间压缩为一个短期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总需求成为核心变量，而货币扩张则从扭曲的来源被重塑为稳定的工具。正如本文所阐述的那样，他们的对比是分析性的，而非历史性的。 这一分歧的核心在于对**萨伊定律**（Say’s Law）的解读，该定律常被误解并被草率地摒弃。让-巴蒂斯特·萨伊并未声称供给会机械地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正如后来的讽刺漫画所暗示的那样。他的洞见更为深刻：生产是购买力的源泉，经济协调取决于价值的预先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萨伊预见了一种将市场视为跨期过程的愿景，即商品最终是交换商品，而货币是真实财富的媒介而非替代品。忽视这一点，不仅是否定一个古典命题，更是掩盖了支撑协调逻辑的基石。 有鉴于此，萨伊的贡献不仅仅是一句关于市场的口号，而是一种**协调理论**：生产先于需求。实际供给锚定了经济秩序，而货币仅充当促进媒介。后来在米塞斯、哈耶克和庞巴维克那里出现的内容，并非对这一洞见的背离，而是其在时间、资本和货币理论中的系统发展。 正如萨伊本人所言，“产品是用产品支付的”，这一表述以惊人的清晰度捕捉到了生产优于支出的首要地位。 凯恩斯拒绝了这一框架。在《通论》中，他认为经济可能陷入总需求不足的均衡状态，从而为刺激支出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由。然而，这一举动付出了概念上的代价。通过将焦点从生产结构转移到支出水平，凯恩斯有效地扁平化了经济分析的时间维度。在这种观点下，投资主要响应预期和流动性状况，而不是潜在的实际储蓄可用性。 当我们思考资本本质本身时，这种分歧的另一深层维度便显现出来。在由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决定性塑造的奥地利学派传统中，资本不是同质的集合体，而是贯穿时间的阶段性结构化序列。生产本质上是迂回的（roundabout），需要当下的牺牲与未来的产出之间的协调。当利率反映真实的**时间偏好**时，这一结构保持协调；然而，当利率被人为压低时，扭曲影响的不仅仅是总投资量，而是重塑了整个生产架构，鼓励那些在真实经济条件下无法完成或维持的项目。 正是在这一点上，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展现了其力量。当中央银行扩大信贷并将利率推低至市场水平以下时，它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刺激活动，还扭曲了指导跨期生产的信号。企业家——被人为低廉的信贷误导——启动了那些仅在扭曲条件下看似有利可图的项目。结果不是可持续的增长，而是资源的错配，这种错配最终必须得到纠正。 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扩张通常不仅是可接受的，而且是必要的，尤其是在低迷时期。较低的利率和增加的流动性被视为重振投资和就业的工具。然而，这种观点假设闲置资源可以在不考虑将其重新投入何种结构的情况下被激活。它将经济视为一个流动的体系，可以通过足够的刺激重新启动，而不是一个协调的过程。 因此，这种对比不仅仅关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更关乎干预意味着什么。对凯恩斯而言，货币扩张弥补了需求的不足；对米塞斯而言，它掩盖了使协调成为可能的信号。一方将不稳定视为支出的失败，另一方则视其为价格体系先前扭曲的后果。 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压缩为当下的紧迫性，即立即采取行动可以恢复均衡。而在米塞斯主义观点中，时间是经济秩序本身的构成要素。生产需要时间，资本跨越阶段结构化，协调取决于延伸到不确定未来的计划的一致性。 表面上看来是关于利率和刺激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哲学上的分歧：经济秩序究竟是源于随时间推移的分散协调，还是可以通过注入货币和需求来精心设计？回归萨伊提醒我们，问题不在于如何刺激消费，而在于如何维持使之成为可能的过程。正是这种微妙而深刻的倒置，构成了米塞斯与凯恩斯之间持久张力的根源。

### 过度依赖国家分类——‘雇员’与‘股东’ 作者：斯特凡・金塞拉 2008年11月20日 > 有人认为，若女性仅劝说情人杀害丈夫，无需担责；但若她 “承诺支付报酬”，则需担责。需注意，后者依赖国家对 “合同” 的定义，且缺乏科学性 —— 国家仅将涉及金钱或有价物的约定视为合同，可奥地利学派深知，价值具有主观性，且驱动所有人类行为。情人因爱或性利益杀人，与职业杀手收钱杀人，本质都是人类行为。法律聚焦货币交易（主要为征税），与伦理学家应采用的合理分类标准毫无关联。 国家会接管并扭曲诸多社会制度与生活领域 —— 道路、通信、法律与司法、医疗、货币、国防、警务、金融银行以及教育（可参考霍普《银行、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对现行经济秩序的社会学重构》）。在此过程中，国家逐步将官方分类渗透到语言乃至我们的认知概念之中。 雇员 “雇主” 与 “雇员” 的概念便是典型例证。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们是市场主体，通过分工开展互动合作。企业的出现，部分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其规模存在上限（可参考克莱因《经济核算与组织边界》）。企业既可以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其他公司，也能通过多种合作方式购买个人服务。若个人长期、大量为某企业工作，便会被称为 “雇员”—— 其中既有兼职雇员，也有身兼多职的全职雇员。即便服务对象仅为一家企业，这类人也可能被称作承包商或顾问。 在自由市场中，这些称谓本无足轻重。本质上，它们都属于一种契约关系：企业向雇员或承包商支付报酬，换取特定服务，二者之间并无清晰界限。但随着 “雇佣关系” 日益普遍，它成了国家监管的重点目标 —— 最低工资、公平劳动标准（加班费、工时上限等）相关立法便是典型。这意味着，一旦个人被国家定义为企业的 “雇员”，雇主就必须遵守特定法律规则。因此，企业总想将 “雇员” 重新归类为 “独立承包商”，但国家绝不允许，因为国家定义了现实。 不仅如此，国家还会界定雇员的实际岗位与头衔，以此判断其是否豁免《公平劳动标准法》的相关要求。例如，企业可能给中层员工冠以 “经理” 头衔，试图将其划为豁免对象以规避加班费，但美国劳工部不会认可 ——国家定义了现实。 国家分类不仅是管控市场主体的有效工具，还会带来另一问题：国家制定的（人为、武断、强制的）分类标准，被人们不加质疑地接受，甚至用于规范性推理与经济分析。例如，自由意志主义者往往默认 “雇主需对‘雇员’的侵权行为负责”（即 “雇主责任原则”）。他们之所以认可这一原则，部分是因为它已深度融入国家垄断的法律体系；但需注意，适用该原则的前提，是能客观界定某人 “是否为” 雇员或雇主。若没有国家的强制定义，问题便会浮现：企业为何要为合作获利方的侵权行为负责？承包商、顾问的侵权行为呢？外包合作公司员工的侵权行为呢？为何我雇人送货时，对方侵权我需担责；但联邦快递司机为我送货时侵权，我却无需担责？诸如此类，皆无合理解释。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探讨雇主责任原则，以及股东为所持股公司员工侵权行为担责的问题，包括《评朗论公司》《为公司辩护》《肖恩・加布论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当化》。） 同理，部分自由意志主义者在讨论共谋或共同犯罪责任时，也会依赖 “雇员” 这一分类（详见我的《因果关系与侵害行为》）。有人认为：若 A 仅教唆 B 犯罪，A 无需担责；但 A 是 B 的 “雇主” 时，结论便会改变。这意味着，自由意志主义者对责任的判定，竟取决于国家武断、非客观的分类 —— 而这种分类仅为方便国家管控劳动力市场、推行劳动法规，在规范性推理中毫无合理或客观依据。 （还有一个类似观点：有人认为，若女性仅劝说情人杀害丈夫，无需担责；但若她 “承诺支付报酬”，则需担责。需注意，后者依赖国家对 “合同” 的定义，且缺乏科学性 —— 国家仅将涉及金钱或有价物的约定视为合同，可奥地利学派深知，价值具有主观性，且驱动所有人类行为。情人因爱或性利益杀人，与职业杀手收钱杀人，本质都是人类行为。法律聚焦货币交易（主要为征税），与伦理学家应采用的合理分类标准毫无关联。） 股东 另一相关分类（与雇主责任、“公司” 概念紧密相关，见前文链接）是股东。即便自由市场中无需国家特权与背书也能存在 “公司”，但国家已垄断这一概念，并严格界定 “股东” 身份。自由意志主义者虽信奉私有财产权、知晓自由市场中如何购买股份，却将这一分类奉为圭臬。这种默认，体现在他们反对公司有限责任制度 —— 即公司股东无需为公司合同债务、员工侵权损害第三方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合同债务问题已有赫森予以驳斥，那么员工侵权损害第三方的责任呢？为何公司无需担责？股东又为何无需担责？ 批判有限责任制度时，反对者存在三个毫无依据的预设：1. 认可雇主责任原则（即公司需为员工行为担责）；2. 认可 “雇员” 分类的客观性与合理性；3. 股东需为公司（间接）承担的侵权损害负责（这一预设本身又依赖 “股东” 分类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前文已指出前两个预设的漏洞，第三个又该如何反驳？奥地利学派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所有权本质是合法控制权。股东拥有的权利包括：公司清算时按比例分配资产、选举董事（董事任命高管、高管聘用经理、经理指挥员工完成日常工作）。股东无权随意进入总部使用会议室，其权利分散、受限且有条件，核心是获取收益，以及对公司微弱的影响力。而员工、供应商、客户、债权人等市场主体，对公司的影响力往往更大。（更不必提国家炮制的 “利益相关者” 这一人为概念。） 核心问题：为何仅因国家定义，股东就被默认是公司的 “所有者”，需为公司 “雇员” 的行为承担责任？合理的自由意志主义因果与责任理论，应关注客观事实，而非国家的标签与武断分类。 公司 这一概念同样被滥用 —— 如今主要遭 “无政府资本主义左翼” 诟病（详见前文链接）。 上述议题仍需深入研究。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警惕：国家正逐步掌控我们认知世界的概念体系。 补充说明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教育”：国家不认可农场劳作等实用技能学习； “公民”：国家划定身份边界； “成年人”：国家规定 18 岁（或 21 岁）为成年标准； “婚姻”：若国家不定义婚姻、不划分 “已婚 / 未婚”，同性婚姻争议本就不存在。

# 《管子》与斯大林 文：言九林 > 这当中最大的一块补丁，就是拿「黄老」来给「刑名」做润滑剂。就是皇帝承诺无为，不再像秦帝国那般用各种KPI去折腾下面的官员，不再像李斯那样搞「督责之术」；官员们没了考核压力，对待底层百姓也可以无为一点，少折腾一点。这样整个社会就松弛了下来。把汲取强度减一减，把管控力度松一松，允许民间社会发牢骚，不再强迫左邻右舍互相举报……蛋糕还是要抢的，但抢得不再那么狠，可以让百姓多喘口气；以前勒在百姓脖子上的绳索太紧，百姓被勒得龇牙咧嘴满脸涨红，现在给他们松一松…… 「秦制四部曲闲谈」第二期 **1、黄老型改革** 道家思想流传到汉代，被称作「黄老之术」。汉文帝就很喜欢黄老。可是，如果我们看《史记》的时候稍稍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汉文帝不但喜欢黄老，他也很喜欢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法家那套严刑峻法。比如轻罪必须重刑，没犯罪也可以因为「官府预判你即将犯罪」而提前实施严惩，还搞强制举报和邻居亲戚连坐。这些残暴手段，字字句句写在《商君书》里。 我们知道，**道家的政治主张是「统治者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是「统治者循礼有为」**。法家看似主张万事都要有「法」可依，实则这个「法」只是用来恐吓、修理百信的「法」，皇权高于「法」，从来就不受「法」的约束，也没有任何制度性力量能够制衡皇权。据此，我们总结**法家的主张，其实就是「皇权可以胡作非为」**。秦二世胡亥就是这样理解「皇帝」这两个字的。他公开表示「贵有天下者」便有资格「肆意极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汉文帝一手抓「道家黄老」，一手抓「法家刑名」，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没矛盾，这是汉代皇帝吸取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之后，对秦制做出的一点很有限的修正。我们知道，法家的刑名之学，是要以严刑峻法去管控社会的，施政相当残暴，百姓会过得很惨。而且，高压管控会消灭社会自由度，会压制社会活力，会让整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持续萎缩，因恶政而搞出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只是常事。这种情况下，如果秦制政权不能持续对外扩张去掠夺他国财富，没有机会去偷盗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也没有办法通过不正当贸易从他国身上揩油，那么，秦制政权所能掌控的财政蛋糕也只会不断变小。最后就是官府的盘剥越来越厉害，能盘剥出来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于是百姓活不下去，整个统治集团（汲取机构+维稳机构）也难以为继。 那该怎么办呢？抛开秦制另搞一套是不可能的，一是路径依赖没那么容易摆脱；二是秦汉时代的中国也没有更好的外部思想资源可供借鉴。便只好在秦制的老路上修修补补。这当中最大的一块补丁，就是拿「黄老」来给「刑名」做润滑剂。就是皇帝承诺无为，不再像秦帝国那般用各种KPI去折腾下面的官员，不再像李斯那样搞「督责之术」；官员们没了考核压力，对待底层百姓也可以无为一点，少折腾一点。这样整个社会就松弛了下来。把汲取强度减一减，把管控力度松一松，允许民间社会发牢骚，不再强迫左邻右舍互相举报……蛋糕还是要抢的，但抢得不再那么狠，可以让百姓多喘口气；以前勒在百姓脖子上的绳索太紧，百姓被勒得龇牙咧嘴满脸涨红，现在给他们松一松……这就是黄老。 所以我有一个结论，就是黄老是依附于秦制、依附于法家存在的。黄老这个东西它不能独立存在。黄老如果独立存在，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会愿意用它。因为你讲的是无为啊，哪个统治者会愿意真的无为？只有统治者大搞法家，大搞秦制的时候，为了让这个社会矛盾不那么激烈，才会用黄老来做润滑剂。以前管得很死的东西，现在没办法了，只好放开一些口子不再管；以前坚决不允许百姓干的事情，现在没办法了，只好有限度地允许百姓干——比如以前只有官营工商业，根本不允许百姓从商，后来到处是失业饿肚皮的人，只好允许百姓雇工做点小买卖……诸如此类，就是「黄老」。「黄老」的本质不是官府实施了什么善政，而是官府缩小了恶政的范围、减少了恶政的数量。 通常来说，只要上面搞「法家」捅了大篓子，「黄老」就会被拿来做「润滑剂」善后。「黄老」的第一大好处是可以给百姓松松绑，让社会稍微恢复点元气；第二大好处是「黄老」并无改弦更张的诉求，不会要求官府将百姓脖子上的绳索彻底拿掉。历代统治者很喜欢这两点，故而以「黄老」为方向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极常见。 **2、独尊儒术与道德滑坡** 在西汉，引入「黄老」是统治者对秦制的第一次重大修订。这个修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知道，汉武帝登基的时候，太仓里的粮食多到放不下，只好露天堆放任其发霉；国库里的铜钱用不完，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然后汉武帝就不开心了。 为什么不开心？因为「黄老」这个补丁阻碍汉武帝干大事。黄老主张无为嘛，那统治者就不能干大事，只能干中事，干小事。汉武帝觉得这不好。我这么雄才大略，我拥有这么多的人矿和钱粮，我怎么可以只干中事和小事呢？我得干大事才对，要不然就辜负了时代。干大事就要折腾，折腾就要集中各类资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里头，最让皇帝们喜欢的集中资源的手段，就是法家的控制术和汲取术。可法家经过秦帝国的二世而亡，已经臭名昭著，谁都不好意思再像秦始皇那样赞美法家。那怎么办呢？汉武帝就盯上了儒家。 汉武帝选择儒家，看中的不是孔、孟儒学当中的民本思想。他看中的是儒家支持皇帝「有为」。儒家的理想叫做「致君尧舜」，辅佐君王去成为上古三代的尧、舜那样的伟人。既然要辅佐皇帝做伟人，当然要支持皇帝干大事。只干小事、中事，怎么可能成为尧、舜那样的伟人呢。而且，儒家还有一整套「表彰皇帝干得好」的仪轨，明堂啊、封禅啊、天人感应啊，都是这套仪轨的一部分。这也是皇帝们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来自我表彰。 所以，我们看到汉武帝亲政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广儒学。当然了，那些跟汉武帝讲「民本」的儒者都被扫进了时代的垃圾堆，没有任何一人获得重用。朝堂上充斥的全是善于利用儒家典籍为汉武帝的大折腾论证合理性、正当性的伪儒——行法家之事而用儒家文辞来做装点，就是「儒表法里」。太史公司马迁目睹了这一切，他将这批玩意统称为「谀儒」，并用《史记》将它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儒表法里」这套玩法已经不可逆了。**从汉武帝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秦制就长期进入到了儒表法里的状态。嘴上说的是一套，手里干的是另一套。** **很多人说中国人虚伪，其实不是百姓虚伪，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的高层政治就虚伪。是朝堂政治滑坡引发了社会道德滑坡。** **3、「退无私交」与科举** 再往后，秦制还有很多补丁。比如说科举这套东西，也是重要补丁之一。 科举这个补丁打在统治集团内部。隋唐实施的科举。这之前，统治集团内部也搞秦制，典型特征是禁止官僚们拉帮结派，拉帮结派是今天常见的词，古代叫「朋党」。拉帮结派也好，朋党也好，都是站在固定立场的贬义词。如果中立一点的话，可以叫「组织化」。皇帝希望自己是官僚集团内部唯一的组织化枢纽，不希望官僚集团抛开皇帝后还有其他组织化团体。 所以我们去看陈寿的《三国志》，会发现有这么一个词，叫做「退无私交」。贾诩在曹操阵营里头，是曹操很重要的谋士，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善终，活了七八十岁，就是因为他「退无私交」，跟皇帝聊完工作，回到家里大门一关，跟谁都没来往，他是一个原子化的官员。蜀国有位大臣叫刘巴，就是给刘备出主意滥发货币敛财的那位，这位为了保全性命，也是「退无私交」，下了班绝不跟任何同僚有私交。退无私交不符合人性，可在秦制政权里做官，只能退无私交，否则就是团团伙伙，就要被打击。但是呢，「退无私交」这种东西它不是制度，它只是强大的秦制皇权对官僚们的一种恐吓。一旦皇权衰微，比如即将发生最高权力交接，或者皇帝是个小孩子，那下面的官员可就不是退无私交了，更可能是满世界跟人串联。 那怎么办呢？「科举」就是来打这个补丁的。科举之前，汉代搞的是「察举制」，由地方官员观察推举本州本郡的人才进入朝廷做官。皇帝可选择用或者不用，但推荐的权力落在州郡官员手里。这对想要搞秦制、搞无限皇权的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不会满意的。东汉末年的汝南袁氏为什么那么有势力？就是因为他们家既有人在中央做官，也有人在地方做官，通过他们家的路子「察举」，就很容易进入官场。想做官，找汝南袁氏，比找皇帝管用。于是汝南袁氏就在皇权之外发育成了一股非常巨大的组织化势力。 以军事手段大规模恢复奴隶制的曹操，在汉末将秦制推上了新高峰。他就对「察举制」很不满意，认为这种制度不利于他在人事任免方面独断专行。但曹操自己终究是「察举制」出身，不好公然废弃，于是就搞了一出所谓的「唯才是举」。察举倒还是察举，只是标准从较为清晰的「贤良」「方正」「孝廉」，变成了非常模糊的「才」。谁有才谁没才，什么能力算才，什么能力不算才，全看曹操的心情。曹操愿意起用谁，谁必定有才；曹操不愿意起用谁，谁肯定就没才。 「唯才是举」终究不是制度，于是同样搞秦制非常厉害的隋朝杨坚、杨广父子又弄出了「科举」。**这套考试制度被发明出来，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将选拔任用官员的权力彻底收归皇权。**自此，读书人想要做官，就得将注意力和忠诚度倾注在皇帝身上。科举高中者皆是「天子门生」，再没有什么「汝南袁氏门生」。 **4、高层斗争不杀人** 封建贵族政治讲妥协，现代民主政治讲制衡。秦制讲什么？**秦制讲「赢家通吃」**，它是一场零和博弈，胜利者拥有一切，失败者失去一切。最终爬到权力最顶端的人或者群体，可以肆无忌惮挥霍社会财富，也可以肆意妄为改变天下人的命运。 当然，在中国传统王朝里，宋代给人的观感会好一些。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好？因为宋代皇帝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做了一点改良，就是宋太祖有一个「不杀读书人及上书言事之人」的祖训。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两宋重文轻武，朝堂之上读书人独大，高层官员几乎全是读书人，军队出身的狄青做个枢密使，竟被人鄙视加猜忌，以致郁闷发病而死。这祖训说白了，就是皇帝对官僚集团释放了一点善意：**高层政治斗争年年有月月有，但皇帝不会弄死谁，高层政治斗争轻易不砍失败者的脑袋。**这相当于统治集团内部零和博弈的烈度降低了。烈度降低，高层官员们就有了生命安全感，就没了在政治斗争中铤而走险的心气。这反而有利于政权稳定。 宋太祖搞这么一个祖训，主因就是五代十国的零和博弈看太多。五代十国权臣篡位层出不穷。为什么层出不穷？一方面固然是权臣自己有野心，另一方面也是不篡不行。势力已经扩张到这个地步了，再不篡位，等皇权缓过劲来就死无葬身之地。霍光做了权臣却不篡位，最后怎么着？霍光死后，整个霍家被汉宣帝血洗，长安城血流成河。跟霍光有关系的数千户，一夜之间被汉宣帝杀光了。回过头来看，宋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臣，我觉得跟**「用不杀人的祖训降低高层政治斗争烈度」**有很大关系。烈度降低之前，别说权臣本人了，那些围绕在权臣周围的官员，因为害怕秋后算账，也不会允许权臣做忠臣不篡位。曹操当年因为「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停止了由魏王走向魏帝的步伐，却也不得不给力劝他称帝的夏侯惇等人吃定心丸：「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你们不用担忧，这个皇位还是要篡的，只是眼下不合适，且留着让我儿子曹丕去篡。 有了政治斗争不杀人这条政治规矩，宋代官员们不用担心性命，对所谓「权臣」的向心力自然大大降低，几乎不会出现「夏侯惇劝曹操一定要篡位」这种事情。「权臣」失去了周边官员的向心力，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权臣。皇权反而变得更安全。哪怕是秦桧这样看似只手遮天的人物，宋高宗一句话也可以让他下台回家养老。 遗憾的是，到了明朝，这一点点有限的改良又退回去了。老朱家谁都不信，只信一条：无子孙根者无政治野心。 **5、《管子》与斯大林** 据先秦著作《管子》，秦制政权的终极形态是「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说白了就是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君王牢牢攥在手里。君王想要赐予你什么，就能赐予你什么；君王想要从你身上夺走什么，就能夺走什么。君王想要让任何人穷困潦倒，就立即能让任何人穷困潦倒；想要让任何人暴然巨富，就立即能让任何人暴然巨富。 这种「全方位掌控所有人的命运」，在《管子》里叫做「利出一孔」。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牢牢掌控在君王手里，任何人想要获得这些利益，只能臣服于君王，去给他做牛做马。离开了君王和他所掌控的体制，整个社会根本没有谋生空间。 **「科举制度+赋役特权」，算是部分实现了《管子》的这个理想。**想阶层跃升吗？只有一条路，去做官吧。靠务农发财？靠经商致富？靠一门手艺走遍天下？对不起，在秦制王朝，这些统统无法实现。只要没有赋役特权，再殷实的家境，再优秀的商才，再杰出的技艺，都靠不住。宋朝农村的差役与城里的行役，明朝的粮长，都是专门用来制度化消灭无特权富人的。在秦制王朝，只有靠科举做了官、拥有了赋役方面的特权，才算是真正实现了阶层跃升，也是唯一有效的、能保住阶层不跌落的手段。 这样的「利出一孔」，一方面巩固了官僚集团对秦制王朝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则让秦制王朝的「国家智商」整体劣化，毕竟整个社会最有知识的人群，几乎就没有将他们的智商和知识，用在有创造力的事务上。 这种「利出一孔」走到极致是什么模样？我想到的是斯大林的「钱袋子政策」。大概玩法是：凡斯大林集团成员，想要过上好日子，靠工资是不行的，得靠斯大林额外发给钱袋子。是正儿八经的钱袋子，不是形象性、比喻性的钱袋子。斯大林是真的直接给人发钱。此外，想有司机吗？想有厨师吗？想去黑海度假吗？都得看斯大林的心情。斯大林愿意给某人发钱袋子，某人才能够有别墅，才能够有司机有厨师，才能获得去黑海度假的资格。斯大林不愿意发钱袋子，当然谁也不能主动去要，去要也要不到。要不到，多半还意味着已被斯大林抛弃，即将迎来人生末路。 这种搞法，结局自然是统治集团内部「人人都爱斯大林，人人也都恨斯大林」。斯大林活着时他们不敢不爱，斯大林死后他们立马只剩下了怨恨。斯大林最后躺在孔策沃别墅自己的尿泊里，极不体面地死去，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知情者统统无所作为，恐怕正是这种畸形爱恨情绪的产物。当然了，赫鲁晓夫也没好到哪里去。他执政期间同样迷恋「利出一孔」，凡脱离了政府安排的「有益工作」、却仍能独立生存之人，比如经营私家养兔场者、利用自留地种菜卖菜者，都被他定性成了需要严厉打击的「社会寄生虫」。 —END—

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而不是较高。较高的收入不平等是由裙带资本主义引起的，而裙带资本主义与高度管制的市场相辅相成。 —— 马克·安德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