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而不是较高。较高的收入不平等是由裙带资本主义引起的，而裙带资本主义与高度管制的市场相辅相成。 —— 马克·安德里森

转 @总干事@2¹⁰ AI 虚拟女友一个月赚4.3万美金！ 我今天看到这个帖子，直接看呆了。 ~~~~~~~~ 一个21岁的 Austin 大学生，用 AI 造了一个叫 Maya 的 OnlyFans 账号，第一个月就赚了4.3万美元。 问题是——照片里那个女孩，根本不存在。 Maya 22岁，UCF 心理学辍学生，1247个付费订阅者，单月最高一个粉丝就刷了1847美元。 她没有拍视频，没有真人打字，所有消息都是 Claude Code 写的，所有照片是 Flux 生成的，声音是 ElevenLabs 合成的。整个 Maya 只是他 MacBook 里四个 .md 文件。 以前造一个 AI 虚拟网红要花半年甚至一年半，现在只需要4个星期，下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周末。 作者详细写了 Maya 的四个文件： persona.md 写她完整的人设、背景、喜好； voice.md 锁声音风格； flux.md 固定长相和拍摄风格； brain.md 记录每个订阅者的记忆和互动历史。 Claude Code 每次回复前都会读这四个文件，从不崩人设，也从不忘记粉丝说过什么。 真的很感慨，技术栈已经简单到可怕的地步。 以前的 Aitana López 花了18个月，现在 Maya 4周就跑通了。 这已经不是科幻，而是任何一个有 laptop 的人都能复制的路径——从 OnlyFans 到 Instagram、TikTok、Twitch，随便哪个平台都能套。

追剧橘猫道长，还能同步看到鬼新娘🤣

加藤鹰直呼卧槽

爱相随

托猫头

@寒江独钓僧 有网友问：为什么很多快一百年的美国老房子，状态还能这么好？是不是一直有人定期维护？国内为什么不一样。 这个问题，其实既简单，也不简单。 美国很多独立屋，尤其是西海岸和东海岸的老房子，大多是木结构（Wood Frame）。这和北美早期木材资源丰富有关。相比欧洲大量使用砖石结构，美国更习惯用木材建房，因为成本低、施工快，而且抗震性能也不错。 很多网友会担心：木头房子不是很容易烂吗？ 其实，美国木结构房屋使用的木材，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早期老房常见的原始林木材（Old-growth lumber）。 这类木材通常来自生长缓慢的老树，年轮致密、强度高，天然树脂含量也较高，因此抗腐蚀和抗虫能力更强。很多1940年以前的老房子，用的就是这种木料。像我岳父母的房子，就是这种木材，骨架至今依然非常结实。 第二类，是现代房屋常见的人工林木材（Second-growth lumber）。 这种木材生长快，密度通常不如老木料，但现代建筑会配合防腐、防虫和防潮处理。例如靠近地基、室外平台等容易受潮的位置，往往会使用压力防腐木（Pressure-treated lumber）。再加上现代防水系统更成熟，只要维护得当，同样可以使用很久。 对于木房子来说，真正最大的敌人，其实只有三个： 第一，是水损（Water Damage）。 这几乎是木结构房屋最大的风险。只要屋顶不漏水、外墙密封良好、地下空间保持干燥，木结构本身可以保存非常久。很多百年老房最后被拆，并不是因为“木头老化”，而是长期漏水后导致局部腐烂，最终影响结构安全。 所以在美国，房屋维护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发现漏水后立刻修。 第二，是白蚁（Termites）。 在美国南部或潮湿地区，白蚁确实是严重问题。加州北部相对好一些，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通常会定期做虫害检查（Pest Inspection），尤其关注地下室、地基周围、靠近泥土和潮湿区域的木结构。 如果早期发现，往往只需要局部处理，不一定会影响整栋房屋。 第三，是火灾（Fire）。 木结构房屋最大的短板，就是可燃性。 不过现代美国住宅已经加入了大量防火设计，比如石膏板防火层、防火隔热材料，以及越来越普遍的自动喷淋系统（Fire Sprinkler System）。像加州不少新建住宅，现在已经要求安装消防喷淋系统。 其实，很多百年老房之所以还能保持良好状态，并不是因为“永远不用修”，而是因为房主会持续更换和升级各种系统。 房子的骨架可以撑上百年，但里面的“器官”是会老化的。 比如： 1）屋顶（Roof） 通常沥青瓦屋顶寿命大约20-30年，高端材料会更久。美国很多独立屋更换屋顶的费用，目前常见大约在1万到3万美元之间，具体取决于面积、材料和地区人工价格。 2）外墙和油漆（Siding & Paint） 木质外墙通常需要定期补漆、防水和修补。加州因为气候相对干燥，维护周期会长一些，但一般十多年还是会需要重新处理一次。 3）水电系统（Plumbing & Electrical） 老房子的水管、电线、配电箱，很多会随着年代升级。尤其是上世纪早期的房屋，常常需要重新布线、更换铜管或者升级电力系统，以符合现代安全标准。完整升级费用，经常是数万美元级别。 其实这些材料本身，很多并不算特别昂贵。美国房屋维护真正贵的，往往是人工成本。 所以美国不少人喜欢自己动手（DIY）。如果有一定动手能力，很多维修项目的成本，确实可以降到请工人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国内大部分住宅属于高层或多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从理论上来说，主体结构的寿命通常比木结构更长，也更加耐火。 但是，高层住宅有一个问题：它的维护并不是某一家住户可以独立完成的。 美国独立屋很多事情，屋主自己就能决定。屋顶漏了，自己修；外墙老化了，自己刷；水管坏了，也可以单独更换。 可高层住宅不同。因为很多系统属于“公共部分”，比如： * 外墙防水 * 楼顶 * 电梯 * 消防系统 * 排污管道 * 地下车库 * 公共供水系统 这些都不是一家人能够单独维修的，而是需要整栋楼、甚至整个小区共同协调。 问题就在这里。很多国内老房子，其实住户自己家里未必有太大问题。真正开始老化的，往往是公共区域。比如外墙脱落、地下管道老化、电梯故障、屋顶渗水、污水系统堵塞等等。 而公共维修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协调和资金。因为只要涉及公共部分，就需要物业、业委会、邻居之间共同决定。有的人愿意出钱，有的人不愿意；有的人着急维修，有的人觉得还能再拖几年。最后常常变成：不是不能修，而是很难统一意见。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高层住宅更像是一艘“共同生活的大船”。它的寿命，不仅取决于建筑本身，更取决于后期管理、维护能力，以及整个社区长期合作的意愿。

转 @Archidux_Austriae 如果你在中世纪英格兰被视为罪犯或行为不端者，你很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姓氏[允悲]。通过查阅13和14世纪的巡回法庭及其他刑事记录，可以发现了许多被人安上不光彩姓氏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这些“绰号”名字是“由地方社会强加给越轨者的，作为一种惩戒手段，一种对恶人的标签化处理。这是在完全放逐之外，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例如： 坎伯兰的罗杰·劳利斯（Roger Laweles，意为“无法无天”），被指控将一名叫吉尔伯特的男子从床上拖下来殴打。 阿格尼丝·戴瑟夫（Agnes Daythef，意为“白日窃贼”），在伦敦一所教堂寻求庇护，并在那里承认偷了一件外衣和许多其他物品。她宣誓弃国，被流放至法国。 亨利·戈莱特利（Henry Golichtly，意为“鸡鸣狗盗之徒”），在考文垂镇以抢劫闻名。 沃尔特·利特尔戈德（Walter Litlegod，意为“无德小人”，反讽），在杀害一名男子后逃离了布雷特比村。 威廉·斯沃德斯利珀（William Suerdsliper，意为“持刀游荡之徒”），因持械夜游，在韦克菲尔德被下令逮捕。 诺克基娜·霍根霍尔（Nokekina Hoggenhore，“母猪娼妓”），是在一家妓院中被发现的六名妓女之一。 亨利·布伦德奇克（Henry Brendcheke，意为“泼皮惯偷”），在纽卡斯尔因盗窃被剥夺法律保护。 戈德温·哈鲁德维尔（Godwin Haluedeuel，意为“亡命贼”），逃到牛津的一所教堂，承认自己是个窃贼。 约翰·勒法特（John le Fatte，意为“胖子”），因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其财富引起了邻居们的怀疑。尽管当时并未提交任何不法证据，但六年后他因被指控偷猪而逃离了家园。 亨利·尤伊尔柴尔德（Henry Euilchild，意为“恶徒”），被宣告无罪，他曾被指控闯入一所房子并殴打阿维斯·德拉莫拉。 约翰·莫费瑟（John Maufesour，意为“作恶者”），因盗窃和谋杀被绞死，罪行包括在韦克菲尔德偷了一匹马和一蒲式耳半的燕麦。 其他名字还有：莫里斯·斯坦格瑟夫（Maurice Stangethef，意为“劫道的”）、威廉·卡特珀斯（William Cuttepurs，意为“割钱袋者”即扒手）、杰弗里·沃尔夫斯赫维德（Geoffrey Wolvesheved，意为“狼头”，指被剥夺法律保护的亡命徒）和罗伯特·布罗肯赫德克纳夫（Robert Brokenheuedknaue，意为“泼皮无赖”）。 地方社群将这类名字强加于人，一是确保此人在社群内部被识别，二是为了“贴标签与羞辱”。社群强势群体给旁人冠以这类直白难听的复合式贬称，本意就是要羞辱身边这些背离公序良俗的败类，以管束压制、羞辱惩戒个体，进而维护并巩固社群主流的道德准则。

# 欧根·冯·庞巴维克：资本、利息与时间 **罗杰·W·加里森** > 他对卡尔·马克思及其先驱所倡导的剥削论的毁灭性批判：资本家并未剥削工人，相反，资本家为工人提供了收入，让他们远早于参与生产的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前就能获得报酬。 欧根·冯·庞巴维克身处恰当的时代与地点，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871年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时，正在维也纳大学求学的他年仅20岁。他在大学接受的正规教育为法学（因此并非门格尔的直系学生），但187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国内与国外潜心研习，为在祖国奥地利讲授经济学做准备。他的同窗、日后的内兄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以1893年出版的《自然价值》闻名——也经历了从法学转向经济学的学术路径。门格尔著作对庞巴维克思想的深刻影响，加之他与维塞尔维系一生的学术情谊，让他自然成为奥地利学派理论的阐释者与拓展者。 不过，庞巴维克的学者生涯时断时续。其学术创作最集中的阶段是1881至1889年在因斯布鲁克大学任教时期。19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鸿篇巨制《资本与利息》的前两卷。晚年的他则主要投身于奥地利财政部长的公务——这一职位他在19世纪90年代及之后断续担任，也正因这份贡献，他的肖像被印在奥地利100先令纸币上。卸任政府职务后，他于1904年重返讲台，接任退休的门格尔，与维塞尔一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同事。庞巴维克职业生涯（与生命）最后十年的学生中，包括约瑟夫·熊彼特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于1914年逝世。 1959年，《资本与利息》全书约1200页内容由汉斯·森霍尔茨与乔治·胡内克译为英文，以单卷本出版。米塞斯在评述这一新版译本时，将这部“里程碑式著作”称为“现代经济理论最杰出的贡献”。他指出，任何人若未透彻掌握本书阐述的思想，便不配自称经济学家；他甚至以其一贯的风格提出，认真履行公民职责的民众，在行使投票权前都应阅读庞巴维克的著作。 《资本与利息》第一卷《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1884年）全面梳理了各类利息理论：使用论、生产力论、节欲论等诸多流派。这部早期著作最具分量的内容，是他对卡尔·马克思及其先驱所倡导的剥削论的毁灭性批判：资本家并未剥削工人，相反，资本家为工人提供了收入，让他们远早于参与生产的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前就能获得报酬。十余年后，庞巴维克重新探讨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相关议题，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明确论证，生产要素间的收入分配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有效驳斥了劳动价值论与所谓的“工资铁律”。 作为《资本与利息》第二卷的《资本实证论》（1889年），收录了他对经济耗时生产过程及相关利息支付机制最核心、最深刻的阐释。但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价值与价格”篇以门格尔的原理为基础，呈现了奥地利学派独树一帜的边际主义理论。书中讲述了经典案例：拓荒农夫需将几袋谷物分配于自身口粮、养鸡、养鹦鹉，以及酿造白兰地等不同用途——这一案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奥地利边际主义的核心逻辑，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边际主义衍生的二次可微总效用函数、里昂·瓦尔拉斯体系主导的一般均衡方程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卷第三版（1909—1912年）的附录于1921年以《资本与利息续篇》为名独立成第三卷。庞巴维克在书中对自身理论进行澄清、修正与拓展，并回应各类批判。这些论文不仅内容扎实，更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学术思辨与论证风格：庞巴维克以经济学家的思维推理，以法学家的逻辑辩驳，其最尖锐的批评直指与自身理论最相近的学说。例如，他断然否定古斯塔夫·卡塞尔将利率视为“等待”的供需均衡结果的理论。尽管奥地利学派以方法论研究著称，庞巴维克却秉持实用主义立场，熊彼特将其隐含的原则总结为：**少谈方法论，多用一切可用方法扎实研究**。 现代经济学普遍忽视**作为跨期中间品结构的资本**。生产需要时间，连接多期生产计划制定与消费需求满足的时间跨度，必须依靠资本来弥合。现代教科书中即便提及这一现实，也往往以“资本的棘手问题”一笔带过，刻意回避这一关键领域。而奥地利学派几乎从诞生之初，就将资本理论置于核心地位。庞巴维克直面所有理论难点，毕生致力于厘清资本与利息的关系，将价值理论拓展至跨期配置场景。 职业生涯早期，庞巴维克便聚焦当时学界热议的核心问题：**资本所有者获取利息是否具备正当性？** 在他看来，利息的正当性基于一个简单的现实：人们对**同等数量、同等质量的现在财货**的估值，高于未来财货。未来财货按折价交易，换言之，现在财货按溢价交易。利息支付正是这一跨期价值差异的直接体现，向资本家支付的这种“贴水（agio）”，让工人能比无资本参与时更早获得收入。庞巴维克的**贴水理论**及其对剥削论的反驳，足以让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留名；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以此为基础突破创新，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驳斥，转化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新解读。《资本实证论》最终构建了一般均衡宏观模型，阐释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等古典议题，解决了利率存在性与决定机制等新古典难题，实现了更深远的理论突破。 他将利息贴水理论与门格尔的边际价值理论结合，证明在市场形成的工资水平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企业家会开展生产活动，既充分吸纳劳动力，又完全消耗经济体的生存基金。依托奥地利学派最早、最核心的洞见，从整体经济视角出发，庞巴维克将生产的跨期结构与工人及其他收入获得者的跨期偏好相联结。早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相反论断并将其包装为“通论”的近半个世纪前，《资本实证论》就已证明：劳动力市场与可贷资金市场（更广义的生存基金市场）能够同时实现均衡。 由此可见，庞巴维克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且具备自觉的宏观经济学思维。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李嘉图）在现代宏观—微观分野出现前，可被视为早期宏观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一词是现代概念，保罗·萨缪尔森将经济学体系重构为宏观—微观两大分支，他指出这一区分源自拉格纳·弗里希与简·丁伯根，该术语首次见诸文献是埃里克·林达尔1939年的著作。但早在189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一文中，庞巴维克就写道：**若要正确理解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整体，就必须研究微观个体**。这句平实的方法论准则，既体现了他对宏观经济的研究追求，也明确了**稳健宏观经济学必须以微观基础为核心**——这一观点在主流学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普遍接受。 为阐释资本与利息的宏观理论，庞巴维克提出了**同心圆靶心图**，用以描绘生产的时间结构：生产以原始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动）为起点，从中心向外延展耗时完成，最终产品在最外圈形成，满足消费者的最终需求。连续两页的靶心图，对比了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的差异。 这一独特图示，可视为F·A·哈耶克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提出的更简洁**手段—目的框架**的前身。哈耶克三角形沿时间轴划分为多个“生产阶段”，与靶心图沿半径划分的“成熟等级”高度对应。 尽管靶心图（与更知名的哈耶克三角形）本身是静态的，却旨在服务于**动态变化分析**：支配资源在不同圈层间配置的市场机制是什么？庞巴维克的正式分析（仅以简洁图示与算术例证构成）帮助读者“理解图景”，但对他而言，“理解图景”只是“讲述故事”的前奏——他以叙事方式对变化过程的非正式分析，突破了静态表述的局限。 在静止状态下，同心圆具有双重含义：（1）生产过程随时间从最初投入推进至最终产品；（2）各圈层面积可代表某一时点不同类型资本（在产品）的存量。 但描绘静止状态只是讨论变化的起点。庞巴维克简要提出问题：**若仅维持资本存量不变，需要采取何种措施？** 给出简要答案后，他进一步探讨更关键的问题：**若要实现资本增长，必须采取何种措施？** 这一核心问题的答案，区分了奥地利学派宏观经济学与日后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答案涉及同心圆结构的调整。他提出多种变化形式，均指向同一逻辑：**真实储蓄以减少消费与外圈资本为代价，储蓄又支撑内圈资本的扩张**。庞巴维克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是企业家推动这种结构调整，而各圈层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是企业家决策的核心依据。 无论正式与否，核心结论清晰无误：**资本结构扩张并非所有成熟等级资本的同步、等比例增长，而是资本在不同成熟等级间的重新配置**。这一由先驱提出、却被现代主流学界长期忽视的市场机制，能让经济体的跨期生产计划与消费者的跨期偏好保持一致。这一机制的重要性，正是他与约翰·贝茨·克拉克论战的核心——克拉克认为资本一旦形成，其维持是自动过程，生产与消费本质上同步发生。尽管现代读者会认定庞巴维克赢得这场论战，且哈耶克日后与弗兰克·奈特的论战同样取胜，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仍隐含采信了克拉克与奈特的观点。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很容易发现，庞巴维克距离提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仅一步之遥。这一步最终由米塞斯与哈耶克完成：核心是对比**偏好驱动**与**政策驱动**的圈层结构调整。跨期偏好转向储蓄增加，引导资本在圈层间重新配置，推动资本积累与可持续增长；而政策驱动的信贷条件变化（即通过增发货币放贷压低利率），会导致资本在圈层间错配，引发不可持续的增长与经济危机。 庞巴维克未能沿这一方向推进理论，原因很简单：他始终不愿涉足货币理论。他对这一领域的态度，在写给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的信件中展露无遗——维克塞尔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偏离的思想，日后成为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重要组成。1907年庞巴维克写道：“我本人从未以学者身份深入思考或研究货币问题，因此在这一领域缺乏把握。”1912年他又补充：“你知道，我对极难的货币理论并无真正的研究底气。”同样在1912年，提及米塞斯首次阐述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的《货币与信用理论》时，庞巴维克向维克塞尔说道： 有一位维也纳青年学者米塞斯博士出版了一本货币理论著作。米塞斯是我与维塞尔教授的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为他的所有观点负责。我刚开始读这本书，还不熟悉其内容。 1913年，即他逝世前一年，他再次表示：“我尚未将货币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因此对其涉及的难题不便妄下判断。” 熊彼特列举了庞巴维克未纳入研究框架的五大领域，其一便是货币：庞巴维克认可货币数量论“不可动摇的核心真理”，却接受货币仅为“面纱”的观点。其二被排除的领域——如今看来与货币理论紧密相关——是经济周期理论：庞巴维克认为经济危机并非“内生、统一的经济现象”，而是本质上由偶然扰动引发的外部冲击后果。另外三个被排除的领域是人口、国际贸易，以及应用价格与分配理论。 我们完全可以原谅这些未竟的研究。当一位思想深邃的学者实现重大理论突破时，我们无权苛求他走得更远。我们更应看到，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后续发展，让庞巴维克的理论贡献愈发彰显其价值。 庞巴维克经济学的早期与现代文献中，曾指出诸多所谓的理论缺陷。不少批判来自奥地利学派内部：认为其理论**主观主义不足**；利息贴水理论过度依赖心理因素；生产时间的核算采用**回溯视角**而非前瞻视角。学派外部的批判，则大多源于过度关注其算术例证，或将其理论强行套入新古典形式化框架的尝试：认为利率与生产迂回程度的关系并不如他所言具有普适性；经济体的跨期资本结构无法简化为单一数值；平均生产周期对利率的定义性依赖，使其理论有效性大打折扣。幸运的是，这些与其他各类批判，均未动摇庞巴维克核心思想的根基，也无损其对奥地利学派理论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 即便如熊彼特这般造诣深厚的经济学家，也曾将利息视为非均衡现象，甚至设想长期均衡中市场力量会将利率压至零；凯恩斯认为利息是纯粹的货币现象；弗兰克·奈特追随克拉克，构建“资本神话”，主张生产与消费同步、生产周期无关紧要、利率完全由技术因素决定。20世纪资本与利息理论的种种曲折反复，更让欧根·冯·庞巴维克的持久智慧显得弥足珍贵。 --- ### 拓展阅读 1. Bohm-Bawerk, Eugen von. 1962. *Shorter Classics of Eugen von Bohm-Bawerk*.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2. —.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s. in one). George D. Huneke and Hans F. Sennholz, trans.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3. —. \[1898\]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Alice McDonald, trans. London: T. Fisher Unwin. 4. —. 1895. "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and Its Cr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 (January): 113-31. 5. Garrison, Roger W. 1990. "Austrian Capital Theory: The Early Controversie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supplement to Vol. 22. Pp. 133-54. Published in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Bruce J. Caldwell, 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6. Hennings, Klaus H. 1997.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Eugen von Bohm-Bawerk*.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7. —. 1987. "Bohm-Bawerk, Eugen von."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2.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eds. London: Macmillan. Pp. 254-59. 8. Kirzner, Israel. 1996.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9. Kuenne, Robert E. 1971. *Eugen von Bohm-Bawerk*. Vol. 2. Columbia Essays on Great Economi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0. Mises, Ludwig von.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Eugen von Bohm-Bawerk and the Discriminating Reader." *The Freeman* 9, no. 8 (August): 52-54. 11. Schumpeter, Joseph A.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 1951. *Ten Great Econom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为什么小可爱们会被境外势力牵着走 > 如果老板靠剥削员工可以发财，有法律禁止你当老板么？你自己创建个公司你也去剥削员工不好么？ 前几天，我不是去林贾尼爬山去了么，自虐新旅程-林贾尼之旅。那么三天爬山，精疲力竭，摔得浑身带伤，然后第四天跳岛浮潜活动，我就没下水，选择在沙滩上休息，那天发了个朋友圈，秀了几张沙滩海水美景，然后写了一段岁月静好的文字，说自己爬山精疲力尽了，就不潜水了，沙滩躺平看看帅哥美女就很好。然后王叔就给我回了一句。（就是一起去南极的那个王叔 关于南极旅游 - 王叔特别篇），他说，躺平代表的是境外势力。额，当然，王叔这是和我开玩笑。不过躺平这件事，倒是很值得说道说道。 还记得去年还有一件境外势力的事情，就是 996icu 那个项目，也被定性为境外势力的阴谋，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官方新闻。 那我想说什么来着，我想起来很早以前写过几篇关于996的历史逻辑的文章，我都没敢发表观点，只是说说真实的职场博弈逻辑，就被各种小可爱们骂，说我屁股歪了，说我替万恶的资本家说话了。到底谁屁股歪了，谁被境外势力带跑了。 我很多文章提到年轻人需要如何提升自己的时候，如何拥抱市场竞争而不是总想着上岸躺平。总有小可爱跟我讲道理，说时代不同了，不要倚老卖老，不要劝人做牛马，总而言之躺平有理，努力有罪。 所以我经常说，我才是正能量博主有没有。 小可爱们经常被回旋镖击中，不是一次两次，但总没记性，其实基本逻辑我旧文写过，真的，这种新闻出来，从我旧文里都能找到答案。讲立场有错么？ 不好意思那篇文章是付费的，但基本逻辑都在里面，为什么开付费，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自保啊，没办法，一定会有小可爱们去投诉，去举报，而且是有关部门审核里面也有很多小可爱是被境外势力带跑的，我觉得这个也要彻查啊，要不为什么我如此正能量的博主经常会被删文，那些境外势力的代言们却经常会十万加。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关键不是境外势力这四个字，而是背后的价值导向。你不能一边喊厉害了我的国，一边却对真正建设国家的人冷嘲热讽，甚至各种批判。如果今天有个境外势力说，中国旅游很香很实惠，大家都来中国旅游吧，你会去反对和批判这个境外势力么。 价值导向需要有底层逻辑做支持，而这个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前面付费文章里，我这里讲一句关键就行了，你只要把剥削换成博弈，把运气换成概率，你的认知能力就提升了一大截。 这就可以解释一切。 如果你认为万恶的资本家是剥削人民的，你把那些资本家吊路灯，挨个没收资产，收归国有，人民当家做主，这不就是幸福人生了么？ 不只是中国试过了，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试过了，我告诉你们结论，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尝试后变成富裕发达的国家，而且全都是恰恰相反。 我说过我们这代人确实有时代红利，什么时代红利，终于大学不包分配了，终于可以自谋职业了，终于拥抱市场经济了，终于尊重个体发展了。很多人羡慕古早时期的国家包分配，羡慕那时候的稳定生活。我是那个时代走出来的，稳定的穷，稳定的扣扣索索，稳定的低天花板。是市场经济解锁了这个国家的发展，释放了这个国家的活力。 如果老板靠剥削员工可以发财，有法律禁止你当老板么？你自己创建个公司你也去剥削员工不好么？ 如果你从剥削论，阶级论去看，你就会觉得，996icu把资本家挨个点名去挂路灯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面对剥削自己躺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然后你就自然认为那些境外势力都是为了你好，为了让你更幸福。 但是如果你能从博弈去理解，就是另外一个结论。博弈是什么，你和资方是平等的，但你需要有自己的筹码，这个筹码可能是能力，也可能是资源，也可能是其他你特有的价值。然后，你面对的不是一个老板，你是有选择的，你不需要把自己束缚在一家公司，一个领导下面；甚至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做老板，雇佣其他人给你做事情。但你需要知道如何获得筹码，如何获得博弈优势，而不是躺平摆烂，或者只是喊激进口号。 那么问题来了，剥削和阶级矛盾，又是那个境外势力灌输的呢？

### 统计里的乐趣：关于听歌这件事 朋友坐我的车时吐槽车里存的都是上古老登才听的歌。近年也确实感觉听老歌的频率越来越高而对那些打榜新歌越来越没有兴趣。我最初的解释是认为现在的新歌太差，无论是技术还是歌词还是唱法都有严重的塑料感，缺乏诚意和才气。 但后来与几个朋友闲聊发现，与我年龄相仿的几位也有跟我类似的趋势：越来越爱听老哥，对新歌越来越无感。于是决定研究一下看看，这是少数人的特例还是一个人类普遍现象。以下是一些公开的数据，它们在学术意义上可能并不严谨，但不同机构的统计结果多少还是有一些相似性，这让我车里那些老登歌曲稍微少了一些尴尬。 1. 《纽约时报》对 Spotify 数据的分析显示，用户播放次数最多的歌曲往往来自青少年时期听到的歌，尤其是13-16 岁之间。 类似地，调查机构YouGov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对青少年时期听的歌有强烈的偏爱，这种现象在各个年龄段均普遍存在，换言之，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心中的）老歌好听”。 2. 欧洲知名的流媒体服务平台Deezer也有一项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听众主动探索新歌听这种行为特征的高峰期在24岁，受访者表示，在此期间，他们对音乐的态度是开放性得分，听歌很多样化，来者不拒。然而，过了这个年龄之后，人们跟上音乐潮流的能力通常会下降，受访者表示，30岁出头时，他们的音乐发现量显著降低。Deezer的研究指出，31岁是音乐品味开始固化的年龄。 3. 类似的发现在多项分析中得到验证，其中包括一项基于2014年Spotify用户数据的研究。这项研究利用Spotify的内部数据集，分析人们随着年龄增长，其听音乐的品味如何开始偏离潮流。这项分析把像Dua Lipa这样的当红流行歌手得分定义为1（最当红），而像齐柏林飞艇这样的老登艺术家则排名在200名开外，以此类推。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如下图所示，圆圈外缘的蓝色数字表示听众的年龄，红色自内向外表示偏好歌曲距离现在当红歌曲的时间距离。螺旋线轨迹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听歌的偏好正螺旋式地远离时下流行，登味渐浓。 这项研究还发现，33岁是人听音乐口味的固化点，在这个年龄段，艺术品味开始固化，与当代作品的距离越来越远。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与子女已因为上学工作等原因分居的空巢老人相比，子女在身边的父母，其偏离主流音乐的速度更快——Deezer把这种现象称为对个人文化影响力征收的一种“父母税”。 4. 听歌口味的固化不仅体现在流行度上，也体现在多样性上。从30岁开始，我们听的老歌音乐越来越多，在流媒体播放过程中接触的艺术家却越来越少，听来听去还是那些人。 5. 听者个人的文化背景对于音乐发现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项针对青少年至中 年人群音乐态度和偏好的大型横断面研究发现，我们与音乐的关系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显著变化。该研究调查了超过25万名受访者，发现： 1） 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对音乐的重视程度会下降，尽管成年人仍然认为音乐很重要。 2）年轻人听音乐的时间明显比中年人多。 3）年轻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和环境中听音乐，而成年人则主要在私人场合听.(这个发现或许也能解释为啥音质玄学爱好者以老登为主) 探索新歌意愿的下降并非源于流媒体时代的选择性几乎无限。这项横断面研究还发现，音乐偏好与心理社会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在这项调查中，研究人员考察了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音乐偏好在五个维度上均会发生变化变化：音强、时代性、朴实性、编曲精致度和柔和度。他们收集的数据表明，我们与音乐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具有普遍性，音乐偏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这是自然现象。 所以，如果各位中登老登们的车里也堆满了老歌，请不必惊慌或尴尬，那只是说明你是个很正常的登——即使文件夹里都是上世纪的重金属、速度金属，那咆哮也是年轻时的温柔馈赠，你或许只能与自己和解。

下半年我也要开始领了😇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第6102号行政令。为了防止黄金囤积、增加货币供应，美国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公民将私人持有的金币、金条和黄金证书按固定价格交售给政府，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

知识分子的工作始于理念并终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担、承受的。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是知识分子。亚当·斯密从未经营过商业，卡尔·马克思也从未管理过古拉格。 ——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

此ai工具将在适当的时候，在条件充分的时候，到恰到好处的关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必要的程序结束的时候上线。

# 世上有两种历史教训 文：言九林 ## 自去年12月份起，至今年4月份，断断续续在播客「书探来了」（选题与内容都很不错的播客，推荐大家关注，链接见文末「阅读原文」）做了几次对谈，主题围绕着《秦制两千年》《活在洪武时代》《大宋繁华》与《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四本书展开。最近打算抽时间把对谈内容——也就是我唧唧歪歪的那部分——略作增删整理，权作一次较为完整的「秦制四部曲闲谈」。这是第一期。 ## **1** 秦制是种统治模式，或者讲是种统治术。 跟之前的周制相比，秦制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个，在统治集团层面，它把贵族分封制给废除了，变成了郡县官僚制度。贵族分封制下，贵族与周天子是互相依存但又彼此独立、互相制约的关系，周天子不能随意取消晋国、齐国等诸侯，也不能越过晋国国君、齐国国君去晋地、齐地征兵征粮。郡县官僚制下，官僚完全依附于皇权存在，谈不上任何独立性。官僚的核心存在价值，是充当皇权对郡县予取予求的工具。 第二个，在被统治集团层面，或者说普通百姓层面，秦制致力于摧毁一切有组织能力的群体，比如大型宗族，目的是把百姓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社会上一切有组织、有声望、有资产的力量，都是秦制政权要消灭的对象。这是秦制政权最典型的两个特征。 这两个特征，都是为了让秦制政权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社会、更强力地汲取民众。 **2** 商鞅变法那会儿，算是秦制奠定基础的时代。当然了，若是讲秦制从商鞅时代开始，恐怕不太准确，秦制的开始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我们看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文化，有道家、儒家、墨家。很多思想流派的出现都比商鞅变法早。比如老子道家学说的诞生，按我个人理解，就意味着秦制已经出现萌芽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之所以诞生，也是因为秦制已现端倪。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可能更多把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当做思想哲学类著作看待。这没问题。但回到先秦时代，我更愿意把《道德经》看成政治类著作。《道德经》里要求「圣人无为」，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统治者嘛。老子希望统治者无为，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自然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路圣人正在疯狂有为。圣人疯狂有为，下面的被统治者就遭了殃。这里的被统治者，不仅仅是底层百姓，也包括诸侯，包括卿，包括士大夫。周天子折腾，诸侯们遭殃；诸侯们折腾，卿与士大夫们遭殃。平民最惨，所有这些或大或小的圣人折腾，都要搜刮粮草，都要强征底层百姓去做炮灰。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圣人无为，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那些圣人，他们还没有一套如何「有为」的真正有效的术，就是怎么从百姓身上最有效地把钱粮榨出来，怎么控制住更多的壮丁并将他们一个个抓到自己碗里来。圣人们还没有一套干这类事情的「方法论」。换句话说，圣人们已经在谋求实现秦制，但他们还没找到通往秦制的最有效路径。 再往后又出现了孔子。我们看孔子讲什么？讲「克己复礼」。什么叫克己复礼？克制我自己的欲望，然后恢复到受「礼」这套制度约束的状态当中去。孔子让谁克己复礼，是让统治者克己复礼，让统治者别折腾。孔子的儒家和老子的道家最大的区别，是孔子不要求统治者无为，他支持统治者有为，但希望统治者能够被「礼」约束。近代文明讲「王在法下」，孔子到不了这个程度，他的期望是「王在礼下」。 为什么孔子不讲无为了呢？因为春秋是个争霸时代，根本没有哪个君主要听人念叨「无为」。孔子不是在书斋里治学，他得承认现实。但他退而求其次的「王在礼下」，其实也很难实现。孔子说让社会回归礼的约束，其实是以西周为模板。他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主要是欣赏西周时代的天下秩序。上有周天子，下有诸侯、卿与士大夫，互相支持也互相制约。诸侯们打起来了，有周天子出来维护秩序；周天子受到欺凌，也有诸侯们出来勤王攘夷。孔子讲「吾从周」，说白了还是因为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圣人们正在疯狂有为。 结局当然也可以看到，老子的东西，孔子的东西，无论怎么推销，圣人们都没兴趣。因为他们立论的时候，就没有完全站在圣人的立场，而是试图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寻找一个不那么糟糕的平衡。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市场里头，皇帝们最喜欢什么？最喜欢法家的东西。商鞅之前，管仲、李悝这些人身上，都有法家思想的雏形。商鞅其实是把法家那套统治术给集大成了，给做成了总结性的东西，然后卖给君王，在秦国卖了个好价钱。 **3** 《商君书》里主张「国富而贫治」，这东西就是一种术。百姓必须被控制在贫困线上下，饿不死吃不饱，冻不死穿不暖，这个状态最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状态的老百姓，他没心思想别的，只能一门心思想着多种点地，多垦点荒，每年多收个三五斗，以摆脱半死不活的状态。当然了，秦制君王不会让他如愿。百姓多收了三五斗，官府便会想办法把这三五斗合情合理合法地榨取走。要让百姓永远处于半饥饿状态，要让百姓跟疯狂拉磨的驴子一样，眼里看得到胡萝卜，觉得只要继续往前迈步就够得着，实则永远不可能吃到。商鞅说，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实现汲取利益的最大化。 反过来，如果百姓富有了，会出现什么状况？按照商鞅这派法家的理论，百姓一旦富有了，吃饱穿暖了，就会有别的追求。就会想读书，想出门旅个行，想做个官，想在乡里头村里头有尊严，想要大家都喜欢我敬重我……这些东西在法家看来，都对国家有害。百姓去读书旅行，去追求尊严，对国家有收益吗？法家认为是没有的，不但没有，还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多一个读书旅行之人，就少一个种地之人；多一个追求尊严之人，就多一个不服官府「管教」的刺头。法家最理想的被统治者，是平日里埋头种地，战争时嗷嗷上阵，服从度高，从不问「为什么」。 所以，在法家理念中，很多我们视为文明的东西，反而通通被认定为消灭对象。《商君书》里把这些东西叫做「六虱」，就是依附在国家身上吸血的六种跳蚤。包括「诗书」「礼乐」「仁义」「非兵休战」「修善孝悌」「诚信贞廉」。最好的被统治者，只要会种地、敢死战就行，不需要懂诗书、通礼乐；更不需要有什么和平思想。法家认为这些东西通通对国家有害。 到了战国中后期，思想市场上面，其实已经是法家一枝独秀了。荀子是儒家的底子，就往理论里掺了法家的东西，否则会没饭吃。他的弟子李斯和韩非走得更远，根本是完全投入到了法家的怀抱。毕竟那个时代，思想市场上只有一种买家，就是君王。君王们要争霸，要疯狂控制社会和汲取百姓，所以他们不要道家，不要儒家，最喜欢法家。除了法家，君王们还吸收了半个墨家。之所以说是半个墨家，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墨家思想里讲集体主义和绝对服从（钜子）的那部分，不喜欢带有民本理念的那部分。此外，墨家在军事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守城术、攻城术，也被君王们给吸收了。 我们比较熟悉三国史，知道那时候军阀混战，动不动就放水淹人家城池，还普遍扣押士兵的家属作为人质。其实，这些战争技术具体如何操作，在《墨子》这本书里都有记载。所以墨家也很受秦制君王们喜欢。学术界有种意见叫做「墨家入秦」，认为墨家钜子带着团队入秦后，墨家那些技术性的东西，都被秦国给吸收了，但以墨家钜子为首的墨家社团，这支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则被秦王给肉体消灭了。此后墨家便自中国历史上失踪。但是墨家的那些技术，墨家要求个人绝对服从集体（钜子）的理念，在秦国被继承了下来。秦国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没有钜子的墨家，或者说秦国是一种「墨法结合」形态的政权。 说到底，秦制这个东西会诞生，主因是参与争霸战争的君王们喜欢。据此也可以说秦制最初乃是一种战时状态下的统治术。遗憾的是，战时状态结束了，秦制这个玩意它也不会离开，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用。一是没有技术门槛，很容易上手。搞秦制不需要高智商，只要丧失政治良心即可。二是短期效果惊人，用这种东西控制百姓、汲取民间财富往往立竿见影。至于长期效果，社会活力会不会被扼杀，民间经济会不会崩盘，那就是「我死之后，哪里还会管什么洪水滔天」了。于是，君王权力无远弗届，官僚战战兢兢，社会上一切有组织、有声望、有资产的力量皆被消灭殆尽，便成了历代秦制王朝追求的「政治理想」。 4 秦制政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是整个社会没活力。思想文化没活力，社会经济没活力，发明创造也没活力。它首先会把人给焊死在固定的地方。先秦也好，两汉也好，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还有隋朝和唐代前半期，也包括朱元璋执政的洪武时代，百姓都是不被允许自由流动的。人不能自由流动，还能有什么交流？信息交流、思想交流、技术交流……哪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有。 尤其是朱元璋统治时期。那就是一次全面的历史大倒退。本来到了唐朝后半段和两宋时期，还有元朝，百姓的双脚已被稍稍松绑，可以跨县跨州流动了。可是朱元璋一来，又用路引制度把百姓给牢牢焊死在本乡本土，出远门变成了一件需要特殊审批、且成本高昂的事情了。这样，整个洪武时代就成了静态社会，毫无创造力。 但是秦制君主们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他们往往拥有非常广袤的统治区域，疆域广阔，无论从人口来看，还是从土地来看，政权的总体量都很大。放眼世界历史，很容易发现秦制这种模式，这种以牺牲社会活力来换取政权稳定的模式，通常只存在于疆域广大的政权。像中世纪米兰、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如果玩秦制的话，政府是要饿死的，它会连公务员工资都开不起。所以米兰、威尼斯这类城邦会鼓励人的流动、鼓励经商、鼓励思想文化交流，最终整个城邦会全面商业化。反观秦制政权，一般都是大型农业国家，而且会把重农抑商当成国策。秦制国家害怕百姓满地图跑，将之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朱元璋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打击“游民”，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商人是最有动力满地图跑的人群，当然更要抑制。 总之，那些「地大物博」的秦制国家，即便科技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可供汲取的人力与物力也仍相当可观。所以秦制君王们对「以牺牲社会活力来换取政权稳定」这种事情往往不怎么在乎，也不觉得有问题。直到近代，社会自由带来的技术革命，终于足以全方位降维吊打死气沉沉的「地大物博」，秦制君王们才真正感觉到了脸疼。 5 秦制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统治术。它很低级，说白了就是如何控制社会、压榨百姓。将百姓的人身自由压到最低点，将针对百姓的汲取提升到最高点。这种事情，每个参与争霸战争的政权都会自然而然去做。区别只是谁做得更狠更有效率。说白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君王们，最擅长的事情是抢蛋糕，最不擅长的事情则是让蛋糕变大——对的，是「让蛋糕（自己）变大」，而不是「（君王们）把蛋糕做大」，他们根本不会做蛋糕，少拖会做蛋糕之人的后腿就已是万幸（不拖是不可能的）。毕竟，让蛋糕变大，需要他们懂很多东西，比如需要知道市场有客观规律，权力肆意揉搓只会适得其反；需要知道社会得先有自由，然后才会焕发活力。他们的知识结构，通常不足以理解这些东西；他们的执政思维，也往往只有单调的「管起来」。 此外，把自由还给社会、让蛋糕变大也有个过程。这好比种树，得等树长大再开花结果。秦制君王们或急于赢得争霸战争，或急于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人生目标、兑现雄才大略，哪里等得及果树慢慢生长。他们心心念念只想着马上摘果子，即刻成就千秋功业。所以，他们往往更愿意发起算缗告缗运动，更愿意发起全民有奖举报运动……用这些手段去剥夺民间财富，去控制百姓人身自由，去监察社会思想言论……这些东西有什么含金量吗？没有的。只要不讲良心就行。 当然了，「良心」也可以换个方式讲。比如搬出「大棋论」，搬出「害在当代利在千秋」，便不妨心安理得「先苦一苦百姓」。问题是，连当代活着的百姓都可以毫不犹豫拉出去做耗材，那千秋之后的子孙要指望其恩泽，恐怕也只是妄念。 6 我们经常讲一个话，「人类从历史当中吸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会吸取历史教训」。这话不对。 为什么不对？因为有两种历史教训。一种是统治者眼里的历史教训。一种是我们这些被统治者眼里的历史教训。统治者有资格吸取历史教训、并将之转化为具体政策，但他们只会吸取对自己有利的历史教训；被统治者喜欢总结对自己有利的历史教训，但这类历史教训往往对统治者没好处，而被统治者又根本没能力将历史教训转化为政策。真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1.「被统治者」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统治者」大多不会接受。 2.「统治者」吸取的历史教训，对「被统治者」来说通常意味着灾难。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父子。他们总结西汉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王莽能够篡汉，最重要的原因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长期掌握大权，后家太过强势。为了落实这一历史教训，章帝在白虎观召开国家意识形态最高会议，确立了「三纲」，其中一条就是「夫为妻纲」，直接将女性打落尘埃踩进泥里，变成「法定的二等人群」。 另一个例子是朱元璋，他在元末是个可以四处流窜的游民，这是他日后成为造反领袖最重要的社会背景。他做了皇帝，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花力气最大的地方，就是用路引制度将百姓牢牢焊死在本乡本土，同时还屡屡掀起打击所谓「游民」的群众运动。因为做过和尚，知道元末寺院大多是资产丰厚的有组织机构，他还发动了全方位的寺院整顿运动，不但强行将天下寺院变成官办机构，由官府直接派人入寺坐镇担任管理职务，还彻底切断了寺庙与百姓的直接联系，百姓想请僧人放焰火做法事，都得先向官府申请报批，再由官府向对应寺庙派单。 站在底层百姓的立场，去总结西汉与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不会出「朝廷应该多行仁政、对百姓好一点」这个大范围。可汉章帝吸取历史教训，所有女性倒了血霉；朱元璋吸取历史教训，全天下百姓倒了血霉。只要世上还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这历史教训就必定得分做两种。此事不独中国古代如此。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自然也是期望世人以法国大革命的惨痛结局为历史教训及时改良转型，可书中最让君王们感兴趣的教训却是「革命往往发生在管制松动的改良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