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马航MH370上的乘客以中国人为主 网友评论：怪不得除了马来当局，国际上几乎没有发声的…

【WSJ猛料：Polymarket的0.1%是如何收割160万人的？】 🚨 尽管Polymarket拥有160万活跃用户，但仅1600个账户（占总量的0.1%）瓜分了平台三分之二（67%）的总利润。 与之相对，超70%的用户处于亏损状态。 WSJ追踪了这些“金字塔顶端”的收割者，发现他们并非依靠运气： 高频量化派： 如Michael Boss，凭借职业扑克手直觉与统计背景，实现毫秒级报价修改，通过极高的周转率积少成多。 重资金融资派： 如Samuel Wood-Soloff，通过部署巨额资金充当做市商，提供流动性以获取稳定收益，而非下注方向。 算法团队派： 如大学生创业者Jonathan Stall-Ryan，利用自动化程序每日运行数万笔交易，实现了资金的指数级增长。 普通人还在赌川普能不能赢，大佬们已经在用高频交易赚确定的钱。这就是一场“内幕狗”和“量化机器”的游戏，普通人纯属送人头。

大为震撼😇

上海证券、中国证券网： 再不抄底就晚了😇

独家冰咖啤做法： 一份espresso，一份冰，一份凉水，想要略带甜味，凉水可换成椰子水，放进搅拌机打到听不见冰块碰撞声，绵密的气泡咖啡就好了。

### 财政委婉语 作者：罗伯特·P·墨菲 2010年9月13日 > “漏洞”这个说法本身就意味着，政府理应拥有你赚的所有钱；政府没能提前拿走这笔钱，反倒成了需要纠正的“失误”。 政客能屡屡得逞、实施系统性掠夺的手段之一，就是用各种委婉语包装其行为。穆雷·罗斯巴德曾揭露过一些典型伎俩。而近年来，就连号称“中右翼”的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与马丁·费尔德斯坦也在推波助澜，混淆概念，让公众更难看清自己被盘剥的程度。 罗斯巴德对财政委婉语的批判 在其精彩文集《读懂经济学》中，罗斯巴德写过一篇《创造性的经济学语义学》，他写道： 如果说近年来联邦政府的经济学家们一无是处，那他们至少在所谓“创造性经济学语义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首先，他们重新定义了看似简单的**“预算削减”一词。过去，“预算削减”指明年预算低于今年。按这个传统定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任头两年确实大幅削减了预算……但如今的“预算削减”根本不是削减，而是比上一年支出大幅增加**。 “削减”被巧妙但关键地重新定义为“削减其他东西”。至于削减的是什么似乎无关紧要，只要把注意力从实际美元支出上移开就行。有时是削减**“增速”**，有时是削减“实际”支出，有时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有时是低于此前对当年的预测值。 一系列此类“削减”的结果是，政府支出不仅按传统口径大幅飙升，按其他任何口径也同样暴涨。无论怎么算，政府支出都显著上升。到头来，这种语义游戏式的预算削减，和五分镍币票价、美国宪法一样，早已名存实亡。 罗斯巴德接着指出，这种“创造性语义学”不仅用于政府支出，也用于税收： 当然，政府经济学家也在竭力为增税糖衣裹粉。他们从不说这些调整是“增税”，根本不是增税，而是**“增收”与“堵塞漏洞”**。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漏洞”这个概念的评论最为精辟： “漏洞”这个说法本身就意味着，政府理应拥有你赚的所有钱；政府没能提前拿走这笔钱，反倒成了需要纠正的“失误”。 曼昆与费尔德斯坦：让这一“传统”延续 哈佛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素有共和党保守派之名，部分原因是他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另一位哈佛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则是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经常为《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撰写评论，自称“保守派经济学家”。在所谓“体面”的政治辩论光谱里，曼昆和费尔德斯坦被视为右翼人士。他们不像阿瑟·拉弗那样激进，但本该代表市场立场，与克鲁格曼、布拉德·德隆等更偏向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形成对立。 然而，按照罗斯巴德主义的视角，这种归类十分可疑。两位曾担任总统顾问、如今在哈佛任教的经济学家，真的会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捍卫者吗？ 这种怀疑完全站得住脚。曼昆在一篇题为《换个名字的政府支出》的博客文章中写道：“马丁·费尔德斯坦的金玉良言”，并附上《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链接。费尔德斯坦在文中称： 说到削减支出，国会找错了地方。除社会保障与联邦医疗保险外，联邦大部分非国防支出如今并非通过直接现金拨付，而是通过特殊税收规则实现。这些规则被用来补贴各类支出，包括教育、儿童保育、医疗保险，以及国会青睐的无数其他项目。 这些税收规则——因为它们导致政府本可征收的收入流失——等同于政府直接支出。这就是税收与预算专家将其称为**“税式支出”**的原因。据国会联合税收委员会估算，今年税式支出将使联邦赤字增加约1万亿美元。如果国会真要削减政府支出，就必须拿其中大部分开刀。 我本想把费尔德斯坦这段话最令人震惊的部分加粗，但读完会发现，整段话都令人震惊。（如果你不这么认为，我建议你放慢速度，再读一遍。） 费尔德斯坦声称，联邦支出的大头是军费、社会保障与联邦医疗保险。但在这些巨额项目之后，按他的说法（并得到曼昆赞同），最大块的“政府支出”竟是房贷利息税前扣除、子女税收抵免这类条款。 换言之，费尔德斯坦彻底抹杀了两者的界限： （a）政府把从彼得那里拿走的1000美元交给保罗； （b）政府不拿走保罗赚的1000美元。 在费尔德斯坦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是政府支出。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中的财产权无关紧要，这两种过程就是他所说的“等价”。如果我们默认所有收入一开始都归政府所有，那么无论政府开支票给某人，还是仅仅允许某人保留市场收入，都算是政府对他的“恩赐”。 反之，如果我们认为人们有权拥有自己在市场中赚取的收入，那么政府再分配与政府压根不征税之间就有天壤之别——这是盗窃与非盗窃的区别。 别误会，我明白费尔德斯坦的分析逻辑。如果只狭隘地关注联邦预算平衡，那么“堵塞税收漏洞”多收100亿美元，与直接削减100亿美元支出效果一样。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语言本应有明确含义。把增税说成“等同于削减支出”，是对语言的滥用。照此逻辑，蒂莫西·盖特纳也可以把遭人痛恨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银行救助说成8000亿美元“减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也可以把战争称作上万亿美元的减税。毕竟，高盛、哈利伯顿等大公司最终拿到了更多钱，所以这些项目本质上就是减税，对吗？ 除了这种荒谬性之外，一个简单事实是：即便仅为削减赤字，“税式支出”也不等于真实支出。费尔德斯坦引用联合税收委员会的估算称，今年赤字因这些“支出”增加1万亿美元。 他似乎暗示：只要政府取消扣除、抵免及其他漏洞，赤字就会相应减少。这纯属无稽之谈。税法若大幅修改，人们的行为会随之改变；一旦取消漏洞，这1万亿美元假想税收所依赖的税基会大幅萎缩。 现在增税，免得将来增税 整件事最滑稽的部分，是费尔德斯坦对国会发出的严厉警告：若不取消这些麻烦的税式支出，后果不堪设想： 若不削减税式支出，家庭与企业税负就必须提高，以防国家债务失控——目前债务占GDP比重为63%，预计到2020年将升至90%。剔除社会保障与联邦医疗保险福利后，预算其余支出仅占GDP的7.5%，空间极小，不足以大幅削减年度赤字——本十年剩余时间年均赤字预计为GDP的5%。相比之下，当前税式支出总额占GDP的6.4%。 乍一看，这正是我们期待“右翼人士”给出的分析：削减政府支出，控制债务，避免家庭与企业增税！马丁兄弟，说得好！ 但一旦用奥威尔式翻译器还原费尔德斯坦的话术，就会发现他真正的意思是： 政府现在就必须给家庭和企业加税，免得将来不得不加。 结论 政府经济学家仍在玩弄罗斯巴德多年前就揭露的话术把戏。需要大批博士才能忽悠公众，让他们相信：政客对自己系统性的掠夺，其实是为了自己好。

“觉得自己想太多的时候，就用英文想，这样你就会发现，自己想不了太多了” 🤣

我们从小被灌输“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秦制下的编户齐民是不得不勤劳的，勤劳是传统义务。 另一个被教化的刻板印象，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在战国后期就开始了，由各国国君发起。反直觉的是皇家比屁民还热衷打土豪，不发动群众可做不到，原子化的弱民越多非但不对权力构成威胁反而是促进的。周秦之变后的秦制两千年，也可以说是农奴制。 View quoted note →

@齐都督 秦制对于汲取民力非常高效？让Claude对此解读： 这个判断基本正确，但需要精确定义什么是"秦制"、"汲取"的机制是什么、以及高效的代价是什么。 秦制的核心不是暴政，是编户齐民 很多人把秦制理解为"严刑峻法"，这是把表象当本质。秦制的真正内核是一套国家直接触达每一个自然人的行政技术。商鞅变法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几个互相咬合的齿轮： 第一，编户齐民。废除贵族封地制度，把所有人口按户登记，直接纳入国家管理。每个人的身份、年龄、性别、土地、赋税义务都记录在册。在此之前，贵族领地上的人口对国家来说是不可见的——国王只能向贵族征调，贵族再向下征调，中间损耗极大。编户齐民消除了这个中间层，国家第一次能够精确地知道"我有多少人、在哪里、能征多少税、能征多少兵"。 第二，什伍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罪邻里连坐。这不仅是治安手段，更是信息收集系统——国家不需要派大量官僚深入每个村庄，居民自己会互相监控并主动向上报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分布式监控网络。 第三，军功爵制。打破血统贵族的世袭特权，以战场斩首数量决定爵位升降。这意味着每一个农民都有通过杀敌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二十等爵制从最低的"公士"到最高的"彻侯"，每一级对应明确的土地、宅基地和奴婢数量。这把战争从贵族的事业变成了全民的激励机制。 第四，重农抑商。强制农民留在土地上耕作，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活动空间。农业产出是可精确征收的（按亩计税），商业利润是难以精确征收的。把人口锁定在农业上，等于把税基锁定在最容易计量和征收的形态上。 这四个齿轮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其高效的资源汲取系统：编户齐民让国家知道有多少资源可以汲取，什伍连坐让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汲取，军功爵制让被汲取者主动配合甚至竞争性地贡献，重农抑商把资源锁定在最易汲取的形态上。 "高效"到什么程度 几个数据点可以感受这种汲取效率： 秦国能够动员的军队规模相对于其总人口的比例，远超同时期的六国。长平之战（前260年），秦国动员了约60万军队，同时维持后方的农业生产和后勤供应。考虑到秦国当时的总人口估计在500-600万左右，这意味着约十分之一的总人口被投入战场——在没有现代后勤技术的农业社会中，这个动员比例是惊人的。 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同时推进了至少四项超大型工程：长城、阿房宫、始皇陵、灵渠，加上全国范围的驰道和直道建设，同时还在北击匈奴（蒙恬30万军队）、南征百越（50万军队）。这种同时在多个方向上进行大规模资源投射的能力，在古代世界几乎没有对手。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郑国渠案例就是这种效率的缩影——韩国企图用水利工程"疲秦"，结果秦的制度效率将"消耗"转化为"投资"，反而增强了国力。这不是因为秦的统治者更聪明，而是因为秦的行政机器能够把任何投入高效地转化为产出。 汲取效率高不等于治理效率高 这是理解秦制最关键的一个区分。秦制在"从社会中提取资源"这个维度上确实是古代世界的巅峰，但"提取资源"和"善用资源"是两回事，"汲取能力"和"治理能力"更是两回事。 秦的高效汲取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它没有反馈机制。编户齐民+什伍连坐的系统是单向的——信息和资源从下向上流动，但没有制度化的渠道让下层的诉求和承受极限向上传导。国家知道每户有几口人、几亩地，但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人是否已经被压榨到了生存极限。 这就是为什么秦朝在统一仅15年后就崩溃了。不是因为汲取不够高效，恰恰是因为太高效了——高效到把社会压榨至崩溃点而统治者浑然不觉。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失期当斩"——赶不上征发期限就要被处死。这不是制度的意外故障，而是制度设计的逻辑终点：当一个系统的全部设计目标都是"最大化汲取"而没有任何"保护被汲取者最低生存线"的机制时，系统必然会把压力加到断裂为止。 用现代的类比：秦制像一台没有散热系统的高性能发动机——功率极大，但注定过热烧毁。 汉承秦制但加了缓冲层 汉朝的"萧规曹随"本质上是保留了秦的行政骨架（编户齐民、郡县制），但做了几个关键修正。 第一，降低了税率。秦的田赋约为产出的三分之二（"收泰半之赋"），汉初降到十五税一，后来进一步降到三十税一。这给了农民喘息空间。 第二，引入了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统治合法性的补充。秦纯粹靠法家的奖惩机制驱动，人是被利益和恐惧推着走的。汉朝加了一层"仁政"话语和儒家伦理，提供了"天子有义务善待百姓"的道德约束——虽然这个约束很弱，但比秦的"零约束"好。 第三，保留了社会流动性但降低了暴力性。察举制取代了军功爵制——阶层跃升的通道从"战场杀人"变成"地方推荐+经学考试"，社会的激励机制从纯粹的暴力产出转向了文化资本积累。 这些修正的本质是在秦的高效汲取系统上加装了"散热片"——降低运转功率，但延长使用寿命。结果是汉朝存续了四百余年，而秦只有十五年。 秦制的幽灵从未离开中国 这是理解中国两千年帝制最重要的一个视角。此后的每一个朝代，无论表面上的意识形态如何变化（儒、道、佛、理学、心学），底层的行政逻辑都是秦制的变体——编户齐民、中央集权、官僚系统直接管理人口和土地。每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都会适度放松汲取力度（轻徭薄赋），中期制度僵化，末期汲取加剧到崩溃点，然后下一个朝代重新开始。 这个"秦制循环"的核心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国家需要高效汲取来维持自身运转和抵御外敌，但高效汲取的逻辑终点是社会崩溃。在缺乏制度化的权力制衡和民意反馈机制的情况下，汲取力度的调节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自觉和判断力——遇到贤君就松一点，遇到昏君就紧一点，这不是制度，是运气。 秦制的高效汲取能力加上政治统一的结构，意味着一旦最高决策层犯错（如隋炀帝同时开运河、征高丽），整个国家没有任何局部能够抵抗或缓冲这个错误，错误会以统一帝国的全部规模被放大。 而欧洲因为政治分裂，任何一个君主的过度汲取都会导致人口和资本向邻国流动（"用脚投票"），这种竞争压力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适度约束自己的汲取行为——这最终演化出了议会制度、产权保护和"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原则。秦制的高效恰恰堵死了这条路。 一句话总结 秦制的本质是人类古代社会在"国家从社会提取资源"这个维度上达到的效率巅峰。它的问题不是"不高效"，而是"只有汲取效率，没有治理智慧"——它能把社会拧干，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这个矛盾贯穿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史，至今仍是理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框架。

挺有意思，也坚定了我继续采用趋势交易。一旦知道市场中的知识是分散的、信息是滞后的、个人精力又极为有限，就不应盲目认为自己掌握了人所不知，真正重要的信息可能会被刻意掩盖，而自己能看见的又可能是别人想要自己看见的。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自己实际上在盲人摸象，而是不知道不认为自己在盲人摸象。对我来说，市场中极少数能确信无疑之一的就是价格及其走势，而价格又是参与者们用实际行动做出的偏好选择，不论愿不愿意都必须承担结果，没有比这更优质的信息了。

只要承认个人权利，任何超越人权的实为特权，比如女权。女拳师们口口声声别人物化女性，真正物化女性的正是她们自己。随着各个利维坦空前且仍在壮大，经济大衰退不可避免，越想要找长期饭票依附，就越难找到依附。优质男性在减少并且也不可能看上她们，无论男女，单身比例持续攀升是大概率事件。

谁赞成谁反对

两年半前卖房时加的中介最近几个月都挺亢奋的，是不是换一拨人套牢，过段时间就能知道了😇

妙啊

may the 4th be with you！

### 美利坚第四共和国 Ryan McMaken 旧的共和国已然消亡。杰斐逊时代的宪政秩序——即所谓的“美国试验”——早已被彻底扫入历史。 有一类保守主义者，对眼前铁一般的证据视而不见：国父们制定的宪法早已形同具文，18世纪末建立的美利坚共和国如今只是历史遗迹。这类人总爱挂在嘴边的口号是：“我们必须捍卫宪法赋予的自由。”他们还常说，“美国试验”——也就是18世纪末建立的共和政体——依然有效，只是可能“受到威胁”。他们把自由的丧失说成未来才会发生的事，坚称国父确立的宪政秩序依然存在。这些说法显然都是错的。他们所诉诸的宪政秩序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不复存在。1788年批准生效的那部宪法，早已失效多年。 许多美国人有一种自欺欺人的天赋：相信纸面上的宪法条文就是现实。于是，政客向1787年旧宪法宣誓，就骗得很多人以为他们真的在乎宪法原意。诚实审视美国政治现状就会明白：如今的政客——和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政客一样——对这些过时理念毫不在意。 还有些共和党人喜欢在众议院宣读宪法文本，这又骗了另一部分人，让他们以为法律文本真的在左右联邦法官与官员的思维。可惜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宪法的含义，就是联邦法官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这意味着，2026年的美国宪法解释，与1801年杰斐逊就职时的解释几乎毫无关系。 政权用一个高明的诡计掩盖真相：废除旧宪法，却假装尊崇它。很多人上当受骗。 但这并非新发现。多年来，不少美国人清醒地看到：宪政秩序已彻底蜕变，一场革命已然发生。这场革命废除旧宪法、代之以新秩序——哪怕政权的表面形式没有改变。 那场革命早已发生 这些革命预言者中，最雄辩的当属加雷特·加勒特。他在1938年的名篇《那场革命》中指出，很多人找错了革命的方向。他写道： 有些人还以为自己在抵御即将到来的革命，可他们看反了方向。革命就在他们身后，在大萧条的黑夜里，唱着自由的歌悄然走过。 还有人一直恳切地说：“再不小心，美国的政体就要变天了。”这些人是天真的缴械者，他们只相信文字，忘了亚里士多德的教诲：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写过，政体形式不变，内里却可乾坤颠倒——旧法留存，权力却落入革命者手中。 加勒特继续描述，旧形式如何被注入新内容。他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写下这些话并非巧合：这场“形式之内的革命”，靠的是罗斯福建立的新型行政国家。加勒特举例说，行政部门凌驾于其他所有分支之上，总统变成立法者，甚至通过行政法“法官”接管司法系统。 这场夺权极为彻底。加勒特最后总结： 一场在形式之内的革命就此完成。 新政就像盲鳗，钻进旧政体的躯壳，从内部吞噬其内核。革命者在内部，捍卫者在外部。曾经由人民供养、受人民控制的政府，变成了供养人民、进而控制人民的政府。这一进程大多不可逆转，因为依赖的习惯易养难破。一旦政府以公共政策之名，承担起在民众匮乏时提供购买力的责任，一切就再也回不去了。 美利坚的四个共和国 即便加勒特在1930年代对美国政权看得透彻，他显然仍认为：美国在变成行政国家之前，一直坚守着最初的政体。他说革命发生了，这没错，但他只看到了最近这一场。更早的几十年里，前几场革命已彻底改变美国国家性质。 正如默里·罗斯巴德在《自由的孕育》中所言，最早的一场是反革命。一小撮美国权贵政客抛弃了最初的《邦联条例》，要把政治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手中。这是对独立战争时期确立的分权、自由放任宪法的反革命。少数“国父”认为这部分权宪法不够用，要推翻美国士兵为之奋战的共识型宪政秩序。通过一系列政治操弄，集权派最终建立了更强大的新政府。 第二场革命伴随南北战争到来，强权即公理的原则确立，确保政治“统一”，垄断权力归于联邦。内战前，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独立州组成的邦联。这并非种植园主的独特看法：北方人如加里森、莱格特也都认为，联邦解体在法律与政治上是可行选项。内战彻底改变这一切：“主权州”无权退出，试图退出就会遭军事征服。联邦与州的关系被根本改写。重建修正案固化了这一变革，推翻《权利法案》的初衷——它原本只用来限制联邦权力。战后革命后，《权利法案》变成以限制州权为名、把联邦权力伸向全国每个角落的工具。 第三场革命发生在进步主义时代，也可以说这是内战后共和政体向新政行政国家的过渡期。变革包括：建立现行央行、联邦个人所得税合法化、通过第17修正案。超级央行诞生，最终垄断全美金融货币体系，与过去彻底决裂。更重大的是第16修正案：联邦个人所得税合法化。在此之前，普通美国人与联邦政府几乎没有直接联系。进步主义革命基本废除了“美国是独立州邦联”的最后残余：州议会不再任命参议员，联邦税收也不再按州人口分配。进步革命后，联邦当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直接监控与征税民众收入。这一时期还出现现代联邦征兵制、联邦调查局崛起，以及一战期间反德狂热催生的警察国家。所有这些变革让联邦的警察与财政权力飞跃，为新政革命铺路。 最后、也是最近的一场革命：罗斯福革命。在那场著名的“及时转向挽救九席”之后，最高法院开始批准新政法案——而在此之前，正直的法官都认为这些法案明显违宪。 因此，诚实地看待美利坚共和政体，我们应该像法国人那样命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国人不会假装1950年的宪政秩序与1848年相同。法国人或许不像美国人那样擅长怀旧式自欺。法国大革命废除旧君主制后，经历了五个共和国，中间夹杂两次帝国与德占时期。 无可否认，美国宪法屡遭剧烈变革，深刻重塑了公民与国家、州与联邦的关系。 所以，我们应当如实列出这四个事实上的共和国： - 第一共和国（1776–1788） - 第二共和国（1788–1865） - 第三共和国（1865–1937） - 第四共和国（1937–至今） 旧共和国已消亡。杰斐逊时代的宪政秩序、所谓“美国试验”早已荡然无存。州主权不复存在，三权分立不复存在。唯一存在的，是联邦法官说了算的：一个庞大的联邦行政国家，自行界定何为合法的联邦权力。 我们正生活在第四美利坚共和国。 那些谈论守护“国父遗产”或“美国试验”的人，只活在想象中的共和国里。很多保守派喜欢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7年制宪会议后说的话：“我见到的是一个共和国——如果你们能守住它。”可惜，人们没守住。它在19世纪就消失了，今天的美国，早已是另一番模样。

### 韩国新重商主义增长引擎已然失速 Mihai Macovei 02/04/2020 在迅速跻身发达经济体后，韩国正面临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双双下滑的困境。罪魁祸首一如既往，是政府为偏袒特定利益集团而实施的市场干预。 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升是自由市场投资的结果，而非政府支出的产物。这一点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熟知。罗斯巴德指出，唯有自由市场能确保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而政府主导的投资“要么是错误投资，要么根本算不上投资，纯粹是资产浪费”。米塞斯则阐释道，限制市场竞争会使生产转向条件更差的领域，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下降。然而，包括韩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仍未理解这一道理——其国家主导、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增长模式已然触及极限。 一、乍看之下的卓越增长奇迹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贫困经济体一跃成为发达经济体，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其人均GDP在1970年仅为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不足1/6，到2018年已接近OECD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数十年间，韩国经济以7%—10%的高速增长，背后是极高的投资率：1990年投资率达到GDP的40%峰值，此后长期维持在32%左右。 快速工业化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使韩国在2017年成为全球第五大制成品出口国。这一耀眼成就的背后，是积极的产业政策在发挥作用。政府通过补贴、贸易与投资壁垒扶持财阀（chaebols）大型企业集团，将三星、现代、LG、起亚、大宇（现已破产）等企业打造为全球巨头。但正如瑞安·麦马肯所言，韩国这种“政商合作”模式背后，隐藏着大量“看不见的”错失经济机会——中央集权决策与政府对大企业的偏袒，显然付出了沉重代价。 二、增长失速，生产率与消费滞后 国家走向富裕时，增长通常会放缓，但韩国实际GDP增速的下滑却异常剧烈：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7%—8%，跌至当前的3%以下。尽管投资率居高不下，受资本积累放缓与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拖累，韩国潜在产出亦大幅缩水。最关键的是，劳动生产率远滞后于GDP的高速增长。2018年，韩国人均实际GDP比OECD前半部分国家低1/3，劳动生产率则低46%。这一差距靠更长的工作时间弥补：韩国人均工时比OECD平均水平高15%，比欧盟平均水平高30%。 为换取更长的工作时间，韩国民众不得不接受与GDP表现不相匹配的低工资与低私人消费。1990—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韩国人均GDP从OECD平均水平的43%翻倍至94%，而平均工资仅从59%缓慢增长至85%。这既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一致，也反映出财阀的买方垄断势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重资历轻绩效的低效薪酬体系——该体系以压低工资换取就业保障。韩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仅为53%，位列OECD最低水平之列。与之对应，家庭可支配净收入持续下滑，2018年约占GDP的50%，而美国与欧元区这一比例分别为75%与60%。 除工资被压制外，高进口关税与国内企业竞争不足也拖累了私人消费，2018年私人消费占GDP比重降至48%的低位。随着家庭收入增速落后于GDP，消费与购房日益依赖信贷支撑。2019年，韩国家庭债务率达到GDP的92%，位列发达经济体最高水平之一。 三、低效的资源配置暴露无遗 按照主流增长理论，韩国凭借超高投资率、极长工时与一流研发投入（2017年研发支出占GDP 4.6%），本应成为优等生。韩国在资本与劳动的数量投入上表现卓越，但仅靠资源投入规模，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搭配高效配置。唯有自由市场能将生产要素导向最高效的用途。遗憾的是，韩国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监管严苛，无法完成资源优化配置。 产品市场竞争受限、政府“挑选赢家”，始终是韩国增长模式的固有特征。其保护主义工具箱包括贸易与投资壁垒、补贴等。尽管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总排名第13位（共141个国家），韩国在关税贸易开放度上仅排第91位，非关税壁垒排第77位。2018年，韩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仅占GDP的14%，远低于欧盟的55%与美国的36%；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占GDP的22%，韩国是直接投资净输出国。韩国财政预算内的经济活动补贴，几乎是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 当财阀体系过度扩张、低效问题凸显（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政府推动财阀缩减规模、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但既得利益集团使市场自由化几乎无法实现，政府转而通过信贷、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公共采购优先权、特定行业专营权等方式，逐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结果是财阀与中小企业在分割且严格保护的市场中各自为政，韩国产品市场监管严格程度在OECD中位列第四。 劳动力市场监管同样僵化，长期形成低效的二元劳动力市场。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中，韩国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裁员成本、雇佣便利性上排名接近百位。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大量非正规岗位用以规避严格监管，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约1/3，远高于OECD平均的11%，平均工资仅为正规岗位的66%。大企业高薪正规岗位稀缺，中小企业与服务业岗位缺乏吸引力且面临用工短缺，叠加教育错配，导致青年就业率偏低。 四、增长战略转向：误入歧途 与多数政府干预一样，韩国试图解决增长低效与消费低迷的表面症状，而非根源。2017年，新当选的文在寅总统宣布转向国内收入主导型增长，核心是收入再分配与刺激消费。政府大幅提高最低工资，2018—2019年累计上调30%；法定工时从每周68小时降至52小时；承诺公共部门就业增加约40%。 毋庸置疑，这些措施适得其反，叠加中美贸易战导致外需大幅下滑，影响更为严重。制造业与中小企业就业岗位流失，就业增速显著放缓，新增岗位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与更不稳定的兼职岗位。尽管出台收入再分配措施，2019年私人消费增速进一步放缓，私人投资连续六个季度下滑，受外商直接投资外流与企业外迁冲击。总体而言，韩国实际GDP增速从2017年的3.2%降至2019年预估的2%。此外，增收措施成本高昂：财政收支预计从2018年占GDP 2.6%的盈余，转为2020年1.4%的赤字。 五、理性的前进之路 韩国要实现潜在增长的可持续复苏，必须依靠自由市场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摆脱政府对财阀或中小企业的保护。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资本积累与更高劳动生产率，支撑不损害成本竞争力的市场化工资。生产只是消费的手段，自由选择消费结构，才能为韩国民众带来更高生活水平与工作激励。 韩国的案例充分印证了米塞斯的论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使民众更贫穷、幸福感更低。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写道： 政府若要鼓励某一生产部门，必然以限制其他部门为代价……它可以公开补贴，或通过关税隐蔽补贴……真正关键的是，民众被迫放弃他们更珍视的满足，仅能换取他们更不珍视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