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新重商主义增长引擎已然失速 Mihai Macovei 02/04/2020 在迅速跻身发达经济体后，韩国正面临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双双下滑的困境。罪魁祸首一如既往，是政府为偏袒特定利益集团而实施的市场干预。 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升是自由市场投资的结果，而非政府支出的产物。这一点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熟知。罗斯巴德指出，唯有自由市场能确保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而政府主导的投资“要么是错误投资，要么根本算不上投资，纯粹是资产浪费”。米塞斯则阐释道，限制市场竞争会使生产转向条件更差的领域，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下降。然而，包括韩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仍未理解这一道理——其国家主导、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增长模式已然触及极限。 一、乍看之下的卓越增长奇迹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贫困经济体一跃成为发达经济体，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其人均GDP在1970年仅为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不足1/6，到2018年已接近OECD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数十年间，韩国经济以7%—10%的高速增长，背后是极高的投资率：1990年投资率达到GDP的40%峰值，此后长期维持在32%左右。 快速工业化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使韩国在2017年成为全球第五大制成品出口国。这一耀眼成就的背后，是积极的产业政策在发挥作用。政府通过补贴、贸易与投资壁垒扶持财阀（chaebols）大型企业集团，将三星、现代、LG、起亚、大宇（现已破产）等企业打造为全球巨头。但正如瑞安·麦马肯所言，韩国这种“政商合作”模式背后，隐藏着大量“看不见的”错失经济机会——中央集权决策与政府对大企业的偏袒，显然付出了沉重代价。 二、增长失速，生产率与消费滞后 国家走向富裕时，增长通常会放缓，但韩国实际GDP增速的下滑却异常剧烈：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7%—8%，跌至当前的3%以下。尽管投资率居高不下，受资本积累放缓与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拖累，韩国潜在产出亦大幅缩水。最关键的是，劳动生产率远滞后于GDP的高速增长。2018年，韩国人均实际GDP比OECD前半部分国家低1/3，劳动生产率则低46%。这一差距靠更长的工作时间弥补：韩国人均工时比OECD平均水平高15%，比欧盟平均水平高30%。 为换取更长的工作时间，韩国民众不得不接受与GDP表现不相匹配的低工资与低私人消费。1990—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韩国人均GDP从OECD平均水平的43%翻倍至94%，而平均工资仅从59%缓慢增长至85%。这既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一致，也反映出财阀的买方垄断势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重资历轻绩效的低效薪酬体系——该体系以压低工资换取就业保障。韩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仅为53%，位列OECD最低水平之列。与之对应，家庭可支配净收入持续下滑，2018年约占GDP的50%，而美国与欧元区这一比例分别为75%与60%。 除工资被压制外，高进口关税与国内企业竞争不足也拖累了私人消费，2018年私人消费占GDP比重降至48%的低位。随着家庭收入增速落后于GDP，消费与购房日益依赖信贷支撑。2019年，韩国家庭债务率达到GDP的92%，位列发达经济体最高水平之一。 三、低效的资源配置暴露无遗 按照主流增长理论，韩国凭借超高投资率、极长工时与一流研发投入（2017年研发支出占GDP 4.6%），本应成为优等生。韩国在资本与劳动的数量投入上表现卓越，但仅靠资源投入规模，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搭配高效配置。唯有自由市场能将生产要素导向最高效的用途。遗憾的是，韩国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监管严苛，无法完成资源优化配置。 产品市场竞争受限、政府“挑选赢家”，始终是韩国增长模式的固有特征。其保护主义工具箱包括贸易与投资壁垒、补贴等。尽管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总排名第13位（共141个国家），韩国在关税贸易开放度上仅排第91位，非关税壁垒排第77位。2018年，韩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仅占GDP的14%，远低于欧盟的55%与美国的36%；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占GDP的22%，韩国是直接投资净输出国。韩国财政预算内的经济活动补贴，几乎是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 当财阀体系过度扩张、低效问题凸显（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政府推动财阀缩减规模、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但既得利益集团使市场自由化几乎无法实现，政府转而通过信贷、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公共采购优先权、特定行业专营权等方式，逐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结果是财阀与中小企业在分割且严格保护的市场中各自为政，韩国产品市场监管严格程度在OECD中位列第四。 劳动力市场监管同样僵化，长期形成低效的二元劳动力市场。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中，韩国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裁员成本、雇佣便利性上排名接近百位。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大量非正规岗位用以规避严格监管，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约1/3，远高于OECD平均的11%，平均工资仅为正规岗位的66%。大企业高薪正规岗位稀缺，中小企业与服务业岗位缺乏吸引力且面临用工短缺，叠加教育错配，导致青年就业率偏低。 四、增长战略转向：误入歧途 与多数政府干预一样，韩国试图解决增长低效与消费低迷的表面症状，而非根源。2017年，新当选的文在寅总统宣布转向国内收入主导型增长，核心是收入再分配与刺激消费。政府大幅提高最低工资，2018—2019年累计上调30%；法定工时从每周68小时降至52小时；承诺公共部门就业增加约40%。 毋庸置疑，这些措施适得其反，叠加中美贸易战导致外需大幅下滑，影响更为严重。制造业与中小企业就业岗位流失，就业增速显著放缓，新增岗位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与更不稳定的兼职岗位。尽管出台收入再分配措施，2019年私人消费增速进一步放缓，私人投资连续六个季度下滑，受外商直接投资外流与企业外迁冲击。总体而言，韩国实际GDP增速从2017年的3.2%降至2019年预估的2%。此外，增收措施成本高昂：财政收支预计从2018年占GDP 2.6%的盈余，转为2020年1.4%的赤字。 五、理性的前进之路 韩国要实现潜在增长的可持续复苏，必须依靠自由市场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摆脱政府对财阀或中小企业的保护。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资本积累与更高劳动生产率，支撑不损害成本竞争力的市场化工资。生产只是消费的手段，自由选择消费结构，才能为韩国民众带来更高生活水平与工作激励。 韩国的案例充分印证了米塞斯的论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使民众更贫穷、幸福感更低。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写道： 政府若要鼓励某一生产部门，必然以限制其他部门为代价……它可以公开补贴，或通过关税隐蔽补贴……真正关键的是，民众被迫放弃他们更珍视的满足，仅能换取他们更不珍视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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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我有个姐夫，他没跟我姐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他对我说，你好，我是你姐夫… 那时我还是个叛逆期的问题少年呢，心说这哪来个二百五又想来试图招安我？ 一转眼到现在大概快要认识二十年了吧，他都儿女双全了… 我在家里比较特殊，关系好才没有敬语，都是直呼其名。生分或疏远的人才会哥姐弟妹的喊… 所以这么些年我都喊他名字。 何况我也不认为他是姐夫，是家人也是自己人。 我姐才是那个编外人员。 刚认识姐夫那会儿他就一摇滚青年，八零后刻板印象里那种。改装车，摩托，吉他，相机，哦他还学画画的。要素拉满… 开始那些年他带我玩了很多东西，没玩过的。 后来这些年我也给他反向种草了很多东西，他不会买的。 我记得有天在高速上他问我，你听过张杰的歌吗？我屌屌的说，我才不听这种选秀歌手，我听周杰伦。把他噎死了… 我也记得我们哪怕在厂里干活忙一天灰头土脸的再累，晚上也要一起去冲复联或者速度与激情的首映，看完拎着烧烤啤酒边吃边溜达回家。 姐夫会的多，不一定全精，但多。所以这些年他几乎承包了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敲敲打打…他干啥我就在旁边打下手，递个扳手螺丝刀，拉个尺子。不难，但我就是不想自己动手，因为有姐夫。 人眼里有光是藏不住的，他是，我也是。那是我们年轻的具现化表达。没有疲惫，没有迟疑。 人眼里透着的疲惫也是藏不住的…我肯定是，他我不清楚，但我觉得是。再也顾不上歇脚，再也停不下脚步驻足风光。大家聚在一起的聊天大都点到即止，爱好都在角落里积下厚厚的灰，一如头发的斑驳。好像这么多年了，也没问过他梦想是什么这种酸麻的话。 可能他是幸福的吧…但如果幸福是要把人放在砂轮上一层层经年日久的打磨，我想我愿意支持他的幸福，但我不要这种方式的生活…

这段让我想起几段姨学： 人们往往忽略了真问题，而去关心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而检视这些细节的时候又没有把正确的背景和格局搞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本质，就是说，你无论研究任何细节的问题，在研究细节之前，都必须把细节所在的基本格局搞清楚，就是结构和演变的问题。 什么时候是天命和格局已定，你已无法选择，什么时候是群雄逐鹿，天命未定的时代？.. 需要对历史格局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 背离了这个问题，史学只是一种寻章摘句，雕虫小技。现代史学... 搞的恰好就是这种雕虫小技。它不要求你有广博的背景知识，只要求你考证具体问题。但是仅凭这一点，你的准确性就非常之低。你只要不了解具体历史事件当时发生的巨大背景，而只去抓住什么档案和考古资料，考证一点一滴的东西，那么你犯错误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格局这种东西是可以抽离于具体的情况的。就好像棋谱一样，不一定在同一个棋盘上。你稍微变通一下，也可以把它变成别的棋局，在别的棋盘上下。所以，他的主体不一定是世界政治，也不一定是历史。格局这个东西是可以抽象化的，可以把它用在人际关系上，也可以把它用在生物学上，用在许多不同的方面，不一定是在历史方面。组织和结构的演化有它内在的规律，只要存在相应的博弈局面，就会产生出非常类似的结果来，就好像鲸鱼和鲨鱼只要到了海里面都会长出流线型的身体一样。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抽象化，剥离具体的历史环境的。 View quoted note →

> 马克思主义即便“在理论上”也从来不是一套合理的学说。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它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是一团混乱。 >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匈牙利与巴伐利亚仿照俄罗斯苏维埃模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多地爆发暴力革命，维也纳也被革命氛围笼罩，中产阶级群体则带着精心算计的投机心态拥抱这一潮流。时任下奥地利商会公职人员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回忆道： > > 人们深信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新秩序中为自己谋得有利位置……银行董事与实业家们甚至希望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以管理者的身份过上体面生活。

### 经济思想史：奥地利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This article is excerpted from chapter 14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 History of Its Ideas, Ambassadors, and Institutions (2011).] 马克思主义即便“在理论上”也从来不是一套合理的学说。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它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是一团混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匈牙利与巴伐利亚仿照俄罗斯苏维埃模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多地爆发暴力革命，维也纳也被革命氛围笼罩，中产阶级群体则带着精心算计的投机心态拥抱这一潮流。时任下奥地利商会公职人员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回忆道： 人们深信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新秩序中为自己谋得有利位置……银行董事与实业家们甚至希望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以管理者的身份过上体面生活。 奥托·鲍威尔当时担任外交部门国务秘书，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后出任国有化委员会主席。米塞斯与他十分熟悉，二人曾共同参加庞巴维克的经济学研讨班。米塞斯在回忆录中写到1918—1919年那个冬天： 我成功说服了鲍威尔夫妇：奥地利的布尔什维克实验必然会在极短时间内——或许几天之内——彻底崩溃。我深知其中利害：布尔什维主义会在几天内让维也纳陷入饥荒与恐怖，劫掠的暴民将涌上街头，新一轮血腥清洗会摧毁维也纳文化残存的一切。经过多个夜晚的深入讨论，我最终使他们接受了我的观点。 1919年1月，鲍威尔终于在《工人报》宣布，拟对重工业与大地产实施有偿征收，并为其他行业的“国有化”筹备组织措施。 在那些令人难忘的夜间辩论中，米塞斯的说服直指社会主义政治意图——这些意图可能进一步危及维也纳本就短缺且不稳定的物资供应。在随后关于社会化的海量文献中（熊彼特曾评论，即便是最有能力的人也在写最平庸的文字），米塞斯是少数保持清醒与现实感、始终聚焦国家干预可能后果的学者。政府主导的“战时与过渡经济”已无数次证明，中央经济计划必然失败，公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更低”。此外，米塞斯很早就意识到，维也纳国有化委员会的利益与联邦各州利益绝非一致。 无论如何，这些夜间谈话严重恶化了他与鲍威尔的关系，米塞斯甚至认为，鲍威尔曾试图将他逐出维也纳大学的教学队伍。1919年维也纳大学终身教授职位空缺时，米塞斯确实未被考虑，该职位最终授予奥特马尔·施潘——他曾与鲍威尔在皇室战争部的战时经济学术委员会共事。 在1919年的国有化辩论中，米塞斯以供给效率为论据捍卫私有财产与市场经济。但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因为许多奥地利学派学者已在中央“战时与过渡经济”机构担任要职，加入了国家主义阵营。他们似乎在职业生涯中完全忘记：在所有大学中，维也纳大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批判最为深刻且富有成效。 19世纪80年代，当主观价值论开始站稳脚跟时，与奥地利学派竞争的其他理论也崭露头角，劳动价值论便是其一。欧根·冯·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史》（1884）中，用整整一章论述社会主义理论（“剥削理论”），并对其进行严谨细致的批判。1885年，古斯塔夫·格罗斯撰写了最早的卡尔·马克思传记之一，同年又出版专题研究《卡尔·马克思研究》，并于不久后评论《资本论》第二卷。赫尔曼·冯·舒勒恩·祖·施拉滕霍芬的首部学术著作便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生产要素学说》（1885）。 与社会主义的论战很快成为奥地利学派的常设议题。历史的反讽在于，正是这个学派首次将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讨论引入主流经济学系的研讨室与图书馆。批判的核心直指劳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被认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其矛盾与缺陷。社会主义理论不代表进步，反而代表倒退。庞巴维克、迪策尔、楚克坎德尔等人的激烈论战，使两种学说的对抗达到顶点。迪策尔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边际效用原理最终不过是古老的供求规律。 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很快超越劳动价值论，从多个维度质疑“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行性。例如，庞巴维克将利息视为完全独立于社会制度的经济范畴，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利息也依然存在。维塞尔批评社会主义学者未能正确阐释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得出结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一天也无法按照这种价值理论运行。”在维塞尔看来，“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几乎全是错误的”。约翰·冯·科莫钦斯基将分析扩展至政治学，区分了“真正的”“慈善的社会主义”与纯粹服务于阶级利益的“虚幻的社会主义”。 《资本论》第三卷在马克思逝世后编辑出版（1895），此后奥地利学派的两篇深度研究标志着其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阶段性总结。在一篇精辟论文中，科莫钦斯基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经济过程完全相悖”，这种矛盾“源于基本原则，而非空想”。庞巴维克在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1896）中总结了此前的批判，基于《资本论》前两卷与第三卷的著名矛盾，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最终理论“每一个论点都包含根本性错误”，这些错误“明显是为了让先入为主的观点显得是长期研究的自然结果而进行的精巧、人为的事后建构”。 庞巴维克指出： 马克思主义体系有过去与现在，却没有持久的未来。巧妙的辩证法或许能暂时影响人们的思想，但无法长久。长远来看，事实与稳固的因果联系终将获胜。 他预见，在马克思主义辩护中“根植三十年的权威信仰”这道“抵御批判知识的壁垒”，终将被缓慢但坚定地打破。即便如此，“社会主义绝不会随着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崩塌而被推翻——无论是实践社会主义还是理论社会主义”。 到19世纪80年代末，维也纳大学法学院成为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卡尔·门格尔的弟弟安东·门格尔（民事诉讼法教授，君主制下首位拥有终身教职的社会主义者）在其轰动性著作《完全劳动收入权的历史表述》（1886）中，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格律恩伯格自1892年起在此讲授经济学，他也是米塞斯的老师之一。1924年，格律恩伯格赴法兰克福大学，创立社会研究所，编辑马克思著作。 安东·门格尔、卡尔·格律恩伯格，乃至后来的庞巴维克，都吸引了年轻的社会主义精英：马克斯·阿德勒、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卡尔·伦纳、尤利乌斯·坦德勒、埃米尔·莱德勒、罗伯特·丹内贝格、尤利乌斯·多伊奇、鲁道夫·希法亭。希法亭写下了第一篇针对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反批判，其《金融资本》（1910）是研讨班文化的杰出成果，书中分析了银行的作用及其与国家的共生关系，似乎预见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而奥派对二者均持怀疑态度。一战前夕，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之间持续的思想交流，让庞巴维克相信，劳动价值论“近年来在各国理论界……已失去阵地”。 战后关于国有化的辩论初期，多年发展的理论争论并未发挥重要作用，经济组织与经济政策理念占据主流。但很快，国有化执行者的理念被证明明显不足，许多国有化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征收政策宣布后，企业家不愿投资，而奥托·鲍威尔竟对此感到惊讶。在联邦各州，国家主张导致国有化进程停滞或彻底失败。最引人注目的是维也纳的饥荒威胁：1919年，18.6万名学龄儿童中，有15万人营养不良或严重营养不良，这是战时管制经济导致休耕地翻两番的间接后果。1919年因国有化问题被迫辞去财政部长职务的熊彼特，两年后总结道： 国有化伴随着舒适的生活与充足的商品供给，这种幼稚的躺在现有财富上享福的理想，虽有政治吸引力，却纯属无稽之谈。并非无稽之谈的国有化，在当下政治上可行，但只要有人认真尝试，就会立刻失败。 就在国有化政策势头渐弱之际，米塞斯的雄文《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1920）获得广泛认可，两年后他将其大幅扩充为专著《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1922）。米塞斯指出，只有自由价格体系（商品自由交换与自由配置各种用途），才能保障“理性”的经济管理——即节约资源、兼顾消费者偏好的生产与分配；而中央计划永远无法实现这些目标。若生产资料不私有，就无法保证高效的企业经营与消费者利益的满足。 米塞斯提出的核心问题是： 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任何大型企业的各部门可独立核算，计算材料与劳动力成本，随时用数字汇总活动成果，据此判断各部门运营成效，决定重组、限制、扩张或新设部门。人们自然会问，社会主义共同体为何不能以同样方式进行独立核算？但这是不可能的。同一企业的单一部门能够独立核算，前提是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在市场中形成并提供核算基础。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体系，没有价格体系就没有经济计算。 因此，社会主义无法进行经济计算——这就是米塞斯的核心论断，即“计算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无法识别利润，也无法识别亏损；成功与失败在黑暗中不为人知。社会主义管理就像一个被迫蒙着眼睛度过一生的人”。 米塞斯不接受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点：社会主义无法实现是因为人类道德水平不足。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注定失败，并非源于道德问题，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秩序必须解决的问题存在无法克服的智力困难。社会主义不可行，是智力无能的结果，而非道德无能。 米塞斯精辟且逻辑严密的分析并非全新创见，其核心要点早已为早期边际效用理论家所阐述，只是未被充分认可。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早已指出，只有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才能“恰当”“最合理”地管理经济；共产主义者指派分配工作的中央机构，“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承担了一项人类个体无法解决的任务”。 在早期奥地利学派中，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早已明确强调经济计算的必要性，他是最早认识到“价值”在经济中信息属性的经济学家之一。维塞尔指出：“价值是计算效用的形式”，因此“价值成为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除国外文献中的零星论述外，直到1919年，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几乎未被关注——甚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不例外。维也纳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化辩论史家埃尔温·韦塞尔甚至称，“人们刻意无视这一问题”。1919年春社会化辩论高潮时，门格尔的学生、执业律师马库斯·埃廷格警告：“只有市场价格……才能成为需求的可靠调节器”，调节“资本与劳动力在各生产领域的流入与流出”。 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在维也纳期间与米塞斯密切交流的马克斯·韦伯，在其逝世后未出版的书稿中，也将“货币计算”定义为“目的理性经济的特定工具”。 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的根本性批判获得国际认可，“没有价格体系的中央计划必然低效”这一观点几乎无人否认。但30年代初，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开始提出回应米塞斯的社会主义计算模型，即“竞争社会主义”构想，该观点在社会主义圈子中流行并延续至80年代。其核心主张是，计划者可在各计划周期之间通过“试错”模拟市场运行，进而完成计算。 米塞斯与哈耶克均做出详细回应，哈耶克于1935年对整场辩论进行了简明总结。他首先聚焦于全面计划经济与社会体系的狂妄理念：所有左翼与右翼版本的社会主义，都是“一种出于彻底控制社会秩序的欲望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它相信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意识地决定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与米塞斯不同，哈耶克强调市场价格不可或缺的信息功能：“市场体系所掌握的事实知识，比任何个人甚至任何组织都更丰富，这是市场经济优于其他经济体系的决定性原因”。在激烈的辩论中，奥派学者几乎未意识到，米塞斯与哈耶克实则遵循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 米塞斯对“高效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猛烈抨击，并未引发太多直接反击。国有化推动者仅追求部分社会化，因此可通过强调组织问题“摆脱困境”。直到两年后，海伦娜·鲍威尔才在社会主义党机关报上宣告“边际效用理论的破产”（1924）。她以革命修辞与战斗性语言暗示，边际效用理论是受惊资产阶级的防御堡垒，是大学中煽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但鲍威尔精准击中了边际效用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她指出其归属理论并不完善。 俄国理论经济学家、哲学家尼古拉·布哈林在《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1919）中，将边际效用理论污蔑为“资产阶级”所有者阶级的意识形态，意图尤为明显。布哈林对庞巴维克的人身攻击，引发了冷静的反批判。 在社会主义学者的此类评价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尤其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米塞斯坚信，自由主义是唯一能有效对抗社会主义的理念。他指出，自由主义是“应用经济学”；他在另一部著作中甚至称，“古典自由主义凭借经济学取得胜利，并通过经济学巩固地位”。 尽管如此，边际效用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仍获得一定支持，甚至来自社会主义学者或倾向社会主义的学者。1932年筹备社会政策协会德累斯顿大会时，米塞斯重申现代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联结，随即遭到批评，甚至来自主观价值论支持者。尽管两极分化严重，德累斯顿大会的年轻参与者汉斯·蔡塞尔（社会主义《工人报》体育通讯员，1938年前参与经典研究《马里塔尔：失业社区的社会志》），仍在《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价值论》（1931）中尝试首次综合。 蔡塞尔认为，价值概念已发展为“人类选择行动”的概念，“商品概念”已让位于“可能用途的关系概念”。主观价值论的所谓规律具有“统计性质”，只有应用于经验可识别的需求体系时，才能获得认知价值。若将需求体系替换为“有购买力的需求”，便可立即发现需求按“阶级”分配。“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工资、利率等水平取决于‘阶级结构’——可在主观价值论中得到精准表述”。 随后的政治环境变化，使这种实践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有趣综合无法继续发展。

今天去做了无痛麻醉胃肠镜，为此窜稀一天，晚上终于能大快朵颐了，牛尾汤太好喝，一滴没剩。找ai学习一下，以后自己家里做。 ――――――――――――――――――― 想熬出一锅奶白浓郁、胶原蛋白满满的牛尾汤，其实只要掌握一个核心原理：脂肪 + 蛋白质 + 剧烈的沸腾。只要让脂肪在滚水中被蛋白质包裹并乳化，汤自然就会变成诱人的乳白色啦。 这里有一份保姆级的步骤，跟着做绝对能成功： 🥩 第一步：前期处理（去腥与打底） 1. 浸泡去血水：新鲜牛尾买回来，先在冷水里浸泡1-2小时，中途换几次水，把血水尽量泡出来。这一步能极大减少腥味。 2. 冷水焯水：牛尾冷水下锅，加入姜片、葱段和料酒。大火煮开后撇去浮沫，煮3-5分钟捞出。 3. 温水洗净：捞出的牛尾要用温水冲洗干净表面的浮沫（千万别用冷水冲，热胀冷缩会让肉质变柴）。 🍳 第二步：煎制（变白的关键！） 这是汤色变白最重要的一步，千万不能省： * 锅里少放一点油，把沥干水分的牛尾放进去，中小火慢煎。 * 煎到牛尾表面微微焦黄，这时候牛尾表面的油脂和蛋白质被激发出来，是后续乳化的基础。 🔥 第三步：大火催白（乳化反应） 1. 加开水：牛尾煎好后，直接往锅里倒入足量的滚烫开水（一定要开水！）。你会看到汤瞬间就有点泛白了。 2. 保持大火：加水后不要急着转小火，保持大火滚煮15-20分钟。 * 原理：大火沸腾产生的冲击力，会把牛尾煎出来的脂肪打散成微小的油滴，被水溶性的蛋白质包裹住，形成“水包油”的结构，汤就变白了。 3. 转移炖煮：大火煮出白汤后，再转入砂锅或炖锅，转中小火慢炖1.5到2个小时，直到牛尾软烂。 💡 几个让汤更白更浓的小秘诀 * 中途别加冷水：水要一次性加足。如果实在煮干了需要加水，必须加开水，加冷水会让脂肪凝固，汤色变清，肉质也会变硬。 * 晚点放盐：盐一定要在出锅前10-15分钟再放。过早放盐会让蛋白质凝固，不仅肉不容易烂，也会影响汤的乳化效果。 * 加点“助攻”：炖的时候可以加几块白萝卜或者一小把泡过的黄豆，它们富含的淀粉和蛋白质能辅助汤汁变得更加浓稠奶白。 按照这个“浸泡-煎黄-开水-大火”的流程，你一定能熬出一锅香浓醇厚的乳白色牛尾汤！快试试看吧～

### 「社会寄生虫」罪 言九林 2026年5月3日 1961年5月4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颁布了一项法令，名为《关于加强打击逃避社会有用劳动和过着反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的个人》。内中写道：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依然存在着某些个人——尽管他们体健力壮、具备劳动能力——却顽固地拒绝从事诚实的劳动，过着反社会、寄生的生活方式。在集体农庄中，此类人员在享用为集体农庄庄员设立的各项福利的同时，却逃避诚实劳动，破坏劳动纪律，从而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害。……必须对反社会、寄生分子开展坚决的斗争，直至这种可耻的现象从我们的社会中彻底根除。为此，必须在这些人的周围营造一种绝不容忍、全民共诛之的社会氛围。」 依据该法令，凡无工作者、或有工作但并非政府认定的「有用劳动」者，皆属于过着「寄生性生活」。警察机构或其他政府相关组织会对此类人群做出警告，告知其必须在一个月内落实就业。否则就将受到所在地区法庭的裁决，要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劳动改造二至五年。此类判决一旦做出，皆属于终审裁定，不得上诉。此外，每年失业超过四个月之人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唯一的例外，是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的家庭主妇可短暂免于工作。 二 「打击社会寄生虫运动」与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实施的「集体农庄制度」密不可分。 「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土地产出物的支配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消极劳动与大饥荒。问题是，大饥荒再如何惨烈，「集体农庄制度」也不会被视为错误，不存在被取消的可能性。于是，「社会寄生虫」就成了官方竭力宣传的「病因」。1948年1月17日，主政乌克兰的赫鲁晓夫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内中写道： 「许多集体农庄里仍然有人顽固地拒绝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诚实的集体农庄成员身上。一些寄生虫和犯罪分子依附于集体农庄，享受着集体农庄提供的各种福利，却不参与集体农庄的劳动。……1946年，乌克兰有86676名集体农庄成员一天都没干活。在1947年夏季最繁忙的收割季节，例如在文尼察州的集体农庄，超过4.5万名身强力壮的集体农庄成员无故旷工，他们并未达成法律规定的最低工作日数。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州和日托米尔州，有超过2万名身强力壮的集体农庄成员未达到最低工作日数。……这么多集体农庄成员未能达到最低工作日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敌对和寄生分子的影响。」 在赫鲁晓夫看来，目前用来打击「社会寄生虫」的手段力度严重不足，「六个月的强制劳动刑罚」对消极劳动者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他建议斯大林大幅提升处罚力度。于是，1948年2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签署了一项名为《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过着反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的人驱逐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令。依据该法令，村苏维埃拥有了通过「集体投票」方式流放「拒绝好好劳动」的村民（55岁以下）的法律权力。流放地为乌克兰的偏远地区，期限为八年。要在流放地劳动改造满五年，才能提出返回家乡的申请。 三 新法令的效果似乎很不错，农民们出现在集体农庄的数量和频率都有增加。1948年12月18日，乌克兰官方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说：哈尔科夫州的列宁之路集体农场，之前每天只有35-40人在岗，如今每天约有150人在岗。整个哈尔科夫州，之前每天只有14万人左右在集体农庄劳动，如今已经增加到了24万人。新法令也推行于其他加盟国。据苏联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1948年9月3日提供的报告，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克拉斯尼卢奇集体农场，原本一般只有100-110人报到，如今报到人数已经增加到285人。 整个1948年，乌克兰有超过27000人被当作「消极劳动者」「社会寄生虫」流放。没人在意其中存在大量老人、病人与残疾人。各级政府的报告也往往只提「在岗人数」增加了多少，刻意回避了集体农庄的效率与产量并无起色。 大概是对自己在乌克兰打击「社会寄生虫」的经验颇为得意，赫鲁晓夫入主莫斯科后多次颁布类似法令。1956年，他曾以「游手好闲」为由，下令禁止吉普赛人在苏联境内自由迁徙。1957年，他又要求制定《加强打击反社会、寄生分子》法律草案，试图将城市中的「消极劳动分子」挖出来流放。法律专家们提醒赫鲁晓夫，该草案违反了苏联签署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公约明确禁止政府使用任何惩罚手段，去强迫任何人从事任何他不愿意的劳动。出台这样的法律，将严重损害苏联的国际形象。 事情拖到1959年7月，在莫斯科郊外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会上（根据美苏文化交流协定，为展示各自的制度优越性，两国将在对方境内举办博览会，苏联已于1959年6月在纽约举办了展览），赫鲁晓夫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发生了著名的「厨房辩论」。期间，尼克松提到莫斯科有许多黑市商人和游手好闲者。 这段话刺激到了竭力想要论证苏联制度远比美国优越的赫鲁晓夫。于是，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不再重要，打击「社会寄生虫」的立法工作再次紧锣密鼓推进。结果便是1961年5月正式公布的法令——《关于加强打击逃避社会有用劳动和过着反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的个人》。 四 三个月后，1961年8月16日，苏联官方提供了一份报告摘要。内中写道： 「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院统计，截至1961年8月1日，俄罗斯联邦境内已查明13万人过着反社会、寄生性生活方式……法令公布并开展宣传工作后，大多数逃避社会劳动的人员开始在企业、建筑工地以及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工作。」 报告还提到了一些案例。焊接工程师瓦西连科不愿为国家从事「有益工作」，在1947年选择辞职去办养兔场。靠着卖兔子皮和兔子肉过上了对社会毫无益处的好日子。政府机构派人去警告并勒令他必须从事「有益工作」后，仍阳奉阴违，找了一份保安兼马夫的工作为幌子，仍继续经营养兔场。于是地方法院判决瓦西连科流放改造五年，并没收了他的房子（1栋）、母牛（1头）、公牛（1头）和兔子（340只）。 伊格纳托夫是消防员，拿着31个卢布的月薪，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耕种自留地、在市场上卖水果蔬菜等事情上。靠着这些「无益工作」买了两辆小汽车，盖了两栋小房子。地方法院秉公执法，判处伊格纳托夫流放改造五年，并没收所有财产。 五 1964年初某日，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1940-1996）正在家中写作，突然有警察上门，警告他必须在某个具体时限之前找到一份工作，否则法院将以「社会寄生虫罪」起诉他。 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1925-2026）身上：「他们想以寄生虫罪起诉我。我当时……失业在家，他们威胁要根据这条法令起诉我。我回答说：我靠自己的钱生活，我在国外出版书籍，并通过外商银行合法收取版税。但他们威胁说：你没有工作，我们要以寄生虫罪起诉你。」 这些恐吓「的不虚示」。1963年6月，莫斯科大人物列昂尼德·伊利乔夫曾严肃警告过民众：「想劳动就劳动，不想劳动就不劳动——在我们这里，这种选择无从谈起。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这种选择存在。」 1963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学寄生虫》的批判文章，点名道姓痛骂布罗茨基，说他「不爱祖国」，说他的诗歌「简直是胡言乱语」，说他「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体健康的二十六岁青年，将近四年没有从事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劳动。他依靠零工生活，甚至向父亲伸手要钱……」文章呼吁全社会不要再纵容布罗茨基这种沉迷文学的寄生虫，「像布罗茨基一样的人，在列宁格勒没有容身之处！」 1964年，捷尔任斯基地方法院判决布罗茨基「社会寄生虫罪」成立，强制流放至西伯利亚偏远劳改营服苦役五年。后因国际影响恶劣，刑期缩短至18个月。 六 布罗茨基被流放之前五百六十六年，是中国的洪武三十一年。这一年，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大开地图炮，痛骂河南、山东等地百姓被前朝坏风气影响，「有等懒惰、不肯勤务农业，以致衣食不给」，宁可让土地荒芜，宁可吃不饱饿肚子，也不愿勤劳耕作。为了打击这些「懒汉」，朱元璋设置了「里老人」，勒令他们担负起监督职责——农耕时节，每天五更擂鼓。鼓声一响，所有百姓便必须起床下田，由里老人负责清点人数。懒惰不肯下田者，里老人有权用「竹篦荆条」抽打。朱元璋还警告道：里老人务必严格监督百姓下地，不许迟到早退，若有「游食」之人被官府抓到，必定严惩，里老人也要一并连坐。 在朱元璋那里，「勤劳」不是美德，是义务。

早年看过一部eurotrip，刻板印象就是东欧几国以及阿姆斯特丹色情业发达，看来是我拿衣物了😇

根据公开财务数据，深铁集团的盈利结构呈现出"主业亏损、投资输血、补贴兜底"的三重特征。以下是剔除万科投资和政府补贴后的真实盈利情况分析： --- 一、历年核心财务数据总览 年份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对联营/合营投资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收益（政府补助摊销） 2019 209.9 +118.1 +117.2 — — 2020 208.3 +111.0 +116.0 — — 2021 164.0 +28.9 +64.0 — — 2022 239.6 +8.7 +65.8 -0.3 5.3 2023 251.5 +7.9 +37.5 -0.6 7.3 2024 211.9 -334.6 -134.5 -201.2 80.1 2025 212.2 -372.0 -240.6 -133.0 — 数据来源：深铁集团年报、评级报告、债券募集说明书 --- 二、情景一：剔除万科投资后的盈利情况 深铁集团对万科采用权益法核算，万科盈亏直接按比例计入深铁投资收益；同时2024-2025年计提的大额资产减值也主要针对万科股权。 估算逻辑：`主业净利润 = 报表净利润 - 对联营/合营投资收益 - 资产减值损失` 年份 报表净利润 剔除万科投资后 状态 2019 +118.1 +0.9 主业基本持平 2020 +111.0 -5.0 主业微亏 2021 +28.9 -35.1 主业亏损 2022 +8.7 -56.9 主业亏损扩大 2023 +7.9 -29.0 主业亏损收窄 2024 -334.6 +1.1 主业微利 2025 -372.0 +1.6 主业微利 关键发现： - 2019-2020年的百亿利润几乎完全来自万科（投资收益117亿/116亿），剔除后主业几乎无盈利 - 2021-2023年主业实际处于亏损状态，即使万科盈利并贡献投资收益，也无法完全覆盖主业亏损 - 2024-2025年巨额亏损完全由万科导致：剔除后主业反而微利约1-2亿元，说明地铁运营+站城开发的基本盘并未崩坏 --- 三、情景二：进一步剔除政府补贴后的盈利情况 深铁集团的政府补助以"政府配置资源补助"为主，计入递延收益后分期摊销至"其他收益"。2024年收到政府补贴109.58亿元，摊销80.13亿元计入损益 。 估算逻辑：`真实主业净利润 = 报表净利润 - 万科投资损益 - 资产减值损失 - 政府补助` 年份 报表净利润 剔除万科+补贴后 状态 2019 +118.1 +0.9 基本持平 2020 +111.0 -5.0 微亏 2021 +28.9 -35.1 亏损 2022 +8.7 -62.2 亏损扩大 2023 +7.9 -36.3 亏损收窄 2024 -334.6 -79.0 严重亏损 2025 -372.0 +1.6 微利 关键发现： - 2022-2023年剔除双因素后，主业实际亏损约36-62亿元，说明深铁自身业务（地铁运营+站城开发）在没有外部输血时不具备自我造血能力 - 2024年剔除双因素后亏损79亿元，主因站城开发收入大幅下滑46%（从147亿降至79亿），且存货积压计提减值 - 2025年剔除后微利1.6亿元，官方口径"自身业务实现盈利"得到验证，但盈利极其微薄 --- 四、主业亏损的结构拆解 深铁集团主业亏损主要来自两大板块： 1. 地铁运营：持续亏损 年份 地铁运营毛利 毛利率 2021 -36.6亿元 -54.2% 2022 -59.5亿元 -76.9% 2023 -24.2亿元 -23.6% 地铁运营因公益性定价、高折旧和人工成本，长期处于大幅亏损状态，2022年五条新线转正式运营后亏损加剧 。 2. 站城开发（TOD）：利润萎缩 年份 站城开发收入 毛利率 2021 95.7亿元 69.7% 2022 160.5亿元 54.6% 2023 147.2亿元 37.4% 2024 79.2亿元 — 站城开发曾是利润核心，但房地产下行导致： - 收入腰斩（2024年同比下滑46%） - 毛利率断崖式下跌（从70%→37%） - 存货积压至1035亿元，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 --- 五、总结：深铁集团的"真实盈利能力" 维度 结论 含万科投资 2019-2020年暴利→2021-2023年微利→2024-2025年巨亏 剔除万科投资 2019-2020年持平→2021-2023年主业亏损→2024-2025年微利 再剔除政府补贴 全周期主业亏损，2022-2024年亏损36-79亿元 核心结论： 1. 深铁集团从未真正实现"无补贴+无投资"的独立盈利。其"中国最赚钱地铁"的光环，本质是万科投资收益+政府补助+站城开发利润共同支撑的表象。 2. 地铁运营是永远的"出血点"：即使客运量全国第一（日均900万人次），票务收入仍无法覆盖运营成本，这是轨道交通的公益性属性决定的。 3. 站城开发是"周期性输血"：房地产上行期可反哺地铁，下行期自身难保，2024年收入腰斩即为明证。 4. 政府补助是"隐性兜底"：每年数十亿至百亿级的配置资源补助，实质是政府用财政资金填补地铁运营亏损。 5. 万科投资从"现金牛"变"无底洞"：2017-2022年累计分红192亿元 ，但2024-2025年两年投资亏损+减值合计超700亿元，不仅回吐全部历史收益，还造成净资产缩水12%以上。 简言之，深铁集团的主业（地铁运营+站城开发）在剔除所有外部输血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其财务安全完全依赖于深圳市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对万科投资的"止损边界"。2025年主业微利1.6亿元的数据虽释放了积极信号，但在巨额债务（总债务超3000亿）和资本支出压力下，这一盈利水平远不足以支撑自我循环。

非常形象😂

@倾城_之爱 拉赫曼的预期思想，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分支。其核心在于强调预期的主观性、异质性以及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由此对市场趋于均衡的经典观点提出了深刻挑战。 具体思想可拆解为以下几个层次： 激进的主观主义：拉赫曼认为未来从根本上不可知，预期并非外部信息输入后自动形成的客观结果，而是根植于个人主观想象力的构想。 差异的内生性：未来本质不可知且充满真实不确定性，每个人的观念注定千差万别。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预期是“内生地”形成的，取决于个人如何选择、解读和理解信息，而非外部数据。 对均衡过程的挑战：由于预期差异巨大且市场条件不断变化，拉赫曼认为这严重削弱了经济趋向均衡的任何力量。因此他更关注基于主观预期（事前视角）的不协调市场过程，而非事后结果（事后视角）。 作为协调机制的制度：预期差异是固有且难以消除的，那社会如何实现一定程度的协调？拉赫曼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制度能为互动提供相对稳定的框架，帮助形成更可预期的互动模式，从而在不完美和不确定的世界中有序运作。 与理性预期的对比：把拉赫曼放在更大的经济学舞台上，理解他的思想会更有深度。他与当时以卢卡斯（Robert Lucas） 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形成了鲜明对比： · 看待行为人：拉赫曼眼中是各有主见的真实人；卢卡斯假设为行为等同的代表性行为人。 · 看待不确定性与未来：拉赫曼认为未来不可知，人靠知识应对不确定性；卢卡斯认为概率可知是风险，人利用信息。 · 看待市场：拉赫曼关注永不终结的市场过程；卢卡斯关注静态均衡状态。 · 看待资本：拉赫曼强调异质性；卢卡斯通常视作同质。 总的来说，拉赫曼的预期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的主观主义传统。他将预期从“给定数据”的配角，提升到了“主导人类行为和塑造市场过程核心驱动力”的主角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