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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地铁口都有卖油炸淀粉肠的，好像喜欢吃的人不少，只是我一时想不出比这更垃圾的食物了，高碳水、种子油、高温烹饪、科技狠活的调料，更关键太难闻。

恒科包括成份股暂时可以放一边，明天准备继续加仓癌股。 View quoted note →

# 米夏埃尔亲王访谈录：西方衰落、通胀根源与自由的终极真相 采访者：克劳迪奥・格拉斯 2023年8月4日 尽管欧洲大部分地区早已遗忘米塞斯思想，但列支敦士登的米夏埃尔亲王（Prince Michael of Liechtenstein）是一个例外。 2021 年 11 月 15 日，也就是近 21 个月前，我再次有幸与米夏埃尔亲王对话。他的见解，尤其是直白坦率、毫不含糊的真诚，过去常常给我带来诸多思考。这次访谈也不例外。他对各类问题与议题坦诚直白、不加修饰的回应，让这场对话既富有启发又令人愉悦。 好事多磨 —— 这便是我一直认为，应当在自己认为时机成熟时，或至少在人们有望更好理解（乃至重新记起）**因果关系依然成立**之时，再发布这场访谈的原因。行为必有后果：这是永恒的真理，无论世界各国政府及其雇员如何试图说服公众相信相反的结论。 我们的讨论首先聚焦于过去几十年西方日益盛行的常见政治操弄与煽动策略。当然，“分而治之” 并非新事物，它是最古老的权术之一。然而，近年来在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助力下，这一策略的运用方式使其变得更为高效，也因此更为危险。亲王直指所有这些危险的根源，包括当下各类有害社会政治叙事的源头 ——**法兰克福学派**。 他还对左翼政治领导人对 “平等” 的现代执念提出批评： > 平均化只会把人变成纯粹的客体。人的特质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人类的力量正蕴藏于此。最成功的文明，是承认这一点的文明。根本不存在平等，平等只能通过强制实现。试想一种技术官僚的世界观：有自主责任、独立人格、各不相同的人…… 很难把他们塞进技术官僚体系。因此，**技术官僚与自由之间的对立永远存在**。 为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亲王分享了他与某国际组织高层官员的一次对话，证实当前体系的目标就是让普通公民贫困化、摧毁所有储蓄与私人财富 —— 因为控制负债、没有私产、依赖政府的人，要容易得多。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一致认为，“政治正确”—— 更准确地说是**审查制度**—— 是当权者推行其 “乌托邦” 社会愿景的最重要 “武器” 之一。在这种愿景中，所有公民都服从中央权威的要求与指令，一切异议与反对都被斥为 “反社会”。对此亲王指出，这种噤声武器 “**针对的是整个西方既有的文化与传统，针对的是个人主义**”。他还强调了当下将 “受害者身份” 鼓吹为美德的危险。正如他所言：**“政治正确最大的敌人，是古老而朴素的常识。”** 随后我们转向经济议题，以及上一轮全球衰退以来货币与财政政策诡异且极具破坏性的转向。当被问及如何评估疫情封锁与企业停摆造成的损害时，他明确回应：损害是巨大的，并精准预言： > 长期来看，通胀最大的问题将是，更多人在疫情与气候政策之后，离开生产与服务业，转向行政与管控部门…… 政府或类似机构。这意味着，他们靠荒诞的货币政策会有足够的钱消费，但**供给将无法跟上**。 他直白地强调，**货币必须与现实挂钩、受现实约束**，必须建立在经济产出的基础之上。这便是现代货币理论之类幼稚理念、无限印钞政策永远行不通的原因。 他还明确指出，长期以来不断加剧的**中央集权、过度监管**，以及国家累积的无法承受的债务大山，是西方经济困境的核心。事实上，他确信我们已经身处**全球债务危机**之中，尽管其直接影响或许尚未完全显现。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一判断无疑极具先见之明：银行业危机已然表明，“体系的裂痕” 正在显现，债务雪崩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谈话最终触及**自由**这一主题。我好奇他对真正自由的社会秩序之可能性的看法 —— 这一目标我们如今仍相去甚远。他的观点十分清晰： > 我们虽然谈论自由，却不理解自由即**自主责任**，即一个人可以选择对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并依此生活。自由被视为仅仅能够做某些事，但最终会被塞进极其紧绷的束缚之中。这很危险。因为 \\*\\*“自由” 从来都意味着 “责任”\\*\\*。要拥有自由社会，**去中心化结构**至关重要。在欧洲，我们正走向日益中央集权的危险倾向，这与民主相悖。在我看来，**民主的生命力在于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 当我专门问及**言论自由**时，他尤为激动： > 我认为我们必须回归**理念的竞争**。我们需要开放讨论，需要走出单一化思维。 > > 我创立地缘政治情报服务公司（GIS）时就说过，我们要力求中立，不受意识形态左右，只如实看待现状与可能发生的事，不专注于提出改良建议，只看专家认为可能发生的事。结果令我震惊且意外，我突然被告知：“不，你非常有偏见！” > > 我问：“为什么？能举个例子吗？” 对方回答：“你的观点与《金融时报》《经济学人》不同，所以你有偏见！” 显然，《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是福音，而我们是异端。 我们还谈到了**公共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问题。亲王明确指出，学校与大学日益政治化是危险趋势。他惋惜地表示，我们不幸已将教育体系拱手让给左翼。“**应当鼓励理念竞争，但如今尤其是在美国，大学的共同使命变成了：‘我们不再分享知识与智慧，只灌输教条与不容置疑的信仰。’**…… 就像过去的苏联体系，这些机构正在蜕变为意识形态的锻造厂。” 他警告道。 总体而言，本次访谈覆盖的议题与分享的洞见，包含每一位有自主责任、独立思考、富有生产力的西方公民、选民与纳税人必须聆听并认真思考的核心观点与论证，以应对当下面临的风险。这场对话尤为非凡之处，在于米夏埃尔亲王所做预测的精准度。他早已预见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挑战：从债务危机、通胀螺旋，到社会政治分裂、为意识形态狂热而压制言论自由。 我们可以笃定地说，他预测的精准并非源于某种特殊的先知天赋 —— 道理其实十分简单。米夏埃尔亲王得出这些先见之明，依靠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同一种天赋，一种将人类与动物及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东西：**理性的天赋，以及独立运用理性的勇气**。 完整看完这场访谈，我相信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并有望收获属于自己的启示与思考。对我个人而言，这场对话不仅带来诸多思索，更坚定地印证了一件事：**自由并非一切，但没有自由，一切皆无意义。**

# 责任与私有财产 作者：戴维·格林沃尔德 2012年2月28日 在不存在暴力与欺诈的前提下，财富（利润）的积累，是对在社会生产中负责任地使用资源的奖赏。 在最近一场关于全球变暖的交谈中，我的一位老友——德国一所大学的北美研究教授——发表观点称，如果气候学家质疑“若不迅速约束资本主义工业，气候变化必将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一官方论调，便是“不负责任”的。这让我开始思考“责任”一词的含义，以及它在日常话语中是如何被使用的。 作为一名教师，我的思绪首先转向了教师们在谈及学生时对这个词的用法。大多数情况下，它仅仅被当作顺从的同义词：不遵守老师指令的学生就是“不负责任”的。在我看来，我的朋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她眼中，人类面临的风险实在太高，科学界绝不容许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任何异议。这件事已经由政府科学家们的“公投”盖棺定论。所有“负责任”的气候学家都对此完全认同，而那些敢于挑战正统观点的人，则违背了职业道德。 《韦氏词典》将责任定义为：作为某一行为或状况的主要起因、动机或主体而需接受问责的性质或状态。因此，当责任被等同于顺从或屈服时，这个概念便自相矛盾了——一个人不可能是自己被上级强迫去做的行为的主要起因、动机或主体，就像纳粹军官那句开脱罪责的陈词滥调：“我只是奉命行事！” 责任意味着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决策权不在行为者本人手中，这便无从谈起。从最完整的意义上讲，责任是行为者主动承担这种问责的全部重担，清楚自己无法推卸责任，必须独自承受行为后果的道德重量。因此，一个由负责任的公民组成的社会，不是大众盲从领袖的社会，而是一个个体不会将自身决策的责任归咎于外部、也不会主张让他人替自己承担责任的社会。 责任因此与成熟、自律、思想独立等品质紧密相连，而与依赖、顺从、社会从众负相关。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哲学中有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自由与责任必然相伴相生；也是为什么维克多·弗兰克尔说，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应当在加利福尼亚配一座“责任女神像”。 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究竟如何学会负责任？行为心理学给出了富有洞见的答案。我近20年前在职教师培训中第一次接触到的典型案例，便是称职的父母如何教会孩子负责任地使用所有资源中最受诟病的一种——金钱。这个例子在我了解自由意志主义之前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我后来理解米塞斯经济学与罗斯巴德无政府主义这些更艰深的理论打下了基础。它简单、普遍、充满人性，也曾帮我温和地引导一些偏左翼的熟人，软化他们对自由市场“罪恶”的看法。 责任养成训练 根据标准行为心理学，能成功教会孩子承担财务责任这一艰难且有时痛苦的课程的父母，始终会创造这样的环境：让孩子先对金钱做决策，再承担决策的后果。换句话说，父母必须让孩子亲身体验“艰难的现实课堂”。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满足并始终坚持三个条件： 1. 必须给孩子固定、定期发放的零花钱。金额应足以覆盖所有经常性开支（如学校午餐费），再加上一两项符合年龄的小额奢侈品，比如新玩具或去一次冰淇淋店。 2. 必须让孩子自由支配这笔钱，父母不做规定、不干涉、不事后惩罚（这里默认不会给6岁孩子足以购买毒品、半自动武器等的大额现金）。 3. 钱花光了就是花光了——无论哭闹、纠缠、撒泼都没用。 许多心力交瘁的父母都发现，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原因很简单：学会责任，既需要对资源的完全掌控（所有权），也需要明确的自然限制（机会成本）。没有所有权，孩子就学不会财务责任，因为资金分配的决策并非真正出自他自己；没有机会成本，孩子的支出决策即便完全自主，也不会产生可供他学习的后果。 这种略带刻意的教育方法，如何适用于社会的自然道德演进？把它放在不受干预、且个人财产权受法律严格不可侵犯的市场框架中，答案就清晰了。 例子中的孩子会获得与其成长阶段匹配的零花钱，而自由市场里，每个公民获得的报酬与其对经济生产的贡献相称；孩子可以自由支配零花钱，公民也有权以企业家、投资者或消费者的身份任意处置自己的收入；最后，孩子不受权威的强制干预约束，只受限于零花钱的有限性，需要权衡结果与取舍，自由社会的成年人也必须在自身资源有限、以及自己与他人财产边界面前，学会做出类似的权衡与妥协。 这些便是向年轻人灌输责任、并在全社会普及问责意识的前提。就像玫瑰的生长既需要土壤也需要支架，责任若要充分发展，离不开在稳定、温和（非强制）的约束框架内自主协商与决策的自由。 有时，我向干预主义者阐述这一观点时，会遭到反驳：这根本不是在为自由辩护，而是在支持中央经济管控。 他们会问：那些穷得买不起奢侈品、勉强维持开支的人怎么办？这难道不违背第一个条件吗？这不就证明政府援助是合理的吗？他们会说，第二个条件——不受强制的自由——对贫富都适用，但你也承认，光有自由是不够的。 他们还可能以商业精英的巨额财富违背第三个条件（必须有严格限制）为由提出反对，并最终得出结论：我提出的其实是支持大规模国家干预的最强论据，而非自由放任。 这种逻辑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孩子之所以无需做出生产贡献就能获得资源，恰恰是因为他们在成长阶段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处于无法避免但暂时的无助依赖状态，这种状态会随着能力提升与逐渐成熟慢慢消退。 事实上，父母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逐步减少外部支持，最终消除这种依赖，直到孩子完全独立——成年。如果父母永久补贴孩子，理论与经验都表明，成熟度会大致与补贴的规模和频率成反比地受到抑制。 而政府强制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往往就会造成后一种情况。除永久残障人士外（他们的责任能力会随残障程度相应降低），福利发放给的是有能力的成年人，而非需要被照顾的人。结果就是：一方面，个人责任感与自主决策能力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声称需要援助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转移支付没有时间限制，就会形成习得性无助，逆转成长轨迹，把本可自主的成年人变成事实上的孩子。 精心设计、个体化、非强制的育儿方式，最终能把孩子培养成人；而拙劣、官僚化、强制性的国家家长式做派，久而久之则会把成年人“降格”成孩子。向有能力的人发放福利，政府并没有满足责任养成的第一个条件，反而违反了第三个条件。 国家主义者回应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孩子天生不成熟，意味着父母（暂时）天然高于孩子。在孩子长大独立之前，亲子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 遗憾的是，人们很容易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也这样看待，但一旦意识到政府不过是一群人组成的，这种诱惑就会消失。民选官员与选民都是自主的成年人，彼此没有先验的高低之分。因此，二者地位平等，谁都没有宣称自己绝对优越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代议制民主体系中，如果非要有人扮演父母的角色，那应该是公民——因为是公民通过投票对政客问责，而非反过来。 最后，关于第三个条件，并非最富有的少数人就没有限制。他们确实相对远离稀缺，但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严格受他人财产权的约束。无论大亨的财富多么庞大，在财产权绝对化的前提下，他使用财富的行为都不得侵害哪怕最贫穷同胞的人身与财产。此外，学会负责任地使用资源的最终目的，是最大化其效用；在自由市场中，最富有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取得成功——直接为自己，间接为所有人——这才是他们物质富足的唯一原因。 由此，我们得出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 在不存在暴力与欺诈的前提下，财富（利润）的积累，是对在社会生产中负责任地使用资源的奖赏；财富并非由统治精英随意分配，而是由社会全体成员以消费者身份自愿、按合意比例支付的。 因此，对财富的没收、再分配、补贴或法律庇护，必然侵犯最负责任的生产者、全体消费者，或二者的财产权利。结果必然是责任感的普遍下降——因为约束企业对公众负责的唯一机制被削弱，社会中每个人直面后果的必要性也被降低。 结语 学会责任的三个核心前提，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所有权。 在心理学中，为自己决策承担责任的人被称为“拥有”这些决策；日常语言里，我们说为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就是“认领”这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就是所有权，我们下意识地用所有权相关的隐喻描述它，正是印证了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社会必然会培养出最负责任的公民：它坚定捍卫完整自由，并以人人平等的财产权作为稳固支撑，这是自古以来父母用来培养有责任感的孩子的条件，也是唯一能在全社会广泛建立的方式。

@阑夕 边玩游戏边挂着Bot出图，今日份的作业是电影级的Cosplay海报，至于是什么电影你别管，成图都是我审过的，不健康的都没发出来。 这个提示词是直接从Nnao Banana那里照搬过来的，相比之下，GPT-Image-2的审美还是要更好一些，人物的高P感是故意用提示词强化的，就是为了区别于真实系，表现得更加浮夸和明媚。 提示词： { "subject": { "描述": "以[xxx]为主体的电影级Cosplay海报，动态姿态；保留原始面部特征并转化为真实人类质感；呈现写真出道氛围，带有亲密日式美感" }, "style": { "风格": "高端杂志封面风", "特征": [ "排版密度高（字体+材质叠加）", "商业摄影质感", "信息素氛围（感性吸引力）", "高光泽", "高对比度" ] }, "model": { "身材": "8.5头身超模比例，S曲线", "皮肤": "瓷白肌肤，真实质感（次表面散射、毛孔、细绒毛、油润光泽）", "特征": [ "丰满胸型", "精致锁骨与颈线", "强烈女性吸引力" ] }, "face": { "基础": "日系缪斯脸型", "特征": "叠加[xxx]标志性面部特征", "细节": [ "柔焦眼神", "水润玻璃唇", "肌肤通透感", "眼部高光" ] }, "pose": { "姿态": [ "开放且具有吸引力的身体语言", "带有邀请感的眼神", "手部动作丰富自然" ] }, "hair": { "描述": "[xxx]标志性发型（真实沙龙级呈现，无假发）", "特征": [ "符合重力与重量感", "自然碎发", "结构化定型（轻微反重力效果）", "背光增强体积感" ] }, "costume": { "描述": "高度还原[xxx]原作服装", "特征": [ "高级定制级材质转译", "真实奢华面料", "保留原始设计", "通过服装与身体结合体现魅力", "裸露区域带有细腻肌肤光泽" ] }, "environment": { "场景": "符合[xxx]设定的环境", "风格": [ "高预算电影布景", "结构有序但信息丰富", "轻微雾气", "散景效果（bokeh）" ] }, "composition": { "构图": [ "竖版海报（2:3）", "近景到中景", "浅景深", "文字作为构图框架", "人物部分覆盖文字层" ] }, "lighting": { "灯光": [ "电影级商业布光", "冷色环境光（青色）+暖色主光（肤色）", "头发轮廓光", "高对比用于印刷质感" ] }, "typography": { "排版逻辑": "基于[xxx]世界观推导", "层级": [ { "层级": 1, "内容": "日语主标题（带张力与暗示感）", "字体": "高对比纤细衬线体，可斜体" }, { "层级": 2, "内容": "[xxx]罗马音名称", "字体": "中等字重衬线体" }, { "层级": 3, "内容": "英文短叙述/标语", "字体": "细衬线体" }, { "层级": 4, "内容": "圆形印章/徽章（基于设定）" }, { "层级": 5, "内容": "Jerlin + 期号", "字体": "极细Didot，宽字距，角落布局" }, { "层级": 6, "内容": "条形码 + 价格标签" } ], "混排": "日语 + 平假名 + 罗马字，字重递减", "系统": "基于网格系统的封面设计" }, "mood": { "氛围": [ "梦幻", "微性感", "亲密感（恋人视角）", "欲望张力" ] }, "negative": { "避免": [ "文字重复", "文字阴影", "发光效果", "描边" ] }, "aspect_ratio": "2:3" }

# 增长、富裕与政府 罗斯巴德 > 在强制增长体制下，“社会”不可能增长，其状态与自由市场完全不同。事实上，这是一种用来反对自由市场、支持政府干预的“搭便车”论调：各类搭便车者联合起来，强迫他人节俭，以使自己获益。 A. 增长的问题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媒体人士都在极力强调一个新概念——增长。大量经济著述都在玩一场“数字游戏”，争论明年或未来十年“我们”应该达到百分之几的“增长率”。这类讨论充斥着对X国更高增长率的比较，声称“我们”必须赶紧迎头赶上，诸如此类。在对增长的一片热衷之中，许多严峻的问题几乎从未被触及。首要且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朴素的追问：增长到底好在哪里？ 经济学家们以科学的口吻大谈增长，却不合法地将一种伦理判断偷偷塞进了他们的科学——这种伦理判断未经分析，仿佛是不证自明的。可是，为什么增长应当成为我们所能追求的最高价值？其伦理依据何在？毫无疑问，“增长”这个从生物学借来的可疑比喻，对大多数人来说“听上去”很美，但这远不足以构成严谨的伦理分析。很多事物都被认为是好的，但在自由市场上，每个人都必须在不同数量的价值与为此放弃的代价之间做出选择。同样，我们即将看到，增长也必须与其他相互竞争的价值权衡取舍。 只要稍加理性思考，就很少有人会把增长当作唯一的绝对价值。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要满足于每年5%或8%的增长？为什么不是50%？ 经济学家作为科学家，无权直接背书增长。他能做的，是对比不同社会条件下“增长”的含义。例如，在自由市场中，每个人相对于当前消费，自主选择他想要多少未来的增长。“增长”，即未来生活水平的提升，如本书通篇所隐含阐明的，只能通过少数几种明确的方式实现：要么发现更多、更好的资源；要么出生更多、素质更高的人口；要么改进技术；要么延长资本品结构、增加资本存量。 现实中，资源的勘探与开发需要资本，技术进步只能通过资本投资应用于生产，企业家才能也只能通过投资发挥；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相对独立于短期经济考量，且可能以马尔萨斯式的方式拉低人均产出。因此，实现增长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增加储蓄与投资。 在自由市场上，每个个体决定他愿意储蓄多少（以提升未来生活水平），以及愿意当前消费多少。所有这些个体自愿决策的净结果，就是一国或世界的资本投资率。这个总量是每一位消费者、每一个人自由自愿选择的反映。 因此，经济学家没有资格把“增长”当作目标来推崇；如果他这样做，就是在注入非科学、武断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在他并未提出一套伦理理论为之辩护的情况下。他应当只陈述如下事实：在自由市场中，每个人能获得他自己选择的“增长”；而且，整体人群会从他人的自愿储蓄与投资中大幅受益。 如果政府决定通过补贴或直接国有化来试图推动社会增长率，会发生什么？经济学家应当指出，整个局面将彻底改变。每个人不再能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选择“增长”；此时，储蓄与投资变成强制性的，投资只能以某些人被迫储蓄为代价。 简言之，如果A、B、C因为强制性投资带来的生活水平上升而实现“增长”，他们的获益是以D、E、F这些被强迫储蓄者的损失为代价的。我们再也不能说社会生活水平——每个行动者的生活水平——在提升；在强制增长之下，一部分人（被强迫的储蓄者）明确且可证地遭受损失，他们是在负增长。 这就是政府干预永远无法提高社会“增长率”的原因之一。在市场上个体自由行动时，每个人的行动都会使所有人受益，因此增长是真正“社会性的”，即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但当政府强制推动增长时，只有一部分人以另一部分人的倒退为代价获得增长。秉持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因此绝不能说“社会”实现了增长。 由此可见，对任何人来说，增长显然都不是唯一的绝对价值。市场上的人们都会在增长与当前消费之间权衡，正如他们在工作与闲暇、所有商品之间权衡一样。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这个实体，就会明白：“社会”不能以牺牲部分或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为代价实现“增长”。 例如，假设一个社群中大多数人并不想要“增长”：他们不愿辛苦工作、不愿大量储蓄，宁愿躺在树下乘凉、摘野果、玩游戏。主张政府介入并强迫这些人工作、储蓄，以便未来某个时刻实现“增长”，等于主张强制降低大多数人当前与近期的生活水平。在这种安排下，无论实现多少产出，对社会而言都不是“增长”；相反，这是倒退——不仅对一部分人，对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因此，经济学家无法在科学上主张强制增长，因为他实际上是在试图用武力把自己的伦理观（比如：努力工作和储蓄比休闲与摘野果更好）强加给社会其他成员，而这些成员的效用因此大幅受损。 此外，必须再次强调：在强制储蓄的情况下，储蓄者从自己的牺牲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收益反而被政府官员或其他受益者攫取。这与自由市场形成鲜明对比：在市场中，人们储蓄和投资，正是因为他们会获得切实、合意的回报。 因此，在强制增长体制下，“社会”不可能增长，其状态与自由市场完全不同。事实上，这是一种用来反对自由市场、支持政府干预的“搭便车”论调：各类搭便车者联合起来，强迫他人节俭，以使自己获益。 即便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强制搭便车者能从这些措施中获益多少也值得怀疑。前文讨论过的诸多因素会开始发挥作用： 第一，强制搭便车者的增长与成功，会打击生产，将越来越多的人与资源从生产转向对生产的剥削，即转向强制性搭便车。 第二，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政府用没收来的他人储蓄亲自进行“投资”，结果出于多种原因并非真正的投资，而是浪费性资产。由强制储蓄形成的资本，不仅没有造福消费者，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浪费与消耗。即便政府用这笔钱补贴各类私人投资，后果依然严重：因为这些投资相对于市场上真实的消费者需求与盈亏信号是不经济的，会构成错误投资。一旦政府取消补贴，让所有资本平等竞争服务消费者，这些投资能剩下多少就很成疑问了。 虽然我们无意在此过多讨论苏联经济增长这类经验问题，但可以用近年来围绕所谓苏联超高增长率的喧嚣来佐证我们的分析。奇怪的是，人们发现“增长”似乎几乎完全发生在资本品领域，比如钢铁、水电站大坝等，而这些增长几乎从未惠及苏联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水平。 然而，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才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唯一目的与归宿。生产如果不是为了消费，就毫无意义；资本品投资如果不是通向更多消费的必要中间站，就毫无价值。 自由市场中的资本投资，不会剥夺任何人的消费品：因为储蓄者是自愿选择投资而非部分当前消费，没有人被要求违背意愿牺牲当下消费。结果是，随着投资增加，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持续平稳提升。但苏联式的强制投资体系，几乎降低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至少在近期是如此。而且种种迹象表明，生活水平最终提升的“画饼之日”几乎永远不会到来。 简言之，如前所述，政府“投资”实际上是政府官员一种特殊形式的浪费性“消费”。 还有一个考量强化了我们的结论。拉赫曼教授一再提醒经济学家们一个普遍被遗忘的事实：资本并不是一块可以随意加减的同质面团，而是一个由资本品交织而成的精密、脆弱的结构。这个结构的每一条细线都必须严丝合缝地匹配，否则就会出现错误投资。 自由市场几乎是实现这种匹配的自动机制；本书通篇已经说明，自由市场通过价格体系与盈亏标准，调整不同生产环节的产出与种类，防止任何环节严重失衡。但在社会主义或大规模政府投资之下，不存在这种协调匹配的机制。由于缺乏自由价格体系与盈亏标准，政府只能盲目摸索、盲目“投资”，无法在正确的领域、产品与地点进行合理投资。 漂亮的地铁建好了，却没有列车车轮；巨型大坝建成了，却没有输电铜线……这些突然的过剩与短缺是政府计划的典型特征，正是政府大规模错误投资的结果。 当前关于增长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右翼”经济学家在与“左翼”对手的持续辩论中犯下一个关键错误的产物。右翼经济学家没有把自由与自由选择当作最高政治目标，反而强调自由作为促进储蓄、投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功利主义手段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看到，反对累进所得税的保守主义者常常陷入误区，把储蓄和投资当作比消费更高级、更伟大的善，从而隐含地批评自由市场的储蓄/消费比例。这里是同样陷入对市场隐含、武断批评的另一个例子。 现代支持强制增长的“左翼”人士，则把保守主义者的陈旧论点回力镖般甩了回去，实际上是在对对手说： “很好。你们一直主张储蓄和投资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带来增长与经济进步。没错；但正如你们自己隐含承认的，自由市场的储蓄和投资比例实在太慢。那为什么还要依赖它？为什么不让政府强制更多储蓄和投资，进一步加速资本积累，从而加快增长？” 显而易见，保守主义者无法靠重复他们熟悉的论点来反驳。正确的回应正是我们所阐述的分析，简言之： 1. 你们凭什么主张人们应该以高于自愿意愿的速度增长？ 2. 强制增长不会像自由选择的增长那样惠及整个社会，因此它不是“社会增长”；一部分人会获益——且要在遥远的未来获益——而代价是另一部分人的倒退。 3. 政府投资或补贴投资要么是错误投资，要么根本不是投资，而只是浪费性资产，或是为了政府官员面子的浪费性“消费”。 事实上，什么是经济“增长”？任何恰当的定义都必然包含可用于满足人们目的的经济手段的增加——简言之，人们欲求的满足程度提升；或者如鲍尔所言：“人们可选择的有效范围扩大”。 根据这一定义，强制储蓄伴随着强加的损失与对有效选择的限制，显然无法推动经济增长；而以忽视自愿私人消费为目标的政府“投资”，也几乎谈不上增加人们的选择。恰恰相反。 最后，“增长”一词本身，就是从生物学非法引入人类行动学的比喻。“增长”与“增长率”暗含某种自动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对很多人而言还带有一种价值负载的含义，仿佛是不证自明的可欲之物。 与对增长的喧嚣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关于“欠发达国家经济学”的文献。我们在此仅指出几点： 第一，与普遍印象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对欠发达国家的适用性，与对其他国家完全一样。事实上，正如鲍尔一再强调的，在欠发达国家，经济规律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鲜明，因为人们多了一个选择：从货币经济退回到物物交换经济。欠发达国家实现增长的途径，与更发达国家完全一样：主要依靠资本投资。本书通篇阐述的经济规律，独立于任何社群或国家的具体经济内容，因此也独立于其发展水平。 第二，欠发达国家尤其容易出现浪费、浮夸、好面子的政府“投资”，比如钢厂、大坝等项目，而不是经济但低调的改良农具等私人投资。 第三，“欠发达”一词显然带有价值负载，暗示某些国家低于某种强加标准“不够发达”。正如威金斯与朔克指出的，“未开发”会是更客观的说法。 鉴于近期罗斯托教授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突然爆红，这里必须对其略作评述。该理论被吹捧为“对马克思的回应”（仿佛马克思从未被回应过），罗斯托提出了现代国家经历的五个经济增长阶段，核心是“起飞”，包括起飞的“前提条件”、从起飞走向“成熟”，以及最后阶段的“高度大众消费”。 除了预设某种自动“增长”率这一常见谬误外，罗斯托还犯下了许多自创的错误，包括： 1. 重拾现代对不存在的“历史规律”的徒劳追寻； 2. 沿用19世纪末德国思想中陈腐的“历史阶段论”谬误，每个武断的阶段都注定自动演进到下一阶段； 3. 过度强调纯粹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他比多数批评者意识到的更接近马克思； 4. 刻意将政府与私人企业混为一谈，认为两者同样具备“企业家能力”； 5. 依赖错误的“社会间接资本”概念，声称起飞前必须主要由政府提供。 事实上，如我们所见，经济并不存在受不同规律支配的不同阶段，只有适用于任何发展水平、解释任何“增长”程度的统一经济学。罗斯托的最终阶段“高度大众消费”尤其站不住脚：英国工业革命早期“起飞”阶段最典型的特征，不正是生产转向廉价工厂纺织品的大众消费吗？大众消费从一开始就是工业革命的特征，并非流行神话所说是1950年代才出现的新状态。

恒科真是扶不起，刚想看好就软了💩 还是李嘉诚旗下几个能再看一看。 View quoted note →

# 经济复苏需要资本积累，而非政府“刺激计划” 乔治・赖斯曼 序言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旨在为理性的普通读者提供健全经济学理论，使其理解如何克服当前金融危机、重回经济繁荣之路。本系列第一篇为《物价下跌不是通缩，而是通缩的解药》。 引言 想象一个因睡眠不足而萎靡不振、无法正常工作的人。有些药物能让他即使彻夜未眠也感觉精力充沛，第二天似乎能高效运转。 但服用这类药物绝对不是好主意。因为此人根本问题 —— 睡眠不足 —— 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被进一步恶化。刺激会进一步耗尽他本已匮乏的身体能量储备，最终走向彻底衰竭。 这一比喻完全适用于当前的经济衰退，以及通过 “财政政策” 与 “刺激计划” 试图摆脱衰退的做法。这些词汇的实质是：更多政府支出、专为刺激消费而设计的减税，包括向未缴纳所得税的低收入人群发放退税，指望他们一拿到钱就立刻去消费。 这类经济 “刺激剂” 与药物兴奋剂的关键区别在于：经济刺激甚至无法暂时让经济恢复到接近正常的运行水平。 陷入严重衰退或萧条的经济体系，与睡眠不足的人高度相似。只需把 “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睡眠” 替换为 “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的要素” 即可。 资本 对经济体系而言，这个关键要素就是资本（capital）。经济无法正常运转，是因为它损失了资本。 资本是企业或个人拥有的、用于获取利润或利息的累积财富。 资本包括：所有农场、工厂、矿山、机器设备、交通通信工具、仓库、商店、办公楼、租赁住房，以及企业持有的原材料、零部件、用品、半成品与产成品库存。 资本也包括企业持有的货币（尽管货币属于特殊类别），还包括为购买住房、汽车、家电等高价消费品而贷出并收取利息的资金。 经济体系的资本存量，决定了其生产商品与服务、雇佣劳动力、以及通过信贷购买消费品的能力。 资本越多，这些能力越强；资本越少，能力越弱。 储蓄 资本以储蓄（saving）为基础积累而成。储蓄，是克制对已赚取收入的消费。 储蓄不等于不支出，也不等于囤积（hoarding）。储蓄的意思是：不用于消费的支出。克制消费支出，才有可能进行等量的生产性支出。储蓄者可以用储蓄购买资本品、支付工资、放贷用于购买高价消费品，或借给他人用于上述用途。 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因为当下对此充斥着彻头彻尾的无知。典型例子是《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轻率断言，作者确信其观点不证自明： “一美元储蓄不会在经济中流通，更高的储蓄率意味着销售额更少、困境企业收入更低。” 这位记者显然以为，住房等高价消费品可以用单周或单月工资直接购买。如果真是这样，购买它们确实不需要储蓄。 现实是：购买住房通常需要相当于购房者三年以上总收入的资金；购买汽车需要数月收入；无数商品的价格都远超单期收入，无法用当期工资负担。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储蓄都是购买消费品的前提。 这些储蓄可以是购房者自有、借入，或部分自有部分借入。但无论如何，储蓄必不可少。 《纽约时报》的记者、同行、以及所谓教育他们的教授们，对储蓄的更重要事实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储蓄是零售商向批发商进货、批发商向生产商进货、生产商向上游供应商进货的前提，也是所有环节的卖家支付工资的前提。 这类支出通常必须在卖家售出产品收回货款之前完成。例如，汽车与钢铁企业无法用最终销售回款来支付当前工人与供应商报酬。即便部分支出来自当期销售收入，卖家也必须克制消费这些资金—— 也就是储蓄—— 并用它们支付之前购买的资本品与劳动力费用。 相反，凯恩斯主义记者与教授们认为，卖家只会消费或囤积现金。他们愚钝到无法意识到：如果真是这样，经济中将只有消费品需求，不存在任何生产需求。 经济体系中绝大多数支出都以储蓄为基础。衬衫卖家会将 100 美元收入中的 95 美元储蓄并用于生产性支出：补货、发工资、维持运营，可能只花 5 美元用于个人消费。向上游的每一级供给都是如此。 任何企业的利润表都能简单证明这一点。成本与销售收入的比例，就是储蓄与生产性支出相对收入的比例。成本反映过去的劳动与资本品支出；当期收入中的储蓄与生产性支出，会在未来体现为成本。成本占收入比例越高，储蓄与生产性支出的相对规模就越大。 一家成本 95 美元、收入 100 美元的企业，意味着它将 100 美元收入中的 95 美元用于储蓄与生产性支出。这一关系适用于整个经济。 囤积与储蓄的区别 所谓 “囤积”，更准确地说是现金持有需求上升，这并非因为人们决定储蓄。 真实情况是：企业与投资者决定调整已有储蓄的结构，增加现金持有、减少其他资产。 例如，某人可能决定将 90% 投资于股票等证券、10% 为现金存款，改为持有 20%~25% 现金。企业也可能决定提高现金占比以应对到期账单。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发现无法依赖借款，正是如此。 这类现金持有增加，并非新增储蓄，反而发生在总储蓄急剧下降的背景下。 当前现金持有上升，正是对房地产与股市暴跌、大量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巨额亏损的反应。 这一切都意味着资产价值缩水，即累积储蓄价值下降。人们转向现金是为了避免储蓄进一步损失。当然，大规模抛售非现金资产会进一步压低其价格，加剧储蓄缩水。 经济体系中的累积储蓄已经缩水数万亿美元。难以置信的是，包括绝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竟然恐惧储蓄、认为必须以牺牲储蓄为代价刺激消费。这足见当下经济认知的彻底匮乏。 萧条与信用扩张 累积储蓄的损失，是经济萧条问题的核心。 衰退、萧条及其伴随的损失，源于试图以信用扩张而非储蓄为基础创造资本。 信用扩张（credit expansion），是银行系统在政府支持下凭空创造新增货币并贷出。这些货币看似新增资本，实则不是。 这种虚假资本造成了对可用资本规模的夸大、错误认知。就像一个在金融泡沫中误以为自己暴富的人，开始过超出能力的生活；企业则开始上马超出能力的项目。 消费者在幻觉中购买高价住房汽车，最终发现无力负担，成为巨额亏损；企业在资本充裕的幻觉中扩张建设、开店、并购，当虚假资本消失后，统统变成巨额亏损。 信用扩张还人为降低了现金持有需求，为后续现金需求飙升埋下伏笔。企业以为可以轻易借贷，便不再持有现金；新增货币推高的营收，又让企业愿意用库存替代现金，相信库存能轻松变现获利。 衰退与萧条，正是信用扩张导致的不当投资（malinvestment）与过度消费造成资本损耗的结果。后续现金需求飙升，会进一步放大损失；若银行破产导致货币量收缩，损失还会继续加剧。 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是信用扩张导致不当投资与过度消费的绝佳例证。 为无力负担的人群建造与融资住房，造成了高达 2 万亿美元以上的资本损失。这一泡沫由 1.5 万亿美元新增货币支撑，以购房人支票存款的形式创造。 这些存款的基础，是美联储在 2001—2004 年大规模投放银行准备金，将联邦基金利率压至 2% 以下；2003 年 7 月 —2004 年 6 月更是压至1%。最终导致抵押贷款利率与月供大幅下降，极大推高了住房需求。 政府还通过房利美、房地美、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担保计划，以及《社区再投资法》的强制要求，大力推动向无偿还能力人群发放贷款。 从物质结果看，数百万套代表建筑商与银行资本的住房，交到了对经济财富与资本毫无贡献、也无偿还可能的消费者手中。最终，大量建筑商、银行与投资者破产。依赖这些贷款的企业无法再融资，只能关门裁员。 我们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失业与消费萎缩，正是资本损失的结果，而非消费者突然拒绝消费、银行突然拒绝放贷。恰恰相反，人们试图通过刺激计划复活的那种消费，正是造成资本损失、进而导致失业与贫困的重要原因。 房地产繁荣期间，数百万房主以为房价上涨让自己变富，大量借贷并消费增值部分。这种消费挤占了经济中的资本投资，让社会变得更穷。当房价崩盘、负债高过房价，房主弃房而去，进一步加剧了放贷机构的损失。 凯恩斯主义的无知与盲目 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对金融危机的真实性质与原因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不懂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他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正如米塞斯精辟指出： “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完全无法理解储蓄与资本积累在改善经济状况中的作用。” 在凯恩斯及其无数追随者眼中，经济活动始于消费、终于消费。 人们对 “消费万能” 的信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本次危机至少在 2007 年春就已爆发，贝尔斯登两只大型对冲基金突然崩盘；2007 年 6 月 —2008 年 8 月，一连串知名企业接连破产；2007 年 9 月，英国北岩银行发生挤兑，可能是 1930 年代以来首次。 2008 年 9 月，金融危机达到顶点，AIG、雷曼兄弟、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崩盘，房利美、房地美破产。 然而直到 2008 年 9 月，美国失业率不过6.2%，道琼斯指数仍在 11000 点以上。 这一切证明：危机并非源于消费突然下降或失业飙升。失业上升、消费下降，都是资本损失的后果。资本损失引发信贷收缩与破产潮，进而导致失业上升、消费能力与意愿下降。房价与股价暴跌也加剧了消费下滑，而这两者同样是资本与储蓄损失的表现。 经济复苏的本质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复苏需要经济体系重建资本存量，为此必须提高储蓄相对消费的比例。这有助于恢复信贷供给，终结因信贷不足导致的金融破产。 复苏还需要工资与物价自由下跌，使当前已缩减的资本与信贷能够支撑更大规模的就业与生产（如本系列第一篇所述）。 复苏 = 更多储蓄 + 更多资本 + 更多信贷 + 更低工资、成本与物价 此外，复苏需要快速清算不良投资。借款人无法偿还本息，相关资产必须尽快出售、回款交给贷款人，以终止进一步损失，尽可能从废墟中挽救资本。 在当前广泛的金融瘫痪中，企业与个人可能因无法收回欠款而破产。快速止赎、快速清算，至少能让放贷机构回笼资金、履行自身义务，避免连锁破产，帮助恢复放贷能力。 复苏需要终结金融伪装。许多银行不愿看到所持资产（尤其是担保债务凭证 CDO）被清算，因为市场低价会暴露其资本严重不足，立刻导致破产。为避免这一点，银行试图掩盖资产真实价值，同时又希望债权人信任它们。 但信任建立的前提，是披露资产的真实市场价值，即便这会让许多银行破产。银行存款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无需现有股东继续经营。 当这些条件满足、金融收缩结束，商业投资的盈利能力将恢复，复苏随之到来。 刺激计划的实质 前文已经证明，经济复苏需要更多储蓄、积累新资本，以弥补信用扩张、不当投资与过度消费造成的损失。然而，“刺激计划” 的结果是进一步损耗资本。凯恩斯主义者不仅对此一无所知，即便知道也毫不在意。 由于不懂资本的作用，凯恩斯主义者只能将衰退归因于消费不足，只能开出增加消费的药方。他们假设经济永远有足够资本，甚至资本过多，问题只在于让人们把资本用起来 —— 也就是消费。 他们认为，消费会消耗货架上的产品，从而需要补货；商店会下单，工厂会生产，经济就会重新运转。只要刺激规模足够大，复苏就会实现。 刺激计划的本质，是政府为消费融资 —— 几乎是任何消费、任何人、任何目的 —— 相信这能带动就业与生产。 尽管嘴上说避免浪费、善待纳税人资金，但在刺激支持者眼中，项目越庞大、越浪费越好。 亨利・赫兹利特多年前就用建桥的例子精彩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政府为交通需要建桥，目标是最低成本、最好质量、最少用工； 如果为刺激就业建桥，目标是尽可能多用工人，用工本身就是目的，用工越多成本越高。 凯恩斯本人更是直白地宣称： “如果政治家受古典经济学原理束缚而无法做得更好，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能增加财富。” 纯粹的破坏行为（战争、自然灾害），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看来与政府刺激消费一样 “有益”，因为它们创造了补货需求，据称能带动就业与生产。这种观念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常常公开称赞地震、飓风、战争的 “经济好处”。 刺激计划意味着更多资本损耗 经济复苏需要储蓄与新增资本来弥补损失，而刺激计划的效果却是进一步减少资本供给，加剧衰退。 原因在于：刺激计划的起点，是消耗已有的财富。这些财富是持有它的企业的资本。刺激计划用货币换取这些财富与资本，但这些货币并非来自政府或受领人创造了等量财富。 政府与受领人的起点，是一场消费行为—— 即消耗、损耗既有财富形态的资本。 刺激支持者只看到为替代被消费财富所需的新增生产与就业，并为此欢欣鼓舞，认为目标已经达成。他们以为这就是新增经济活动、新增就业，唯一不足只是规模可能不够大。 不幸的是，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由此产生的新增生产与就业，本身无法弥补启动过程所消耗的资本。 所有生产，包括刺激计划催生的新增生产，本身都包含消费。这种消费至少会逼近新增产出，甚至可能等于或超过它。 举个例子：某人没有生产并销售任何等价价值的产品，仅仅从政府拿到钱，购买并消费了一台新电视。我们看到的是：一台电视从经济资本中撤出，交到了非生产性消费者手中。 即便零售商补货、批发商补货、生产商再生产，这一过程也会消耗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寿命；零售、批发、运输环节同样消耗资本品。 更重要的是：为生产与流转这台电视而雇佣的新增工人必须拿到工资，并用工资消费。工人购买的商品，进一步消耗零售商库存。相关企业因此获得额外利润（或减少亏损），所有者会增加消费，政府也会收到更多税收并进行消费。 即便各环节产生的折旧准备金，在衰退环境中也往往被用于购买短期国债等 “安全资产”，而不是用于更新资本。最终，这些折旧资金被用于为消费融资，而非资本重置。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弥补非生产者消费的产品而进行的再生产，本身就伴随着巨大的额外库存、厂房与设备消耗。战争或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也是如此。 无论刺激资金在经济中循环多少次、带动多少轮补货生产，最初的资本损失永远无法弥补。因为每一轮再生产都伴随着等量新增消费。最终结果仍然是净消费，资本供给持续减少。 历史上，德国、日本等国曾遭受巨量资本损失，却最终复苏并再创繁荣。它们依靠的不是更多消费、不是任何刺激计划，而是生产增长大幅超过消费增长—— 即储蓄与资本积累。那些年，这些国家的国民储蓄与再投资比例经常超过25%。 刺激带动的再生产有可能伴随少量新储蓄，从而逐渐弥补初始资本损失，但这种可能性极低。原因很简单：刺激计划发生在投资者不敢投资民营企业的环境中，他们会把所有储蓄、甚至资本重置所需资金，都拿去买国债。 储蓄被转向消费，而非资本积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真的出现这类储蓄并缓解刺激的破坏，还会被凯恩斯主义者攻击为 “阻碍复苏”。例如，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写道： “经济刺激方面，公共支出的效果远好于减税…… 因为减税的很大一部分会被储蓄起来。” 此外，刺激之后即便出现少量新增储蓄，其来源 ——净产出—— 也可能大幅萎缩。净产出是总产出减去生产中消耗的资本品，是当期工资、利润、利息中可用于消费或储蓄的部分。 环保、安全等法规强制企业进行无效率的资本投入，会进一步压低净产出。例如，强制加油站、干洗店大幅增加资本支出以满足无端的环保恐慌；强制汽车、家电等产品加装市场认为不值成本的 “安全功能”。结果是消耗更多资本品却没有增加产出，净产出与储蓄能力随之下降。 如前文所述，资本损耗（无论来自刺激计划还是其他原因）的后果，是降低经济的生产能力、雇佣能力与信贷能力。在大规模失业中，这种能力下降可能不明显；但一旦复苏开始，经济的生产潜力就会因资本减少而永久降低，实际工资与整体生活水平会更低，信贷供给能力也永久受损。 刺激计划对经济体系的抽血效应 即便刺激计划能带来额外经济活动，也无法实现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复苏。它的实际效果，是创造了以就业为伪装的公共福利体系：雇佣人们不是为了他们生产的产品，而是为了雇佣而生产。 刺激计划比单纯福利昂贵得多。除了失业救济，还要额外消耗工人生产 “假装有用” 产品所使用的材料与设备。 刺激创造的就业是虚假就业，它以整个经济体系为代价。它从经济中抽取产品与服务，却几乎不回馈任何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刺激计划让绝大多数人变得更穷。 大规模失业下的物价上涨 要实现经济复苏，首先必须停止刺激计划，并尽可能取消已实施的项目。因为刺激的效果，是恶化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损失问题。 不幸的是，刺激计划几乎不可能停止。一旦大规模推行，将持续消耗资本，直到资本品稀缺（包括企业手中的消费品库存）开始推高物价。 消费品涨价不仅来自消费品本身稀缺（只要在企业手中，消费品就是资本品），也来自生产上游资本品的稀缺。例如，钢板稀缺会推高钢板价格，并传导至汽车价格；铁矿石稀缺会传导至钢板、再传导至汽车。整个经济链条都是如此。 消费品涨价能够终止刺激计划带来的进一步资本损耗。当新增资金只会推高价格而不增加销量时，库存消耗停止。从此，靠政府资金消费的人，开始挤占靠劳动收入者的实际购买力。 一旦库存相对于支出变得稀缺，政府注入的所有资金都会引发大幅物价上涨，即便在大规模失业中也会发生。因为大量失业工人丝毫不能缓解刺激就业所造成的资本品稀缺。 即便物价上涨阻止了刺激继续损耗资本，政府的货币增发仍会导致持续的资本损耗。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货币扩张带来的营收上涨快于成本上涨，利润被人为抬高。 这些 “虚假利润” 大部分本应用于高价重置资产，却被当作真实收益征税，损害了企业的资产重置能力。这一现象的破坏性后果，就是曾经的美国工业中心变成 “铁锈带”。 与此同时，年复一年的政府预算赤字持续发挥破坏作用。它们将收入储蓄的相当一部分、以及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准备金，持续转向消费。几代人的赤字政策吸走了数万亿美元本应成为资本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把美国变成了工业荒地。 盲目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是几代人以来以 “先进革命思想” 之名传授的经济无知的总爆发，即所谓 “凯恩斯革命”。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加速毁灭，是经济思想被毁灭的产物。 整个知识界都是一场名为 “凯恩斯主义” 的巨型知识骗局的心甘情愿的受害者，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只有少数勇敢者 —— 最著名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亨利・赫兹利特—— 远离了这场疯狂，并因此被斥为知识界的弃儿。但终有一天，所有思考者都会明白：真正拥有最终话语权的，是他们。

# 有效需求不足的谬误 > 一个人能生产的商品越多，他所能需求与获取的商品也就越多。 2017年12月30日 弗兰克·肖斯塔克 受凯恩斯与弗里德曼思想影响，主流经济学界大多将经济增长与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提升相挂钩。 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均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源于总需求不足（insufficiency of aggregate demand），因此解决问题的路径便是提振总需求。 在凯恩斯看来，办法是联邦政府扩大举债并在私人部门不愿支出时增加财政支出。弗里德曼则主张由美联储扩大货币投放以复苏需求。 然而，有效需求不足（insufficient demand）本质上并不存在。一个人的需求受限于其商品生产能力。一个人能生产的商品越多，他所能需求与获取的商品也就越多。 需要注意，一个人的生产成果，构成其购买他人生产成果的支付能力。（一个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能换取的他人商品也就越多。因此，个人需求由其商品生产能力所约束。） 再次强调：需求无法独立存在——它受生产所限。由此，真正驱动经济的并非需求本身，而是商品与服务的生产。 从这一意义上讲，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显然，生产者若想获得成功，必须生产符合其他生产者需要的商品与服务。 詹姆斯·穆勒指出： 商品被运往市场，目的是找到买家。但要购买，就必须具备支付手段。显然，一国全体国民所拥有的支付手段，共同构成了该国的全部市场。但一国国民的整体支付手段由什么构成？不正是其年度产出、全体居民的年度收入吗？一国的购买力，完全由其年度产出衡量，这一点毋庸置疑。年度产出增加，一国市场、购买力与实际购买量便会同步扩大……由此可见，一国的需求始终与其产出相等。这一点必然成立：何谓一国的需求？正是该国的购买力。何谓购买力？正是其年度产出的规模。因此，一国的需求规模与供给规模始终完全对等。 若5人组成的群体生产10个土豆、5个番茄——这便是他们所能需求与消费的全部。 任何政府与央行的手段，都无法提高其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提升消费能力的唯一途径，是提升生产能力。 需求对商品生产的依赖，无法通过货币投放与政府支出来消除。 相反，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只会损耗真实财富创造者，削弱其生产商品与服务的能力——进而削弱有效需求。 因此，要使经济复苏，所需并非提振总需求，而是封堵所有无中生有的货币创造渠道（sealing off all the loopholes for the creation of money out of “thin air”），并约束政府支出。 这将让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得以专注于财富创造，从而带动经济复苏。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增强经济体生产商品与服务的能力，实则就是强化所谓总需求，并推动真实的经济增长。 注释1：詹姆斯·穆勒，《论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谬误》，乔治·赖斯曼编，杰斐逊哲学、经济与心理学院出版，2000年。

# 凯恩斯乘数的魔法 > 必须强调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政府能支出或投资的，只能是它从公民手中拿走的部分；政府额外的支出与投资，会等额压缩公民的支出与投资。 2021年10月10日 弗兰克·肖斯塔克 在流行观念中，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商品与服务总需求的上升。人们还认为，一国经济总产出会以政府、消费者与企业支出变动额的倍数增长。这套思维的普及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写道： 如果财政部用旧瓶子装满纸币，在废弃煤矿中适当深度掩埋，再用城市垃圾填平至地表，然后依据久经考验的自由放任原则交给私人企业把纸币挖出来（当然，开采权需通过竞标获得），失业将不复存在；借助连锁反应，社会实际收入与资本财富很可能会比现在高得多。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初始支出增加如何使总产出以该增量的倍数上升。假设个人每增加1美元收入，会花掉0.9美元、储蓄0.1美元。再假设消费者支出增加了1亿美元，零售商收入随之增加1亿美元。零售商将这笔收入的90%用于消费，即支出9000万美元；收到这9000万美元的人再花掉90%，即8100万美元；依此类推。这种思维的关键在于：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 在支出链条的每一环，人们都将新增收入的90%用于消费。该过程最终会使总产出比初始增加1亿美元前高出10亿美元（10倍）。 不难发现，每一美元中被花掉的比例越高，乘数就越大，初始支出对总产出的拉动效应也就越强。例如： \- 若消费比例为95%，乘数=20 \- 若消费比例为80%、储蓄20%，乘数=5 这意味着：储蓄越少，总需求上升对产出的拉动作用越大。按照这套逻辑，储蓄会削弱经济活动。也正因如此，当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通过财政与货币刺激可以防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乘数真的存在吗？ 储蓄真的像乘数模型所说的那样对经济有害吗？以农民鲍勃为例：他生产20个番茄，自己吃掉5个，剩下15个番茄就是他的储蓄。依靠这15个储蓄番茄，他可以换取其他商品：用5个番茄换面包师约翰的一条面包，用10个番茄换鞋匠保罗的一双鞋。可见，购买力由储蓄量决定。 面包师生产10条面包、消费2条，储蓄就是8条面包；鞋匠生产2双鞋、自用1双，储蓄就是1双鞋。当农民鲍勃购买面包和鞋时，他把番茄转移给了面包师与鞋匠，这些储蓄品维持着他们的生计。同理，储蓄下来的面包与鞋也维持着农民的生计。 正是最终消费品的储蓄支撑着生产者，使生产得以持续。生产者也可以不用储蓄品交换其他消费品，而是用来购买更好的工具与设备，以便未来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 用部分储蓄品交换工具设备，相当于把储蓄转移给了工具制造者。储蓄在生产期间维持这些工具制造者的生活。工具设备建成后，消费品生产得以扩张；生产扩张又带来更多储蓄，进而支持更多工具设备生产，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产量。 因此，与流行观念相反：更多储蓄会扩张而非收缩消费品生产。 消费需求能让产出成倍数增长吗？ 面包师要增加对商品的需求，必须有支付手段——也就是他自己生产的面包。他用一条面包换5个番茄，鞋匠用一双鞋换10个番茄，农民用15个储蓄番茄换面包和鞋。 面包产量增加，才让面包师有能力增加对其他商品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的生产产生了对商品的需求。人们从事生产，是为了获得维持生存与福祉的商品。 最终消费品供给扩张的前提，是资本品、工具与设备的增加；而工具设备的增加又依赖储蓄。由此可以得出： 消费增长必须与生产增长相匹配。 消费无法让生产以消费增量的倍数增长。生产扩张由储蓄池（pool of savings）决定，而非由消费者需求直接限制。无中生有的增长不可能存在。 政府需求增加对总产出的影响 假设在面包师、鞋匠、番茄种植者之外，出现了一个以暴力获取商品的强制者（政府）。这种需求能像流行观念所说的那样带来更多产出吗？ 恰恰相反，它会使生产者贫困化。生产者被迫无偿交出产品，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流会被削弱。 政府支出不仅不会以正倍数提升总产出，反而会普遍削弱财富创造过程。 正如米塞斯所言： 必须强调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政府能支出或投资的，只能是它从公民手中拿走的部分；政府额外的支出与投资，会等额压缩公民的支出与投资。 默里·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揭示了凯恩斯乘数的荒谬性。 “投资乘数”理论大致如下： 社会收入 = 消费 + 投资 假设消费恒等于收入的0.8倍，则： 收入 = 0.8×收入 + 投资 0.2×收入 = 投资 收入 = 5×投资 这里的“5”就是“投资乘数”。于是结论变成：只要把投资提高到目标收入的1/5，乘数魔法就会完成剩下的一切。 罗斯巴德用归谬法提出一个更“强大”的乘数： 社会收入Y = 读者收入R + 其他人收入V 假设 V = 0.99999Y 则 Y = 0.99999Y + R 0.00001Y = R Y = 100000R 这就是读者的个人专属乘数，比投资乘数强得多。按凯恩斯逻辑，政府只要印钱发给读者，读者的支出就能让国民收入扩张10万倍，治愈萧条与失业。这充分暴露了乘数理论的荒诞。 引入货币能让乘数成立吗？ 引入货币不会改变结论。货币只便利交易，不创造真实财富。米塞斯转述萨伊的观点： 商品最终不是用货币购买，而是用其他商品购买。货币只是通用交换媒介，仅起中介作用。卖家卖出商品最终想换取的，是其他商品。 某人支出增加100美元，只意味着他对货币的需求减少100美元；卖家获得100美元，对货币的需求增加100美元。若卖家再花掉其中90%，只是他的货币需求减少90美元，另一人增加90美元。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人们增加某些商品的支出，必然减少其他商品的支出，总支出不变。只有货币供给增加，名义支出才会上升，但这并非因为乘数，而是因为货币量增多。 货币扩张带来的名义支出上升，无法像流行说法那样拉动真实产出成倍增长。 它只会重新洗牌现有储蓄池，让先拿到新钱的人受益，后拿到或拿不到的人受损。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无法拉动真实生产，反而会像前面的“强制者”一样，掠夺财富创造者。 总结与结论 凯恩斯的著作至今仍极具影响力，是美联储与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也主导着华尔街与学术界的主流认知。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需求驱动经济，衰退主要源于需求不足。在其框架下，需求上升不仅拉动产出，还能让产出以初始需求增量的倍数增长——这是在主张无中生有。 注释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64年，第129页。 注释2：米塞斯，《凯恩斯勋爵与萨伊定律》，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1995年，第316页。

芒格：…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幸存者。

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