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都爱马仕了么😇

【番茄表单】Ledger 硬件钱包电池可免费升级更换，解决耗电，申请： utgwqp.fanqier1.cn/f/oobksxfd ―――――――――――――― 收到这么条短信，都不知道是诈骗呢，还是诈骗呢，还是诈骗呢 以后再不会买ledger的钱包，已经在的也不会用了，竟然过了几年还泄露我手机号。

中流砥蛀们😇 View quoted note → View quoted note →

### 奇幻的列支敦士登君主国及其处世之道 文 \ 提图斯·格贝尔（Titus Gebel） 编：瑞秋的春天 如果有人在讨论中提到，小国列支敦士登的政治制度或许可以成为大国德国的榜样，通常会遭到人们的无情耻笑。但如果你再追问下去，看看他们对列支敦士登到底了解多少，结果通常是一无所知。 双重内陆国 列支敦士登公国和德国没有共同边界，它作为一个 “双重内陆国”，被困在瑞士和奥地利（这两个邻国也是内陆国）之间。该国国土面积仅160平方公里，是全球面积第6小的袖珍国家。该国家有3.7万居民，其中34%是外国人（主要说德语）。首都是瓦杜兹，唯一官方语言是德语。自1806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来，列支敦士登一直是个主权国。 公国没有本国货币，而是使用瑞士法郎，和瑞士结成关税同盟。然而，和瑞士不同的是，列支敦士登在公投后成为欧洲经济区（ EEA）成员国。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在EEA成员国之间（所有欧盟国家、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自由流动。不过，公国将人员自由流动限制于每年新增64张居留许可证之内。 与普遍看法相反，公国不是一个靠邮票销售和空洞金融交易而繁荣的轻歌剧国家。相反，它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经济呈现高水平的多样化，其主要增值部门是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工程。许多瑞士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为了谋生，日常通勤往返于本国和公国之间。 尽管列支敦士登面积不大，但却拥有喜利得公司（钻井机）和义获嘉公司（医疗技术）等市场领军企业。大约 40%的雇员在工业部门就业，这让该国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只有不到10%的雇员在金融行业就业。该国每9个居民就有1家公司，或许是世界上企业家密度最高的国家。 顺便说一句，俄罗斯沙皇于1867年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之前，还曾向列支敦士登要约（不是开玩笑）。顺便说一句，阿拉斯加比列支敦士登大11,000倍，且远在4,600英里之外。公国当时虽然非常有钱，但决定放弃这笔交易；否则，阿拉斯加人今天可能会说德语，把他们的所得税寄到瓦杜兹而不是华盛顿。 2003年宪法改革 2003年，经过10年讨论，全民公投通过了一项重大宪法改革。这项改革以削弱议会和政府为代价，加强了公民、自治区和君主的权利。这样做的理由富有启发性，原因在于它清楚揭示了议会制度和民主的基本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列支敦士登演变而成的宪法现实是，构成了议会多数和政府的政治家和政党，越来越多地从宪法中获得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分配给执政亲王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宪法规定的执政亲王签名，法律也照样得到颁布。 汉斯·亚当二世亲王不赞成如此。他为自己（最终成功的）宪法修正案提案辩护说，居于实际的原因，两个主权者，人民和执政亲王，必须将国家任务委托给较小的团体（政治家、政党、行政机构），这些团体在实践中获得了不相称的重要性，自我转变成了“寡头政治”，然后试图以牺牲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来增进自身利益。由于内部利益冲突，他们越来越难以做出重要但不受欢迎的决定。 君主的任务是确保民主和宪政制度不被这种寡头政治所削弱，确保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从长远来看，只有在知道大多数人民能够支持他的情况下，君主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人民和君主制作为较弱的因素，是对抗一国当中最强因素 ——寡头政治的天然盟友。 与此同时，他指出，自己还不得不拥有对大多数人的否决权。应该清楚一点，大多数人并不总是正确的，亲王以保护少数人和弱者的权利、捍卫人民和国家长期福祉为己任。但如果人民不希望如此，那么根据自决权的原则，人民应该拥有最后决定权，而不管君主意愿如何。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不信任，也可以彻底废黜君主制。 一部创新的宪法 因此，列支敦士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宪国家。相反，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独特的介于直接民主和议会 -宪法世袭君主制之间的混合制度。除议会之外，人民和执政亲王都有本身的相关控制权和共同决定权，不受制于各政党的影响；各自治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立法动议。为了抵消（借助于直接民主的）不受限制的多数人统治的危险，该国也从制度上纳入了两道安全阀：一是亲王大到可以否定公投结果的否决权，另一是单独每个社区都具有退出权。 反过来，由于公民有可能投票反对君主或废除整个君主制（！），执政亲王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也受到了制约。在著作《第三个千年的国家》中，汉斯·亚当二世亲王指出，对于这样的构架而言，君主政体不是必需的。人民直接选举的总统，也可以承担和亲王相同的任务。 因此，就民主权力的限制而言，列支敦士登国家的现行宪法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宪法之一，而这是决定性的关键点。 事实上，列支敦士登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根据该国宪法允许其各个社区退出，从而赋予了自决权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原始民主进程。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通过公投决定自立于或从属于另一社区。如果原则上允许从社区水平上退出，象列支敦士登的情况那样，那么政府从一开始就有更强烈的动机关心各地区的利益。 汉斯·亚当二世认识到，给予自决权及因此而产生的退出权，可以通过竞争提高政府行动的质量，就有如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的情形一样。然后，各邦必须彼此进行和平的竞争，以便以最低廉价格向其顾客提供尽可能最好的服务。用汉斯· 亚当二世的话说： “只有我们从间接民主转向直接民主，打破国家垄断，并在自治区一级享有自决权，才可能实现把国家从半神转变为一家服务公司的过程。” 袖珍国家也可以一样繁荣 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和非洲布隆迪人口密度几乎相同，都是每平方英里约 1,000人。这两个国家都处于全球最穷国家之列，海地人均GDP1,100美元，布隆迪人均GDP264美元。 并非巧合的是，它们也都处于经济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列。相比之下，美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87人，人均GDP63,600美元，是海地60倍之多。美国是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第25的经济体。 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是欧洲两个所谓袖珍国家，面积比纽约市还要小得多，但都拥有主权。摩纳哥面积不足一平方英里，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20,000人）和人均GDP（174,000美元）都高得惊人。列支敦士登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614人）和摩纳哥相去甚远，甚至低于布隆迪和海地，但人均GDP超过摩纳哥，达到了惊人的18万美元。 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富有的两个经济体。 上述数字表明，人口密度和GDP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一国财富排名更多取决于其经济自由度和资本投资，而不是人口数量或每平方英里有多少人居住。换句话说，一个民族是富是穷，不取决于他们有多少土地，或者有多少人，而实际取决于他们对本国所拥有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如何利用。 袖珍国家也有其优势，规模小对自由有利。比起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官僚和政治家，一个由熟悉的邻居组成的政府自然更负责任。列支敦士登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部人口（目前为39,000人）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同一场聚会的国家。在列支敦士登国家假日，国家元首亚当二世亲王殿下和他的儿子、世袭亲王阿洛伊斯亲王殿下邀请公国居民到瓦杜兹城堡花园里喝啤酒，这座城堡是君主祖传家业。 这种小规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列支敦士登，这个欧洲第四小的国家，每年创造的人均财富估计为 18万美元，是海地人均财富的164倍，是布隆迪人均财富的682倍。 列支敦士登的相对经济自由在其成功中起到关键作用。将一个海地人或布隆迪人迁到列支敦士登，十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的生产力和收入远远超过他留在本国国内的情形。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自由人比不自由的人更有生产力，能够获得更大繁荣。私有财产、小政府、低税收和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一个非常可靠的繁荣模式。列支敦士登拥有所有这些丰富因素；而海地和布隆迪没有。 以下是列支敦士登的一些重要优势： - 面向全球商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 贸易和投资障碍最小化 - 办事干脆、透明精简的监管体系 - 政治和社会高度稳定 - 健全和透明的司法系统 - 受到保障的财产和合同权利 - 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仅8%（加上退休税和地方所得税，最高税率低于30%）。 - 公司所得税统一税率仅12.5%。 - 最低限度非关税壁垒 - 一个欢迎外商投资的环境 - 对汇回利润或货币转移无限制 从各方面来看，列支敦士登是欧洲和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而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指数中，海地排名第 145位，布隆迪排名接近底部，为第172位。 列支敦士登的繁荣不能归功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因为它在这方面根本不具备什么优势。但该国人力资本丰富，这要归功于其人民拥有积累、投资和发展人力资本的自由，而且这些人力资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没有遇到什么政治束缚。 小国寡民并不意味着孤立 在德国，如果当时有同样的法律环境，不仅是比辛根飞地【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康斯坦茨县的一座乡镇，实际上全境皆位于瑞士北部的沙夫豪森州境内——译者注】，还有德国南部的许多自治体，想必早就加入了瑞士。这进而会使政治措施更加谨慎，否则会有丧失国家领土和公民（=权力）的威胁。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有一千个列支敦士登的世界，是否会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大多数人决定将在地方一级作出，权力去中心化，严重错误产生的影响有限，会有丰富的事例说明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由于单独的社区众多，将会有争取 “客户”的富有成效的竞争，而非独大的国家卡特尔，一方面想要尽可能多地榨取公民，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排除在所有决策之外。 欧洲成功的秘诀一直是多样性及与其关联的竞争。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软弱。甚至像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城市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像葡萄牙和荷兰这样的边缘国，都一度能够发展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建立诸如共同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区、共同防务等超国家机构，总是可能的，特别是类似同盟的情况，也有明显实例。例如，想想汉萨同盟【 Hanseatic League，12-13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12世纪中期逐渐形成，14世纪晚期—15世纪早期达到鼎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1367年成立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有汉堡、科隆、不来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拥有武装和金库。1370年战胜丹麦，订立《施特拉尔松德条约》。同盟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雄厚。——译者注】这样的城市联盟，还有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一个由39个主权国组成的联盟，拥有共同的政治和军事机构。 小国并不自动意味着孤立或偏狭的地方观念，但无论情况如何，都意味着自治政府和个体行事优先原则【subsidiarity，罗马天主教的一种社会组织原则，认为事项应由最小、最底层或最不集权的主管机关处理。政治决定应尽可能在地方一级作出，而不是由中央当局作出。个人所能做的，社会不应接管；小社会所能做的，大社会不应接管。——译者注】。这就创造出了世界其他地方所缺乏的机遇。 与德国相比，小国列支敦士登是系统稳健性或抗脆弱性的一个主要例子。一个抗脆弱性的系统，是指一种震荡较少、且长期保持稳定、并最终取得更大成功的系统。相比之下，脆弱的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还不错，但随后每隔一定时间，就会灾难性地崩溃。 直到1866年，列支敦士登和现在的德国还在德意志邦联中联合。就像主流知识分子目前正在争取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政府一样，建立一家统一德国政府在当时高于一切。在克尼格雷茨战役【发生于1866年7月3日，是普奥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战争的胜利为普鲁士民族主义者提供极佳机会，为将来建立小德意志前扫除了奥地利这个障碍。——译者注】之后，普鲁士拒绝了德意志邦联的继续存在，当普鲁士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核心时，各会员国决定废除它。当时只有一家成员国投了反对票：列支敦士登。 德国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德意志统一战争、殖民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 200万德国人死亡）、丧失1/4的领土、革命、恶性通货膨胀、所有储蓄损失殆尽的货币改革、纳粹独裁、二战大屠杀与灭绝犹太人公民及其文化、65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失去另外1/3领土、几乎所有城市被轰炸夷为平地、1200万德国人遭到驱逐、国家按占领区被一分为二、所有储蓄损失殆尽的再次货币改革、东部实行公有制、那里发生革命、再一次货币改革。自1870年以来，总共发生了至少四起系统性崩溃。 而在列支敦士登：零。 今天，列支敦士登公国的人均收入远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得多，是一个犯罪率低且不背负国债的稳定国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发生过一场战争、没有发生过一回革命、没有 发生过一次纳入强大集体的吞并的情况下实现的。 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一个非常明智的观点将这一切总结为一句话：“国家得到精耕细作，不是因为土地肥沃，而是因为人有自由。” 这句名言应该是教给全球各地经济学学生的第一课。

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你好的呀😇

test

# 胡安·德·马里亚纳传记：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影响（1536-1624） **作者**：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史前史，可追溯至“西班牙黄金世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著作之中¹。 这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西班牙思想先驱是谁？他们大多是在萨拉曼卡大学教授道德学与神学的经院哲学家——萨拉曼卡是西班牙中世纪城市，位于马德里西北150英里处，靠近西班牙与葡萄牙边境。这些经院哲学家（主要是多明我会修士与耶稣会修士）阐述了主观主义、动态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传统，二百五十年后，卡尔·门格尔及其追随者对这一传统极为重视²。而在所有经院哲学家当中，尤其是在其后期著作中，最具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当属耶稣会修士胡安·德·马里亚纳神父。 马里亚纳出生于托莱多附近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市，似乎是塔拉韦拉一位神父的私生子。16岁时，他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耶稣会；24岁时，被召往罗马教授神学，随后调任耶稣会在西西里岛开办的学校，之后又前往巴黎大学任教。1574年，他返回西班牙，在托莱多生活、研究直至87岁去世。 尽管马里亚纳神父撰写了多部著作，但首部蕴含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是1598年出版的《论国王与王权制度》。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弑暴君正当论”：根据马里亚纳的观点，任何公民都有权公正地刺杀以下类型的国王——未经人民同意征税、侵占公民财产并肆意挥霍，或阻止民主议会召开的国王³。该书包含的学说显然被用于为刺杀法国暴君亨利三世与亨利四世的行为辩护，因此，1610年7月4日，根据巴黎议会的法令，这本书被刽子手在巴黎公开焚毁⁴。 在西班牙，尽管当局对此书并不热衷，但仍给予了尊重。事实上，马里亚纳所做的，只是将“自然法在道德上高于国家权力”这一理念推向了逻辑极致。这一理念此前已由伟大的国际法奠基人、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1485-1546）详细阐述——他开创了西班牙经院哲学传统，谴责西班牙人在新大陆对印第安人的征服，尤其是奴役行为。 但马里亚纳最重要的著作或许是1605年出版的《论货币的变更》¹。在书中，马里亚纳开始质疑国王是否有权拥有其封臣或公民的私人财产，并得出明确结论：国王无权拥有。随后，他运用国王与暴君的区分，指出“暴君肆意践踏一切，认为万物皆归其所有；而国王则将自己的贪欲限制在理性与正义的范围内”。 由此，马里亚纳推导出：国王未经人民同意不得征税，因为税收本质上是对臣民财富的侵占，而这种侵占要具备合法性，必须获得臣民的同意；国王也不得设立国家垄断，因为这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征税手段。 而国王最不可为的（这也是本书最核心的部分），是通过降低货币的金属含量来获取财政收入。马里亚纳意识到，减少货币中的贵金属含量、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本质上是一种通货膨胀（尽管他未使用这一当时尚未出现的术语），而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上涨——因为“如果货币的法定价值下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将不可避免地以同等比例上涨，所有账目都会混乱不堪”。 马里亚纳这样描述货币贬值与政府干预货币市场价值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只有傻瓜才会试图将这些价值割裂开来，让法定价格与自然价格背离；下令将民众估价为5的东西以10的价格出售的统治者，不仅愚蠢，更是邪恶。人们在这类事务中遵循的是基于事物质量与供求状况的普遍估价，君主试图破坏这些商业原则是徒劳的。与其强行干预损害公众利益，不如让它们保持原样。”⁶ 值得注意的是，马里亚纳认为“人们的普遍估价”是事物价值的起源——这遵循了经院哲学家的传统主观主义学说，该学说最初由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伊·莱瓦提出。科瓦鲁维亚斯（1512-1577）是著名建筑师之子，后来成为塞哥维亚市主教及菲利普二世国王的大臣。1554年，他比以往任何人都更清晰地阐述了主观价值理论：“一件物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其本质属性，而取决于人们的主观估价，即便这种估价是愚蠢的。”他还举例说明：“在印度，小麦比西班牙贵，因为人们更看重它，尽管两地小麦的本质并无不同。”⁷ 科瓦鲁维亚斯的主观主义观点，由其同时代的另一位经院哲学家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莱完善——他首次论证了是价格决定成本，而非成本决定价格。萨拉维亚·德拉卡莱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的著作以西班牙语撰写，而非拉丁语。其著作名为《商人指南》，书中写道：“那些以商人在商品交易中所付出的劳动、成本与风险来衡量公平价格的人，大错特错。公平价格并非通过计算成本得出，而是源于普遍估价。”⁸ 科瓦鲁维亚斯开创的主观主义观点，也让其他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清晰地认识到市场价格的本质，以及实现经济均衡的不可能性。例如，耶稣会枢机主教胡安·德·卢戈早在1643年就思考过均衡价格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均衡取决于无数具体情况，唯有上帝能够知晓（“数学意义上的公平价格，唯有上帝可知”）⁹。另一位耶稣会修士胡安·德·萨拉斯在谈及获取特定市场信息的可能性时，得出了与哈耶克极为相似的结论：市场信息极为复杂，“唯有上帝，而非人类，能精确理解它”¹⁰。 此外，西班牙经院哲学家首次提出了动态的竞争概念（拉丁语“concurrentium”）——这一概念最适合被理解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过程。例如，赫罗尼莫·卡斯蒂略·德博瓦迪利亚（1547-？）写道：“由于卖方数量充足、相互竞争（emulacion）与角逐（concurrencia），价格将会下降。”¹¹ 路易斯·德·莫利纳也紧随这一观点¹²。科瓦鲁维亚斯在对当时主要货币——卡斯蒂利亚马拉维迪币的贬值历史进行实证研究时，也预见了马里亚纳的诸多结论。该研究汇编了前一个世纪的大量价格演变统计数据，以拉丁语收录于其著作《古代货币汇编》中¹³。这本书在意大利受到达万扎蒂与加利亚尼的高度赞扬，卡尔·门格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引用了相关内容¹⁴。 还需注意的是，马里亚纳在解释通货膨胀的影响时，列出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要素——这一理论此前已由另一位著名经院哲学家马丁·阿斯皮尔库埃塔·纳瓦罗（又称纳瓦罗博士）详细阐述。阿斯皮尔库埃塔于1493年出生于纳瓦拉（西班牙东北部，靠近法国），享年94岁，尤其因1556年在其著作《汇率问题辨析》中阐释了货币数量论而闻名。观察到美洲贵金属大量流入西班牙对物价的影响后，阿斯皮尔库埃塔宣称：“从经验中可以看出，在货币比西班牙少的法国，面包、葡萄酒、衣物、劳动力与劳务的价格都低得多；即便在西班牙，在货币较少的时期，商品售价及人力劳务报酬也远低于发现美洲、金银充斥西班牙之后。究其原因，在于货币稀缺之地、稀缺之时的价值，高于货币充裕之地、充裕之时。”¹⁵ 回到马里亚纳神父的观点：他最重要的贡献显然是认识到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收——“它向那些原本持有货币的人征税，导致他们被迫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此外，马里亚纳认为，通过设定最高利率或价格无法解决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经验表明这些措施始终无效。而且，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收，根据他的暴君理论，无论如何都需要获得人民的同意——但即便获得同意，它也始终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税收，会扰乱经济生活：“这种通过掺假金属获取收入的新税种，若未经王国同意，则是非法且有害的；即便获得同意，我也认为它在诸多方面是错误且具有破坏性的。” 如何避免依赖通货膨胀这一便捷手段？马里亚纳认为应平衡预算，为此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减少王室支出——因为“适度且有序的支出，比无序的超额支出更显光彩，更能体现王权的威严”。 其次，马里亚纳提议“国王应减少恩惠”，即不应如此慷慨地奖励封臣们真实或所谓的服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王国拥有如此多的奖赏、委任、养老金、福利与职位；若这些能有序合理分配，就无需从国库或其他税收中索取过多资金。” 由此可见，对公共支出缺乏控制、通过补贴换取政治支持的现象，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存在。马里亚纳还提议“国王应避免并放弃不必要的事业与战争，切除无法治愈的癌变部分”。简而言之，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削减公共支出、平衡预算的方案，即便在今天，这套方案仍可作为典范。 显然，若马里亚纳神父了解银行引发信贷扩张的经济机制及其影响，他定会谴责这种行为是抢劫——他不仅会谴责政府的货币贬值行为，还会谴责银行制造的更令人不安的信贷膨胀。不过，其他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已经对银行的信贷扩张进行了分析。例如，萨拉维亚·德拉卡莱对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认为收取活期存款的利息与活期存款的性质不符，无论如何，储户都应向银行为保管资金支付费用；著名的纳瓦罗也得出了类似结论¹⁶。 莫利纳则对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持同情态度，他混淆了贷款与存款这两种不同合同的性质——而阿斯皮尔库埃塔与萨拉维亚·德拉卡莱此前已明确区分了二者。更重要的是，莫利纳于1597年（远早于1826年的彭宁顿）首次发现银行存款是货币供应量的一部分，他甚至提议用“书面货币”（chirographis pecuniarium）来指代在贸易中被当作银行货币接受的书面凭证¹⁷。因此，这些经院哲学家形成了两个初步的学派：第一个是类似“通货学派”的学派，由萨拉维亚·德拉卡莱、阿斯皮尔库埃塔·纳瓦罗与托马斯·德·梅尔卡多组成，他们对银行业务极为不信任，含蓄地要求实行100%准备金制度；第二个是类似“银行学派”的学派，以耶稣会修士路易斯·德·莫利纳与胡安·德·卢戈为首，他们对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更为宽容¹⁸。这两个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是三个世纪后英国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论战中理论发展的先驱。 默里·罗斯巴德强调，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尤其是阿斯皮尔库埃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复兴了“时间偏好”这一关键概念——该概念最初由托马斯·阿奎那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吉勒斯·勒西纳于1285年提出：“未来的商品不如当下可获得的同类商品有价值，也无法为所有者带来同等效用。因此，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价值必然更低。”¹⁹ 马里亚纳神父还撰写了另一部重要著作《论耶稣会的弊病》，该书在他去世后出版。在书中，马里亚纳批评了耶稣会内部的军事等级制度，同时提出了纯粹的奥地利学派观点：由于缺乏信息，国家命令无法具备协调功能。用马里亚纳的话说：“权力与命令是盲目的……罗马遥不可及，总会长既不了解民众，也不了解事实真相——至少不了解那些决定成败的所有相关情况……必然会犯下许多严重错误，导致民众不满，蔑视这种盲目的统治……盲人想要引导明眼人，这是极大的错误。” 马里亚纳总结道，当法律过多时，“由于无法全部遵守或知晓，人们对所有法律的尊重都会丧失”²⁰。 总而言之，马里亚纳神父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提出了后来成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核心要素，具体包括： 1. 主观价值理论（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伊·莱瓦）； 2. 价格与成本的正确关系（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莱）； 3. 市场的动态性质与均衡模型的不可能性（胡安·德·卢戈与胡安·德·萨拉斯）； 4. 将竞争理解为卖方之间竞争过程的动态概念（卡斯蒂略·德博瓦迪利亚与路易斯·德·莫利纳）； 5. 时间偏好原则的重新发现（马丁·阿斯皮尔库埃塔·纳瓦罗）； 6. 货币通胀性增长对物价的扭曲影响（胡安·德·马里亚纳、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与马丁·阿斯皮尔库埃塔·纳瓦罗）； 7. 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负面经济影响（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莱与马丁·阿斯皮尔库埃塔·纳瓦罗）； 8. 银行存款构成货币供应量的一部分（路易斯·德·莫利纳与胡安·德·卢戈）； 9. 由于缺乏信息，无法通过强制命令组织社会（胡安·德·马里亚纳）； 10. 国家对市场的任何不正当干预都违反自然法的自由意志主义传统（胡安·德·马里亚纳）。 要理解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对后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我们需记住：16世纪，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派遣其弟弟斐迪南一世担任奥地利国王。从词源学上讲，“奥地利”意为“帝国的东部地区”，当时的帝国几乎涵盖了整个欧洲大陆，唯独法国例外——法国成为被西班牙势力包围的孤立岛屿。因此，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对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影响并非纯粹的巧合或历史的偶然，而是源于16世纪以来西班牙与奥地利之间密切的历史、政治与文化联系。此外，意大利在这些联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帝国在欧洲最远端（西班牙与维也纳）之间真正的文化、经济与金融桥梁。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这一观点：至少在根源上，奥地利学派实际上是西班牙学派。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卡尔·门格尔最大的功绩在于重新发现并继承了西班牙经院哲学的大陆天主教传统——这一传统因针对西班牙的“黑色传奇”以及亚当·斯密及其英国古典学派追随者对经济思想史的极负面影响，几乎被遗忘和中断²¹。 幸运的是，尽管英国古典学派在思想领域占据压倒性的“帝国主义”地位，这一大陆传统从未被完全遗忘。坎蒂隆、杜尔哥、萨伊等经济学家始终坚守主观主义的火炬。即便在18、19世纪西班牙衰落的年代，尽管当时西班牙对英国知识界普遍存在自卑情结，古老的经院哲学传统依然得以存续。 这一点的佐证是：另一位西班牙天主教作家比卡尔·门格尔早27年就解决了“价值悖论”，并清晰阐述了边际效用理论。这位作家是加泰罗尼亚人海梅·巴尔梅斯（1810-1848）。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成为当时西班牙最重要的托马斯主义哲学家。1844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价值的真正概念——关于价格的起源、本质与多样性的思考》的文章，在文中解决了价值悖论，并明确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思想。巴尔梅斯问道：“为何宝石比面包更有价值？”他回答：“这并不难解释。事物的价值即其效用……如果某一手段的数量增加，对其中任何单一单位的需求就会减少；因为人们可以在众多单位中选择，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价值的增减与事物的稀缺或充裕之间存在必然联系。”²² 就这样，巴尔梅斯完善了大陆传统的闭环。数年之后，卡尔·门格尔及其奥地利学派追随者得以继承、完善并发展这一传统。 ## 注释 1 默里·N·罗斯巴德于1974年在佛蒙特州南罗亚尔顿举行的会议上，首次在题为《奥地利学派史前史的新视角》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该会议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显著复兴。这篇论文两年后收录于埃德温·多兰主编的《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基础》（堪萨斯城：希德与沃德出版社，1976年），第52-74页。随后，他在其鸿篇巨制《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第一卷《经济思想史的奥地利学派视角》（英国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1995年）第四章“晚期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第97-133页）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充分的阐述。 罗斯巴德并非唯一一位指出奥地利学派西班牙起源的奥地利经济学家。F·A·哈耶克也持相同观点，尤其是在结识伟大的意大利学者、《自由与法律》（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出版社，1991年）的作者布鲁诺·莱奥尼之后。莱奥尼于20世纪50年代与哈耶克会面，说服他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大陆天主教传统，应在南欧地中海地区寻找，而非苏格兰。哈耶克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玛乔丽·格莱斯-哈钦森专门研究西班牙文学，将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主要文本翻译成英文，其著作《萨拉曼卡学派：西班牙货币理论读本（1544-1605）》（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2年）如今被视为经典短篇。此外，《西班牙的经济思想：玛乔丽·格莱斯-哈钦森论文选集》（劳伦斯·莫斯、克里斯托弗·瑞安主编，英国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1993年）也是一份重要文献。我甚至持有一封哈耶克1979年1月7日的来信，信中他要求我阅读默里·罗斯巴德关于“奥地利学派史前史”的文章，因为他与格莱斯-哈钦森“证明了竞争性市场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16世纪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并非加尔文主义者设计，而是西班牙耶稣会修士的成果”。哈耶克在信的结尾表示：“根据我对原始资料的个人了解，我可以向你保证，罗斯巴德的论点极具说服力。” 1 本文将大量引用该书最新的西班牙文版本《铜币论》，卢卡斯·贝尔特兰作序（马德里：财政研究所出版社，1987年）。 2 关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最前沿的研究著作是亚历杭德罗·查富恩的《为自由而战的基督徒：晚期经院经济学》（旧金山：伊格内修斯出版社，1986年）。 3 马里亚纳对暴君的描述如下： “他受贪欲、贪婪、残忍与欺诈等非王者恶习的驱使，侵占公民财产并肆意挥霍……事实上，暴君试图伤害并摧毁所有人，但他们尤其针对王国中富有且正直的人。他们认为好人比恶人更可疑，他们自身缺乏的美德对他们而言最为可怕……他们将优秀的人驱逐出共同体，秉持着‘王国中所有崇高之物都应被摧毁’的原则……他们通过每日征收新税、煽动公民纷争、不断发动战争来耗尽其他人的力量，让他们无法联合。他们以公民的牺牲与痛苦为代价建造宏伟的工程——埃及金字塔正是由此诞生……暴君必然担心那些被他恐吓、奴役的人会试图推翻他……因此，他禁止公民聚集、召开集会、讨论共同体事务，通过秘密警察手段剥夺他们自由发言与倾听的机会，甚至不允许他们自由抱怨。” 引自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第118-119页。 4 参见胡安·德·马里亚纳《论耶稣会的弊病》（马德里：加夫列尔·拉米雷斯出版社，1768年），第53页，“关于作者及本书合法性的论述”。 6 引自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第120页。 7 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伊·莱瓦《全集》（威尼斯，1604年）第二卷第四章，第131页。 8 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莱《商人指南》（1544年）；重印于《文献瑰宝集》（马德里，1949年），第53页。萨拉维亚的著作遵循大陆天主教传统，面向商业企业家（西班牙语“mercaderes”），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圣贝尔纳迪诺·德·锡耶纳（1380-1444）。参见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第81-85页。 9 胡安·德·卢戈（1583-1660）《论正义与法》（里昂，1642年）第二卷第26章第4节第40条，第312页。 10 胡安·德·萨拉斯《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二部分〈论契约〉评注》（里昂，1617年）第四卷第6条，第9页。 11 赫罗尼莫·卡斯蒂略·德博瓦迪利亚《地方行政官实务》（萨拉曼卡，1585年）第二卷第四章第49条。另参见奥雷斯特·波佩斯库关于经院哲学家及其动态竞争概念的重要评论，《拉丁美洲经济思想史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普拉萨与扬斯出版社，1987年），第141-159页。 12 路易斯·德·莫利纳《论正义与法》（昆卡，1597年）第二卷第348条第4款；《公平价格理论》，弗朗西斯科·戈麦斯·卡马乔主编（马德里：国家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雷蒙德·德·鲁弗忽视了卡斯蒂略·德博瓦迪利亚的著作，但承认“莫利纳甚至通过指出买方之间的竞争（concurrence）或角逐（rivalry）会推高价格，引入了竞争概念”。参见其文章《经院经济学：从16世纪到亚当·斯密的存续与持久影响》，《经济学季刊》第69卷第2期（1955年5月）：第169页。 13 收录于科瓦鲁维亚斯《全集》第一卷，第669-710页。 14 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15 马丁·阿斯皮尔库埃塔·纳瓦罗《汇率问题辨析》（马德里：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出版社，1965年），第74-75页。 16 参见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银行理论史前史的新视角与萨拉曼卡学派》，《奥地利经济学评论》第9卷第2期（1996年）：第59-81页。 17 路易斯·德·莫利纳《论汇率》，弗朗西斯科·戈麦斯·卡马乔作序（马德里：财政研究所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另参见詹姆斯·彭宁顿1826年2月13日的备忘录《论大都市的私人银行机构》，收录于托马斯·图克《致格伦维尔勋爵的信：论恢复现金支付对货币价值的影响》（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1826年）附录。 18 然而，根据伯纳德·W·登普西神父的观点，若萨拉曼卡学派第二派的成员对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所引发的经济过程的运作及其影响有详细的理论认识，即便是莫利纳、莱修斯与卢戈本人，也会将其描述为一种不正当、广泛且非法的制度性高利贷行为。参见伯纳德·W·登普西神父《利息与高利贷》（华盛顿特区：美国公共事务委员会出版社，1943年），第210页。 19 引自同上，第214页注释31。 20 马里亚纳《论耶稣会的弊病》，第151-155、216页。 21 参见莱兰·B·耶格尔《书评》，《奥地利经济学评论》第9卷第1期（1996年）：第183页，其中他表示： “亚当·斯密抛弃了早期关于主观价值、企业家精神以及对现实世界市场与定价的关注，取而代之的是劳动价值理论与对长期‘自然价格’均衡的过度关注——在这一世界中，企业家精神被排除在外。他将加尔文主义与经济学混为一谈，例如支持禁止高利贷，区分生产性职业与非生产性职业。他偏离了18世纪法国与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自由放任思想，提出了许多含糊其辞的限定条件。他的著作缺乏系统性，且充满矛盾。” 22 海梅·巴尔梅斯《价值的真正概念——关于价格的起源、本质与多样性的思考》，收录于《全集》（马德里：B.A.C.出版社，1949年）第五卷，第615-624页。巴尔梅斯还以如下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胡安·德·马里亚纳的人格： “马里亚纳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独特的：一位造诣深厚的神学家、一位完美的拉丁语学者、精通希腊语与东方语言、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位可敬的经济学家、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这是他的思想层面；再加上无可指摘的生活、严格的道德准则、一颗不知虚假的心、不擅奉承、听到自由二字便热血沸腾，如同希腊与罗马那些狂热的共和党人；一副坚定无畏的嗓音，敢于反对一切形式的滥用权力，不畏惧权贵，向国王进言时毫不退缩——试想所有这些品质都集中在一个居住在托莱多耶稣会小房间里的人身上，你定会发现，如此多的美德与境遇很少能在单个人身上兼具。” ## 参考文献 1. 阿斯皮尔库埃塔·纳瓦罗，马丁.1965.《汇率问题辨析》.马德里：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出版社. 2. 查富恩，亚历杭德罗.1986.《为自由而战的基督徒：晚期经院经济学》.旧金山：伊格内修斯出版社. 3. 格莱斯-哈钦森，玛乔丽.1952.《萨拉曼卡学派：西班牙货币理论读本（1544-1605）》.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4. 莱奥尼，布鲁诺.1991.《自由与法律》.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出版社. 5. 马里亚纳，胡安·德.1768.《论耶稣会的弊病》.马德里：加夫列尔·拉米雷斯出版社. 6. 莫斯，劳伦斯，克里斯托弗·瑞安（主编）.1993.《西班牙的经济思想》.英国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7. 鲁弗，雷蒙德·德.1955.《经院经济学：从16世纪到亚当·斯密的存续与持久影响》.《经济学季刊》第69卷第2期（5月）. 8. 罗斯巴德，默里·N.1995.《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第一卷《经济思想史的奥地利学派视角》.英国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9. 罗斯巴德，默里·N.1976.《奥地利学派史前史的新视角》.收录于埃德温·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基础》.堪萨斯城：希德与沃德出版社. 10. 索托，赫苏斯·韦尔塔·德.1996.《银行理论史前史的新视角与萨拉曼卡学派》.《奥地利经济学评论》第9卷第2期.

ocbc提示扫微信的收款码可以支付了。 这种趋势挺好，泰国的收款码就对微信和支付宝开放了。

叕喜迎💩 View quoted note →

#### 科学史：辉格史观的极致泛滥 作者：默里·N·罗斯巴德 本文摘自考利·N·罗斯巴德1986年所做的六讲经济思想史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意识形态与历史理论》的编辑稿。 阿克顿勋爵曾言，历史学家的缪斯是为无辜者昭雪的拉达曼提斯：“历史学家必须成为法官，而且是铁面无私的法官，为历史中的不公正名。” 当然，科学史中的辉格理论与历史研究本身的辉格理论如出一辙。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时至今日，它在高中教科书中或许仍占主流。其核心观点是，科学与知识的发展是从人类文明之初到当下的一个持续向上、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一理论会带来何种启示？其一，除非你是古物研究者，否则研读科学史毫无必要。如果你是1986年的物理学家，去读一位1930年物理学家的著作便毫无意义——除非你对其所处的特殊境遇感兴趣，否则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新知。 换言之，人类的知识只会不断积累，从无遗失。该理论认为，科学研究的每一步，都会耐心检验其假设与前提，摒弃那些被证明不合理、错误的内容，吸纳合理的部分。所有人始终在耐心验证公理，稳步推进认知，因此知识不会有任何流失。 而当下的教科书，便汇集了从文明之初到如今所有的精华成果。至少，辉格理论是这样认为的。在这一点上，托马斯·库恩那著名的范式理论恰好能作出有力回应，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也为科学史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 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曾饱受抨击，而他本人则声称自己并非真正的科学哲学家。在我看来，作为哲学家的库恩并无出彩之处，但作为科学史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他的研究极具价值——他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其核心结论是，那种线性、循序渐进的科学发展模式并不成立。首先，没有人会去检验自己的基本公理，这一点显而易见。一旦某种公理（或者用他的话说，某种“范式”，即一套基本信念）被确立，人们只会去应用它。期间固然会出现各种边缘性问题，他将其称为“谜题”，但任何挑战这一基本范式的人，都会被排除在科学家的行列之外。我认为，他们并非被驳倒，而是直接被踢出了学术对话，彻底失去了话语权。 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各类反常现象不断出现，现有理论显然无法解释诸多问题时，库恩所说的“危机时刻”便会到来，此时学界陷入混乱，各种相互竞争的范式开始涌现。如果某种新范式能更好地解决这些谜题，它便会逐渐取代旧范式，成为新的主流，而旧范式之下的诸多知识则会被彻底遗忘。 有人称库恩认为所有范式并无优劣之分，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但无论如何，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知识的流失。即便新范式优于旧范式，发展过程中也往往会有知识遗失。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希腊火，直到近代，人们才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如今我们知道，希腊火的原理与火焰喷射器相似，但这一结论，却是在人类发明了火焰喷射器之后才得出的。 1900年时，无人知晓希腊火的配方。另一个例子是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清漆，其配方至今无人能复刻——因为人们无法对其进行全面检测，也难以破解其成分，说白了，这就是一份失传的秘方。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典型案例。我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友人曾说，18世纪光学领域的某些定律如今已被遗忘，在光学的某些研究领域，我们当下的认知甚至不如18世纪的学者。而在社会科学与哲学领域，这种知识流失的现象则更为严重。 顺带一提，还有一个规律：老一辈学者通常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也不会接受新范式，他们会坚守旧范式直至离世。而接纳新范式的，往往是年轻一代——尚未被旧范式束缚思想的研究生与大学生。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8世纪晚期的自由主义者、物理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他发现了氧气，却始终拒绝承认这一发现的本质，因他深陷燃素说的范式之中，坚称自己发现的只是“脱燃素空气”。他甚至拒绝正视自己的发现所带来的必然推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一现象，在学界其实十分典型。 这也正是从战略角度来说，作为奥地利学派的支持者，我们不应浪费时间去说服保罗·萨缪尔森或米尔顿·弗里德曼这类学者的原因。他们早已被自身的范式所禁锢，根本不可能被说服。我们该去影响的，是那些初入学界的新人、仍在犹豫观望的人，研究生便是核心群体。别再浪费时间试图改变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或是其他坚守旧范式的学者了。 可以说，学术的博弈，本质上是争夺年轻一代的思想认同。显然，在社会科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这种范式固化与知识流失的现象更为突出，原因很简单，这些领域的可验证性内容本就更少。如果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领域都普遍存在，那么在社会科学与经济学领域只会愈发严重——在这些领域，优质的范式很容易被拙劣的范式取代，知识的流失速度也会极快。 在物理学领域，拙劣范式取代优质范式尚且不易，但在哲学、经济学与政治思想领域，这一过程却轻而易举。某种新范式的建立，往往源于与真理无关的各种因素：可能是潮流使然，可能是政治干预，可能是君主的意志，甚至可能是旧范式的支持者被投入卢比扬卡监狱这类极端情况。 因此，研读经济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更是如此），对历史学家而言，不仅是为了探究理论的发展脉络，更是为了探寻真理。因为1850年的某位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等领域的见解，很可能优于当下的学者——事实上，这通常是常态。 在我看来，相较于物理学，社会科学与哲学领域的思想史研究，俨然成为了一项更具探索性的事业。但即便辉格理论的谬误显而易见，它如今依旧是思想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指导思想。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无论探讨哪个学派，都会称其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哪怕各学派的观点完全矛盾，哪怕其中某个学派的理论显然荒诞不经，也依然会被肯定。它们并非荒诞，而是这场“伟大学术对话”的一部分。于是，所有学派都能在经济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无论是法国学派、经院学派、英国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制度学派，都被奉为经典，仿佛都为经济学的宏伟大厦添砖加瓦。 持这种观点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会被认为是“无争议的”“非教条的”“友善的”，因为他们对所有学派都持包容态度，看似做到了“宽容”。 可他们的观点明明是错误的，这一点却仿佛无关紧要。 在我看来，这类史学研究几乎毫无价值。诚然，即便采用辉格史观，也能梳理出各学派、各学者的核心观点，但这远远不够。历史学家理应秉持批判精神，去探究：“这位学者的观点错在哪里？”“其谬误的程度如何？他的正确之处又在哪里？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学与哲学领域，研究并非非黑即白的简单事，并非如今我们有了激光，而过去的人类只会钻木取火这般泾渭分明。 而这类辉格史观的极端案例，莫过于列奥·施特劳斯学派在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的主张。列奥·施特劳斯是一位德国难民，他来到芝加哥大学后，创立了一个堪称邪教的施特劳斯学派，其追随者皆以施特劳斯主义者自居，秉持着“凡事追随宗师”的信条。 施特劳斯学派挑选出几位他们口中的“伟大思想家”——我也想就此提出批判，即这种只聚焦“伟大思想家”的研究理念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些所谓的伟大思想家，其选择标准几乎是主观随意的。他们何以判定这些人是伟大的？不过是众人皆说其伟大罢了，比如马基雅维利、亚里士多德、杜威、霍布斯等等。 随后他们便声称：“既然此人是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必然具有一致性。”可为何伟大的思想家就必须思想一致？仅仅因为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吗？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又怎敢质疑伟人的伟大之处？他们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些人便是伟大的思想家。 可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伟大思想家中，多数人的观点都充满矛盾，几乎每页的论述都自相矛盾，凯恩斯便是典型。 施特劳斯学派却认为，表面的矛盾并非真的矛盾，只因这些人是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他们必须去探寻这种“深层的内在一致性”。而这种所谓的深层一致性，与占星术无异，不过是数字神秘主义的把戏。施特劳斯曾称，若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第五卷与《法篇》的第五卷对比，便能从“五”这个数字中找到玄机，透过这种数字魔法，便能解读出作者的真实意图。这实在是荒诞至极。 这便是辉格史观的极致泛滥。施特劳斯迫切地想要证明，所有人都是伟大的，其思想既具有内在一致性，又为人类思想的大厦贡献了力量。 而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事实恰恰相反：有的思想家堪称伟大，有的则平庸拙劣；有的为真理的发展添砖加瓦，有的则陷入谬误的泥潭。因此，在分析经济学家与各类思想家时，我们必须学会区分，去追问：他们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谬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将经济学引向了歧途？诸如此类。 学界所谓的“当下主义”被视作一种弊病，即指责过往的学者未曾读过《人的行动》，甚至抨击阿奎那没读过这本著作。但这种所谓的当下主义，实则是一个稻草人谬误，极少有人会真的这样做，我也从未见过真正秉持这一观点的人。 真正的弊病，恰恰与之相反：认为所有思想家都是伟大的，其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正确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中有一句我十分喜爱的话，在此稍作改写：《不可儿戏》中的普丽斯姆小姐曾被问及，她那本三卷本小说是否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她挺直腰板答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便是小说的真谛。” 当然，我愿与阿克顿勋爵持相同观点：历史学家的使命，便是颂扬善者，谴责恶者，这正是历史的意义所在。阿克顿认为，历史学家的缪斯，并非希腊神话中正统的历史女神克利俄，而是为无辜者复仇的拉达曼提斯。 他还说过：“历史学家必须成为法官，而且是铁面无私的法官，为历史中的不公正名。”

“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的结果从开始就注定了，我们只是要花费很多年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

# 打破华盛顿的战争成瘾 **作者**：小罗克韦尔 本文为在罗恩·保罗研究所“打破华盛顿的战争成瘾”会议上的演讲内容。 穆雷·罗斯巴德是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也是罗恩·保罗和我的挚友。他留下了不朽的思想遗产，在米塞斯研究所，我每日都努力践行他对我们的期许。 在他关注的诸多议题中，有一个议题最为核心，那就是战争与和平。因支持美国奉行和平、不干涉的外交政策，他被中央情报局特工威廉·F·巴克利列入《国家评论》的黑名单，巴克利还试图让他噤声，所幸这一图谋并未得逞。 20世纪50年代，穆雷供职于沃尔克基金会。1959年，他在给肯·坦普尔顿的信中抱怨当时的处境：“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杂志愿意刊发我的文章，或许我可以稍作修改，投给左翼和平主义刊物。我越来越坚信，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整个自由意志主义事业的关键，除非我们能终结这场冷战——我认为我国的强硬政策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否则这场伟大的思想反革命（或革命）终将一事无成。” 巴克利的观点是，为了在海外对抗共产主义，美国本土有必要建立一套“极权官僚体系”。其言外之意是，一旦共产主义的威胁消退，这种在国内外采取的特殊举措也可相应收缩。 但政府推行的计划向来不会主动收缩，反而会在旧的正当性消失后寻找新的借口。因此，当战争型国家及其右翼辩护者的最初借口已成为历史，他们却依旧我行我素时，我们中几乎没人感到意外。 顺带一提，事实证明，苏联的威胁被严重夸大了，这类威胁向来如此。苏联政权的邪恶毋庸置疑，但其能力和意图却始终被歪曲、夸大。 尽管所谓“苏联威胁”的狂热论调根基薄弱，却成为《国家评论》以及当时正在兴起的更广泛保守主义运动中不容置疑的正统观点之一。当穆雷指出这一论调的荒谬之处，更不用说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反效果时，他很快便在《国家评论》成了无足轻重的人——而这家杂志早年也曾刊发过他的文章。 在正式的“保守主义运动”成型之前，就有一群松散、非正规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内外政策，穆雷将其称为“老右翼”。彼时的保守主义运动，还未形成自己的刊物、僵化的正统理念、低效的智库（还为卸任政客提供闲职），也尚未渴求获得主流认可。 这些无畏的思想家没有统一的立场，因为无人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愈演愈烈，老右翼的残余力量中仍能听到呼吁克制的声音。1966年，穆雷在文章中提及右翼组织“为了美国”——这是一个政治行动组织，其外交政策纲领要求“废除征兵制”，并秉持“除非美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否则不参与任何对外战争”的原则。 穆雷还提到了奉行杰斐逊理念的小说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1954年，布罗姆菲尔德写道，对苏联采取军事干预只会适得其反： > 我国的外交政策在全球遭遇重大失败，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任凭自己在各地被视作那些陈旧、行将就木、腐朽不堪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小国的同路人——这些国家曾将剥削和经济政治控制的模式强加给世界大部分地区……只要我们仍与欧洲的经济殖民体系绑在一起，这些奋起反抗、觉醒的民族就绝不会信任我们，也不会与我们展开任何合作。这一体系即便是以资本主义形式存在，也不过是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我们让这些觉醒的民族别无选择，只能向苏联寻求慰藉，寄望于共产主义描绘的乌托邦。 穆雷还援引了《芝加哥论坛报》社论作者乔治·摩根斯特恩1953年发表在《人间事》上的一篇文章（1966年，穆雷惋惜地称这份刊物“如今已成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御用喉舌”），文章痛斥了美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传统。摩根斯特恩嘲讽那些“一听到‘世界领导权’这个词就神魂颠倒的人”，并写道： > 铺天盖地的宣传，让美国的行动被蒙上了一层必然性的神话：所有战争都是必要的，所有战争都是正义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介入了四场战争，那些声称这些介入让美国变得更繁荣、美国的安全得到加强、世界和平的前景变得更光明的人，理应拿出证据。从麦金利以欺诈手段开启对外干预，到罗斯福和杜鲁门以欺诈手段延续，从未改变。 > > 倘若美国人能意识到，放弃将谎言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是首要前提，或许我们就能拥有理性的外交政策。 随着《国家评论》的兴起，这些愈发孤立的声音被压制、边缘化。即便是英勇的约翰·T·弗林——其抨击罗斯福的传记《罗斯福的神话》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二名——当他试图警示军事干预主义政策的危险时，也被《国家评论》拒之门外。 ## 穆雷为何反对战争？ 其核心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 首先，战争会让我们的道德扭曲 究其根源，是国家首先扭曲了我们的道德认知。我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国家做出的某些行为，若是由个人实施，会被视作骇人听闻的暴行，但国家实施却具有合法性。倘若我与他人产生矛盾，即便我的诉求合理，若我攻击对方的整个社区，没人会为我辩解；若我将造成的伤亡轻描淡写为“附带损害”，人们会认为我精神失常。 再试想，若苹果公司、史泰博办公用品连锁商或麋鹿俱乐部发动一系列导弹袭击，造成千人死亡，必将引发无休止的愤怒，这些袭击会被视作私营部门无可救药的邪恶证明。 但当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毫无正当性的战争，给无数人带来死亡、毁灭和流离失所时，尽管政策反对者中确实有人感到愤怒，但即便是多数反战者，也不会从这一事实中对国家的本质得出全面的结论。他们仍被高中公民课上学到的内容束缚，在那门课里，国家被描绘成伟大、进步的机构。即便是战争的恐怖，也无法让他们重新审视这一致命的认知。而下次乘坐飞机时，他们仍会为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士兵鼓掌。（顺带一问，他们会为沃尔玛发动的战争中的士兵鼓掌吗？） 反之，若我们将国家视作一个寄生、自私的机构——依靠从创造价值的公民手中榨取资源生存，通过一套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论调欺骗公众，宣称自己对民众的福祉不可或缺——我们就能抛开所有迷信和爱国歌曲，以现实的视角看待战争。 遗憾的是，在美国人的认知中，高中公民课里那些天真的陈词滥调，远比罗斯巴德对国家本质和动机的残酷现实描绘更有市场。因此，这场骗局仍在继续。发动这些战争的总统，依旧是美国课堂上的正面形象，这传递出一个信息：无论他们犯下了所谓的何种错误，他们都是正直的人，身处一个正直的机构，孩子们有责任尊重他们。 ### 其次，战争和备战会让经济畸形发展 这一点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意外，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听过“战争能刺激经济”的说法。诚然，战争能刺激经济的某些领域，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言，战争和瘟疫一样，会刺激殡葬业的发展。 但战争无法从整体上刺激经济。别忘了，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战争时期，民众的需求要让位于军方的需求。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可能会营造出繁荣的假象，但任何人都明白，榨取民众的钱财用于购买巡航导弹之类的武器，无法让公众变得富裕，不过是将资源从民用领域转移到军事领域而已。 即便没有热战爆发，军国主义也会让经济畸形。当半数以上的研发人才被投入军事领域，用于民用需求的人才就会大幅减少；当五角大楼成为企业的主要客户，企业就会失去市场竞争带来的优势。因为五角大楼并不太在意成本，原本追求成本最小化的企业，会逐渐变成追求成本和补贴最大化的企业。 ### 第三，战争和战争宣传会扭曲我们对其他民族的认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国人被描绘成野蛮的匈奴人，天生就会犯下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这种描绘，让协约国的政府更容易说服民众支持，或至少默许对德国长达四年的战争，甚至默许在战后对本已贫困潦倒、疾病缠身的德国平民实施长期的饥饿封锁，逼迫德国政府签署不公的条约。 战后，人们对这些谎言和诋毁产生了轻微的反弹——它们让国际间的理解变得几乎不可能。事实上，我们如今的交换生项目，正是源于知识分子对一战中宣传手段的不满。他们为自己曾和同胞一同陷入沙文主义的狂热而感到羞愧，希望民族间更多的交流，能让这种妖魔化的手段在未来难以奏效。 美国对其敌人发起的各类仇恨宣传，使得大多数美国人看到西方旅行者和电影人拍摄的伊朗普通生活视频时，会感到无比震惊。多年来，伊朗和伊朗人被系统性地妖魔化，美国人本以为会看到骑着骆驼、图谋屠杀的嗜血野蛮人，却看到了繁华的现代都市。最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伊朗民众其实喜欢美国人，即便他们和我们一样，并不太喜欢美国政府。 不仅如此，战争还会让我们将其他民族视作可有可无的存在，或干脆认为他们低人一等。阿富汗的一场婚礼聚会被炸弹炸成齑粉，美国人对此无动于衷；但如果联邦政府炸掉了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一场婚礼聚会，我们必然会高度关注；倘若美国政府为追捕一名被指控的恐怖分子，轰炸了伦敦的一栋公寓楼，我们也会感到同样的震惊。 再比如：B国的统治阶层袭击了A国的一处军事设施，A国随后轰炸B国，最终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多年后，当A国公民公开质疑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合理时，身边的人会不耐烦地说“这就是战争”，以此回避所有重要的道德问题。而那些最初提出质疑的人，会被视作天真，甚至被怀疑忠诚度有问题。 ### 第四，战争会腐蚀文化 文学评论家保罗·福塞尔指出：“战争文化会摧毁文明社会中珍贵且不可或缺的东西：言论自由、探索的自由、求知的自由。”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在解释为何军方审查了一段显示伊拉克士兵被美军火力拦腰炸断的电视画面时，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我们让人们看到这样的画面，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战争了。” ### 第五，战争会扭曲我们对真正的为他人服务的理解 我们唯独被教导要对军人说“感谢你的服务”，而对于那些延长我们的生命、让生活更充实的伟大企业家，我们却被教导要心怀嫉妒和怨恨，绝不会对他们说一句感谢。 国家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发动侵略，部分原因在于其对语言的操纵。一名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士兵，被说成是“为国家服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场战争的发动基于荒谬的借口，针对的是一个从未伤害过美国人、也无力伤害美国人的领导人。倘若这场战争有任何服务的对象，那也只是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帝国野心。这项耗费大量民用资源的行动，绝无可能是“为国家服务”。 ### 第六，战争会扭曲现实本身 学生们被教导，美国士兵用牺牲换来了他们的自由；亵渎神明的汽车贴纸将美国士兵比作耶稣基督。但伊拉克、巴拿马、索马里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威胁到了美国的自由？更何况，就连德国人都无法跨越英吉利海峡，20世纪的任何一个对手又怎可能入侵北美？ 但这种精心营造的神话，帮助这场骗局持续下去。它让人们对现役和退役军人产生盲目的崇敬，让反战者陷入被动。毕竟，倘若战争和干预让我们拥有了自由，我们又怎能对其提出批评？ 简言之，战争与宣传、谎言、仇恨、贫困、文化堕落和道德腐败密不可分。它是人们被教导要赋予国家道德和政治合法性后，产生的最可怕的结果。国家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借着家园、歌曲和国旗的名义，欺骗人们去憎恨一个在此之前他们几乎从未听说过的领导人和国家，更不用说形成有根据的看法；它还教导民众，为那些从未伤害过他们的人类同胞的伤残和死亡欢呼。 ## 如何阻止战争？ 既然战争如此可怕，我们该如何阻止它？答案部分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战争，以下几点至关重要，需要我们牢记： 1. **统治者并非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要肩负起颠覆性的使命：将适用于普通人的、禁止盗窃、绑架和谋杀的道德准则，同样应用于我们的统治者。 发动战争者认为自己不受常规道德准则的约束，因为处于战争状态，他们可以抛弃所有的道德底线，无视在其他所有情况下规范人类行为和交往的准则。当无辜平民（包括儿童）被残害、屠杀时，他们用“附带损害”这个平淡的词汇轻描淡写，再加上几句敷衍、毫无意义的道歉。若是个人做出这样的行为，会被称作反社会者；而当他拥有光鲜的头衔、身着精致的西装，就成了政治家。 2. **让被妖魔化的民族恢复人性** 我们必须支持所有努力，让那些成为战争发动者目标的国家的民众重获人性的描绘。公众在被煽动起战争狂热时，对那些将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一无所知，或只听过相关的宣传。主流媒体不会讲述他们的故事，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尤其是网络，传递这个最具颠覆性的真相：另一边的人，也是活生生的人类。这会让战争发动者的“两分钟仇恨”难以得逞，也能让拥有正常人类同情心的美国人，对身边的宣传产生怀疑。 3. **若反对侵略，就反对所有形式的侵略** 倘若我们信奉和平，仅仅阻止国家间的侵略性暴力是不够的。我们不应为了让海外实现和平，而让统治者将枪口对准国内的和平民众。摒弃所有针对和平民众的侵略形式。 4. **谈论政府时，切勿使用“我们”一词** 民众和战争发动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讨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我们绝不能说“我们”。一方面，战争发动者根本不在乎大多数美国人的意见。美国人在讨论政府外交政策时用“我们”自称，仿佛他们的意见对发动战争者而言是必要的、受欢迎的，这既愚蠢又尴尬。 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其误导性。当人们将自己与政府紧密捆绑时，会将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评，视作对自己的攻击，此时再与他们讲道理就会变得无比困难——你这是在诋毁我的外交政策！ 同样，使用“我们”会助长战争狂热：“我们”必须收拾“他们”。人们为自己的政府摇旗呐喊，就像为橄榄球队加油一样。而因为我们自认为正直善良，“他们”就必然是穷凶极恶的，理应受到“我们”的正义审判。 反战的左翼也常常犯这个错误，他们历数“我们”犯下的骇人罪行，试图以此唤醒美国人。但这些罪行并非我们所犯，而是那些每天都在侵害美国人、我们却无法真正掌控的反社会者犯下的。 罗恩·保罗重新确立了资本主义与和平、不干涉政策的正确关联。列宁主义者和其他左翼人士，因对经济学和市场体系存在错误理解，曾声称资本主义需要战争，声称所谓的商品“生产过剩”，迫使市场社会走向海外——甚至常常发动战争——为过剩商品寻找外部市场。 这向来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谬论，在政治上也站不住脚：自由市场无需寄生性机构为国际贸易铺路，而倡导个人间互不侵犯的理念，同样要求不同地理区域间互不侵犯。 米塞斯始终坚持与列宁主义者相反的观点：战争与资本主义无法长期共存。“当然，从长远来看，战争与市场经济的存续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和平国家的发展模式……国际分工的形成，要求战争被彻底废除……市场经济意味着和平合作，当公民变成战士，不再交换商品和服务，而是相互厮杀时，市场经济便会分崩离析。” 米塞斯直言：“市场经济，意味着和平的合作，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和平交换。当大规模杀戮成为常态，市场经济便无法存续。” 信奉自由且无干预市场经济的人，理应对战争和军事行动抱有高度怀疑。毕竟，战争是政府推行的极致计划，它囊括了一切：宣传、审查、监视、权贵勾结的合同、印钞、飙升的开支、债务创造、中央计划、狂妄自大——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对经济最恶劣的干预手段，一应俱全。 米塞斯指出：“战争不仅对被征服者有害，对征服者也同样有害。社会源于和平的创造，和平缔造是社会的本质。和平，而非战争，是万物之母。唯有经济活动创造了我们身边的财富，是劳动，而非军旅生涯，带来幸福。和平建设，战争毁灭。” 看穿宣传的谎言吧。不要再为政府的战争欢呼，从而赋予它权力、让它变得富有。抛开电视上的陈词滥调，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抛开过去的偏见，不偏袒本国政府的一面之词。 坚守善良，保有人性。不要被乔·拜登、约翰·麦凯恩、约翰·博尔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一众新保守主义者欺骗。拒绝这项规模最大的政府计划。 **和平建设，战争毁灭。** 让我们再回到穆雷的话题。当年他反对越南战争，不仅与《国家评论》——美国主要的右翼杂志、最重要的保守主义声音——决裂，还与几乎所有右翼人士划清界限，只能为少数通讯订阅者撰稿。20世纪60年代末，他对沃尔特·布洛克说，整个世界或许只有25名自由意志主义者。 如今，我们的处境已大为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雷的坚守和罗恩·保罗的非凡表率。如今，数百万民众坚定地反对战争，且不在乎发动战争的总统属于哪个政党。 更令人鼓舞的是，年轻人对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必要性愈发持怀疑态度。听众越年轻，战争贩子那些毫无事实依据的鼓吹，就越难以引起共鸣。 在我看来，这正是穆雷·罗斯巴德最伟大的遗产。传承这份遗产，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就跟要让外卖平台把外卖员变成正式员工缴纳社保税一样，这些何不食肉糜者，它们并不顾及劳务派遣人员为何不直接跟企业签订合同作为正式工。为民请命喊喊口号多么轻松，反正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收获民意却能有助于仕途发展。 View quoted 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