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结稳健货币，裙带资本主义的胜利
**作者**：David Stockman
**原发布时间**：2016年8月15日
1971年8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美国将“暂时”停止履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一声明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也意味着全球货币体系正式进入纯粹的法定货币时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影响早已超出货币领域。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的举动，不仅终结了稳健货币（sound money）的时代，更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二者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逻辑。
## 稳健货币：自由市场的守护者
在稳健货币体系下，货币的价值由其背后的商品（如黄金）支撑，其供应量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政府无法随意操纵。这种特性赋予了稳健货币三大核心功能，使其成为自由市场的天然守护者。
首先，稳健货币为经济计算提供了稳定的标尺。在法定货币体系下，央行通过通胀政策不断稀释货币购买力，导致价格信号扭曲，企业家难以准确判断投资项目的真实回报率。而在稳健货币体系中，价格水平相对稳定，资本配置能够更精准地反映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抑制了盲目投资和资产泡沫的滋生。
其次，稳健货币是政府开支的天然约束。当政府无法通过印钞机凭空创造财富时，其支出必须依赖税收或公开市场借贷。这使得政府的扩张行为受到选民和市场的双重监督，难以通过通胀税的方式向民众隐形征税。这种约束从根源上限制了政府与利益集团勾结、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能力。
最后，稳健货币保障了契约的神圣性。在借贷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基于稳定的货币价值签订契约。而在法定货币体系下，政府通过通胀降低货币购买力，实质上是单方面修改契约条款，让债务人（往往是政府或与政府关联的大企业）受益，而让债权人（普通民众）受损。这种对契约精神的破坏，正是裙带资本主义得以滋生的温床。
## 法定货币：裙带资本主义的催化剂
尼克松的政策转向后，美联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发行权。通过操纵利率、量化宽松等手段，央行得以人为地创造“廉价货币”，而这恰恰成为裙带资本主义扩张的核心动力。
首先，廉价货币让政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法定货币体系下，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为巨额财政赤字融资，而美联储则通过购买国债成为政府的“最后贷款人”。这使得政府能够突破税收的限制，大肆推行各类补贴、救助和管制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成为输送利益的工具。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推出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本质上就是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兜底，这正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典型表现。
其次，货币特权的首批获得者占据了天然优势。当央行向市场注入新货币时，这些资金并非同时流向所有经济主体，而是首先流入政府、大型金融机构和与政界关系密切的企业。这些“特权阶层”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在资产价格上涨初期布局，而当货币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推高物价时，普通民众却只能被动承受通胀带来的财富缩水。这种“货币注入的先后顺序”，本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财富再分配。
最后，低利率政策扭曲了资本配置，催生了“僵尸企业”。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长期将利率维持在自然利率之下，这使得原本应该被市场淘汰的低效企业得以通过借新还旧存活下来。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本资源，还通过不正当竞争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而这些低效企业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裙带资本主义在实体经济中的具体体现。
## 从“大而不能倒”到“国家俘获”
在法定货币的滋养下，裙带资本主义逐渐从一种经济现象演变为一种政治生态，最终导致了“国家俘获”的恶果。
“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原则的确立，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标志。当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危机时，政府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借口对其进行救助，这实质上是将企业的私人损失社会化。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自由市场的盈亏原则，更强化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高风险投机，因为一旦失败，政府会为其兜底。
如今，这种“俘获”已经渗透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在能源领域，政府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扶持特定的新能源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政客的政治献金者；在医疗领域，复杂的监管体系成为行业准入的壁垒，保护了大型药企和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在基础设施领域，政府主导的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往往成为利益输送的温床。
## 回归稳健货币：唯一的出路
要遏制裙带资本主义的蔓延，重建自由市场秩序，唯一的出路在于回归稳健货币。这并非要简单地恢复金本位制，而是要剥夺政府操纵货币的权力，让货币重新回归其作为交换媒介的本质。
回归稳健货币，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美联储的运作机制，剥夺其制定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将货币发行权重新置于市场的约束之下。同时，需要通过宪法修正案等方式，严格限制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杜绝政府通过通胀税掠夺民众财富的行为。
五十年前，尼克松的一纸宣言终结了稳健货币的时代；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正承受着裙带资本主义泛滥的恶果。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货币的稳健与自由市场的繁荣息息相关，而法定货币的滥用则必然导致权力的腐败和经济的扭曲。唯有回归稳健货币，才能打破裙带资本主义的枷锁，让市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引用**："Knowledge is power." "Power is power." ——Petyr Baelish
## The Trend of Economic Thinking
**Author(s)**：F. A. von Hayek
**Source**：Economica, No. 40 (May, 1933), pp. 121-137
本文为1933年3月1日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讲，由詹姆斯・博纳博士主持。
### 一
经济学家在当代智识生活中的地位，与其他任何学科的研究者都截然不同。在各类问题中，需要借助经济学家专业知识解答的问题，出现频率或许远高于其他任何科学领域的问题。然而，这份专业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却被忽视，在诸多方面，公众舆论的走向甚至与经济学的主张背道而驰。由此，经济学家仿佛与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提出的建议被认为不切实际，难以被公众接纳，对当下的社会事件也毫无影响力。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种局面在经济思想史中并非无迹可寻，但绝非常态，且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因为当下公众秉持的观点，显然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代人之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换言之，经济学家的理论并非毫无影响力，恰恰相反，其影响力可能极为深远。只是这种影响力的显现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当新的经济思想诞生时，往往会被那些已然过时的旧思想所淹没，难以占据主流。这也导致经济学家在智识层面的孤立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因此，当下经济学家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就是探寻究竟是哪些智识层面的变革，造成了二者之间的这种隔阂。这正是我选择作为本次演讲核心主题的问题。
### 二
这一主题的研究范畴极为广阔，而我希望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学家自然迫切想要向公众阐明的一点：纯粹的科学进步——即我们对经济现象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认知不断深化——在推动经济学家对实际问题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乍看之下，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态度发生转变，似乎只有两种原因：要么是他们发现自身的知识储备存在不足，要么是其对基本伦理前提（当然，所有实际结论的得出都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无论哪种情况，科学所发挥的作用都十分明确。但事实上，我所探讨的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成因，实则更为微妙。它既非源于人们底层伦理价值判断的改变，也非某些分析命题的合理性被推翻，而是源于人们对这类知识与实际问题相关性的看法发生了转变。造就当下大众经济学显著特征的，并非理想的更迭，也非推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人们对这类推理实际适用性的认知变化。那么，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大约在上世纪中期，或许是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良知因发现此前被忽视的人类苦难而被唤醒，人们决心不再容忍这种苦难的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因此走向衰落，因为人们认为它对这些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但事实上，这与真相相去甚远。从未有人通过严谨的论证证明，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社会底层民众福祉的关注，不如他们的后继者。而且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法完成这样的论证。我们必须从其他角度探寻这一转变的根源。
### 三
经济分析的诞生，或许从来都不是源于人们对社会现象背后成因纯粹的智识好奇，而是源于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重构这个令人深感不满的世界。无论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还是几乎每位经济学家的个人治学经历，皆是如此。正如庇古教授恰如其分的表述：“推动经济科学诞生的，并非人类对世界的好奇，而是社会热情——这种热情源于对肮脏破败的陋巷、了无生趣的生活的憎恶。”
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制能让个体的独立行为形成某种程度的协调，仅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激发人们的科学探索欲。天体的运行、物质环境的变化，因背后受未知力量的支配，总能引发人们的好奇；而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皆是人类自身行为的产物，这一认知让人们——甚至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依然——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社会现象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人类的主观意图。
只有当经济体系未能实现我们的全部期望，我们试图强行操控它、让它按照我们的主观意愿运行，反而阻碍了它原本的正常运转时，我们才意识到，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值得我们去探究。而人们也只是在研究这些孤立的经济现象的过程中，才逐渐偶然发现，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实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体系所产生的结果，要理解这一体系，必须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进行系统的研究。甚至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一系列乌托邦式提议的探究与驳斥——这里的 “乌托邦式”，指的是那些为改善现有体系的弊端而提出的提议，它们完全无视了让现有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各类力量。
### 四
既然经济分析诞生于这样的背景，那么经济学家从探究经济现象间的因果联系，直接推导出实际的政策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批判各类社会改良提议时，经济学家会先认同这些提议背后的伦理前提，而后试图论证，这些提议无法实现其追求的目标，且在多数情况下，与之截然不同的政策，反而能达成人们期望的结果。
这一研究方法，丝毫没有违背罗宾斯教授近期向我们着重强调的准则：科学本身永远无法证明人类“应当做什么”。但如果人们在最终目标上达成共识，那么科学知识显然能决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策略。诚然，经济学家应当始终明晰这一界限；但在探讨实际问题时，若经济学家一味强调科学本身无法得出任何价值判断，那就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迂腐——因为事实上，正是新获得的科学知识，决定了他们对实际事务的态度发生转变。
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的态度，是其科学研究结论的直接体现。他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根源在于一系列论证：孤立的政府干预行为，必然会阻碍人们实现那些公认的合理目标。
### 五
然而，这门年轻的学科所得出的结论，与人们凭借朴素直觉得出的看法相去甚远。在经历了最初的辉煌成功后，当经济学开始愈发意识到自身尚存的缺陷时，其发展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而那些反对经济学结论的人，也立刻抓住这些缺陷大做文章。造成这一结果的，并非经济学家对实际问题的关注。我们无法确定，若经济学家能更谨慎地区分纯理论分析与偏应用的研究结论，经济学就不会遭到如此多的质疑。诚然，经济学曾因并非为追求知识本身而研究，被轻蔑地贴上“功利主义科学” 的标签；但倘若经济学家真的只为追求知识而研究，引发的不满或许会更甚。即便是在今天，若经济学家在其研究中发现了值得惊叹的规律——也就是在看似杂乱的现象中发现了未被察觉的秩序，便几乎会被视为道德堕落；而如果经济学家在分析的各个阶段，没有反复强调自己的遗憾——即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知，让人类难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经济体系，便会遭到严厉的指责。
对经济学的抨击，实则源于人们不愿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存在一套严谨的推理体系，它要求人们克制本能的主观反应，用理性分析间接影响，而非仅凭直观看到的具体苦难就产生强烈的情绪——这样的推理体系，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这场情绪上的反抗，针对的正是这类推理体系本身的合理性。就这样，社会热情一时之间摧毁了本为服务于它而诞生的研究工具，只因这份热情屡屡因经济学的结论而感到失望，便失去了耐心。
不可否认，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经济学家尚未完全明晰其理论概括的精准内涵；也毋庸置疑，在一些问题上，比如价值理论，他们的研究建立在相当不尽如人意的笼统假设之上。《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作者已清晰阐明，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实际理论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主流哲学思想的影响。但经济学分析方法被全盘摒弃，主要原因并非其核心概念的理论基础被发现存在缺陷，而是恰逢这场反对浪潮兴起时，一种号称能替代原有分析方法的研究方式，出现在了更注重实际的经济学家面前——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完全没有传统经济学的那些 “令人反感” 的特征。我指的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尽管从 “以描述性研究取代理论分析的学派” 这一严格定义来看，历史学派如今已成为历史，但它对当下的大众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显然，任何一种理论，若能将实际问题视为独特的存在，认为其发展仅由自身的历史进程决定，便能让人们摆脱通过复杂推理控制情绪的必要，自然会大受欢迎。而这正是历史学派研究方法的优势所在。历史学派拒绝承认普遍经济规律的存在，这一特点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其研究方法从本质上无法驳斥哪怕最荒诞的乌托邦式提议，因此也就不会像理论分析那样，让人们的期望落空。历史学派更关注经济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方面，而非现有经济体系的运行所带来的成果，也忽视了若我们试图直接管控那些公认的社会弊端，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这一研究倾向，让所有失去耐心的人都对其青睐有加。
### 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19世纪最后三十年，当时并存的两大经济学流派，不仅研究方法不同，关注的问题也截然不同。更注重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精力集中于修正那些因数十年的抨击而受损的基本理论原则，而将更多应用层面的研究，交给了那些愈发受历史学派影响的学者。不过，只要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此前曾接触过经济学的一般分析原则——因此能避免陷入那些主流的错误认知——这种研究分工带来的影响就不会完全显现。这座讲席正是为了纪念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格雷戈里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他漫长而富有成果的职业生涯，而他正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托马斯·图克早年能成为自由贸易运动的领袖之一，并终身倡导自由贸易，正是因为他在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时，并未采用其晚年认为在货币问题讨论中具有唯一决定性作用的纯归纳法。
正如诸多领域的发展规律所示，直到新学派的第二代学者出现，他们因缺乏解读所研究的复杂经济现象的理论工具，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就这样，正当理论经济学家成功为经济学构建起更坚实的分析基础时，那些由更注重实际的学者负责的、更具体的应用研究体系，却逐渐被人们遗忘——它并非被驳倒，而是失去了公信力。其结果是，许多曾经被摒弃的权宜之策与错误的补救措施，又被新一代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重新提出。即便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标准来看，这些策略的间接负面影响，也明显大于其直接带来的益处。最终，这种反拨走向了极端：政府为矫正特定的社会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目光短浅的干预措施，其数量之多，几乎堪比经济学这门分析科学从未诞生过的情形。19世纪自由贸易时代过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这并非偶然，正是受历史学派影响的学者推动的结果。
### 七
若从修正基本概念开始重建一门科学的体系，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现代经济学对理论的修正，耗时之久，足以让最初一些激进经济学家的异端观点——他们曾与当时仍受经济自由主义影响、趋于保守的实用主义者展开论战——渗透到公众思想中，并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说，不仅被先进的社会改革者所接受，甚至也得到了最保守的商界人士的认同。如今，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公众思想，都完全被七十年前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所衍生的观点所主导。
但与此同时，理论经济学家的研究已进入更贴近现实的阶段，他们惊讶地发现，早期的经济学家凭借相对粗糙的分析工具，在探讨当时的具体经济问题时，竟屡屡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这一理论研究的进步，也得到了当代实践经验的印证。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比经济平稳发展时期，更能清晰地印证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用类似的表述形容拿破仑时代，我们不妨将当下称为欧洲暂时重回“暴力统治” 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古典经济学的古老理论再次经受了检验：描述性的干预主义学派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观点，而古典经济学的诸多准则，却再次证明了其合理性。
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任务相对简单，因为他们对所有政策问题的看法，与那些从未接触过经济学的普通人的想法毫无二致；换言之，历史学派只需坐等公众遗忘曾经习得的经济学知识，便能达成其研究目的。而理论经济学家的任务，则要艰巨得多。他们的核心工作，是揭示一种普通人常用的推理方式中存在的矛盾 ——这种推理方式应用于简单案例时，其合理性似乎毋庸置疑。真正的难点在于：即便那些最轻视理论推理的人，在分析简单案例时，也会不自觉地使用这种从熟悉且毋庸置疑的事实出发的推理方式；但一旦将其应用于更复杂的现象，需要人们付出努力甚至经过专业训练才能理解时，这种推理方式就会受到质疑，人们会要求通过实证来验证其有效性。
而经济学家的工作，本质上正是如此。他们将基本的推理结论相结合，探究其深层含义，以人们熟悉的经济事实为基础，逐步构建出一个思维模型，力求还原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无论我们以日常经验中的事实为基础，还是以通过统计或历史研究辛苦收集的事实为基础，这一后续构建工作的重要性与难度都不会改变，而检验这一思维模型作为解读工具是否有用的唯一标准，是它能否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还原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的经济运行趋势。只有当我们将这些已知的经济要素整合起来，进行逻辑上的推演，充分认识到它们共存的所有隐含意义时，我们才能判断，我们最初依据的已知事实，是否足以解释更复杂的经济现象。
当然，这样的推理过程，或许能被一位拥有超凡智慧的人瞬间完成，正如整个数学体系都能从少数基本公理推导而来。但事实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是数代人缓慢而渐进的努力成果。而正是因为经济理论仅仅是从人们普遍知晓的事实出发进行的普通推理——只是这种推理超越了直观可见的层面，甚至超越了普通人未经前代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辅助所能达到的认知高度——才让非经济学专业的人难以相信，经济学能教会他们新的知识。这也解释了为何当经济学家指出事物之间存在人们未察觉的相互联系时，普通人往往会感到不悦；也解释了为何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不同，若其观点与普通人草率得出的结论相悖，人们几乎会认为他应当为此道歉。更让人们反感的是，经济学家会使用专业的简化表述与通用的理论公式——这是其研究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每次都详细阐述所有的推理过程，而详细阐述的做法，显然会让经济学家无法得出任何结论。
### 八
正如我所阐释的，经济分析不仅能为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答案，还能带来更广泛的认知：通过揭示各类具体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让人们理解整个经济体系的本质，从而驳斥那些单纯接受描述性学科训练的人，对经济现象所持有的幼稚看法。要将这一认知毫无瑕疵地阐释清楚，难度极大；但要理解经济学家对实际问题的态度，为何会因专注于理论分析而产生整体的转变，这一认知至关重要。请允许我试着将其阐释清楚。
从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始，所有试图理解经济现象的努力——也就是所有的理论分析——都得出一个共同的核心结论：社会中个体努力的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人为刻意规划的结果，而是由一些无人期望、也无人理解的方式所促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方式甚至是经济体系中最令人反感的特征，但唯有它们，能实现这种协调。这些分析表明，人们的需求变化或可用生产资料的变化，会引发相应的经济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发生，无需任何人意识到其必要性。简而言之，经济分析揭示了一个高度复杂的机制的存在：它持续运行，解决各类经济问题，且往往通过唯一可行的方式实现目标，但这些方式绝不可能是人为刻意调控的结果，因为无人理解其运行规律。即便是现在，当我们开始逐渐理解这一机制的运行时，仍会不断发现，一些必要的经济功能，实则由自发形成的制度所承担。倘若我们试图通过刻意调控来管理经济体系，就必须发明这样的制度，而最初，即便这些制度就在眼前，我们也无法理解其作用。
遗憾的是，这一社会现象理论最古老、也最具普遍性的结论，始终没有一个恰当的名称，能让它在人们的认知中占据稳固而重要的位置。语言的局限性，让我们几乎无法不用容易产生误导的比喻性词汇来描述它。要清晰阐释我想表达的观点，唯一易懂的方式，就是用德语的表述来说：这些现象中存在一种“意义”，它们承担着必要的功能。但一旦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这些表述，它们就会失去真实性。这是一种将现象拟人化、赋予其灵魂的解读，而这些现象的核心特征，恰恰是不受任何主观意志的支配。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又往往会陷入另一种相反的错误，且这两种错误在本质上极为相似：我们会否认这些表述想要描述的事物的存在。
亚当· 斯密提出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 理论——它引导人们 “去实现一个并非其本意的目标”——自然极易遭到嘲讽。但另一种观点，即认为现有经济体系只有在其制度由人类刻意设计的情况下，才具有明确的功能，其实与这种拟人化的解读并无本质区别。这或许是那种原始认知的最后残余：人们将所有能自我存续、或能推动同类存续的运动与变化，都归因于人类的主观意识。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早已摒弃了这种认知，逐渐认识到，不同趋势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形成我们所说的 “秩序”，而无需同类的主观意识进行调控。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仍拒绝承认：个体行为的自发互动，可能会产生一种并非其主观意图的结果，这种结果如同一个有机体，每个部分都为整体的存续承担着必要的功能，且并非由任何人类主观设计。正如一位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所言，我们拒绝承认，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一个 “更高级” 的有序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在我们尚未知晓、甚至尚未试图去理解它之前，就已经解决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此前甚至毫无察觉，而即便我们试图刻意管控经济体系，也不得不以近乎相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 九
承认这一有机体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承认经济学拥有其研究对象。经济学之所以占据独特的地位，原因之一便在于，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人们才能意识到其研究对象的明确存在。因此，从未真正研究过经济理论的人，对经济学的合法性及其研究方法的恰当性持怀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要为我所说的一切，以及经济学家的所有主张提供确凿的证明，唯有全面阐释经济学这门科学。因此，在此我只能通过一些总体的参考，以及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阐释我的观点。
在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或许没有哪个部分能比资本与利息理论这一最艰深的领域，更能清晰地说明：我们对现有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无知，会让我们对其产生不满，进而采取一些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的行动。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领域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展，让早期经济学家诸多仅凭直觉感知、却未能充分论证的观点，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认为，这一观点并非如人们可能猜测的那样，源于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偏爱。当然，若非我有幸在一个仍深受某位经济学家影响的学术氛围中接受经济学训练，我今日也不会站在这里 ——而资本与利息理论的这些进展，主要归功于这位经济学家。而若我还需要什么来提醒自己这一点，那么此刻坐在主席位上的杰出经济学家，便足以让我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他，将这些理论引入了英语世界。
但我认为，有充分的客观证据表明，这一理论在我们深化对经济运行过程的认知中，发挥了非凡的作用。经济理论的研究，迫使社会主义思想家意识到，在试图为其理想社会构建具体规划时，他们在解决一些核心问题时，不得不尽可能模仿现有经济体系中那些他们此前认为最令人反感的特征——包括利息制度。这或许是最有力的例证。另一方面，时至今日，一种主流的倾向也显而易见：人们贬低财富积累的价值，忽视资本的重要性，甚至在经济萧条期之外，也抑制储蓄行为——这种倾向显然源于人们对资本功能的无知，也是导致世界陷入苦难的主要破坏性力量之一。
我不妨详细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阐释那些导致人们呼吁经济规划的错误推理，这个例子的优势在于，能用寥寥数语解释清楚。至于更多类似的例子，我只需提醒大家，本校上一位经济学家的就职演讲——也就是普兰特教授在上一学年伊始发表的演讲中，就列举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我的例子与技术进步和折旧理论相关。在关于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大众讨论中，人们常常抱怨，当更先进的机器出现时，企业家仍在使用陈旧的机器；与此同时，也有人抱怨，一些机器仍能正常使用多年，却被提前更换，造成了资本的 “浪费”。这两种明显相互矛盾的指责，都成为人们呼吁中央计划经济的理由，且都认为，竞争会导致生产的非效率，而一位明智的规划者能避免这一问题。但深入的经济分析表明，那些被认为是明智的规划者会采取的两种选择，实则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规划者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是通过精细的调控，实现竞争本就能自发达成的结果。分析还表明，规划者会缺少竞争体系所能提供的、指导其采取这类行动的最重要依据。
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都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无论我们采用何种标准，来判断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这一目标都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实现既定结果时，都应尽可能减少对其他目标实现的牺牲。
在上述案例中，竞争的作用显然体现在：只要新发明能降低当前的生产成本——也就是采用新发明所需的资本成本，低于新机器所能节省的其他成本，新发明就会被投入使用，且仅在这种情况下被投入使用。而资本成本与所节省的其他成本（如劳动力工资），显然由其他行业的竞争性需求所决定。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问题首先是判断，在该行业中，劳动力（或其他可用于其他行业的生产要素）应在多大程度上被新资本所替代；其次，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这些生产要素在其他行业中，能为总产出带来的相对增量。若投入新机器的资本成本——包括利息与折旧——低于其替代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那么新机器的引入，并非为了替代原本已在使用的机器，而是因为新机器在完成原有机器工作的同时，还能释放出一定数量的其他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在其他行业创造的价值，将超过新资本在该行业的投入。显然，一位明智的规划者，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且其决策只能基于既定的利率——而利率反映了资本的生产率。但问题在于，若非通过竞争性的资本市场，规划者又如何能得出这一利率？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尽可能模仿自由竞争所能达成的结果。然而，考虑到当前人们纷纷呼吁通过立法，保护现有资本免受因新技术引入而产生的淘汰风险，我们很难对这一做法的结果持乐观态度。
### 十
这一分析案例，或许足以解释为何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与那些将经济现象视为一系列独立事件的人截然不同——后者认为，经济现象的发生仅由各自的历史原因决定，与经济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无关。这并非意味着，经济学家会对任何刻意干预经济体系运行的行为，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很可能意味着，对于那些并非基于对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理解而提出的干预提议——也就是普通人最容易、最频繁提出的那些提议，经济学家几乎会一贯持否定态度。此外，考虑到我们的知识仍存在局限性，在所有存疑的情况下，经济学家都会倾向于反对政府干预。但这绝非否定经济学家的积极使命：界定集体行动的合理范围，在这些范围内，集体行动不仅无可非议，更是实现人们期望目标的有效手段。遗憾的是，当下与理论经济学首次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一样，政府基于对经济现象关联性的粗浅理解，开展了大量的干预活动，其带来的危害，远大于经济学家提议的新的政府干预形式的缺失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实践中，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种近乎完全否定的立场。但我们当然希望，这种现实的必要性，不会再阻碍经济学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这一积极使命中：界定政府有效行动的合理范围。
毋庸置疑，在边沁早期区分了政府的“应做之事” 与 “不应做之事” 后，古典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积极的研究使命，这也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自由放任是他们最终且唯一的结论。而显然，只要能证明在任何单一案例中，政府干预是有效的，这一结论就会被推翻。因此，弥补这一缺陷，必将成为经济学未来的核心使命之一。
### 十一
尽管我绝不希望轻视经济学家的这一积极使命，但我仍认为，我们当下的知识储备足以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为实现大多数人所持的伦理理想，政府进行理性行动的范围，不仅与人们通常认为的不同，且远小于人们的预期。显然，正是在这一点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与当下的主流公众舆论产生了彻底的分歧——公众认为，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必然会不断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政府管控必然扩大的信念，并非基于对规划经济所谓优势的清晰认知，而是源于一种宿命论：认为“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这一观点也是上两代人所信奉的 “历史规律论” 的遗产。但在一个我们正迅速回归重商主义的时代，这种反对回归六十年前经济状况的论调，其说服力必然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规划经济最终必然会取得胜利的另一根源——即认为没有主观意志的调控，经济就会陷入混乱，因此刻意的规划必然会改善现有状况——正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是源于我们对现有经济体系的无知。
我在此探讨规划经济，而非其更早的形态社会主义，并非因为我认为二者存在本质区别（除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更为连贯一致），而是因为大多数规划经济的支持者尚未意识到，他们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者，因此经济学家针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所有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者。
事实上，在我看来，基于当下作为通识教育一部分的经济思想，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旦意识到现存的社会苦难，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许多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最初投身经济学研究时，认为经济学不过是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些亟待解决的悲惨社会现实。但经济学研究让他们得出的结论，与他们最初投身这一学科的初衷，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至于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伦理标准必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确实是当下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经济学家，对保守主义毫无情感上的认同——其中许多人最初都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推理却迫使他们在诸多问题上采取保守的立场，或者说，采取一种在一代人之前会被称为保守的立场。这些经济学家不仅完全认同经济激进主义背后的伦理动机，甚至会由衷地希望，社会主义或规划经济能实现其承诺的目标。因为他们或许比任何非经济学专业的人都更清楚，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仍会朝着规划经济的方向前进，而若要扭转这一趋势，必然要付出惨痛的经验代价，经历巨大的期望落空。
若仅看单个国家，或许很难发现这种智识上的反拨正在兴起，也难以意识到这并非个别学者的体验；但对比处于不同经济思想发展阶段的国家，这一趋势就会变得十分清晰。例如，对比德国与美国（甚至英国——在这方面，英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德国是导致经济学分析认知衰落的思潮的发源地，而美国只是在相对近期才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我们会不禁发现，德国的经济思想潮流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向，智识上的激进派与公众舆论的相对地位，也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在德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英国，呼吁进一步扩大政府经济管控的人，显然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智识先驱，而完全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早期革命思潮的最终产物。当然，认识到他们的这一地位，并不能决定未来是否属于他们——他们仍有可能主导未来的发展。但这一认知，为我们揭示了知识进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无论我们对具体问题持何种看法，毋庸置疑的是，近期在这一领域的知识积累，让人们认为通过规划经济解决经济困境的可能性，变得更小而非更大。在一代人之前的经济学家看来，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难题，如今已被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共同视为核心问题——有些人或许希望未来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对它们的完全忽视，无疑让当下公众对规划经济的普遍信心，变得毫无依据。
至此，我又回到了演讲的起点：当代经济学家的孤立，以及现代进步主义者拒绝利用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知识——这份知识，是人类为系统探索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唯一持续努力的成果。我所勾勒的这一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导致经济学家常常陷入这样的境地：与那些在目标上与自己一致的人，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产生分歧；而与那些在目标上与自己完全相悖的人，在手段上却不谋而合——这些人从未有过重构世界的渴望，往往只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支持维护现状的力量。在这样的处境下，经济学家遭到人们的厌恶与怀疑，或许也就不可避免了。但倘若经济学家能认识到这些处境背后的原因，便能以耐心与理解的心态面对，坚信自己的科学知识，能化解那些本质上源于智识层面的分歧；尽管当下其研究活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假以时日，人们终将认识到，与那些他所反对的人相比，他的研究活动更始终如一地服务于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