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动展示真实偏好，《黑暗骑士》三部曲的第一部结尾，瑞秋对布鲁斯韦恩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由其行为定义的。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靠嘴上吹嘘，或心里意淫。

想起塔勒布下面这段话，想想其实自己一直以来都还是很保守，冲击力不够其实就是的自身的不自信，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人其实应该反其道越来越有活力而不是随生命老化凋亡。逻辑很简单，岁数越大离死亡越近，可以失去的反而越少了，再不去用行动检验自己的认知机会越来越少了。 塔勒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信念让那些锲而不舍、胸有成竹的人，在无主见的人群中坚持正确行事。永远不要低估人们渴望得到他人认可的需求。为了应对这种满足感的缺失，科学家和艺术家不得不创造出各种奖项和声名显赫的期刊，让凡夫俗子看上去冠冕堂皇，虚荣心得到满足。钢琴练习的例子表达的观点与延迟满足无关，它强调的是在无法获得外在满足的情况下行动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随机满足的情况下行动的能力。要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坚强地生活。 View quoted note →

理性和认知如果不能转化出行动能力，那么它的高度就很值得怀疑。这映了我的智勇一体论，大勇的背后必是大智，大智的表象即是大勇。 View quoted note →

在命理学中，**“财”与“印”**是八字“十神”体系中非常核心的一对概念，它们不仅代表具体的事物，更代表着两种对立的能量和逻辑。理解“财破印”，本质上就是理解这两种能量的碰撞与博弈。 以下从基础定义、核心矛盾、现实表现和吉凶判断四个维度为你深度解析：   一、 基础定义：什么是“财”和“印”？ 要理解“破”，先得知道这两个字本身是什么。它们是围绕“日主”（出生日的天干，代表你自己）产生的关系： 1. 正印与偏印（简称“印”） - 生我者为印：印星代表生助、滋养日主的能量。 - 核心含义： - 精神层面：学历、知识、智慧、思考能力、贵人运、长辈的关爱。 - 物质层面：房子、车子（作为代步工具而非资产）、工作单位、保护伞、食物。 - 性格特质：仁慈、保守、爱学习、有依赖心、内心有安全感。 - 关键词：输入、积累、保护、精神世界。 2. 正财与偏财（简称“财”） - 我克者为财：财星代表日主所支配、控制的能量。 - 核心含义： - 物质层面：金钱、资产、实业、经营项目。 - 人事层面：男命的妻子（正财）、父亲、下属。 - 性格特质：务实、精明、进取、爱赚钱、注重实际利益。 - 关键词：输出、消耗、支配、物质世界。   二、 核心逻辑：为什么是“财破印”？ 在五行关系中，存在着“财克印”的规律（例如：木为印，土为财，木克土；但反过来说，财星是消耗能量的，印星是补充能量的，二者在能量取向上是对立的）。 **“财破印”**的字面意思是：追求物质利益（财）的行为，破坏了原本的保护机制或精神状态（印）。 这就像一个天平： - 一边是书本和安稳（印）； - 一边是生意和金钱（财）。 - 当你极度倾向于一边时，另一边就会受到压制。   三、 现实生活中的“财破印”表现 这种能量碰撞在现实中非常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业与事业的冲突（最典型） - 现象：很多人在大学里（印旺），突然决定辍学去创业（旺财）；或者在职场中，为了赚快钱（财），放弃了考公、考证（印）的机会。 - 本质：“读书无用论”的极端体现。认为书本知识解决不了实际赚钱问题，更相信实战和人脉。 2. 健康与工作的交换 - 现象：为了完成项目、赚取高额奖金（财），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透支了身体（印代表身体、健康）。 - 本质：用健康换金钱。印是身体的保护层，财太旺打破了这个保护层，导致免疫力下降或积劳成疾。 3. 人际关系的变化 - 现象： - 对长辈：为了利益，不听父母或长辈的劝阻（印代表长辈），甚至发生冲突。 - 对规则：为了赚钱，游走在法律或规则的边缘（印代表规章制度、法律），缺乏敬畏心。 4. 内心状态的波动 - 现象：原本内心平和、知足常乐（印旺），但接触了商业社会后，变得焦虑、浮躁、患得患失（财破印），很难静下心来做深度思考。   四、 吉凶判断：“财破印”到底是好是坏？ 没有绝对的吉，也没有绝对的凶，关键在于“身强”还是“身弱”。 1. 身强（日主能量足）：吉，是“富贵”的征兆 - 逻辑：你的能量很强，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印”来生助（甚至印多会让你变得懒惰、空想）。这时“财破印”是好事，它打破了你的安逸和惰性，迫使你去行动、去赚钱。 - 结果：富贵双全。这类人通常能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果断且有魄力，适合经商、创业。 2. 身弱（日主能量不足）：凶，是“耗损”的征兆 - 逻辑：你本身能量就弱，非常需要“印”来保护自己、提供支持。如果此时“财”来破“印”，就相当于**“雪上加霜”**。你想赚钱，但身体或能力跟不上，导致压力巨大，甚至因财招祸。 - 结果：财来财去一场空，或者因贪财而触犯法律，或者长辈健康出问题。 3. 特殊情况：印制财（反向制约） 如果八字中印星非常旺，财星很弱，那么就不是“财破印”，而是“印克财”。表现为：太过保守，不敢投资，有钱也存不住（因为觉得不安全），或者虽然有才华但赚不到大钱。   五、 总结与建议 “财破印”在命理学中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组合，它代表着“为了现实利益，打破既有平衡”。 - 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处于“财破印”的运势中（比如大运或流年遇到）： - 若你身强：大胆去拼，这是你突破阶层、积累财富的最佳时机。 - 若你身弱：请务必收敛欲望，**“破财消灾”**有时是必要的，不要为了追求超出能力范围的财富而透支健康和信誉。多读书、多听长辈劝、守规矩（补印），是化解财破印危害的最好方法。

> 任何真正相信税收“自愿性”的人，不妨尝试拒绝纳税，看看随后会发生什么。 View quoted note →

《为了新自由：自由意志主义宣言》—— 不侵犯原则 作者：罗斯巴德 自由意志主义的信条建立在一个核心公理之上：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这一公理可被称为“不侵犯原则”。“侵犯”被定义为主动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使用或威胁使用物理暴力，因此侵犯与侵略是同义的。 如果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简而言之，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免受侵犯的绝对“自由”权利，那么这立即意味着自由意志主义者坚定支持通常所说的“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参与色情、性偏离、卖淫等“无受害者犯罪”的自由（自由意志主义者根本不将这些行为视为“犯罪”，因为他们将“犯罪”定义为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暴力侵犯）。此外，他们认为征兵制是大规模的奴隶制；而由于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必然导致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自由意志主义者将此类冲突视为大屠杀，因此完全不具有合法性。 在当代意识形态谱系中，所有这些立场都被视为“左翼”。但另一方面，由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同样反对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这也意味着他们同样坚决反对政府通过管制、监管、补贴或禁令等方式干预财产权或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如果每个个体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不必遭受侵略性掠夺，那么他也有权捐赠财产（遗赠和继承），并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财产交换他人的财产（自由契约和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意志主义者支持不受限制的私有财产权和自由交换权，因此拥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 再以当前的术语来说，自由意志主义者在财产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会被称为“极右翼”。但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不认为在某些问题上是“左翼”、在另一些问题上是“右翼”存在矛盾；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立场几乎是唯一一致的，始终围绕每个个体的自由展开。左翼怎么能一边反对战争和征兵制的暴力，一边又支持税收和政府管制的暴力呢？右翼怎么能一边吹嘘自己对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的忠诚，一边又支持战争、征兵制，并将自己认为不道德但无侵犯性的行为列为非法呢？右翼怎么能一边拥护自由市场，一边却对军工复合体带来的巨额补贴、市场扭曲和非生产性低效视而不见呢？ 自由意志主义者反对任何个人或群体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犯，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纵观历史直至今日，存在着一个核心、主导且首要的侵犯这些权利的主体：国家。与左翼、右翼或中间派的所有其他思想家不同，自由意志主义者拒绝给予国家道德豁免权——让其实施那些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若由社会中任何个人或群体实施便属于不道德、非法和犯罪的行为。简而言之，自由意志主义者坚持将普遍道德法则应用于每一个人，不对任何个人或群体给予特殊豁免。但如果我们剥去国家的伪装就会发现，国家被普遍允许甚至鼓励实施所有即便非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承认是应受谴责的罪行：国家习惯性地实施大屠杀，却称之为“战争”，有时也叫“镇压颠覆活动”；国家将人们强制征召入伍，称之为“征兵制”；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强制掠夺，称之为“税收”。自由意志主义者坚持认为，这些行为是否得到多数民众支持，与其本质无关：无论是否获得民众认可，战争就是大屠杀，征兵制就是奴隶制，税收就是抢劫。简而言之，自由意志主义者就像寓言中那个孩子，坚持指出皇帝其实一丝不挂。 古往今来，国家的知识阶层为皇帝编织了一系列虚假的“外衣”。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知识分子告知公众，国家或其统治者是神圣的，至少拥有神圣的权威，因此那些在天真无知者看来是大规模专制、大屠杀和掠夺的行为，实则是神圣力量在政治体中施展的仁慈而神秘的作用。近几十年来，随着神圣豁免权的外衣逐渐破旧，皇帝的“宫廷知识分子”编造了更为复杂的辩解：他们告诉公众，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公众福利”，税收和支出通过神秘的“乘数效应”维持经济稳定，而且无论如何，许多政府“服务”都不可能由公民通过市场或社会中的自愿行为来提供。自由意志主义者对这一切均予以否认：他们认为这些种种辩解都是为了获取公众对国家统治的支持而进行的欺诈，并且坚持认为，政府实际履行的任何服务，都能由私人和合作企业以更高效率、更符合道德的方式提供。 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自己的首要教育任务之一，是在不幸的民众中传播对国家的祛魅与去神圣化。他们的任务是反复且深入地证明，不仅专制国家的皇帝，甚至“民主”国家也毫无正当性；所有政府都通过对公众的剥削性统治生存；这种统治并非客观必需。他们努力表明，税收和国家的存在必然导致剥削者统治者与被剥削者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分化；他们试图揭示，始终支持国家的宫廷知识分子的任务，向来是编织神秘色彩以诱导公众接受国家统治，而这些知识分子作为回报，会从统治者对被蒙蔽民众的掠夺中分得一杯羹。 以税收制度为例，国家主义者声称税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自愿的”。任何真正相信税收“自愿性”的人，不妨尝试拒绝纳税，看看随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分析税收就会发现，在社会中所有的个人和机构里，只有政府通过强制性暴力获取收入。社会中的其他所有人，要么通过自愿捐赠（社团、慈善机构、国际象棋俱乐部等）获得收入，要么通过向自愿购买的消费者出售商品或服务获得收入。如果除政府之外的任何人进行“征税”，这显然会被视为胁迫，是赤裸裸的抢劫。然而，“主权”的神秘外衣掩盖了这一过程，只有自由意志主义者愿意直言不讳地指出税收的本质：大规模的合法化、有组织的抢劫。

😇

# 战争与领袖都不伟大 Raico [本文为《伟大的战争与伟大的领袖》（2010年版）序言]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坦言，他于1740年从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手中夺取西里西亚省，只因自己初登王位，急需树立威名。这一行为引发了奥普战争，并逐渐升级为一场全球性战争（在北美被称为“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直至1763年才宣告结束。当然，数万生灵在这一系列战争中丧生。 腓特烈的这番坦白，在各国领袖的史册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总的来说，统治者们在揭露战争的真实缘由及作战手段时，向来更为谨慎。借口与托词层出不穷。而在如今的民主社会中，这些借口往往会得到顺从的教授及其他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是他们凭空捏造的。 数十年来，揭露此类战争及战争行为的借口，一直是历史修正主义（或称“修正主义”）的核心要义。修正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如今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始终紧密相连。 国际事务领域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当属理查德·科布登。他发起的废除《谷物法》运动于1846年取得胜利，为英国带来了自由贸易与繁荣。科布登的两卷本《政治著作集》，通篇都是对英国外交政策的修正主义解读。 科布登认为： > “英国的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唯有维护和平方能获益。战争带来的荣誉、名望与利益，与他们毫无干系；战场不过是贵族阶层的‘丰收之地’，浇灌这片土地的，是民众的鲜血。” 他期盼有朝一日，“不涉外交”能成为所有渴望代表自由人民的人的座右铭。科布登甚至将英国针对法国大革命的灾难性战争——这场持续了一代人之久、直至滑铁卢战役才落幕的战争——归咎于英国上层阶级对法国反贵族政策的敌视。 谴责贵族阶层所谓的“好战本性”，是早期自由主义作家的惯用论调。但当科布登目睹英国民众对“克里米亚战争”（为支持奥斯曼土耳其而对抗俄罗斯）的狂热追捧时，他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他公开反对这场战争，其好友、曼彻斯特学派的联合领袖约翰·布莱特也予以支持，这导致两人在下次选举中均失去了下议院席位。 布莱特比其同僚多活了20年，亲眼见证了本国日益高涨的帝国野心。1884年，备受赞誉的自由党首相威廉·格莱斯顿下令英国皇家海军炮轰亚历山大港，只为追回埃及欠英国投资者的债务。布莱特轻蔑地将这场战争斥为“投机者的战争”——一场为特权资本家阶层服务的战争，并随即辞去了格莱斯顿内阁的职务。但他从未忘记自己走上反帝国主义道路的契机。一次，布莱特带着年幼的孙子经过伦敦一座标注着“克里米亚”的纪念碑时，孩子询问纪念碑的含义，布莱特只简单答道：“一场罪行。” 赫伯特·斯宾塞是他所处时代最广受欢迎的哲学家，他完全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他对国家主义的敌视，集中体现在这句断言中：“无论人类是否生来罪孽深重，政府由侵略孕育、靠侵略维系，这一点毋庸置疑。” 斯宾塞指出，国家天生具有“军国主义倾向”，这与公民社会的和平交往背道而驰。他还谴责了自己所处时代英国在华、南非等地发动的战争，并驳斥了为这些战争辩护的各类说辞。 在美国，无政府主义作家莱桑德·斯波纳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他甚至曾与约翰·布朗合谋，计划在南方发动奴隶起义。然而，他却强烈反对美国内战，认为这场战争侵犯了南方各州脱离这个不再代表他们利益的联邦的权利。《国家》杂志颇具影响力的主编E.L.戈德金一生都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谴责美西战争。与戈德金一样，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是自由贸易与金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他是耶鲁大学首位社会学教授，著有大量著作。但他最具深远影响的作品，是那篇多次重印、如今可在线查阅的论文《西班牙征服美国》。在这篇标题颇具讽刺意味的作品中，萨姆纳将美国对菲律宾发动的残酷战争——这场战争导致约20万菲律宾人丧生——描绘为美国版的帝国主义行径，其对殖民地的贪婪欲望，与当时西班牙的衰败状态如出一辙。 毫不意外，最彻底的自由主义修正主义者，是激进派代表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如今被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在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中，莫利纳里彻底揭穿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国神话。18世纪后期，法国本已在逐步、自然地迈向自由主义改革；而大革命终止了这一进程，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权力前所未有的扩张，以及长达一代人的战争。19世纪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实际上是获胜的掠夺性中产阶级剥削社会的工具——他们通过关税、政府合同、国家对铁路及其他行业的补贴、国家支持的银行业，以及在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中大量的就业机会获利。 1912年，莫利纳里在去世前一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依旧立场坚定。他指出，美国内战并非一场单纯为解放奴隶而发起的人道主义运动。这场战争“摧毁了被征服的各州”，但幕后操纵的北方财阀却达成了目的：推行恶性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催生了托拉斯制度，并造就了亿万富翁”。 自由意志主义修正主义延续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批判素材，其中包括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的《有罪国家的神话》，以及H.L.门肯持续不断、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揭露——他揭穿了美国战争及战争制造者的谎言。下一代的弗兰克·乔多洛夫是“老右派”的最后一位巨擘，他写道：“孤立主义并非一项政治政策，而是一个民族的自然态度。”如果让民众自行决定，他们“不会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习俗与价值观强加给陌生人”。乔多洛夫毫不回避这个带有负面意味的词汇，他呼吁“回归孤立主义——正是这种政策让美国繁荣了一个多世纪，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钦佩”。乔多洛夫是“校际个人主义协会”（ISI，后更名为“校际研究协会”）的创始人，他因反对朝鲜战争，与当时的“新右派”（新保守主义者）分道扬镳。 默里·罗斯巴德继承了这一完整遗产，他不仅对其了如指掌，还对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除了诸多其他令人惊叹的贡献外，默里与他的同事伦纳德·利乔将历史修正主义引入了蓬勃发展的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我也因此受到影响）。如今，米塞斯研究所的卢·洛克韦尔及其相关领域的杰出学者——尤其是孜孜不倦的汤姆·伍兹——正满怀热忱地继续着这项工作。 本书收录的文章与评论，大多经过扩充，均承袭了自由意志主义修正主义传统，深受默里·罗斯巴德精神的启发。这些文章揭露了我们近代一些最邪恶却又备受爱戴的统治者所犯下的、被奉为神圣的谎言与罪行。我希望能以微薄之力，从历史角度揭示国家的本质。 此外，我还关注到一种如今近乎被遗忘的奇特现象：20世纪30至40年代，众多备受尊敬的西方知识分子对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实验”怀有深切的热爱。他们的宣传影响了多位西方领导人，也影响了西方对苏政策。在我看来，即便是在今天，这一现象也值得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主义反思。 [本文为《伟大的战争与伟大的领袖：自由意志主义的反驳》（2010年版）序言]

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强调，经济恐慌和商业萧条的一再出现乃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一种必然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祸患。 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只有政府的价值判断是算数的，人民无权使自己的价值判断有效。执政者并不在乎大众是否赞成他作的决定。将多少生产要素投资于消费品的生产，或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取决于执政者。如果他投资过多因而削减了目前的消费品，人民则必得饿着肚子闭着嘴。这当然不会有恐慌发生，因为人民没有机会宣泄他们的不满。在完全不存在商业活动的地方，商业活动既称不上好也称不上坏。这种地方有的是饥荒，却不存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萧条。 —— 米塞斯《人的行动》

澳门英皇娱乐酒店大厅地板下的79 公斤黄金被全部挖出卖掉。 买入价：940 万港元 卖出价：9970 万港元

不要爆仓，至少主力账户不要爆仓，不要加杠杆，只要没有不亏成渣，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好运气的，前提就是到时候还能有钱建立正确的头寸。 View quoted note →

今天把仓位给降了1/4，虽然盘面给我的感觉还是要向上，但纪律还是得遵守，生存才是第一法则。 View quoted note →

明天计划癌股减点仓，1月份可以说中起中落吧，浮盈比想象的来得多来得快，回吐也同样。凸性策略就是这样的，不得不经常接受中小型爆米花行情的过眼云烟，只要每次参与不亏损或非常有限的亏损，长期保存完整的游戏资格，总有遇到好运的时候，何况即使没有又何妨呢？

昨天在160买了2倍做多白银，当晚175收盘，现在变125了🤣，得亏就买了一张。 白银暂时还是不碰了，黄金看起来更硬一些，在手的先拿着不动，观察一阵子再说，毕竟只是试仓阶段，虽然涨跌还挺大，对账户整体影响微弱。线上的金银就只是投机，跟线下的实物完全两回事。 影响比较大的是加密币最近开始的大跌，不过成本较低，只是浮盈缩水，如果愿景很小，早就可以卖掉一部分了，长远的规划就要长远的执行，大跌是好事，又有机会建立更大仓位。 View quoted note →

你询问的《为什么我们甘愿放弃自由？》，实际上是对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马蒂亚斯·戴斯梅（Matthias Duytschaever）同名力作的介绍，该书深度探讨了极权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 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剖析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民主制度下，人们为何会通过手中的选票，主动催生出极权和独裁？这与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经典著作《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所探讨的主题高度契合，两者都揭示了人类在面对自由时的复杂心理。 结合这本书的观点以及相关思想背景，我为你整理了以下核心内容： 1. 核心观点：极权基于人性，自由需要代价 作者马蒂亚斯·戴斯梅在书中指出，极权主义并非遥不可及，它离我们很近，甚至根植于人性之中。 * 集体催眠与道德沦丧： 极权主义像一种“集体催眠”，它会摧毁人的道德意识，抹杀批判性思考。人们为了融入集体或追随某种“崇高”的理想，甘愿为自己绑上枷锁。 * 意识形态的操控： 极权运动的核心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它为群众构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世界观，并赋予行动正当性。当真假难辨、错假信息泛滥时，虚构的谎言跨越了道德底线，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独立思考。 2. 为什么我们“甘愿”放弃？ 书中探讨了人们为何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由，这背后主要有几个心理机制： * 对“虚构谎言”的屈服：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往往难以辨别真相。当“虚构但说得通的谎言”反复被灌输时，许多人不会察觉不对劲，反而将其奉为真理。 * 为了“崇高理想”牺牲自我： 受意识形态驱动的人群，往往认为自己在为一个宏大的历史使命服务。在这种狂热下，他们不仅接受奴化，甚至随时准备牺牲个人自由，为所谓的“美好未来”献身。 3. 关联思想：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虽然你提到的书名是戴斯梅教授的作品，但在探讨这一议题时，无法绕开弗洛姆的经典理论。弗洛姆认为，现代人面临的困境是“自由与孤独的两难”： * 自由带来的重负： 现代人虽然摆脱了封建束缚，获得了独立，但也陷入了孤立、焦虑和无力感中。 * 逃避机制：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焦虑，人们倾向于“逃避自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寻找一个新的权威（受虐-施虐冲动）来依赖，或者盲目从众。 * 两种自由： * 消极自由： 摆脱束缚，但可能陷入空虚。 * 积极自由： 通过自发的爱和创造性劳动，实现自我与他人的联结。弗洛姆主张通过这种“积极自由”来对抗极权主义的诱惑。 💡 总结 《为什么我们甘愿放弃自由？》这本书警示我们：自由并非理所当然，它需要持续的警惕和维护。 * 清醒的代价：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拥有自由意味着要独自承担选择的后果和风险。 * 保持清醒： 面对汹涌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学会在人群中保持清醒，保留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是避免陷入“集体催眠”的唯一途径。正如书中所言，只要多增加一个清醒的人，人性的冬日终将退去。

“平庸的努力不如正确的等待”

#### 反思爱泼斯坦案: 为什么人们没有摆脱糟糕的精英阶层 2026年2月3日   康纳·奥基夫 特朗普不情愿签署的法案截止日期过去六周后，美国司法部于周五公布了与已故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相关的300多万份文件。周末期间，记者和调查人员开始仔细梳理这些文件，引发了大量网络讨论。 由于公布的信息量极为庞大，早期曝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文件中易于检索的知名人士和组织上。许多声称与爱泼斯坦几乎没有或毫无关联的公众人物，被揭露与其联系比公开宣称的更为密切。文件还披露了爱泼斯坦与多个情报机构的接触及参与情况，新增的照片则进一步揭示了那些已知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人物——往最好了说——与这位所谓金融家的活动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怪异反常。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件中已发现的大部分内容，进一步凸显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令人作呕、堕落不堪与彻头彻尾的邪恶——而更糟糕的是，所谓的司法系统显然毫无兴趣假装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也无意让爱泼斯坦的支持者和合作者承担后果。随着研究人员和记者不再局限于早期易于检索的知名人士，转而深入挖掘数百万份其他文件中可能隐藏的内容，这种情况几乎肯定会持续下去。 但这些曝光已然加剧了公众原本就对全球精英阶层的普遍失望与愤怒——这种情绪在爱泼斯坦事件曝光前就已存在，且涵盖的范围远超这个虽影响广泛但仍有限的事件本身。 尤其是自大衰退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公众逐渐形成共识：掌权者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愈发严重，且许多人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犯下公然的恶行。这股反建制浪潮的早期表现包括“占领运动”初期的抗议、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特朗普的首次当选。即便全球建制派进行了反击，这种愤怒依然持续存在，且在许多方面因各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而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此后多年全球选举中持续存在所谓的“反现任”倾向。 但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如今说精英阶层糟糕透顶已毫无争议，我们为何仍然摆脱不了他们？ 早在当前这股反建制浪潮兴起之前，许多杰出思想家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早真正试图理解社会内部权力运作与演变规律的，是所谓的意大利精英理论家。 精英理论 加埃塔诺·莫斯卡是这一传统的先驱，他在1896年出版的《统治阶级》一书中，试图提出一种理论，解释为何每个社会——即便那些被视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最终都会由少数人统治。此外，他观察到，统治阶级维持权力并非仅依靠赤裸裸的武力，还包括正当化神话、民族主义、宗教、对外国敌人的恐惧等手段。 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莫斯卡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他认同精英阶层始终存在，但认为掌权的具体精英群体会随时间变化。他指出，社会往往在两类精英之间循环：一类是通过说服与欺骗统治的狡猾、善于操纵的精英（他称之为“狐狸”），另一类是通过赤裸裸武力统治的更具支配欲的精英（他称之为“狮子”）。帕累托还认为，精英阶层推行的大多数意识形态，都是为其地位辩护的合理化说辞，而非真正试图为整个社会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尝试。 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认为莫斯卡和帕累托所阐述的社会层面的精英与非精英分化，实际上存在于所有组织中——甚至包括地方民主议事会、社会党等名义上主张平等的组织。这一观点如今被称为“寡头统治铁律”。 即便是基于平等原则建立的组织，若要正常运转，仍需一部分人担任管理者。但对规则和程序的掌控，让管理者比普通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和优势。通常，普通成员对此并无异议，因为人们通常不愿为自己参与的每个组织承担所有决策制定或监督工作。但即便有人愿意，从结构上讲，每个成员也无法实时审议或监督所有领导决策——大多数人缺乏必要的时间、专业知识或兴趣。 因此，总的来说，意大利精英理论家帮助我们理解：精英阶层的存在并非现代社会的反常现象，而是超越民族国家等政治实体、影响有组织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合作的必然副产品。 然而，正如上述三位思想家各自所阐释的，精英阶层的存在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精英群体的地位都能得到保障。正如莫斯卡所指出的，尤其是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正当化神话是维持权力的重要因素。 换句话说，公众对精英权威的主动或被动接受，对其权力至关重要。早在意大利精英学派出现数百年前，艾蒂安·德·拉博埃西就在其著作《服从的政治》中深入探讨了这一概念。但这种接受并非自然形成。任何希望获得并维持政治权力的潜在统治阶级，都需要向公众进行宣传——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定义的，“公众”是社会中关注时事并能通过支持或反对相关参与者来影响时事的群体。 关于精英阶层如何运用宣传，已有大量论述。李普曼本人及其同代人爱德华·伯内斯是探讨这一主题的良好起点。但精英宣传工作中一个常被忽视的部分，是对宣传及任何潜在反宣传所发生的信息空间的实际控制。正如马丁·古里在《公众的反抗》一书中所阐述的，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信息技术进步——从字母表的采用到印刷机的发明——都导致了新统治精英的更迭。关键在于，新技术打破了先前精英对信息空间的垄断。 当然，这也涉及到决定哪些精英掌权的另一个因素，即社会的技术和结构设置。信息技术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位运用这一观点解释当前全球精英崛起的思想家是詹姆斯·伯纳姆。 “管理革命” 前共产主义者伯纳姆认为，尽管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初正确地预见到世界即将发生革命，但他们对革命的性质判断有误。世界经历的并非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是他所谓的“管理革命”。 简而言之，伯纳姆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权会让位于控制权。在日益工业化的社会中，对原材料、生产资料和政府事务的控制权，集中在构成各类组织（从企业到政府）官僚机构的技术和行政管理者手中——伯纳姆称之为“管理阶级”。 萨姆·弗朗西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扩展了伯纳姆的论点，他认为，当这一管理阶级成为实际的统治精英后，会自我正当化。当符合自身利益时，它会违背民意行事和治理。此外，官僚精英通过文凭、程序和合规体系来调节权力，这些体系成为精英保护和扩大自身权力的制度性瓶颈。 事实上，历史充分支持伯纳姆和弗朗西斯的理论。正如默里·罗斯巴德在《美国的官僚机构与公务员制度》一文中所详尽阐述的，美国联邦政府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发生了明显转变。宪法批准后的大约一百年里，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民选官员手中。然而，尤其是在《彭德尔顿法案》签署后，权力开始向非民选官僚转移。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联邦官僚机构的利益从推动政客和选民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保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其规模从数千名常设雇员扩张到超过300万人。 这最终形成了我们当前的政府体系：无论一项潜在政策多么受欢迎，只要它违背华盛顿常设官僚机构的利益，就会被认定为政治上不可行而遭否决；但如果一项政策或干预措施对官僚机构有利，政府就会全力以赴促成，即便它不受公众欢迎。 而且，正如伯纳姆所预测并被后人观察到的，这种权力向管理阶级的集中也发生在政府之外。例如，看看企业中的人力资源部门拥有多大权力，看看一群独特的管理者实际上如何运营大学，甚至看看大多数大公司是由一步步晋升的管理者领导，而非过去主导私营部门的勇敢企业家。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结构，也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精英从事官僚管理工作，而非培养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或创业精神。 核心问题：国家 这些思想家的所有见解，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乃至所有国家当前精英阶层的形成方式与原因。但它们仍未真正解释，为何我们似乎无法摆脱这个糟糕透顶、大肆掠夺、明显自私自利的精英阶层。 在此，默里·罗斯巴德的研究再次提供了答案。简而言之，问题在于国家。 正如罗斯巴德及其他同传统思想家所阐述的，现代国家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治理形式，统治精英试图在特定领土范围内维持对暴力使用的垄断。与大约400年前之前历史上大多数社会不同，权力并非在不同的精英社会阶层之间分散和平衡，而是集中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中——我们被教导将其视为独立于并凌驾于社会其他部分之上的存在。 人们容易认为现代国家的权力来自其使用主动暴力的能力，但更有益且精确的看法是，国家的本质是“暴力的缺失”。毕竟，罪犯也会使用主动暴力，而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有正当理由暴力反抗这种侵略。但国家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都应该相信，对于这一特定群体，我们没有正当理由反抗他们的主动暴力或威胁。换句话说，国家的权力并非真正来自其使用暴力的能力，而是来自缺乏反抗。它是社会中唯一一个无论对你做什么，你都必须服从的群体。 也就是说，国家是一种集体虚构，实际上使社会中的政治精英无需与其他潜在精英或社会阶层竞争——这些群体或许能比当前精英更好地提供国家所声称的各项服务。而且，正如罗斯巴德所详细描述的，执掌美国联邦政府的精英们乐于与政府之外的其他管理精英分享这种独特的国家权力——尤其是在本应属于“私营”部门的领域。自进步时代以来，政府就大量干预经济，其目的明确是帮助各个行业顶端的企业维持领先地位。 因此，无论政府内外的当前官僚管理精英，以及他们扶持的那些古怪的建制派政客和乏味的裙带企业高管，表现得多么无能、平庸、自私自利，甚至公然邪恶——在他们声称要服务的人民面前毫不掩饰——我们却依然无法摆脱他们，原因在于我们已被国家主义的妄想深度灌输。 解决方案：自由 这一切的答案——一如既往——是自由。具体而言，是摆脱糟糕、自私自利精英阶层的自由。 在爱泼斯坦文件最新部分公布后，许多人对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感到悲观，这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因为它再次证明了我们所谓的几位领导人的堕落，还因为它暴露了精英阶层对严肃调查其同类潜在罪行的完全漠视。他们实际上是不可触碰的。 但尽管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似乎极小，但从更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正如古里在《公众的反抗》中所阐述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球精英阶层已经失去了对信息空间的垄断。此外，人工智能正有望实现管理阶级所从事的行政、文书和官僚工作的自动化——正是这些工作定义了管理阶级，并使其职位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帮助当前精英掌权的结构性动力，正处于转变和逆转的早期阶段。 这并非意味着当前精英阶层必然会在未来几年失去地位，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坐视不理，让技术为我们解决问题。只是说，实际系统性变革的可能性——社会向积极方向真正转变的可能性——可以说达到了数百年来的最高水平。尽管爱泼斯坦文件曝光这类事件令人不安和沮丧，但我们不应因此气馁，而应将其作为动力。

政治家是一个反社会人格，他想让你相信没有他，你就无法生存。 —— 哈维尔·米莱 View quoted 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