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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决、帝国主义与分离主义 Ryan McMaken 本文改编自2024年8月3日在阿拉巴马州奥本举行的米塞斯大学2024年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完整标题为《自决、帝国主义与分离主义：同一枚硬币的三面》。可以说我略微滥用了这个比喻，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自决、分离主义以及自决的对立面帝国主义，是审视同一对象的三种方式。 在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对自决权的捍卫有着深厚根基，因此我们不妨从深谙自由主义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谈起。 在192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中，米塞斯对支持自决权持严格且宽泛的态度。具体而言，他指出，尊重自决权要求国家允许新的政治实体通过分离主义实现独立。他写道： “因此，关于国家成员资格的自决权意味着：当某一特定领土（无论是单个村庄、整个地区，还是一系列相邻地区）的居民通过自由举行的公民投票表明，他们不再希望继续隶属于当前所在的国家时……他们的意愿应得到尊重和满足。” 换句话说，分离主义是在现实政治中表达和维护自决权的手段或工具，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 源于美国革命 尽管“自决”这一术语尚未出现，但自决的理念在18世纪70年代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时，就已成为美国革命者的核心驱动力。历史学家戴维·阿米蒂奇称，美国独立战争本质上是现代自决理念在实践和政治层面的起点。虽然自决权的哲学根源常被追溯至伊曼努尔·康德，但现实中分离主义运动的原型却出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阿米蒂奇在谈及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时写道：“‘一个民族’可能‘有必要’解除与更大政治实体的联系——即合法尝试分离……这一理念在美国革命时期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当时也勉强被接受。” 美国成功主张自决权后，在其独立后的几十年里，欧洲和拉丁美洲也掀起了类似的运动。例如，阿米蒂奇指出，《独立宣言》中关于自决权的表述，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追求政治独立的运动中反复出现。 当然，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大量借鉴了约翰·洛克的思想，而洛克本人也承认通过分离主义获得的自决权，只是没有杰斐逊那么明确。政治学家李·沃德表示，洛克“发展出了一套高度完善的革命权，类似于补救性的分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被征服民族的财产权”。例如，洛克认为，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有权分离，以保护自己和财产免受土耳其统治者的压迫——也就是说，希腊人拥有自决权。 但洛克也担心，如果不对主张自决权的主体加以限制，事态可能会走向失控。 洛克提出，只有规模、制度和凝聚力足以组建自身立法机构的群体，才能行使分离权和政治自决权。不过，即便如此，洛克的表述也并非过于僵化。也就是说，在洛克的理论框架下，各类社群都有可能主张独立和自决权。沃德指出，在洛克的思想中，“立法权永远不能回归个人的主张，并不排除一个大社会中的某个社群可以拥有立法权”。而这种立法权正是分离权和自决权的来源。 杰斐逊比洛克的态度更为灵活，他认为美国未来还会出现新的分离主义运动，但他从未过多关注哪些群体会分离、具备何种制度等细节问题。杰斐逊支持相关举措，以减少通过分离主义实现自决权的必要性。 思想传播至欧洲 在欧洲，这一理念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逐渐传播开来。例如，1794年波兰争取完全脱离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帝国的斗争中，自决权便是核心主题。波兰分离主义领袖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大陆军军官，对《独立宣言》相当熟悉。历史学家维克多·卡坦指出，早在“自决”一词成为欧洲通用词汇之前，科希丘什科就已在倡导自决权。 米塞斯精通波兰历史，很可能对此有所了解。而米塞斯更熟悉的，是他出生前一代人在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上围绕自决权展开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是1848年匈牙利试图脱离奥地利帝国的运动，这些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自决权为旗号的。 到19世纪70年代，“自决”一词的使用似乎日益普遍——尤其是在德语中。1870年，奥地利帝国议会的捷克议员就使用了该词的德语表述。至少在1862年的法国文献中，也能找到这一术语。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如今阅读的拉尔夫·赖科翻译的英文版米塞斯《自由主义》中，赖科将相关德语词汇译为“自决权”。 通过分离主义实现自决权也得到了法国激进自由主义者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和夏尔·杜诺瓦耶的支持。事实上，莫利纳里首次明确支持近乎彻底的分离主义，提出了所谓的“双重分离权”——公社可以脱离省，省可以脱离中央政府。也就是说，自决权绝不仅限于任何大型公认的政治实体、族群或宗教团体。 这与约40年后米塞斯的观点不谋而合：通过公民投票表达和保障的自决权，甚至可以延伸到最小的政治实体。 默里·罗斯巴德是米塞斯和莫利纳里的追随者，他对通过分离主义实现自决权的态度自然也极为灵活。罗斯巴德在1969年写道： “分离主义是自由主义哲学的关键组成部分：每个州应允许脱离国家，每个州以下的行政区应允许脱离州，每个社区应允许脱离城市，从逻辑上讲，每个个人或群体也应允许脱离社区。” 不应将这种分离主义和自决权观点，与其他一些分离主义者提出的有限或扭曲的“自决权”观点混淆。 例如，1848年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希望自己在奥地利帝国内享有自决权，却拒绝给予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等其他族群同样的权利。 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的美国分离主义者，他们否认普遍的自决权。例如，约翰·C·卡尔霍恩等理论家仅允许州政府拥有分离权，而不允许其他群体享有。罗斯巴德指出，这一立场存在矛盾，且缺乏一套普遍的自决权理论作为支撑。 不用说，这些观点与米塞斯、莫利纳里或罗斯巴德所支持的自决权相去甚远。 到20世纪初，自决权已不再是米塞斯等自由主义者的专属术语。弗拉基米尔·列宁和伍德罗·威尔逊等人也使用了这一术语——尽管其意图远比自由主义者虚伪，他们两人显然都不是杰斐逊式的自由主义者。 列宁将自决权用作对抗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工具。伍德罗·威尔逊则将这一术语用于现实政治目的——即为一战后拆分奥地利和德国寻找正当理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威尔逊并未给予非德意志人占多数国家中的德意志人社群自决权。 联合国与自决权 奇怪的是，如今许多美国政治评论员——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将现代分离主义和自决权运动定性为某种右翼或反动策略。 这恐怕会让《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们感到意外，因为该宪章明确将自决权——即通过分离主义实现政治独立的权利——列为其所列举的基本权利之一。 自决权是跨政治光谱的一项公认权利，目前关于自决权的争议仅在于何时、何地可以行使这一权利。 1945年《联合国宪章》通过时，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大国不愿对自决权概念做出宽泛解释。温斯顿·丘吉尔多年来一直谴责德国人在欧洲侵犯自决权，却转而坚称这一概念不适用于非洲人。然而，最终许多殖民地还是利用《联合国宪章》中关于自决权的规定，为脱离殖民宗主国找到了正当理由。 对此，许多联合国成员国坚持认为，通过“单方面分离”实现的自决权仅适用于明显的殖民地民众——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地的人民。他们认为，“非殖民地”民众不享有同样的分离权和自决权。然而，这种将殖民地分离与非殖民地分离区分开来的依据始终模糊不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哪些地区或民众属于“殖民地性质”，尚无公认的定义。这一身份的定义有时变得极为随意，其中一个判定标准竟然是殖民地与宗主国是否被咸水水域隔开——仅被淡水水域、沙漠或山脉分隔则不算。这一标准巧妙地剥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北美印第安人和西伯利亚原住民的自决权。此外，联合国成员国还经常坚称，自决权仅能在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作为“补救性自决权”行使。也就是说，分离主义只能作为极端情况下纠正权利侵犯的手段。 当然，何为“极端情况”从未有过明确界定。对于遭受帝国政府多少虐待后才能行使补救性分离权，各方未能达成共识；对于如何表明公众支持分离，各方也无一致意见；对于殖民征服的定义，同样存在争议。 然而，无可争议的是，通过分离主义实现自决权的权利确实存在，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分离主义是正当的。因此，世界主权国家当前的边界既非神圣不可侵犯，也非永恒不变。 另一方面，不足为奇的是，现状大国往往只是勉强接受自决权，且仅允许那些遭受骇人战争罪的民众行使这一权利。不幸的是，这一立场本质上意味着，只要国家的罪行未达到彻底的种族灭绝、奴隶制及类似程度，政权虐待的受害者就无法获得自决权。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自决权概念已有所扩展——尽管远未达到米塞斯的解读程度。例如，联合国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明确将自决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殖民地民众之外。该宣言不出所料地将殖民征服列为分离的正当理由，但仔细阅读相关章节会发现，那些失去“全体人民”支持的国家——无论是否处于殖民关系中——其国家分裂可能被合法化。 此外，该宣言的措辞可能进一步为将分离主义作为纠正“中度”自决权侵犯的手段提供了合法化空间。也就是说，国际法话语日益承认，分离主义的正当性并非只能以战争罪和种族灭绝为依据。 当然，何为“严重不公”仍有待商榷，实现和维护分离的“可接受”手段也存在争议。米塞斯的观点与哲学家艾伦·布坎南所说的分离权“纯粹公民投票理论”一致。布坎南指出，该理论认为“任何在国家某一地区能够构成多数（或在某些观点中为‘相当多数’）支持分离的群体，都享有分离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一方法确实在许多情况下为分离主义运动赢得了政治支持和合法性。现代例子包括1944年的冰岛、1964年的马耳他、1990年的斯洛文尼亚，1905年挪威脱离瑞典也可归入此类。不过，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和后苏联时期波罗的海国家的例子所表明的，公民投票并非总是必要的。 限制自决权的适用范围 关于何时可以享有和行使自决权，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老笑话：“自决权就像社会主义国家的食物——并非人人都能得到。” 为何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因为现存的政治实体——即现代世界的国家——并不愿意通过给予分离主义者自决权来削弱自身权力。 因此，我们观察到，尽管罗斯巴德等激进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决权是一项个人权利，但在现实世界中，个人几乎不可能凭借自身力量要求并获得自决权。地球上的生活现实要求人们采取某种集体行动来保障这些权利。不过，正如艾伦·布坎南所指出的，寻求自决权的分离主义运动往往由群体发起，这并不意味着自决权不能是一项个人权利。 在布坎南看来，约翰·洛克的革命权也属于这一类——它是一项通常由群体行使的个人权利。因此，当杰斐逊写道“一个民族”可以“解除政治联系”时，他并非在说这项权利仅属于社群。布坎南认为，为追求自决权而进行的革命和分离，都应“被理解为受制于某一政治权威的个人，为保护自己免受严重不公待遇而享有的权利”（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即使在政治领导人在理论上承认自决权存在的世界里，他们也会编造各种理由来阻止自决权的行使。 本质上，几乎所有反对自决权的理由，都可归结为各种形式的家长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一点在19世纪的殖民主义言论中显而易见，在现代中央集权主义言论中也同样如此——后者将某些群体贴上“落后”或“不够开明”的标签，从而剥夺其自决权。 以“人道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否定自决权 必须牢记，自决权的对立面是帝国征服。正如洛克、杰斐逊、米塞斯等人所指出的，违背个人意愿将其置于某一政治实体之下，本质上就是一种殖民统治。因此，否定自决权及其通过分离主义实现的途径，就是拥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当然，现代帝国主义者否认这一点，他们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只想通过对他人维持开明专制来保护人权。 所谓的人道主义，仍是帝国主义权力集中化的常见借口，这一点显而易见。 长期以来，防止人权侵犯和传播文明，一直被用作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即政治集权化）建立国家的借口。这一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早期在新大陆的殖民活动，最初只是众多理由之一。 然而，随着19世纪自由主义在欧洲兴起，“征服传播文明”这一说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自由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益处更为怀疑。因此，正如政治学家莱亚·伊皮所指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统治的目的被宣称是西方的‘文明使命’，即教育野蛮民族。”其隐含的结论是，欧洲统治者“有必要接管（原住民的）行政管理，代表他们设立新的官员和总督，甚至为他们更换新的统治者——只要能证明这符合他们的利益”。 最后这一附加条件成为晚期殖民统治理由的关键：殖民统治被称为符合原住民自身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恰当且合法的自治。几个世纪后，英国人采纳了西班牙人的这些观点，到19世纪，我们发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声称，为了“野蛮人”自身的利益，应剥夺他们的自决权。 如今，同样的思想以支持国际和国内人道主义干预的形式存在。正如传统帝国主义者认为殖民地居民过于落后，无法实现开明自治一样，现代反对广泛适用自决权的人认为，中央政府仍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人权的执行者。 古老的帝国主义心态依然盛行：必须以保护人权的名义反对政治独立。 顺便说一句，不足为奇的是，那些广泛支持自决权的老牌激进自由主义者，并没有被这种帝国主义人道主义骗局所蒙蔽。 事实上，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如伟大的理查德·科布登——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此类政策有任何价值。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这方面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 “历史上没有任何篇章比殖民主义的历史更沾满鲜血。鲜血被无谓、无意义地流淌。繁荣的土地遭到蹂躏；整个民族被摧毁和灭绝。这一切都绝不能被辩解或正当化。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重要地区的统治是绝对的。这与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所有原则形成鲜明对比，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努力废除这种统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并没有被帝国主义者正在传播和平与文明的说法所欺骗。米塞斯写道： “有人试图为殖民政策的真正动机进行辩解和粉饰，声称其唯一目的是让原始民族能够分享欧洲文明的福祉。” 现代人道主义干预往往以当地民众遭受屠杀和陷入贫困告终——近几十年来，伊拉克等成为美国人道主义干预受害者的国家便是如此——这提醒我们，否定自决权会导致何种后果。当我们汇总非洲瓜分狂潮、美国西进运动、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法国吞并阿尔及利亚以及大英帝国扩张过程中的人力成本时，很难看出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偏远地区带来文明而“值得”付出的代价。事实上，西方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对西方的敌意。 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加强政权对落后本地人的控制，这种做法在国内也同样适用。如今在美国，我们经常看到人道主义被用作借口，剥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自决权。我们经常被告知，只有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才有资格通过最高法院，对“正确”的人权解读做出最终裁决。地方解读被认为不可靠，若与宗主国的价值观冲突，则视为无效。（这种逻辑与戴着遮阳帽的老牌英国帝国主义者喋喋不休地谈论“白人的负担”并无二致。）每当有人提出将分离主义作为保障某些群体自决权的手段时，人道主义也会被同样援引。许多反分离主义者告诉我们，自决权是不可容忍的，因为我们有最高法院和白宫在全国所有地区推行“人道主义”和开明统治。那些选择不按照华盛顿精英的裁决进行治理的州议会或市议会，已成为人权的威胁，因此丧失了自治权。 事实上，对分离主义者和分权主义者的自决权的强烈反对依然普遍存在。在评论界人士中，有各种各样的论点声称，权力边缘化的少数群体的自决权是不可取或不道德的。 在这些情况下，中央集权精英坚持认为，分离主义者的自决权不能被容忍，因为其支持者是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野蛮人，不能被信任进行自治。以下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乔伊·里德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她评论了如果不同意她观点的人能够通过所谓的“国家分裂”获得自决权，将会发生什么： “如今，大约一半的非洲裔美国人仍生活在构成南部邦联的11个南方州。因此，如果发生这种国家分裂，他们将被困在一个新国家的种族隔离地狱中，没有医保，公立学校糟糕透顶，几乎没有投票权，身体完全回归被他人支配的状态——只不过这一次，不仅仅是黑人女性，而是所有女性。” 然而，并非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持有这种观点。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使用了同样的言论。例如，《理性》杂志的扎克·韦斯米勒写道： “分裂后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将有更大的自由没收枪支。佛罗里达州的立法者可以无视第一修正案，禁止‘冒犯性’言论。各地警察无需担心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 在上述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中，核心论点本质上是：如果美国任何地区获准脱离华盛顿的控制，那么这个脱离地区将立即开始侵犯人权。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支持自决权等同于支持奴隶制、禁枪、审查制度和警察国家。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们假定华盛顿特区的政权是人权的可靠捍卫者。至少可以说，后一种说法是一种天真的观点。 左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在自决权的传播会危及哪些人权方面存在分歧，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论点本质上都是：如果没有开明中央政府的强制和执行，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极易走向暴政和管理不善。如果允许独立和地方自治，那边的人们可能会采取我不同意的政策。因此，他们必须服从于一个推行我偏好政策的中央政府。因此，不允许自决。 这种思维方式有其专属名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事实上，认为潜在的分离主义者必须被迫服从来自中央的更“开明”的政府——为了当地人自身的利益——这是标准的殖民主义宣传。这本质上正是200年前欧洲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所说的话，目的是为其各自政府作为征服者和帝国宗主国的行为辩护。毕竟，生活在被征服殖民地的大多数人，对政府、文化和自然权利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与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等首都精英的情感相悖。因此，美国政权将印第安部落视为野蛮人。 为何必须将渴望分离者定义为不适合自治的劣等群体 哲学家乌玛·纳拉扬指出，这些策略是巩固对被视为不适合政治独立的民众的政治权力的核心手段。纳拉扬指出，为了巩固宗主国的统治，有必要利用“关于被征服省份人民负面和劣等地位的刻板印象”，并“将被殖民者塑造成幼稚和劣等的主体……”因此，帝国主义者使用“野蛮人”“未开化者”“落后者”和“父权制者”等词汇来描述被征服的民众，以支持殖民地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开明统治的说法。 近几十年来，出现了新的术语，包括“不民主”“厌恶女性”“种族主义者”“枪支迷”或“乡下人”。 另一种策略是坚称，被征服民众的任何自治尝试不仅不开明，而且完全不合法。例如，正如伊皮所表明的，帝国国家采用了“合法国家理论”，根据该理论，当地对领土权利的主张“以满足若干内部和外部条件为前提”。也就是说，宗主国坚持认为，除非它满意寻求自决权的民众将建立符合中央政府意愿的政治机构，否则不能允许自决。同样，殖民主义者可能会采用约翰·拉德所说的“道德失格原则”。当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是中央政府的统治阶级——将“他者”或外群体定义为道德劣等者，且其落后方式使其丧失“道德共同体完全成员资格”时，就会采用这一原则。更重要的是，正如埃里克·赖坦所说，那些被视为处于道德共同体之外的人“可能会受到那些绝不可能施加于道德内群体成员的待遇”。 无论措辞如何，反对自决权者的信息都很明确：分离主义者不能被允许和平脱离，因为他们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进行合法或道德的自治。相反，这些分离主义者需要中央政权来确保开明和有序的政府管理。这是古老的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论调。

当今(社会)演化的趋势是可以改变的，且迄今为止，它们几乎总在变化当中。但它们发生改变，仅仅是因为它们遭到坚决的反对。如果没人鼓起勇气，去攻击其根本的教条，那么希莱尔·贝洛克口中所谓“奴役型国家”占上风的趋势，当然就是不可逆转的。 ―― 米塞斯

市场按照某种趋势运行，就必然是市场中的参与者对经济形势达成了某种共识，这种共识驱动了市场的运动。在这种共识之下，如果突然有重大事件发生，都会加速现有趋势的发展……事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它必然基于已有的趋势……这就是趋势跟踪者很少犯错的原因。就算预判出现错误，趋势跟踪策略中的止损条件也会限制损失头寸。当市场共识逐渐被事件驱动的时候，事件本身就会强化已经存在的危机，并且驱动趋势进一步发展。 —— 迈克尔·卡沃尔《趋势跟踪》

#### 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 2013年8月21日 托马斯·J·迪洛伦佐 著 --- 数十年来，美国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他们的政府是一个宪政共和国，因此堪称真正的"例外"。课堂上，所谓的"美国例外论"首先与原殖民地居民所反抗的英帝国主义帝国形成对比。随后，学生们会了解到，19世纪末美国与西班牙帝国爆发战争，一战中与旧欧洲的君主制帝国作战，二战中击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帝国，而在那之后，美国政府又对苏联帝国发动了新的战争。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再次援引"例外论"，以和平之名，用武力在全球推行民主制度。在这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被描绘成无私地为世界人民追求和平与自由的形象。 然而，这种将美国塑造成"永恒自由捍卫者"的标准叙事，纯属谎言。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个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反帝国主义国家，为何会沦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主义帝国？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又为何会在全球各地设立数百个军事基地，在各大洲建立"军事指挥中心"，甚至包括一个在德国运作的"非洲司令部"？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其1898年的文章《西班牙对美国的征服》中提出，美国最终已演变为一个与西班牙帝国无异的帝国主义帝国，他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答案是"既对也不对"。萨姆纳关于20世纪初美国政府本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的时间线有误——美国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开启。 1812年战争点燃了贾斯汀·雷蒙多所说的美国"帝国主义病毒"。这场战争并非防御性战争，而是美国试图征服加拿大的侵略行动。当时的美国战争部长甚至预言，无需派遣士兵，只需几名美国军官现身，就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献花。但实际结果是，英军烧毁了白宫以及华盛顿特区的大部分地区。这场战争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借口，得以重建遭人痛恨的美国银行，征收高额税收与关税，并推行企业福利政策。默里·罗斯巴德写道："我们再也没有真正回到战前那种最小化国家权力的状态。" 1846年的美墨战争，是对墨西哥主权的公然帝国主义侵略，这一行为甚至促使仅任职一届的国会议员亚伯拉罕·林肯公开发言，有力地为分离主义辩护。 1860年，共和党制定了建立一个大陆帝国（乃至更远）的计划，该计划依靠高额关税和国家银行提供资金，并为铁路公司等企业提供大量福利。在1859-1860年的国会会议期间，他们取得的首个立法成果，是将平均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当时关税收入占联邦税收总额的90%以上。南方腹地各州退出联邦后，共和党人的帝国主义计划面临泡汤的风险，林肯在其首任就职演说中威胁称，任何未能征收新翻倍关税的州，都将遭到"入侵"和"流血冲突"（这是他的原话）。而他最终兑现了这一威胁。 此外，正如罗斯巴德所言，伍德罗·威尔逊"奠定了1917年至今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模式"——他以"民主"之名，怀揣着用武力重塑欧洲的乌托邦式计划。如今掌控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者，本质上就是威尔逊主义的狂热信徒。 正如罗斯巴德曾经写道："国家依靠战争繁荣……通过战争扩张，借战争彰显荣耀"，因为"国家权力的扩张跨越国界，延伸至其他国家，对他国人民发号施令——这本质上是国内对民众实施侵略的对外延伸"。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曾写道，在帝国主义之下，"个人不再具有独立价值。对国家而言，个人的价值仅在于其作为整体的一员、作为军队的士兵"。我想补充的是，还在于他们是不断缴纳更多税收的纳税人。米塞斯指出，"帝国主义人民国家"拥有"无限的征服欲望"，在其眼中，"外国人民并非臣民，而是政策的目标"。这难道不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最精准的定义吗？

黄金今天反弹，跌停板战法结束于昨天，先当作多头单子扛着了。 View quoted note →

npub176hgtum859aj87twqskrquxxpcnhe8xcypp3z228l2j3ms4exh2segrzzd 昨天这条微博，就算加了狗头，还是有朋友问，比特币是不是也不能成为货币？其实这个微博是回应一些主张回到金本位反对大饼的朋友，他们对大饼不能成为货币的论据之一就是价格波动剧烈——但金银何尝不如此？货币在奥地利学派是有定义的，就是最适销的商品，它适销到足以直接与市场上所有其他商品交换的地步。所以我们并不能说，金银波动剧烈，大饼波动剧烈，反过来是法币波动剧烈。法币当然剧烈波动，但它的供应量增减，会从点到面迅速影响市场上无数种商品的价格。如果法币的价格有这么大的波动，那已经是接近于超级通胀了。适销性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主观的虚无主义去随意捏造某种财货的货币性质。金银大饼在今天是几乎谈不到货币属性的，昨天沈阳张士腾跃生鲜超市的下五花的人民币价格是可以统计的，因为有历史交易数据。但上次一猪肉与黄金白银直接交易的数据，昨天估计找不到，在地球任何地方可能都很难找，要去考古。在这个角度，金银还不如大饼，至少大饼与其他虚拟货币有直接交易，金银除了法币，几乎没有其他直接交易场景了。但也相去不远，一个是其他虚拟货币过于狭隘，另外一个也存在法币交易价格的核算，交易者都是用法币价格计算后成交的。我想说的是“价格剧烈波动”不能作为“不能成为货币”的理由。因为价格剧烈波动的原因就是它还不是货币，不具备货币的适销性。那么这个判断就从它价格波动剧烈所以不能成为货币，变成了“它不是货币（现在时）所以不能成为货币（将来时）。”关于比特币为什么不能成为货币，或者能不能成为货币的争论，可以剪掉这一段，因为它特别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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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经济计算 npub12pnkj6pxy9xjzvn0mlvvmr5h9cfu3av7taatvxjp47rnt39tv7rqjs3f0u [本文节选自佩尔·比伦德Per Bylund 的新书《如何理解经济：入门指南》第7章]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货币使得许多在物物交换下不切实际或不可能的交易成为可能。其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但货币还有一些更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被忽视或误解。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计算**，即确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来产生最有价值结果的过程。经济计算是任何经济体的核心。 在给定投入和产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技术知识来最大化生产过程的成果，并排除不适合该类型生产的投入。但使用哪种投入、采用哪种生产流程、哪种生产技术能产生更好（更有价值）的结果，以及追求哪种结果，这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经济决策。 例如，技术知识可以告诉我们黄金太软，不能用于制造铁轨。但它无法告诉我们哪种更坚硬的金属是最佳选择——最有价值的选择：是铁、钢还是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金属还能用于其他什么用途，这些用途的价值有多大，以及每种金属的可用数量有多少。技术知识也无法告诉我们何时、如何修建铁路，或者是否应该修建铁路。铁路应该建在哪里？到底是应该修建铁路，还是应该把资源用于修建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或者完全用于其他方面？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它们基于我们对相对价值结果的计算。 一种在技术上远非完美的金属，实际上可能是最佳选择，即便这意味着需要不时铺设新的铁轨。从技术角度来看的最佳解决方案，几乎无法为我们提供有关生产成价值结果的信息。没有经济计算，经济体就无法实现稀缺资源的节约利用。货币通过充当共同单位，促进了经济计算这一市场经济中的关键机制。换句话说，货币使得货币计算成为可能。 ## 生产型经济的本质 经济学家早就知道，生产力与专业化密切相关。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资本能提高生产力，其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如果我们使用适当的工具和机器，我们的劳动就能产生更多的成果。市场交换也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因为人们可以专注于生产那些能创造最大价值的东西，无论他们个人是否需要或使用这些东西。人们不必自给自足、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市场允许他们发挥自己的独特能力，并利用**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来提高他们的总体价值产出。 专业化，即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较窄范围的生产活动上，主要有两个影响： 首先，当我们进行专业化生产时，我们会更擅长执行特定的生产活动。亚当·斯密指出，专业化能使我们的效率和生产力提高许多倍，因为：（1）我们不会在从一项任务切换到另一项任务时浪费时间；（2）我们能提高熟练程度和工艺水平；（3）我们能更容易地发现如何使用简单机器或开发新工具来提高效率。 斯密用一家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劳动分工”：制造一根针需要18道不同的工序。在斯密的例子中，“一个工人……即使竭尽全力，一天恐怕也造不出一根针，肯定造不出20根。”但如果10个工人专门从事某些工序，他们“一天就能共同生产出超过48,000根针”。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专业化使劳动产出至少增加了2400倍。 这种差异不在于工具或操作本身——两种情况下的工具和操作是相同的——而在于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更优。或者说，专业化使工人的生产力大大提高。 其次，当我们进行专业化生产时——并且因为我们进行了专业化生产——我们会依赖于生产过程中其他环节的人完成他们的工作，反之亦然。生产过程中的连续劳动分工产生了**相互依赖**：在斯密的例子中，10个工人一起能生产出大量的针，但这只有在他们所有人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果某个处于生产过程中间环节的工人没有上班，这就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一个缺口。在这个缺失工人的任务开始之前的那些工序的工人能够完成他们的部分，但帮助这个缺失工人的那些工人就无法进行他们的操作，因此也就生产不出针。要让这个生产过程产出针，所有任务都必须完成。简而言之，这10个专业化的工人荣辱与共。如果这个链条因任何原因断裂，他们的针产量就会从48,000根锐减到微不足道的200根（根据斯密的例子，这是10个非专业化工人的最大产量）。 这种相互依赖存在风险，听起来可能不是个好主意，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工人都有完成生产过程的利益诉求；否则就不会有针可卖，他们也就没有工作了。（作为非专业化工人，他们每人每天最多能生产20根针，生活水平会更低。）因此，由于他们的专业化生产努力是相互依赖的，工人们有着共同完成生产过程的利益。 斯密的论点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不仅仅局限于工厂生产。资本结构本身就是专业化的结果：资源的分工促进、加强和提升了劳动分工。 当flatbread面包师建造一个烤箱时（见第5章），他不仅提高了自己作为面包师的生产力，还积累了生产烤箱的知识和技能。如果其他面包师也对使用他的创新感兴趣，这位面包师就可以专门从事烤箱制造，而不是烤面包。他可以为其他面包师提供烤箱，这样其他面包师就可以专注于生产烤箱烤制的面包。这位面包师的角色从烤面包转变为供应烤箱，他的生计现在取决于生产烤箱所需资源的可得性以及烤箱的销售情况。这是一个创造更多价值、提高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生活水平的机会。 这个面包师的简单例子表明，通过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密集劳动分工和资本分工，更长的生产过程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能产生更多的价值。它比更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尤其是劳动力）更具生产力。现代经济有着极其漫长的生产过程，其专业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没有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就无法生存。想想你日常生活中依赖和使用的所有东西，它们都不是你自己生产的——而且你可能也无法生产。我们依赖许多陌生人在生产中各司其职。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专业化，经济体绝不可能养活当今世界上这么多人口。而且，它所能养活的人口也不会享受到我们所拥有的便利和商品数量。我们现代的繁荣是劳动分工和资本分工的结果，这种分工通过市场中的创新和竞争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市场通过影响并行生产过程——**冗余**，降低了生产和供应链中相互依赖的风险和潜在负面影响。当一种新的专业化生产过程获得利润时，渴望分享这一利润的企业家会迅速效仿。换句话说，如果烤箱制造商从他的烤箱中获得高额利润，其他人也会尝试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会开发并行的生产结构，以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通过这种模仿性竞争，生产无法完成的风险大大降低。想象一下，烤箱制造商雇佣了几名工人，通过专业化生产过程来制造烤箱。整个事业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工人都各司其职。但当其他人模仿这一过程，想在烤箱行业分一杯羹时，他们可以接手并完成另一位企业家未能完成的半成品烤箱。因此，与集中式生产过程不同，在市场中，因相互依赖而导致的失败几乎无需担忧。 冗余是否低效？为什么要有许多生产者提供相同的商品，而不是由一家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市场是一个过程（下文将详细讨论）——一家公司不足以建立所有高度专业化的流程。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不完整性**：那些高度专业化和独特的流程风险很高，因为每一项专业化任务都可能决定它们的成败。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是否超过缺乏冗余所带来的整个过程失败的风险，并不明显。其次，**改进**：生产创新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完美的，而是通过竞争变得更好，因为新的企业家会找到改进功能的方法。没有市场的冗余，我们永远不会得到足够好的生产流程来建立规模经济。 第二点需要一些详细说明。随着市场竞争将生产过程划分为越来越小、越来越专业化的任务和流程，大量的改进和进步随之而来。企业家不断尝试通过创新和寻找更好的生产方式来超越现有的生产。他们用更高度专业化的子流程取代现有流程的部分环节，这些子流程有望更具生产力，并能提供竞争优势。企业家以利润为导向的创新不断细分和分散生产流程。曾经是新型生产过程中专业化部分的东西，变成了在市场上交易的标准化资本品和服务。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早期，企业家们实施了新的想法来跟踪和管理生产，以及增加销售。这些想法后来发展成为会计和营销部门，它们的专业化使这些任务更具生产力。如今，会计和营销是独立的业务，因为企业家发现，专门从事其中一项业务并将这些服务作为独立实体出售给企业，更具生产力。这使得生产者可以专注于生产，会计师专注于会计，营销人员专注于营销。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行业中专业化，改进各自的流程，并提高他们的总体产出。这也是农民不自己制造拖拉机、不开发自己的种子、不生产自己的化肥和农药的原因。 生产性相互依赖还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成果。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指出，我们的需求能力——我们的购买力——来自于为他人创造价值。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我们个人的贡献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生产性贡献。反之亦然。这也意味着，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我必须为他人服务才能为自己服务，因为我的需求能力基于我所提供的价值。因此，我与他人的互动越多、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越深，我就越能生产出他们最看重的东西。这既适用于寻求为客户服务的自雇企业家，也适用于大公司的员工，他们因其为雇主服务的好坏而获得工资。因此，市场生产是**具有同理心**的——你为他人提供价值的能力最终决定了你从自己的努力中获得的回报。 这意味着市场过程不仅关乎生产，还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它需要并增强社会合作，以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开放的市场生产中没有矛盾——只有价值以及通过同理心生产来追求价值。竞争实际上是合作：它不是被指导或设计的，而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随之而来的是对他人观点更好的理解和尊重——因为这会使我们变得更好。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说得非常清楚：社会是有意识和有目的行为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个人通过签订合同建立了人类社会。促成社会合作并每天重新促成社会合作的行为，除了为实现特定的单个目标而与他人合作和协作之外，没有其他目的。通过这种协同行动所创造的相互关系的总和被称为社会。它用协作取代了个人至少可以想象的孤立生活。社会是劳动分工和劳动组合。人作为行动的动物，成为了社会动物。 经济和社会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能将市场过程与社会和文明分开。 ## 驱动力 我们将市场经济称为一个过程，但尚未讨论是什么使它成为一个过程。 我们所接触和观察到的市场，实际上是许多生产过程的集合，这些过程产生了我们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这些过程创造了工作机会，使我们能够获得收入，并用这些收入来购买商品。 但市场过程不仅仅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商品生产。谁来决定应该生产哪些新商品？简单的答案是**企业家**。他们构思新的商品和新的生产流程，他们认为这些商品和流程将使消费者受益，从而为他们带来利润。但企业家无法知道他们生产和出售的东西是否会受到欢迎——或者消费者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因此，企业家进行**投机**——他们打赌自己想象中具有价值的东西也会被消费者看重。通过这样做，企业家推动市场过程向前发展。他们在追求创造更多价值的过程中，不断挑战现状。 企业家试图创造新的价值，并在长期推动生产的演变。例如，在1900年，个人交通的生产主要围绕着提供马和马车。但在2000年，它是关于制造汽车。这种变化就是市场过程：不断变化和完善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 企业家精神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从马和马车到汽车的巨大转变，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著名地称为“**创造性破坏**”的一部分。这一转变的创造性方面是汽车的出现——一种向消费者提供的新型个人交通工具。具体来说，是亨利·福特的T型车——一种价格实惠、大规模生产的汽车——的推出，使这种新汽车为众多消费者所接受。人们并不是选择抛弃马和马车，而是选择了汽车，因为汽车能提供更多的价值。这就是“破坏”所在——由于消费者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更大的价值，马和马车运输市场崩溃了。 换句话说，汽车为消费者提供的价值比他们以前偏好的交通工具更高。因此，那些饲养和训练马匹、制造马车的人不再能贡献足够的价值。因此，他们的业务和职业很快就被那些消费者更看重的业务和职业所取代。 为马和马车运输提供支持的业务和职业要么消失，要么不得不转型生产其他商品。因此，今天我们只有少数马厩，但有许多铁矿、钢铁厂和加油站来支持汽车。 这种向新价值的转变在市场中不断发生。有时我们会意识到这些转变，因为它们发生得很快，并且对我们个人产生影响。但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当重大变化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但不影响消费品时，情况通常就是如此。例如，计算机彻底改变了生产过程和公司的运营方式。尽管计算机可以使生产过程更高效——或者完全重组生产过程——但消费者通常不会注意到商店里出售的商品有什么不同。但生产者会看到新的职业和专业开始出现。这些创造新价值的工作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和新的职业类型。1900年没有计算机专业人士，但到2000年，这已经是一个常见且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们的生活水平比1900年生产顶级马车的最熟练木匠要高得多。 ### 价值的生产 企业家既与现有企业竞争，也与其他企业家竞争，为消费者创造新的价值。企业家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对新价值创造进行投机和打赌时，企业家为经济计算提供了手段——他们确定生产资料的货币价格。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是经济体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企业家发挥这一作用，就不可能实现资源的节约和新创新生产流程的发现。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企业家的所作所为。具体来说，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整体行动意味着什么。就像经济体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可观察到的现象源于人们的行动，但并非由任何单个人创造。相反，它们是从人们的行动中涌现出来的模式（秩序）。换句话说，如果我在道路的一边开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其他司机也是如此。但如果所有司机都在道路的右侧开车，那么这就在总体上创造了一种交通秩序（对所有人都有益：减少事故，加快通行速度）。这种秩序也会影响单个司机的决定——和其他人在同一边开车更合理，因为不这样做会不安全且效率极低。 同样，单个企业家的行为可能具有破坏性（就像单个司机在道路的某一边开车一样），但总体上会创造一种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的秩序（靠右行驶）。正如我们看到的，亨利·福特的T型车就是如此。 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详细说明一下。企业家想象出一种尚未尝试过的新商品或新流程。亨利·福特想象出了使用装配线生产的汽车，约翰内斯·谷登堡想象出了印刷机，托马斯·爱迪生想象出了电灯泡。企业家相信，这种新商品将比现有商品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价值。他认为，这种潜在价值如此之高，以至于消费者会愿意为他的新商品付费。换句话说，他期望获得利润。 企业家的利润计算基于可用资源的成本：工人工资、生产设施、材料和机器、电力等等。这些成本很容易估算，因为这些资源在市场上可以获得——它们的价格已经确定（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稍后会回来讨论）。对于难以获得的资源，企业家可以估算出需要多少钱才能出价高于其他生产者。制造一种新型机器的成本也可以估算，因为所需的一切都可以购买到。实际上，所有成本都可以用货币价格来估算，因此企业家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生产这种新商品的成本。 这样做值得吗？这项事业会产生足够的利润吗？要弄清楚这一点，企业家必须估算新商品对消费者的价值。这种价值大致反映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以及在这些价格下的销售量。这种源自价值的价格是企业家决定如何、何时以及在哪里生产的基础。以货币价格表示的预期收入构成了企业家愿意支付给工人、资本出售者等的最高金额。从预期收入中减去成本，企业家就能了解产品的盈利能力及其预期回报率。这种**货币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成本和收益都以货币表示——它们可以进行比较，并且可以计算出一个结果，尽管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猜测和估算，但它是一个可预测的结果。基于预期利润，企业家可以决定这项投资是否值得。货币计算使得在市场层面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成为可能！ 这听起来可能显而易见，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价值结果指导着企业家，并为他们的经营选择提供信息。企业家受到利润的激励，而当消费者看重商品时，利润就可以实现。换句话说，价值不在企业家的掌控之中，但成本是一种选择。 考虑一下所有企业家基于他们对将为消费者提供的价值的最佳猜测来选择成本所产生的综合效果。他们不断竞标资源，并重新考虑他们的成本——在相互竞争中。就像上面的企业家一样，他们可能需要通过提供更高的价格来激励工人或吸引材料或服务的出售者。即使他们已经有了一家企业，他们仍然需要选择是否续签以前的合同、重新谈判合同、调整生产等等。这些选择和决定基于预期的价值结果：对于尝试新事物的企业家来说，这是他们对消费者可能在他们的商品中看到多少价值的最佳猜测；对于继续生产现有商品的企业家来说，这可能是他们认为情况会保持不变（或不会保持不变）的假设！ 那些期望创造更多价值的企业家可以为投入品出更高的价格——并且会更容易获得他们想要的投入品。那些期望创造更少价值的企业家无法承担最昂贵的投入品，需要考虑其他可能较差的投入品。这意味着最有用和最能创造价值的资源将以最高的价格出售，因此会被用于预期能为消费者创造最多价值的地方。因此，企业家间接地将资源导向其“最佳”用途。 竞标过程不仅是将资源导向预期最有价值用途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还决定了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企业家在进行盈利能力计算时，可以利用已经确定的价格。为了避免损失，企业家会避开那些过于昂贵的资源（这表明市场预期其他人能从这些资源中创造更多价值），转而选择更实惠、能产生利润的资源。 因此，企业家的竞争性竞标引导着资源并决定着它们的价格——进而决定了应该开展哪些项目。只有那些预期价值最高的项目才有望获得利润（因此会被实施）。预期能创造新价值的企业家有能力出价高于现有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大公司对企业家几乎没有影响力。重要的是预期的价值贡献，而不是组织规模。 这种生产资料的市场定价过程——企业家基于他们也参与决定的价格做出决策——使市场能够理性地利用稀缺资源，也就是说，从未来价值结果的角度来看是经济的。这个过程不会产生完美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包括承担哪些成本在内的生产决策总是先于消费者的估值。任何生产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最终取决于消费者选择购买什么。请记住，这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实现最大化，因为结果是未知的，也无法预知，但它可以得到改进。 未来的不确定性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家会失败。由于无法预知未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计算失误，或许会高估他们着手生产的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然而，失败的企业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们的失败既向其他企业家表明了什么行不通，又将他们的资源释放给了其他企业家。 这个系统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基于**私有财产**：企业家个人获利或亏损。如果他们不冒损失自己金钱和财产的风险，许多人在选择承担哪些成本时就不会那么谨慎，结果价格就不会是合理的价值估计。如果企业家不能从他们不确定的事业中获益，他们就几乎没有理由去尝试——更没有理由明智地选择成本。 总之，市场过程合理地分配稀缺资源，因为企业家冒着个人财产的风险，因此会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被无情地淘汰，拥有更少的资本去再次尝试。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明智地选择成本并生产出消费者高度重视的商品——会获得利润作为回报。这种企业家动态创造了一种“**智力劳动分工**”，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能够尝试他们的想法——并为消费者带来好处。 ### 企业家精神与管理 我们在这里概述的市场过程远不止我们在任何时刻所能观察到的。因为它是一个过程，任何时刻存在的一切都是之前一切的结果——并将受到未来一切的挑战。换句话说，今天存在的公司是市场淘汰过程的结果——它们在企业家对资源的竞标中“获胜”。如果消费者做出不同的选择，或者企业家有其他想法，就会有其他企业生产其他商品。 同样，一些目前正在筹集资金、创业或试验生产流程的企业家正在创造未来的企业。现有生产者只有继续创造价值——并且比未来的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留在市场中。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非常大的现有企业也不能高枕无忧，而必须进行创新。只有当没有其他人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价值时，它们在市场过程中才有一席之地。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分析经济时只关注现存的企业，我们就会错过这个过程的大部分！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企业（以及它们生产的商品）会存在，也无法理解有更好想法的企业家可能很快会如何取代它们。如果只看现状——我们在当下能观察到的经济——或者最近发生的变化，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经济是一个相当静态的系统，远未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我们很容易发现低效之处，并提出其他潜在的解决方案。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市场过程主要是关于弄清楚如何为消费者创造新价值——而不是在当前生产中最大化产出。 这是一个企业家过程。现状仅仅是这个过程最近的表现——是昨天的赢家，在被明天的赢家取代之前。市场过程不断变化，以更新和进步为特征。 市场过程远不止简单的生产管理。我们希望企业有良好的管理，以精简生产、削减成本、调整和改进它们生产的商品。但管理是在企业家被证明是正确之后在生产中进行的活动。正如米塞斯所说，管理者是企业家的“初级合伙人”。 简而言之，管理解决的问题与企业家精神完全不同。管理是关于最大化生产过程的结果（通常以利润衡量）。将市场过程误解为单纯的生产管理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