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实操了白银LOF的场外和场内申购的一个副产品，买卖ETF和LOF时可以多看一眼溢价率，选择买入标的时溢价率为负的可以优先，止盈卖出时则相反。 View quoted note →

在**场内交易基金（ETF）**的投资中，**PV**和**IOPV**是两个核心的参考指标，二者的定义和作用差异显著： ### 1. **PV（Price Value）—— 实时成交价** - **定义**：指ETF在二级市场上的**实时交易价格**，由买卖双方的供需关系决定，和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一致。 - **核心特点** 1. 实时变动：跟随盘中买卖盘口的撮合情况，每秒都可能发生变化。 2. 受市场情绪影响：当资金扎堆买入时，PV会上涨；抛售压力大时，PV会下跌。 3. 可能偏离净值：PV和ETF的基金份额净值（NAV）之间经常存在价差，这也是ETF套利的基础。 - **作用**：直接决定投资者**买入/卖出ETF的成交成本**，是盘中交易决策的直接参考。 ### 2. **IOPV（Indicative Optimized Portfolio Value）—— 实时参考净值** - **定义**：中文全称是**实时估算基金份额净值**，是交易所根据ETF的**标的指数成分股**实时价格，按基金合同约定的权重计算出的**模拟净值**。 - **核心特点** 1. 计算逻辑透明：以标的指数成分股的实时价格为基础，剔除相关费用后估算得出，每15秒更新一次。 2. 反映基金的“内在价值”：IOPV是ETF**理论净值**的盘中近似值，代表了ETF对应一篮子股票的实时价值。 3. 用于判断折溢价：当 **PV > IOPV** 时，ETF处于**溢价**状态；当 **PV < IOPV** 时，处于**折价**状态。 - **作用**：帮助投资者判断ETF的交易价格是否合理，是**套利交易**和**正常买卖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 核心区别总结 | 指标 | 本质 | 决定因素 | 更新频率 | 核心作用 | | :--- | :--- | :--- | :--- | :--- | | **PV** | 二级市场实时成交价 | 买卖盘供需 | 实时（秒级） | 决定交易成交价格 | | **IOPV** | 盘中估算净值 | 标的指数成分股价格 | 每15秒一次 | 判断折溢价、指导套利 |

#### 米塞斯的六大启示是什么？ 作者：科斯学社 发布时间：2026年1月8日 原文作者：Jonathan Newman 当终极格斗冠军赛（UFC）选手雷纳托·莫伊卡诺呼吁人们阅读米塞斯的《经济政策：对今天和明天的思考》一书时，这本书的热度激增。该书是他1959年在阿根廷所做讲座的文字实录，让我们一同探寻米塞斯在这些讲座中分享了哪些观点。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济政策：对今天和明天的思考》近期备受关注。米塞斯书店的实体书已然售罄，而网上免费提供的PDF版本在过去几天的下载量已超过5万次。 人们对米塞斯思想的这股热潮，源于UFC选手雷纳托·莫伊卡诺在赛后简短的胜利演讲中所言：“我爱美国，我爱宪法……我想持有……枪支。我热爱私有财产。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关心自己的……国家，就去读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去了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六大启示。” 他所提及的“六大启示”，正是米塞斯的这本《经济政策：对今天和明天的思考》。我们在巴西的合作伙伴将该书重新出版时，书名定为《六大启示》（As Seis Lições ）。 如果你对这本源自1959年米塞斯阿根廷讲座实录的著作内容感兴趣，以下是简要预览，希望能激励你完整阅读这本小册子。顺便一提，如果你是对这些思想感兴趣的本科生，米塞斯研究所下一期的米塞斯读书俱乐部将聚焦这本书（纯属巧合！）。 第一讲：资本主义 米塞斯在第一讲开篇概述了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中发展而来的历程。企业开始“大规模生产以满足大众需求”，而非专注于为精英阶层生产奢侈品。这些大型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们服务于更广泛人群的需求，其成败完全取决于能否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的产品。 尽管资本主义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人口持续增长也是如此——但它仍不乏批评者，卡尔·马克思便是其中之一，“资本主义”这一名称也由他提出。米塞斯表示，尽管马克思憎恶资本主义，且赋予其这一名称是为了抨击该制度，但这个名称本身十分恰当，因为它清晰点明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的根源。这些进步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其核心在于人们通常不会消费掉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而是会将一部分储蓄起来并用于投资。 繁荣源于对未来的规划——更具体地说，是通过储蓄放弃当下的部分消费，并将资源投入生产所产生的结果。米塞斯指出，这一原则解释了为何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繁荣。在经济增长方面，“不存在奇迹”，唯有“践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运用资本主义的方法”。 第二讲：社会主义 在第二讲中，米塞斯深入剖析了马克思所倡导的制度：社会主义。经济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自主选择职业，并利用自身资源实现个人目标。经济自由是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例如，当政府接管印刷业等整个行业时，它会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出版、哪些不能，此时“新闻自由便不复存在”。 米塞斯承认，从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言，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我们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尤其是当我们意图根据自身目标利用和改造自然时。即便经济自由，也意味着个体之间存在根本的相互依存关系：“社会中的自由，意味着一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与他人对他的依赖程度相当。”这一点对于大企业及其领导者——企业家而言同样成立。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并非向工人发号施令的人，而是消费者。 社会主义者厌恶消费者主权这一理念，因为它意味着允许犯错。在他们看来，国家应扮演家长式的角色，为所有人决定何为有益之物。因此，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与奴隶制并无本质区别：“奴隶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而自由公民——这正是自由的含义——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自由使得人们即便出身贫寒，也能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而取得巨大成功。而在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制度下，这种社会流动性是不可能实现的。 米塞斯在本讲结尾简要阐释了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批判：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被禁止时，经济计算便无从谈起。若缺乏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无论由谁来主导社会主义计划委员会，都无法实现生产的高效配置和大众需求的满足，其结果必然是普遍贫困与混乱。 第三讲：干预主义 干预主义指的是政府“意图干预市场现象”的情形。每一次干预都是对米塞斯在前两讲中所阐释的消费者主权的违背。 政府进行干预，是为了迫使企业家以不同于仅遵循消费者需求时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因此，政府的所有干预措施，其核心都是为了限制消费者的主导地位。 米塞斯以牛奶价格上限为例进行说明。尽管制定此类干预政策的初衷可能是为了让贫困家庭更易负担牛奶，但这会引发诸多非预期后果：需求增加、供给减少、商店前排长队购买牛奶的非价格配给现象，更重要的是，由于初始干预未达到预期目标，政府有了新的干预理由。在米塞斯的例子中，他追踪了后续的一系列新干预措施——如政府配给制、饲料价格管制、奢侈品价格管制等，最终政府几乎干预了经济的各个领域，即走向了社会主义。 在列举了这一过程的若干历史案例后，米塞斯给出了宏观视角：作为一种“中间路线政策”，干预主义实际上是通往极权主义的道路。 第四讲：通货膨胀 政府解决财政问题不存在隐秘的捷径：若需要资金，必须通过向公民征税（或在特殊情况下向有资金的人借款）来获取。但许多政府——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政府——认为存在另一种获取所需资金的方法：直接印刷货币。 如果政府通过征税为新建医院筹集资金，公民将被迫减少支出，政府的支出相当于“替代”了公民的支出；而如果政府使用新印刷的货币为医院建设融资，则不存在支出的替代，而是新增了支出，“物价将趋于上涨”。 与往常一样，米塞斯驳斥了“物价水平”同步、同比例涨跌的观点。事实上，物价是“逐步”上涨的：新货币的首批接收者会增加对商品的需求，这为商品销售者带来了新增收入；这些销售者进而可能增加自身对商品的需求。这一过程解释了为何部分物价和部分人的收入会先于其他物价和收入上涨。其结果是一场“价格革命”，物价和收入从新货币的发行源头开始逐步上涨。通过这种方式，新货币改变了整个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实际资源配置，造就了“赢家”和“输家”。 金本位制为政府的通胀倾向提供了严格约束。在金本位制度下，政府无法通过创造新货币来为支出融资，因此必须依赖征税——而征税显然不受欢迎。然而，法定货币通胀更为隐蔽，其影响复杂且具有滞后性，这使得它对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极具吸引力。 在本讲中，米塞斯还对凯恩斯及其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彻底驳斥，具体内容留待读者自行品读。 第五讲：外国投资 米塞斯回归到第一讲中提出的原则：经济增长源于资本积累。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异，并非源于技术、工人素质或企业家技能，而是源于资本的可得性。 一个国家积累资本的途径之一是外国投资。例如，英国为美国和欧洲的铁路系统发展提供了大量所需资本，这为英国和投资接收国带来了双赢：英国通过拥有铁路系统获得了利润，而接收国即便在短期内面临“不利”贸易平衡，也获得了铁路系统带来的益处，包括生产力的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使得它们有能力从英国手中购买铁路公司的股份。 外国投资能够让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加速其他国家的发展，而提供投资的国家无需做出单方面牺牲。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保护主义和国内税收会破坏这一双赢过程。当各国征收关税或征用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时，它们“阻碍或减缓了国内资本的积累，并为外国资本设置了障碍”。 第六讲：政治与思想 18世纪至19世纪初哲学家们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促成了有限政府和经济自由的形成，进而引发了米塞斯在第一讲中所探讨的经济增长爆发。但少数派“压力集团”——即我们如今所说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促使政客们偏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理想，转向了干预主义。那些能从各类干预措施中获益的集团，会游说政府给予其特权，如垄断权、对竞争对手征税（包括关税）以及补贴。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干预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往往会走向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20世纪“好战精神的复苏”引发了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剧了即便利曾经堪称典范的国家在内的极权主义趋势。 政府支出的相应增加，使得法定货币和通货膨胀变得极具诱惑力。压力集团所倡导的战争和特殊项目耗资巨大，因此预算约束被抛诸脑后，货币贬值成为选择。 米塞斯表示，这正是文明衰落的根源。他以罗马帝国为例： “发生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18世纪之前人类文明巅峰的帝国走向解体？事实是，摧毁这一古代文明的因素，与如今威胁我们文明的危险极为相似，几乎如出一辙：一方面是干预主义，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 米塞斯从一个事实中看到了希望：经济自由的批评者，如马克思和凯恩斯，并不代表大众，甚至不代表多数人。例如，“马克思并非无产阶级出身，而是律师之子……他依靠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资助生活——按照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作为制造商，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剥削者。” 这意味着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一场思想之战，而米塞斯相信正确的思想终将获胜：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五十年前，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有勇气为自由经济发声；而如今，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致力于传播自由经济理念的机构。” 愿我们继续推进米塞斯的事业，实现他的愿景。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少一点马克思，多一点米塞斯”（Menos Marx, Mais Mises ）。

#### 经济学家弃理论而就实证——非经济学家早已深耕的领域 作者：瑞安·麦克马肯（Ryan McMaken） 来源：科斯学社 发布时间：2026年1月8日 如今的经济学家似乎对经济学本身没什么兴趣。事实上，他们大多热衷于涉足其他学科的领地。 以Vox网站5月发表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的人物特写为例。这篇文章将切蒂描绘成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者——他通过处理海量数据来研究人类行为。 比如，Vox的作者颇为激动地提到，在切蒂的课堂上： “几乎不讨论供需曲线、生产者或消费者剩余，也不涉及《经济学导论》（Ec 10）等课程中介绍的其他基础概念。课堂没有教材，只有一系列实证论文。” 更具体地说： “他（切蒂）利用海量的美国国税局（IRS）税收数据，细致到社区层面绘制了美国的机会不平等地图，并揭示出，尤其是黑人男孩，其向上流动的机会远少于白人男孩。” 但关键问题是：这类研究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做这些研究的人，名为社会学家。 同样地，我们本应被这些新“实证经济学家”的研究打动：他们用数据探究人类行为的心理根源。他们称之为“行为经济学”，但其实并没有任何创新——只是在做心理学家的工作，然后给它贴上“经济学”的标签。 还有一个所谓的“发展经济学”领域，本质上只是在重复政治科学家多年前就已完成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学科间的交叉重叠——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但荒谬的是，每当经济学家决定涉足社会学或心理学领域时，他们总会告诉自己（以及他人），自己在做一件“具有革命性的事”。 当然，Vox的这篇特写通篇都是这种基调：“用数据研究收入问题，难道不令人惊叹吗！” 不，真的不令人惊叹。 事实上，关于家庭收入的一些最激烈辩论，发生在社会学家之间，而非经济学家之间。以1992年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的著作《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休闲的意外衰落》引发的争议为例。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她的观点是否正确，以及人们现在的工作量是否真的比过去更多（她的观点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关于工作的辩论主要是由社会学家推动的。 同样地，对于家庭规模和居住安排的趋势数据——这类数据对生活水平有着重大影响——大部分相关研究是由历史学教授、“人口研究”学者史蒂文·拉格尔斯（Steven Ruggles）完成的。 当然，还有犯罪学家的研究。考虑到犯罪与收入之间的潜在关联，以及犯罪对生活水平的影响，这一主题对经济学有着重要意义。但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很少由经济学家完成，而是由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主导。 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从未参与过这类研究。例如，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家庭收入相关问题的研究。 但这些所谓的新“实证经济学家”所做的，本质上都是经济史研究。像切蒂那样研究黑人男孩的向上流动性，不过是经济史的范畴。研究经济史本身并无不妥——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领域。但做这类工作并不会让切蒂变得特别（数据规模庞大也不会）。毕竟，所有这些社会科学领域都早已越来越倾向于大规模数据挖掘。 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毫无新意，也不值得一篇文章大肆吹捧，声称经济学正通过做社会学家几十年前就已在做的事，开启新的篇章。 事实上，经济学家越是全身心投入到复制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就越会忽视经济学真正重要的核心——即致力于理解经济周期、企业家精神、价值等核心问题的理论经济学。忽视这些问题，只会让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如果经济学家能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和传播优秀的经济理论，他们就能更好地解读和分析其他人所做的实证研究。毕竟，实证研究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解读它所依据的理论。 但如今的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类工作没什么兴趣。他们只想跟风投身实证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学家还自以为这些研究是自己前不久才“发现”的。这种无知正是学术部门的典型表现，也恰恰说明了经济学家如今存在的诸多问题。

bybit真好玩，一直发邮件说我证件到期要更新，我去登陆把，无论开不开梯子都说我ip受限…好在我当初就是为了开一张虚拟卡，都还没来得及往里面存钱🤌

有点意思

只认识平安🤌

到时藏一本

闭环

没好的未来😇

第二条评论苛刻了，如果只“严厉批判原作者”而未对原文做不必要的更改，极可能只是一种过审策略，能把墙外好书翻译并引进就已经有功德了。 View quoted note →

白送几万字还要啥自行车😂

核酸产业的应收账款怎么样了😇

今日才知道，60多名罗马元老院议员曾密谋在三月十五日刺杀尤利乌斯·凯撒，但凯撒死后，人们只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23处刀伤。 这说明，即使在 2000 年前，大多数项目小组成员什么都没做，却仍然坚持要邀功。 ——GeneReddit123

自组织特性会产生出异质性和不可预测性：系统有可能演变成全新的结构，发展出全新的行为模式。它需要自由和试验，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是，这些状况可能令人恐慌，或者威胁到现有的权力结构。结果是，教育体系往往限制了儿童的创造力，而不是激发这种能力；经济政策往往倾向于支持现有的大企业，而不是鼓励创新型的创业企业；同时，很多政府倾向于管制人民，而不是允许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 ​—— 《系统之美》

我果然后知后觉，刚刚明白过来，原来VR、游戏、传媒、医药医疗包括器械等等都是马斯克概念股啊😂

#### 《罗斯巴德读本》第20章：为通货紧缩正名 （本文最初以《为通货紧缩正名》为题，收录于彼得・科尔宾与默里・萨布林主编的《通胀进程的地域特征》一书，1976 年由纽约州普莱森特维尔市的雷德格雷夫出版社出版，第一卷。） 有一种思维方式被称为“思考那些不容置疑的事”，而通货紧缩无论在何处都背负着骂名。我想重新审视通货紧缩的概念，即便如今它仍是一个 “不容置疑” 的话题。毕竟，在五到十年前，纽约市政府债务违约同样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它至少已经部分成为现实，而且我们也期望这种违约情况在未来愈演愈烈。 既然债务违约从曾经的天方夜谭变为如今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不仅适用于纽约市，也适用于全美各地的市、州政府 —— 那么通货紧缩或许也并非不可想象。为了方便展开讨论，我将沿用常规定义，把通货紧缩界定为物价下跌。尽管曼德尔教授今天谈到了一些观点，但我在这里讨论的仍是以美元计价的物价下跌。当然，我对美元的认可度或许并不比曼德尔教授高，甚至可能更低。但既然当下我们仍不得不使用美元，那么即便我本人并不情愿，接下来的论述也只能以美元为核心展开。 首先，在通货紧缩的诸多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将其一个特征看作是一种长期的世俗趋势 。回溯至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 “美好往昔”，经济学家曾就物价水平应当持续下跌还是保持稳定展开过激烈争论。尽管主张物价下跌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层面占据了上风，但在现实中他们并未如愿。不过，我想重新探讨这一议题，并阐明我的观点：一个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发展趋势往往是物价水平的下降。换句话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资本投入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物价会趋于下跌，从而使全体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得以增长。 事实上，在整个 19 世纪，物价总体呈下跌态势，货币工资基本保持稳定，实际工资因此持续上涨。即便是在当下，我们也能在许多特定领域看到物价下跌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 在这些领域中，生产力与大众市场迅速发展，即便在整体通胀的大环境下，物价依然实现了下降。 例如，1948 年的电视机画质极差，几乎难以看清图像，当时一台电视机的售价约为 2000 美元。而如今的电视机画质已然实现了质的飞跃，售价却仅需 100 美元左右。因此，若对比电视机的单位品质价格与整体物价水平，我们会发现电视机领域出现了显著且可喜的 “通货紧缩”——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电视机市场的话。在我看来，这种通货紧缩是一件大好事，它是实际收入实现增长的合理路径。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展历程亦是如此。它刚被发现时价格高昂，只有极少数富人能够负担；而如今，即便是治疗普通流鼻血这样的小病症，盘尼西林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袖珍电子计算器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今其售价已降至 20 美元一台。我希望这种经济现象能够普及到所有行业，而非仅仅局限于电视机与袖珍计算器市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需要一套稳健的货币体系。 费雪与芝加哥学派主张，稳定的物价水平仿佛是一种天赐的福祉，是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在我看来，物价下跌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 。在我看来，费雪— 弗里德曼学派（这一观点最早由费雪提出）主张物价稳定的理论根基，在于他们认为货币应当充当价值的衡量尺度。然而，我们如今已然知晓 —— 或者说至少理应知晓 —— 价值具有主观性，是无法被精确衡量的。由此可见，支持物价稳定的哲学基础早已站不住脚。但这一观点却依旧大行其道，在缺乏真正反思的情况下被奉为圭臬 —— 鲜少有人去深究，为何稳定的物价水平就一定是格外可取的。当然，相较于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物价上涨，物价稳定自然是更好的选择，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究竟应当将何种状态设定为我们的终极目标。 因此，从长期的世俗趋势来看，我认为我们应当倡导一种不会引发货币通胀的物价下跌模式。 那么，通货紧缩的其他特征又当如何看待？短期视角下的通货紧缩又有哪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例如，我们可以谈谈囤积货币的概念。通常认为，短期物价下跌是由人们囤积货币的意愿增强所导致的。当然，“囤积” 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它是一个充满价值偏见的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吝啬鬼躲在储藏室里，兴奋地数着自己的金币或纸币，而外面的世界早已乱作一团。在我看来，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公允。所谓的 “囤积者”，其实只是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增加自身实际现金余额的人。在我看来，这种诉求本身并无不妥，而且只要市场能够自由发展，它就应当像满足其他大多数诉求一样，去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 在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诉求的常规途径，便是物价下跌。显然，物价下跌会使现金的实际购买力得以提升。然而，这种方式却遭到了当局、专家以及主流舆论的反对。如今，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需求的替代方案，变成了增加货币供应量—— 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采取的政策。 当然，增加货币供应量除了会引发种种负面影响外，还会导致财富再分配、破坏基于价格的理性计算体系、掠夺生产者的财富与收入并将其转移给非生产者，诸如此类的危害不胜枚举。除了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的通胀弊端外，奥地利学派还进一步指出，通胀会催生商业周期，并最终导致货币因恶性通胀而彻底崩溃。 此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还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是无效的。具体而言，当新货币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人们会因预期物价上涨而降低持有现金的意愿。此后，物价上涨的速度将超过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进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恶性通胀。也就是说，当通胀持续一段时间后，公众会预期通胀将进一步加剧，于是他们会减少现金持有量。此时，物价上涨的速度会超过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实际现金余额反而会下降。而当货币当局试图通过进一步增发货币来提高实际现金余额时，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变得更快，最终便会陷入灾难性的恶性循环。 1923 年，德国恶性通胀愈演愈烈之时，德国央行行长曾有过一番 “名言”。用通俗的话来转述便是：“大家不必担忧，我们清楚目前市场上货币短缺（这里指的是实际现金余额的下降）。我们会全天候开动印钞机，以此来弥补货币缺口。” 其目的是为了缓解货币短缺问题，也就是将实际现金余额恢复到通胀前的水平。显然，这种做法最终以失败告终。按理说，以我们如今的认知水平，回顾 1923 年的历史教训，货币当局与专家们理应不会再重蹈覆辙。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1973 年的某几个月（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当物价上涨速度远超货币供应量增速时，沃尔特・海勒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引发通胀的说法并不正确。恰恰相反，由于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货币供应量增速，实际现金余额正在不断缩水。因此，货币当局的职责是进一步增发货币，从而使实际现金余额恢复到通胀前的水平。”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自认为从 1923 年德国央行行长鲁道夫・哈芬施泰因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但实际上我们并未做到。 基于此，我主张：应当通过物价下跌来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而非采取通胀性货币扩张这种极具破坏性且最终会徒劳无功的方式。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优点，却鲜少有人提及，那就是：通货紧缩往往是通胀之后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如果没有前期的通胀，通货紧缩几乎不可能发生。当然，在纯粹的金本位制度下，通货紧缩是绝无可能出现的。 经过长期通胀之后，通货紧缩的到来，意味着那些固定收入群体或收入相对固定的群体—— 比如学者、传统意义上依靠遗产生活的孤寡老人、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债权人 —— 最终能够挽回一些损失。在我看来，这并无不妥。数十年来，财富通过强制手段从固定收入群体转移到其他群体手中，如今让固定收入群体获得些许补偿，本就是合情合理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补偿性的通货紧缩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还有一个观点，我在此无法展开详细论证，因为它涉及到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谈及过这一理论。我的这个观点即便在小众的奥地利学派内部，也被视为离经叛道。我认为，以信贷收缩形式出现的通货紧缩，能够加速经济向健康状态调整的进程。它会加快对繁荣时期形成的不良投资的清算，从而推动经济复苏。 由于我们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通胀性信贷扩张，而当前的经济衰退或萧条未能完成经济调整所需的“净化” 工作，因此通货紧缩的出现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复苏。这是支持通货紧缩的又一个理由，即从商业周期理论的角度来看，通货紧缩能够加速清算繁荣时期的不良投资，推动经济实现复苏。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通货紧缩能够缓解经济衰退带来的阵痛。在普通民众，也就是一般消费者看来，经济大萧条—— 即便是 1929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 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生活成本出现了下降。因此，如果你在 20 世纪 30 年代拥有一份工作，那么你的生活状况会相当不错。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 诚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失业率一度高达约 25%，但这也意味着仍有 75% 的劳动力处于就业状态。对于这些有工作的人而言，由于家具、食品以及其他消费品的价格大幅下降，他们的实际收入得到了提升，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以我的家庭为例，家中所有的家具都是在大萧条时期购置的。我的父亲就属于那 75% 的就业者，自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过上那样宽裕的日子。 然而，在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或是凯恩斯— 弗里德曼主义政策的调控之下，经过四十余年所谓 “充分就业” 的承诺，我们如今陷入了通胀与衰退并存的困境。这便是尼克松政府与民主党政策带来的“伟大成就”。 我的意思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最终消除了以往能够缓解衰退阵痛的生活成本下降这一积极因素。如今，我们既要承受经济衰退带来的调整压力，包括不良资产清算等种种问题—— 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所定义的经济衰退调整的必然过程；同时又要面对通胀与生活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如此一来，消费者就连经济衰退带来的那一丝慰藉也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生活成本下降本就是一件好事，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货紧缩的出现也具有其合理性。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今天无法对此展开详细论证，只能简要阐述我的观点 —— 那就是：如果没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干预，通货紧缩最终能够彻底瓦解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数十年来，这种银行制度早已罪有应得。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欺诈，其自身早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银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兑付储户随时可能提出的取款需求。 在 1931 至 1933 年间，当公众终于意识到这一真相时，美国各州的银行体系都濒临崩溃。对于我们这些秉持硬通货理念、崇尚真相与诚信的人而言，那无疑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光辉岁月。我们眼看着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即将土崩瓦解，然而胡佛政府与罗斯福政府却相继出台了银行休业整顿政策，随后又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这些银行提供了救助。 如果当时没有政府的救助，我们本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一劳永逸地终结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而且，我们甚至无需经历艰难的过渡阶段，因为当时我们正处于制度变革的关键节点，只需顺其自然，再过数月，这一目标便能实现。而通货紧缩，恰恰在瓦解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之所以应当被瓦解，是因为它始终是通胀、特权、商业周期以及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 反对通货紧缩的人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工资具有向下刚性，通货紧缩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不可否认，工资确实很难向下调整。而凯恩斯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迂回规避工资刚性的策略——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通胀性货币扩张推高物价，从而降低实际工资水平。 他们笃定，工资的上涨速度会滞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因此可以利用这种方式，绕开工会、最低工资法、失业保险以及其他导致工资刚性的制度障碍。这种策略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如今我认为，所有人都已经识破了这一伎俩。毕竟，工会也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们同样懂得生活成本指数的含义。正因如此，这种通过通胀降低工人实际工资的欺骗性政策，其可行性已经越来越低。 因此，我们最终不得不直面工资向下刚性的问题，采取一种诚实且直接的解决方式。尽管从政治层面来看，直接解决这一问题困难重重，但恶性通胀所带来的政治代价同样不容小觑。在我看来，我们本质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任由恶性通胀愈演愈烈，要么打破工资向下刚性的桎梏。 打破工资向下刚性的方法，在理论上其实十分简单，尽管在政治层面实施起来难度颇大，具体包括：废除最低工资法、取消给予工会的特殊特权（尤其是《瓦格纳法》与《诺里斯 - 拉瓜迪亚法》）、取消失业保险与福利补贴等。唯有如此，工资水平才能最终实现向下灵活调整。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套真正自由的价格体系，那么这个问题迟早都必须得到解决，因此，解决得越早越好。毕竟，恶性通胀的阴影已然逼近，这绝非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 最后，勒纳教授今天关于“信任人类” 的言论，让我颇有感触。我们美国有一部《权利法案》。在我看来，其第一修正案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它的核心要义恰恰是不信任人类—— 具体来说，是不信任那些掌控国家机器的政府官员。我们对他们毫无信任可言，因为纵观历史，国家机器往往倾向于实施审查制度、压迫民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便将人投入监狱。 《权利法案》—— 尤其是第一修正案 —— 的制定初衷，就是为了约束政府的权力，它表明我们并非真正信任政府，因此才要对政府的行为施加严格的限制。或许勒纳教授想要废除《权利法案》，这是他的权利，但他应当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在货币领域，我们同样不能信任政府，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理由是：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通胀的工具。究其根源，是因为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攫取了伪造货币这项业务的法定垄断权。换句话说，国家将伪造货币—— 也就是印刷和发行新货币 —— 变成了自己的专属特权。我认为，任何一个群体，一旦掌握了货币供应的法定垄断权，也就是伪造货币的权力，就必然会加以滥用。无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多么 “善良”，结果都不会有任何不同。 就我个人而言，我本来就不认为政府是什么善类。即便是我本人，如果获得了货币供应的法定垄断权，恐怕也难以抵挡滥用这种权力的诱惑。一开始，你可能只是用它来偿还一些债务，接着你会用它来购置新房，如此种种。久而久之，这种诱惑会不断膨胀，最终让你彻底陷入失控的境地。 因此，我主张回归金本位—— 或者说，迈向金本位 —— 其根本目的在于：剥夺政府对货币发行的法定垄断权，彻底取缔这种具有反社会性、寄生性、非生产性且极具破坏性的伪造货币的权力。 我也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 既要建立自由的价格体系，又要促使政府放弃其货币发行的法定垄断权 —— 绝非易事。它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才能实现。但我同样认为，这件事非做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