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斯巴德读本》第20章：为通货紧缩正名
（本文最初以《为通货紧缩正名》为题，收录于彼得・科尔宾与默里・萨布林主编的《通胀进程的地域特征》一书，1976 年由纽约州普莱森特维尔市的雷德格雷夫出版社出版，第一卷。）
有一种思维方式被称为“思考那些不容置疑的事”，而通货紧缩无论在何处都背负着骂名。我想重新审视通货紧缩的概念，即便如今它仍是一个 “不容置疑” 的话题。毕竟，在五到十年前，纽约市政府债务违约同样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它至少已经部分成为现实，而且我们也期望这种违约情况在未来愈演愈烈。
既然债务违约从曾经的天方夜谭变为如今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不仅适用于纽约市，也适用于全美各地的市、州政府 —— 那么通货紧缩或许也并非不可想象。为了方便展开讨论，我将沿用常规定义，把通货紧缩界定为物价下跌。尽管曼德尔教授今天谈到了一些观点，但我在这里讨论的仍是以美元计价的物价下跌。当然，我对美元的认可度或许并不比曼德尔教授高，甚至可能更低。但既然当下我们仍不得不使用美元，那么即便我本人并不情愿，接下来的论述也只能以美元为核心展开。
首先，在通货紧缩的诸多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将其一个特征看作是一种长期的世俗趋势 。回溯至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 “美好往昔”，经济学家曾就物价水平应当持续下跌还是保持稳定展开过激烈争论。尽管主张物价下跌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层面占据了上风，但在现实中他们并未如愿。不过，我想重新探讨这一议题，并阐明我的观点：一个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发展趋势往往是物价水平的下降。换句话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资本投入的增加以及技术的进步，物价会趋于下跌，从而使全体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得以增长。
事实上，在整个 19 世纪，物价总体呈下跌态势，货币工资基本保持稳定，实际工资因此持续上涨。即便是在当下，我们也能在许多特定领域看到物价下跌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 在这些领域中，生产力与大众市场迅速发展，即便在整体通胀的大环境下，物价依然实现了下降。
例如，1948 年的电视机画质极差，几乎难以看清图像，当时一台电视机的售价约为 2000 美元。而如今的电视机画质已然实现了质的飞跃，售价却仅需 100 美元左右。因此，若对比电视机的单位品质价格与整体物价水平，我们会发现电视机领域出现了显著且可喜的 “通货紧缩”—— 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电视机市场的话。在我看来，这种通货紧缩是一件大好事，它是实际收入实现增长的合理路径。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展历程亦是如此。它刚被发现时价格高昂，只有极少数富人能够负担；而如今，即便是治疗普通流鼻血这样的小病症，盘尼西林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袖珍电子计算器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今其售价已降至 20 美元一台。我希望这种经济现象能够普及到所有行业，而非仅仅局限于电视机与袖珍计算器市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需要一套稳健的货币体系。
费雪与芝加哥学派主张，稳定的物价水平仿佛是一种天赐的福祉，是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在我看来，物价下跌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 。在我看来，费雪— 弗里德曼学派（这一观点最早由费雪提出）主张物价稳定的理论根基，在于他们认为货币应当充当价值的衡量尺度。然而，我们如今已然知晓 —— 或者说至少理应知晓 —— 价值具有主观性，是无法被精确衡量的。由此可见，支持物价稳定的哲学基础早已站不住脚。但这一观点却依旧大行其道，在缺乏真正反思的情况下被奉为圭臬 —— 鲜少有人去深究，为何稳定的物价水平就一定是格外可取的。当然，相较于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物价上涨，物价稳定自然是更好的选择，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究竟应当将何种状态设定为我们的终极目标。
因此，从长期的世俗趋势来看，我认为我们应当倡导一种不会引发货币通胀的物价下跌模式。
那么，通货紧缩的其他特征又当如何看待？短期视角下的通货紧缩又有哪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例如，我们可以谈谈囤积货币的概念。通常认为，短期物价下跌是由人们囤积货币的意愿增强所导致的。当然，“囤积” 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它是一个充满价值偏见的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吝啬鬼躲在储藏室里，兴奋地数着自己的金币或纸币，而外面的世界早已乱作一团。在我看来，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公允。所谓的 “囤积者”，其实只是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增加自身实际现金余额的人。在我看来，这种诉求本身并无不妥，而且只要市场能够自由发展，它就应当像满足其他大多数诉求一样，去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
在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诉求的常规途径，便是物价下跌。显然，物价下跌会使现金的实际购买力得以提升。然而，这种方式却遭到了当局、专家以及主流舆论的反对。如今，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需求的替代方案，变成了增加货币供应量—— 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采取的政策。
当然，增加货币供应量除了会引发种种负面影响外，还会导致财富再分配、破坏基于价格的理性计算体系、掠夺生产者的财富与收入并将其转移给非生产者，诸如此类的危害不胜枚举。除了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的通胀弊端外，奥地利学派还进一步指出，通胀会催生商业周期，并最终导致货币因恶性通胀而彻底崩溃。
此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还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是无效的。具体而言，当新货币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人们会因预期物价上涨而降低持有现金的意愿。此后，物价上涨的速度将超过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速度，进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恶性通胀。也就是说，当通胀持续一段时间后，公众会预期通胀将进一步加剧，于是他们会减少现金持有量。此时，物价上涨的速度会超过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实际现金余额反而会下降。而当货币当局试图通过进一步增发货币来提高实际现金余额时，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变得更快，最终便会陷入灾难性的恶性循环。
1923 年，德国恶性通胀愈演愈烈之时，德国央行行长曾有过一番 “名言”。用通俗的话来转述便是：“大家不必担忧，我们清楚目前市场上货币短缺（这里指的是实际现金余额的下降）。我们会全天候开动印钞机，以此来弥补货币缺口。”
其目的是为了缓解货币短缺问题，也就是将实际现金余额恢复到通胀前的水平。显然，这种做法最终以失败告终。按理说，以我们如今的认知水平，回顾 1923 年的历史教训，货币当局与专家们理应不会再重蹈覆辙。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1973 年的某几个月（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当物价上涨速度远超货币供应量增速时，沃尔特・海勒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引发通胀的说法并不正确。恰恰相反，由于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货币供应量增速，实际现金余额正在不断缩水。因此，货币当局的职责是进一步增发货币，从而使实际现金余额恢复到通胀前的水平。”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自认为从 1923 年德国央行行长鲁道夫・哈芬施泰因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但实际上我们并未做到。
基于此，我主张：应当通过物价下跌来满足人们增加实际现金余额的需求，而非采取通胀性货币扩张这种极具破坏性且最终会徒劳无功的方式。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优点，却鲜少有人提及，那就是：通货紧缩往往是通胀之后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如果没有前期的通胀，通货紧缩几乎不可能发生。当然，在纯粹的金本位制度下，通货紧缩是绝无可能出现的。
经过长期通胀之后，通货紧缩的到来，意味着那些固定收入群体或收入相对固定的群体—— 比如学者、传统意义上依靠遗产生活的孤寡老人、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债权人 —— 最终能够挽回一些损失。在我看来，这并无不妥。数十年来，财富通过强制手段从固定收入群体转移到其他群体手中，如今让固定收入群体获得些许补偿，本就是合情合理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补偿性的通货紧缩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还有一个观点，我在此无法展开详细论证，因为它涉及到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谈及过这一理论。我的这个观点即便在小众的奥地利学派内部，也被视为离经叛道。我认为，以信贷收缩形式出现的通货紧缩，能够加速经济向健康状态调整的进程。它会加快对繁荣时期形成的不良投资的清算，从而推动经济复苏。
由于我们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通胀性信贷扩张，而当前的经济衰退或萧条未能完成经济调整所需的“净化” 工作，因此通货紧缩的出现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复苏。这是支持通货紧缩的又一个理由，即从商业周期理论的角度来看，通货紧缩能够加速清算繁荣时期的不良投资，推动经济实现复苏。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通货紧缩能够缓解经济衰退带来的阵痛。在普通民众，也就是一般消费者看来，经济大萧条—— 即便是 1929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 —— 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生活成本出现了下降。因此，如果你在 20 世纪 30 年代拥有一份工作，那么你的生活状况会相当不错。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
诚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失业率一度高达约 25%，但这也意味着仍有 75% 的劳动力处于就业状态。对于这些有工作的人而言，由于家具、食品以及其他消费品的价格大幅下降，他们的实际收入得到了提升，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以我的家庭为例，家中所有的家具都是在大萧条时期购置的。我的父亲就属于那 75% 的就业者，自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过上那样宽裕的日子。
然而，在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或是凯恩斯— 弗里德曼主义政策的调控之下，经过四十余年所谓 “充分就业” 的承诺，我们如今陷入了通胀与衰退并存的困境。这便是尼克松政府与民主党政策带来的“伟大成就”。
我的意思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最终消除了以往能够缓解衰退阵痛的生活成本下降这一积极因素。如今，我们既要承受经济衰退带来的调整压力，包括不良资产清算等种种问题—— 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所定义的经济衰退调整的必然过程；同时又要面对通胀与生活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如此一来，消费者就连经济衰退带来的那一丝慰藉也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生活成本下降本就是一件好事，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货紧缩的出现也具有其合理性。
通货紧缩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今天无法对此展开详细论证，只能简要阐述我的观点 —— 那就是：如果没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干预，通货紧缩最终能够彻底瓦解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数十年来，这种银行制度早已罪有应得。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欺诈，其自身早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银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兑付储户随时可能提出的取款需求。
在 1931 至 1933 年间，当公众终于意识到这一真相时，美国各州的银行体系都濒临崩溃。对于我们这些秉持硬通货理念、崇尚真相与诚信的人而言，那无疑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光辉岁月。我们眼看着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即将土崩瓦解，然而胡佛政府与罗斯福政府却相继出台了银行休业整顿政策，随后又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这些银行提供了救助。
如果当时没有政府的救助，我们本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够一劳永逸地终结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而且，我们甚至无需经历艰难的过渡阶段，因为当时我们正处于制度变革的关键节点，只需顺其自然，再过数月，这一目标便能实现。而通货紧缩，恰恰在瓦解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之所以应当被瓦解，是因为它始终是通胀、特权、商业周期以及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
反对通货紧缩的人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工资具有向下刚性，通货紧缩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不可否认，工资确实很难向下调整。而凯恩斯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迂回规避工资刚性的策略——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通胀性货币扩张推高物价，从而降低实际工资水平。
他们笃定，工资的上涨速度会滞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因此可以利用这种方式，绕开工会、最低工资法、失业保险以及其他导致工资刚性的制度障碍。这种策略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如今我认为，所有人都已经识破了这一伎俩。毕竟，工会也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们同样懂得生活成本指数的含义。正因如此，这种通过通胀降低工人实际工资的欺骗性政策，其可行性已经越来越低。
因此，我们最终不得不直面工资向下刚性的问题，采取一种诚实且直接的解决方式。尽管从政治层面来看，直接解决这一问题困难重重，但恶性通胀所带来的政治代价同样不容小觑。在我看来，我们本质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任由恶性通胀愈演愈烈，要么打破工资向下刚性的桎梏。
打破工资向下刚性的方法，在理论上其实十分简单，尽管在政治层面实施起来难度颇大，具体包括：废除最低工资法、取消给予工会的特殊特权（尤其是《瓦格纳法》与《诺里斯 - 拉瓜迪亚法》）、取消失业保险与福利补贴等。唯有如此，工资水平才能最终实现向下灵活调整。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套真正自由的价格体系，那么这个问题迟早都必须得到解决，因此，解决得越早越好。毕竟，恶性通胀的阴影已然逼近，这绝非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
最后，勒纳教授今天关于“信任人类” 的言论，让我颇有感触。我们美国有一部《权利法案》。在我看来，其第一修正案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它的核心要义恰恰是不信任人类—— 具体来说，是不信任那些掌控国家机器的政府官员。我们对他们毫无信任可言，因为纵观历史，国家机器往往倾向于实施审查制度、压迫民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便将人投入监狱。
《权利法案》—— 尤其是第一修正案 —— 的制定初衷，就是为了约束政府的权力，它表明我们并非真正信任政府，因此才要对政府的行为施加严格的限制。或许勒纳教授想要废除《权利法案》，这是他的权利，但他应当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在货币领域，我们同样不能信任政府，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理由是：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通胀的工具。究其根源，是因为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攫取了伪造货币这项业务的法定垄断权。换句话说，国家将伪造货币—— 也就是印刷和发行新货币 —— 变成了自己的专属特权。我认为，任何一个群体，一旦掌握了货币供应的法定垄断权，也就是伪造货币的权力，就必然会加以滥用。无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多么 “善良”，结果都不会有任何不同。
就我个人而言，我本来就不认为政府是什么善类。即便是我本人，如果获得了货币供应的法定垄断权，恐怕也难以抵挡滥用这种权力的诱惑。一开始，你可能只是用它来偿还一些债务，接着你会用它来购置新房，如此种种。久而久之，这种诱惑会不断膨胀，最终让你彻底陷入失控的境地。
因此，我主张回归金本位—— 或者说，迈向金本位 —— 其根本目的在于：剥夺政府对货币发行的法定垄断权，彻底取缔这种具有反社会性、寄生性、非生产性且极具破坏性的伪造货币的权力。
我也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 既要建立自由的价格体系，又要促使政府放弃其货币发行的法定垄断权 —— 绝非易事。它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才能实现。但我同样认为，这件事非做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