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同学的朋友圈，小孩今天高考，才知道如今还有春考一说。看到家长们的忐忑生怕考不上，如果他们换一个立场，学校更怕大家考不上乃至不考了…

“尬… 手机掉进去那一刻，灵魂已经离席了” 🤣

> 从需要严格程序到可以自行命氏，我认为是东周前期王权君权削降的一种体现。而姓氏从分立到逐渐混同，这样的变化，主因在于封建制的崩溃。 说明周秦之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大趋势的结果，这个名字因为是由秦国完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而得，如果是由楚国完成，就会是周楚之变了。也并非只有秦国行秦制，只是秦国发展出的战争能力最强。 View quoted note →

#### 先秦姓氏制度的发展 原创 东土大唐的紫钵盂 [唐不闻者](javascript:void(0);) 提及先秦人如何使用姓氏，以及姓与氏的区别，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姓和氏是两个不同概念，具体而言，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不可有异。 诚然，这样的认识，确实也是从文献中大量例证总结而来，某种程度上它必然符合先秦的人名现象。但同时，我们不禁也怀疑，广义的先秦，即使从商汤算起至秦朝建立，也有一千多年，难道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先秦人始终墨守着同样的姓氏制度吗？人类社会里，鲜有制度能一成不变保持数百年以上，难道唯独姓氏是特例吗？我想，任何一个拥有理性的人，都应该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篇文章要讲的，就是从商到战国末年的姓氏制度发展。 无论姓氏，或是人名，最主要的作用是标识。而标识的作用则是为了突出个性，显示某一对象与其他对象的不同。当这一对象是指某个具体的个人，“名”就诞生了。比如某人起名为“带”，是为了标识自己，以和其他名为“奇”“云”等等之人区别。当单名不足以区分，就会诞生双名，甚至三字以上的名。但只要还停留在区分个人的层面，姓氏就仍然没有诞生的理由，因为用“名”就已足够。姓与氏区分的，一定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即一群有共同属性（最初可能是血缘）的人，想要和另一不同属性的群体以示区分，有了这种需求，姓与氏作为群体标识，才具备诞生的充分条件。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姓，或是氏，有一个也就满足区分的要求。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姓与氏绝无可能同步诞生。 从殷商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社会中的人称，就呈现出只有一个群体标识的特征。但是这一群体标识，可能既不叫姓，也不叫氏。可能称之为族名更贴切一些。举例而言，妇好这一人称中的“好”，其实表示“女+子”，其中“子”表示其来自子族，加“女”旁则是一种性别标识，为了标识此人是女性。性别标识可加可不加，故妇妌也可写作妇井，表示此人归属井族。 目前可考的族名数量非常之大，说明商人形成了许多以族群为单位的组织形态。族名正是为了区分不同族群。从族名的特征，我们也看不出有所谓“姓”与“氏”的分别。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商人之“姓”，比如胡厚宣说： > 殷代无论男女，虽死后皆以甲乙为其祭祀之庙号，但其生前则皆有其名。如前举子渔子画之类，皆男子之名也，帚妌帚好之类，皆女子之名，亦即姓也。观武丁之配，有名帚嫀、帚周、帚楚、帚杞、帚姜、帚婡、帚庞，嫀、周、楚、杞、姜、庞皆其姓，亦即所自出之国族。（胡厚宣《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 那为什么不能认为这是商人之“氏”呢？总之，不管用“姓”或“氏”来指代商人族名，都很容易与西周以后的姓氏制度产生混淆，不推荐这么做。我们应认识到，商人用一种族名制度，就已经达到了区分族群的目的。他们暂时还不需要把这种族名再分化出姓与氏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商人的族名，往往还显示出和地名的统一性。比如某人称作子眉，眉既是他的族名，也是该族所居住的地名。这样的相关性很值得深思，究竟商人的族名是取自地名，还是反过来，地名取自族名。 以上就是商人的姓氏习惯，可见与前面所说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制度，完全不同。这一点早在王国维经典的《殷周制度论》里就已断言： >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女无称姓者。” 王氏所说的“女无称姓”，指的就是女性和男性一样，使用相同的族名。既然如此，自然不用区分姓与氏。而且观王氏之论，似乎觉得商人之族名，更接近于周以后的“氏”。 姓与氏诞生并分化，实际上始于西周，是配合封建宗法而产生的一种新制度。 殷周政体与社会，截然不同。殷商似乎仍以独立的族群为单位，至于征服的方国，只需建立臣服关系即可，并不干扰族群的独立性。而周人的封建制度，是以军事殖民的形式，构成多族群杂居的地方国家形态，比如鲁国就是周人、殷人与当地土著共居。朱凤瀚先生对此描述得非常到位。 > 周人克商成功后，不仅占据了殷商旧地，且更扩展了势力范围，领土广袤，仅靠中央王朝难能控制……故封建之制初意，一在于化大为小，分散治理……其二则是设立军事屏蕃……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新的国家组织形态呼唤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姓氏制度应运而来。具体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各诸侯受周天子命，封土建国，有土便有氏。即所谓“天子……胙之土而命之氏”。比如齐国，便以齐为氏；晋国，便以晋为氏。这个“氏”，是诸侯自己的宗族标识，是为了区分其他宗族而立，而区分的目的实则是提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不仅如此，诸侯的后子（继承人）既可以继承爵位，也可以继承此“氏”，是为大宗；其他诸子则皆为小宗，数代之后必须新立别氏，以与大宗区别。这就是西周宗法的特征之一。 顾炎武曾提出“国君无氏”观点。但是从出土文物铭文来看，并不符合事实。湖北枣阳出土的“曾侯絴伯秉戈”，“絴”就是曾侯的氏，不仅证明国君有氏，还显示出国君的氏未必和国名相同。 陈絜先生认为“氏”最初的作用是贵贵、尊尊，非常精到。换句话说，拥有氏首先就是一件高社会等级的事，所以西周建立之初，庶人才是无氏的。其次，不同的氏也显示出不同的社会等级，这从大小宗不能使用相同氏，也能看出。总而言之，氏的诞生，正是为了配合封建制度的层层分级。 第二个层面，氏只能用于聚合宗族内部，它起到一个垂直作用。如上所说，当诸侯的各个儿子变成了不同的大小宗以后，由于氏的区分，甚至家庭内部也产生了隔断。如何横向凝聚亲缘关系，这是一个关乎家庭、社会、国家稳定的重要问题。不光诸侯国要考虑这一现实，天子更要用以横向建立与诸侯国的合作关系。于是姓氏制度的第二个层面也就诞生了，用“姓”来标识横向的血缘特征。虽然诸子分属不同宗不同氏，但可以向上追溯共同的远祖，用“同姓”来划分一个更大的亲缘组织。如此一来，同姓的纽带关系就通过宗法制度在政治上确立了。继而，再规定“同姓不婚”，使得异姓之间建立姻亲关系。这样，布局于天下的亲缘网正式建成。整个国家内部，所有贵族因为姓氏制度而被连接在一起，成了一家人。所以，氏的作用是贵贵、尊尊；姓的作用则是亲亲。至于为什么是男子使用与尊卑相关的氏，女子使用与姻缘相关的姓，这样的区别在父权时代并不难理解。 理清这样的脉络之后，我们可以纠正一个经典误解。一直有个观点认为，为什么女性称姓，为什么古姓多带女旁，是不是说明姓氏制度诞生于母系社会。从上面的论述，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总结。第一，西周以前根本不存在女称姓男称氏的做法。第二，商人女性使用族名时，既可以加女旁，也可以不加女旁。女旁只是一种可用可不用的性别标识。第三，真正的姓诞生于西周，而这些姓除了有女旁的姬、姜、嬴、姒等，还有不带女旁的任、风等。第四，西周的姓仍然显示出性别标识的作用，比如己和妃其实是同一姓。换句话说，有一些姓带女旁，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只有女性在用，所以才加女旁以标识。 西周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以后，仍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降至战国时代，姓与氏的区别渐渐消失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正是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尽管我们把历史上国家社会运行的规则统称为制度史，但实际研究当中，我认为应有意识地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制度，什么只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所谓真正的制度，即通过行政命令正式颁布的规则，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比如军功爵制。所谓习惯，指那些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大家习于如此行事，更接近于潜规则的行为方式。 具体到姓氏这样一个研究内容，我认为从西周开始，它渐渐经历了一个从制度变成习惯的过程。徐复观先生总结过一个更细致的分段。第一阶段，“以命氏为特典”，即需要非常严格的程序和仪式，贵族才能获得正式的氏。第二阶段，以赐氏为照例的政治行为；第三阶段发生在春秋中期以后，属不待赐而自行命氏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在春秋之末与战国之初，姓氏渐渐失去分别。 徐先生的论断，细节可商榷，但大致趋势非常准确。第一阶段命氏需要严格程序，比如诸侯建国得氏，自然非经天子册立不能实现。 第二阶段，命氏成为一种例行形式，也于文献有征。 >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左传·隐公八年》） 从鲁隐公已经不知道赐氏的规则，可推断当时赐氏仪式或许有所松动。 第三阶段的例子，有三家分晋前，智果为了避难，自己从智氏改为辅氏。 第四阶段的例子，就更是战国以后的常态了，众多文献已经不常区分姓与氏的区别，而且从战国玺印里，也发现了男子用姜、任等姓的实际例子。这充分体现出，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社会共识已经基本消失。 从需要严格程序到可以自行命氏，我认为是东周前期王权君权削降的一种体现。而姓氏从分立到逐渐混同，这样的变化，主因在于封建制的崩溃。如前所说，氏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贵贵、尊尊，以区别贵贱。这是与封建制度的层层分级特征相互匹配的。而战国以来，各诸侯国皆逐步采取变法，加强君主专权，摧毁旧有的封建等级，换以一些新的等级制度，比如军功爵制。新旧制度的区别，在于全民集中于君权之下，同时身份贵贱的获得不再只取决于宗法关系。这样，氏用于区分贵贱的作用，自然遭到削弱以至于仅剩下标识血缘的作用，功能与姓趋同。同时，旧贵族与庶民阶层的流动性变得更强，也让姓氏渐渐往下覆盖至底层平民，对于他们而言，姓与氏的区分更显得无关紧要。姓氏混而为一，也就变得大势所趋，自然而然了。 综上，便是姓氏制度从殷商无，到西周有，然后从一种严格的制度，变成一种松散的习惯的过程。

共振🤡 不仅中美政府高度趋同，连基本盘也是💩

2026年我依然维持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非投资不可，假如不考虑墙外或法币体系以外，那癌股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只要不场内配资也不场外借款，总之不要加杠杆包括自带杠杆的比如期货。 理由很简单，流动性最高，税率最低，不会遇到工商、税务、消防、城管来找麻烦，更遇不到公检法。不加杠杆、不单挑个股最多就是长期浮亏，很难亏光，最差也能剩点渣。如果有自知者明只打算闲置，每天做做逆回购也不错，收益略高于余额宝。

####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一代奥地利经济学家 Matthew McCaffrey 2018年6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奥地利经济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象征着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战胜了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还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最终迫使奥地利经济学家们背井离乡。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米塞斯（Mises）便在其早期著作《民族、国家与经济》（1919年）中详细论述了这场战争，并试图解释冲突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根源。 然而，除了全球层面的影响，这场战争对奥地利经济学家们还具有个人层面的意义——他们中许多人通过政府工作或服兵役直接参与了战争。事实上，与奥地利学派相关的经济学家甚至分属交战双方。尽管他们的战争经历远不如学术著作那般被人热议，却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轨迹。 老一辈奥地利经济学家 1914年，奥地利学派正经历 leadership 更迭：从门格尔（Menger）、庞巴维克（Böhm-Bawerk）与维塞尔（Wieser）的时代，过渡到由米塞斯、熊彼特（Schumpeter）等年轻经济学家引领的新一代。彼时门格尔虽在世，却已退休隐居；庞巴维克则在战争爆发几周后便与世长辞。因此，学派创始人中仅有维塞尔能够参与战时事务。他确实投身其中，除其他公共职责外，还在奥地利政府中担任贸易部长，直至战争结束（Schulak & Unterköfler, 2011, p. 42）。 门格尔早期一些不太知名的学生，因年事已高无法服兵役，但包括古斯塔夫·格罗斯（Gustav Gross）、维克托·马塔亚（Viktor Mataja）与欧根·施维德兰（Eugen Schwiedland）在内的几位学者，仍通过协助政府制定战时经济计划与参与公共管理，为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Schulak & Unterköfler, 2011, pp. 54-59）。这一现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彼时经济学家们在国家计划体系中承担了无数职责，进而推动了现代经济学职业的形成。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的情况则略有不同：由于贵格会信仰，他无法直接参战，因此在"战争营地社区服务组织"（War Camp Community Service）工作了数年，该组织主要为军队提供支持服务。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包括米塞斯在内的几位年轻奥地利经济学家加入了现役部队。尽管他强烈反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但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拿起武器保卫奥匈帝国，抵御俄国的进攻。1914年8月，他被征召入伍，起初担任中尉，后晋升为上尉，隶属于炮兵部队（多数参加实战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均在炮兵部队服役）。 战争初期的几个月异常艰难，奥军很快陷入了对俄军的牵制战。米塞斯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杀戮与破坏——他和部队在数月间暴露于敌军火力与恶劣自然环境中，处境极为艰苦。当时的生活条件同样恶劣，与后来西线战场的状况如出一辙： > "米塞斯所在的炮兵连不得不频繁转移阵地，且时常处于敌军炮火之下。暴雨连绵不绝，不仅阻碍了部队行动，还暴露了奥匈帝国军队（k.u.k.）制服不防水的问题。由于军事官僚机构迟迟无法提供救济，米塞斯只好依靠个人力量：他让母亲为手下士兵寄送衣物。"（Hülsmann, 2007, p. 260） 经过数月战斗，米塞斯于1915年因髋部受伤从前线撤离，并因英勇作战获得两次表彰及多枚勋章。战争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维也纳的战争部（War Ministry）工作。不过，1916至1917年间，他再次投身东线战场（罗马尼亚战线）；之后又被调往意大利南线战场。在南线，他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战斗风险，而是寒冷山区中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Hülsmann, 2007, pp. 257-298）。 F.A. 哈耶克（F.A. Hayek） 1917年，尚未满18岁的哈耶克加入了一支野战炮兵团。经过7个月训练后，他被派往意大利战线。他后来回忆道，尽管自己对军事工作"并无天赋"，但仍在同期军校学员中表现名列前茅（Hayek, 1994, pp. 45-47）。 在意大利，他险些参与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之后在皮亚韦河附近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年——直到1918年10月奥军溃败并开始撤退。正是在撤退过程中，哈耶克遭遇了真正的危险。例如，在一次行军中，他被迫带领后卫部队，并奉命进攻一处机枪阵地。哈耶克表示，当他和士兵们抵达时，敌军机枪已撤离，但这次行动仍是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 撤退期间，哈耶克感染了疟疾，这使得他的战争生涯就此结束。然而，这段经历给了他持久的影响：事实上，哈耶克将自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归因于军旅生涯。他解释道： > "我认为，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在奥匈帝国军队——这支多民族军队中服役的经历。正是在那时，我目睹了这个庞大帝国因民族问题而分崩离析。我曾参与一场战斗，当时部队中竟有11种不同的语言在使用。这种场景必然会让你开始关注政治组织的问题。"（Hayek, 1994, p. 48） 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 哈耶克未来的挚友与同事莱昂内尔·罗宾斯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他自然属于交战双方中的另一方（协约国）。在所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他对战争经历的记录最为详尽（Robbins, 1971, pp. 33-53）。 罗宾斯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家庭，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曾坚信现代社会的进步会让战争变得不可能。而战争的爆发彻底颠覆了这种乐观的世界观。罗宾斯后来回忆起1914年夏初的一天，他"感到某种东西正在破裂、崩塌，生活与未来预期所依赖的坚实基础消失了，且此后再也无法重建"（Robbins, 1971, p. 34）。 尽管如此，渴望参战的罗宾斯还是设法突破了法定年龄限制应征入伍，并最终以炮兵中尉的身份被派往法国。他抵达伊普尔突出部（Ypres Salient）时，主要战斗已结束，但仍亲眼见证了战争留下的骇人惨状： > "一片平坦荒芜的土地，弹坑积水遍布，废墟、木板路与泥泞交织。那无尽的、污浊的泥泞啊！参谋总部那些所谓的'精英'，除了将英国青年中的佼佼者推向铁丝网与机枪阵地，让他们在沼泽中窒息死亡，竟想不出更好的制胜之策……难怪我们这一代人中幸存者多成了愤世嫉俗者。"（Robbins, 1971, pp. 46-47） 他真正的"恐惧洗礼"发生在一个夜晚：部队遭遇猛烈炮击，在疯狂冲过去救助一名受伤战友后，他发现自己浑身沾满了战友的鲜血与脑浆。 局势从此愈发恶化。1918年3月德军发起攻势期间，罗宾斯所在的阵地被攻破，他和部队与指挥部失联三天，被迫持续撤退。第三天，在执行侦察任务返回途中，他的小队遭到德军狙击手袭击，罗宾斯手臂中弹。随后他被送回英国，最终完全康复——这与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相比，已是幸运。 后来，罗宾斯成为了坚定的和平倡导者，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然而，晚年回顾战争经历时，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 > "……战壕战中那种坐以待毙的日子，从未让我明白——运动战竟能如此刺激，甚至令人愉悦，尽管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恶心。我可以坦诚地说，那段时光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几乎都很享受；当最终因受伤不得不离开战场时，我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失落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因为，终于不用再等待未知的厄运——行动本身是切实可见的。但我确信，另一部分原因更为深刻：某种类型的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智识与情感吸引力。显然，这让我能够理解……为何战争即便充满恐怖、不公，且威胁着文明所珍视的一切，却仍能长期存在。倘若所有战争都如伊普尔突出部的战壕战那般，毫无疑问，战争早已消亡：人类精神中不会从中找到任何吸引力，只有纯粹的肮脏与悲惨。正是因为多数战争中都存在冒险元素、竞技般的刺激，以及能让人的勇气与应变能力发挥到极致的挑战，这种（战争）习性才得以长期延续。"（Robbins, 1971, p. 51） 尽管他所描述的恐怖场景令人震惊，但这番话实则是对战争的清醒洞察。也就是说，只有理解国家组织大规模屠杀、并赋予其某种原始吸引力的能力，我们才能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所有战争——的灾难本质，并预防未来的战争。对于数百万沦为这种权力牺牲品的逝者，亨特·图利（Hunt Tooley）的评价最为贴切："国家不配拥有他们。"

说来惭愧，米塞斯的书完整看过的就只有这本《理论与历史》的小册子，但确实一本含金量超高的著作。 View quoted note →

#### 理论与历史 默里·N. 罗斯巴德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漫长且成果丰硕的一生中，出版了多部著作并发表了多篇文章，每一部（篇）都为经济科学的理论与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这些作品中，有四部里程碑式的杰作尤为突出，它们是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与人类行动科学家的不朽丰碑。 第一部是1912年的《货币与信用理论》，这部著作让米塞斯跻身顶尖经济学家行列。它首次将货币理论与相对价格理论相结合，并勾勒出他后来的商业周期理论框架。米塞斯的第二部伟大作品是1922年的《社会主义》，该书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权威且全面的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无法实现经济计算。第三部是1949年的鸿篇巨制《人类行动》，它构建了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并对"行动的人"展开分析。这三部作品均在经济学领域留下深远影响，且在过去十年美国兴起的"奥地利学派"复兴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米塞斯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伟大著作——1957年的《理论与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却显著微弱，即便在近期奥地利学派复兴运动中的年轻经济学家群体里，也鲜有提及。迄今为止，它仍是米塞斯最被忽视的杰作。但事实上，该书为《人类行动》所依托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详细阐释，是米塞斯关于方法论的重要著作。它不仅阐明了米塞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基，还对历史主义、唯科学主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等错误理论进行了精彩批判。 有人或许会认为，尽管《理论与历史》意义重大，但在这个盲目追求学术专业化的时代，经济学家对任何带有哲学色彩的内容都避而不谈，因此该书未能产生影响。诚然，过度专业化是原因之一，但近年来，经济学界对方法论及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兴趣日益浓厚，按理说，至少该领域的专业研究者能从这本书中找到诸多值得探讨与吸收的内容。而且，经济学家们即便深陷术语与晦涩文风的泥潭，也不该对米塞斯清晰生动的文字无动于衷。 相反，《理论与历史》之所以被忽视，更可能与书中哲学观点的内容有关。尽管许多人知晓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长期孤军奋战，反对国家主义、倡导自由放任，但鲜少有人意识到，经济学界对米塞斯方法论的抵触，远胜于对其政治观点的反对。毕竟，如今认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已不在少数（尽管他们的立场不如米塞斯那般始终如一），但愿意采纳米塞斯系统化并命名为"人类行动学"的奥地利学派特有方法的人，却寥寥无几。 米塞斯理论与人类行动学的核心，是他在《理论与历史》开篇便恰当地提出的"方法论二元论"概念。这一关键观点认为，研究和分析人类的方式与方法论，必须与研究石头、行星、原子或分子的方式截然不同。为何？原因很简单：人类的本质在于"行动"——他们有目标、有意图，并会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而石头、原子、行星没有目标或偏好，因此不会在不同行动方案中做出选择。原子与行星的运动是自然发生或被动推动的，它们无法自主选择行动路径，也不会改变想法；但人类可以，且确实会这样做。 因此，对于原子和石头，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对其运动轨迹进行精确到极致的研究、记录与预测；但人类不行。人类每天都会学习新知识、树立新价值观与目标、改变原有想法，无法像那些没有思维、没有学习与选择能力的物体一样，被简单归类并预测行为。 如今我们便能理解，为何经济学界会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基础研究方法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因为在本世纪，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深陷米塞斯所严厉批判的"唯科学主义"误区——这种观点认为，研究人类的唯一"科学"方法，就是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最具权威性的物理学）的研究模式。 若想变得像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那样"科学"，经济学就必须摒弃"目的""目标""学习"等概念，忽视人类的思维，只关注纯粹的事件本身；不能提及"改变想法"，因为它必须宣称事件是可预测的——正如计量经济学会最初的座右铭所言："科学即预测"。此外，要成为"严谨"或"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必须将个体视为同质化、可预测的"数据"，而非有着独特目标与选择的独立个体。 正统经济理论始终难以阐释"企业家"这一关键概念，原因之一便在于每个企业家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而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处理这种个体独特性。 此外，他们认为"真正的"科学必须以某种实证主义形式运作。在物理学中，科学家面对的是大量同质化、规律性的事件，可通过研究发现其中的定量规律与常量（例如物体下落的速度）。随后，科学家会提出假设来解释某类行为或运动，推导出各类命题，并通过对比确凿的经验事实与可观测事件，对理论进行"检验"（例如，相对论可通过观测日食的某些经验特征来验证）。 在早期实证主义中，科学家通过这种经验检验"证实"理论；而在卡尔·波普尔更具虚无主义色彩的新实证主义理论中，科学家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证伪"或"无法证伪"理论。无论哪种情况，理论都必须被暂时接受，至少在官方层面，不能被认定为"绝对真理"——因为未来可能会出现能解释更多事实的其他理论，也可能出现与现有理论相悖或使其证伪的新事实。科学家至少要表面上保持谦逊与开放的态度。 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严谨的经济学从未遵循这种模式，并阐明了这一"反常现象"背后的充分理由。米塞斯对"先验"一词的独特使用引发了诸多不必要的困惑，那些推崇现代科学方法的人借此将他斥为"反科学的神秘主义者"。 米塞斯认为，研究人类行动的学者，其处境与自然科学家相比，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且显然存在本质差异。自然科学家面对的是同质化的事件，需摸索着为这些经验事件寻找并检验解释性或因果性理论；但在人类历史中，作为人类本身，我们早已知晓事件的起因——即人类拥有目标与意图，并会采取行动去实现它们这一基本事实。而且，我们对这一事实的认知并非暂时或不确定的，而是绝对且无可辩驳的。 米塞斯在课堂上常举一个例子，以说明研究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方法的差异：观察早高峰时段中央车站的人流。他指出，秉持"客观"或"真正科学"态度的行为主义者，只会观察经验事件——例如，人们在每天特定的可预测时段内漫无目的地来回奔波，且仅此而已。但真正研究人类行动的学者会从"所有人类行为都具有目的性"这一事实出发，进而理解人们的行为意图：早上是为了从家赶到车站乘车上班，晚上则是为了从车站回家等。显然，后者能更深入地发现并理解人类行为，因此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经济学理论的全部内容，都源于"人类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公理——经济学探索的正是"行动"这一普遍事实所蕴含的逻辑意义。由于我们绝对确信人类行动具有目的性，因此对逻辑推导过程中每一步得出的结论，也抱有同等程度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检验"理论的说法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因此也无需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 "人类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事实是否可"证实"？是否属于"经验性"事实？答案是肯定的，但它绝非物理学模仿者所熟悉的那种精确的、定量的"证实"或"经验"。这种经验性是宽泛且定性的，源于人类经验的本质，与统计数据或历史事件无关。此外，它还基于一个前提：我们同为人类，因此可将这一认知应用于其他同类身上。更重要的是，"人类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公理无法被"证伪"。一旦提及并思考这一公理，便会发现它显然是我们人生经验的核心所在。 经济学理论无需"检验"，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根本无法通过将理论命题与同质化、规律性的事件进行对比，来对其进行检验，毕竟这类事件并不存在。统计数据与定量分析或许试图掩盖这一事实，但它们看似精确的结果，实则仅建立在毫无同质性可言的历史事件之上。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众多因果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复杂、独特的结果。正因如此，它既无法用于实证主义式的检验，也无法与其他事件结合形成统计相关性，以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以商业周期分析为例，将每一次周期都视为完全同质的事件，进而对数据进行加减、运算与关联分析，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例如，对两个时间序列取平均值，并宣称"在周期的某一阶段，序列X平均比序列Y领先四个月"，这种结论几乎毫无意义。原因有二：其一，并非所有特定时间序列都存在这种四个月的领先-滞后关系，且实际滞后时间差异极大；其二，过去序列的平均值与未来数据无关，未来周期与以往周期必然存在无法预测的差异。 由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驳斥了利用统计数据构建或检验理论的做法，他被指责为"纯粹的理论家"，对历史毫无兴趣或不尊重。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也是《理论与历史》的核心主题：实证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才是不尊重独特历史事实的人，他们试图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硬塞进原子或行星运动般的固定框架中。 在人类事务中，复杂的历史事件固然需要通过各类理论尽可能地加以解释，但任何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完全或精确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那些自诩能进行定量精确预测的经济预言家，其预测记录向来惨不忍睹。但他们的应对方式，却是一次次地调整模型并再次尝试。 唯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识到，人类本质中不可简化的核心是思维与选择的自由；也唯有他明白，科学领域中对决定论与完全可预测性的追求，本质上是在追寻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精神。 除非经济学家们研读并吸收这本不幸被忽视的著作中所蕴含的重要思想，否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绝无真正复兴的可能。没有人类行动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不可能有严谨的经济学。 --- 默里·N. 罗斯巴德，纽约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84-1985学年任内华达大学S. J. 霍尔杰出访问经济学教授。 本文摘编自罗斯巴德教授为米塞斯研究所新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理论与历史〉》撰写的序言。

哈哈哈，不能光看嘴上说什么，身体才最诚实。 话说，上班只是为了不上班，随时为自雇做准备的人是不怕被解雇的，一切顺利的话，主动辞职会先于被解雇到来。

又来😇

网友：“从2025到2026有个球变化”

急于把爱好变成营生，是急功近利人为推高时间偏好，专注度和taste都会下降，比较差的结果爱好毁了钱也赚不到。 没有信息差的护城河，可以是显性的特殊禀赋，也可以是隐性的低时间偏好所谓无欲则刚。 View quoted note → View quoted note →

护城河不必然需要信息差，有的护城河并不需要维护信息差，即使完全公开信息，别人也学不会或者学得会也做不到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