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演讲激动人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米莱有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以理论的力量去反驳各种谬论。如哈耶克所说，这也是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重大区别。相比自由主义者的米莱，作为保守派的川普虽然直觉，经验和常识都不错，但没有系统性的理论，感觉批评对手的力度和深度就要差一点。 ​自由万岁！ ​自由主义万岁！

没想过有一天经济学家，还是奥派经济学家会当上一个主要国家的总统。真的很好玩。感觉米莱不但行事很奥派，长得也很奥派，很自发秩序。这次去开会，下飞机时手上还拿了一本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西班牙语版。 https://t.co/XhdMSTgq7q

米莱达沃斯演讲震撼全场：自由万岁！（全文翻译） 演讲人：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 地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中文翻译：风灵（据英文同传翻译） 下午好！非常感谢。 今天，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并由此带来贫穷的世界观所同化。不幸的是，近几十年间，受一些出于好意想帮助他人的人，以及一些渴望跻身特权阶层的人的驱动，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放弃了自由模式，转而采用了我们所称的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而当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但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一下数据，展示了为什么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结束世界贫困的唯一可能的制度，而且也是能实现此目的的唯一符合道德的制度。如果我们观察经济进步的历史，可以看到，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全球人均GDP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你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演变图，你会看到一个曲棍球棒形状的图形，在90%的时间里保持恒定，却从19世纪开始呈指数级增长。 这段停滞历史的唯一例外是在15世纪末发现美洲大陆。除了这个例外，在公元0年到1800年整个时期，全球人均GDP停滞不前。现在，不仅是从采纳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那一刻之后，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而且，如果你查看数据，你会看到增长在整个时期内持续加速。 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几乎没有增长。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爆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0.66%，照这个速度，要使人均GDP翻倍，需要大约107年。现在，如果你观察1900年到1950年之间，增长率加速到每年1.06%，意味着人均GDP翻倍不再需要107年，而是66年。 如果你观察1950年到2000年之间，你会看到增长率又提高为2.1%，这意味着仅需33年，我们就可以使全球人均GDP翻倍。这一趋势远未停止，迄今仍在持续发力。如果我们观察2000年到2023年之间，增长率再次加速到每年3%，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短短23年内就使全球人均GDP翻倍。 也就是说，当你观察从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时，你会看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增长了超过15倍，这意味着增长的繁荣使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我们应该记住，1800年时，大约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大流行疫情之前降至了5%。 结论显而易见：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上述实证证据无可置疑。因此，既然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无疑在生产方面更为优越，左翼理论就转而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称其不公正。他们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好的，因为集体主义是利他主义的，当然，是用别人的钱去利他。 因此，他们倡导社会正义。这个概念，近来在发达国家才变得时尚，而在我的国家已经在政治话语中的老生常谈了超过80年。问题在于，社会正义既不公正，也不促进整体福祉。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暴力的。它不公正，因为国家通过税收来获取资金，而税收是强制征收的。我们中谁会说他是自愿缴税的？这意味着国家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获得资金，税负越高，强制越大，自由度就越低。 那些推动社会正义的倡导者，其出发点是整个经济就像一个可以由不同人分享的馅饼，但这个馅饼的大小并非是既定的。这是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所说的市场发现过程中产生的财富。如果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受欢迎，除非它改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否则生意将会失败。如果它们制造出高质量、价格吸引人的商品，它们将会生意兴隆并生产更多商品。 因此，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资本家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但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时惩罚他们，并妨碍发现过程，他们将破坏资本家的激励，后果是他们生产将会变少，馅饼将会变小，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集体主义通过抑制这些发现过程，并阻碍发现的应用，最终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阻止他们以更好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种不仅让世界上90%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持续让人们脱贫，并且在道德上更优越和公正的经济制度，学术界、国际组织、经济理论和政治界又是如何诋毁它的呢？ 多亏了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繁荣的时期。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今天的世界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和平和繁荣。对于那些自由更多，拥有经济自由并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国家尤其如此。 因为拥有更多自由的国家比压迫性的国家富裕12倍。自由国家中所得最少得10%的群体比压迫性国家中的90%的人口生活得更好。自由的国家贫困率是压迫性国家的25分之一，极端贫困率是50分之一，自由国家的公民寿命比压迫性国家的公民长25%。 那么，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让我引用阿根廷自由主义最大权威，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Jr.）教授的话，他说自由主义是基于非侵犯原则，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对他人生活计划的不设限制的尊重。其基本制度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成功只能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或更优惠价格的商品来服务他人而实现。 换句话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普遍的福祉做贡献。归根结底，成功的企业家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为未来阿根廷所倡导的模式，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 现在，如果说企业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已经被证明是消除世界贫困的卓越工具，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么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会说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某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部门，本应捍卫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和其他自由主义制度价值，却有的是出于理论框架上的错误，有的是出于对权力的贪婪，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的基础，为社会主义敞开大门，这可能将我们置于贫困、苦难和停滞之中。 永远不应忘记，社会主义不管在哪里，都始终是一个导致贫困的现象，所有尝试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失败了。它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失败了，还导致了1亿人的死亡。西方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并有了压倒性的实证证据之后，仍然倡导导致贫困的社会主义的那些人，还有我们自己的领导者、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依靠错误的理论框架，破坏了给予我们历史上最大规模财富和繁荣扩张的制度的基础。 我所指的理论框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它设计了一套工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服务于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和社会退化。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所热爱的模型并不符合现实。所以，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败，而不是重新审视模型的前提。以所谓市场失败为借口，引入监管，这只会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经济计算，因此也阻碍了储蓄、投资和增长。 问题主要在于，即便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理解市场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就会很快看到市场失败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市场不是描述供求曲线的图表；市场是一个社会合作的机制，你在其中自愿交换所有权。因此，基于这个定义，谈论市场失败是一个悖论。如果交易是自愿的，就不存在市场失败。市场失败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强制存在，而一般能够实施强制的只有国家，因为它拥有暴力垄断权。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市场出现了失败，我建议他们检查是否与国家干预有关，如果他们发现并非如此，我建议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显然有错误。市场失败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者所描述的所谓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是经济体中的集中结构。然而，如果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功能，其对应的是经济中的集中结构，我们就无法解释自18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 这不是很有趣吗？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八到九倍，而人均GDP仍增长了15倍以上。因此，回报在不断增长，这将极端贫困从95%降至5%。然而，存在不断增长的回报涉及到集中结构，我们称之为垄断。那么，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创造了如此多福祉的东西却是市场失败呢？ 当模型失败时，新古典经济学家怪罪于现实。他们不应该对现实而是应该对模型感到愤怒，并改变模型。新古典模型面临的困境是，他们说，他们希望通过抨击所谓的市场失败来完善市场的功能，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为社会主义打开了大门，也阻碍了经济增长。例如：对垄断进行监管，破坏它们的利润，并摧毁增长的收益回报，这将自动地破坏经济增长。 换句话说，每当你想要纠正某个所谓的市场失败时，由于不了解市场是什么，或者是因为沉迷于某个失败的模型，你就在为socialismo打开大门，将人民置于贫困之中。然而，面对国家干预是有害的理论证明，以及表明其失败的实证证据，情况本不应如此，集体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大的自由，而是更严格的监管，这产生了螺旋式不断增加监管的恶性循环，直到我们所有人都变贫穷。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取决于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官僚。 鉴于集体主义模式的惨败，以及无可否认的自由世界的进步，社会主义者被迫改变了他们的议程。他们抛弃了基于经济体系的阶级斗争，转而替换为其他所谓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对社区生活和经济增长同样有害。这些新战役中的第一个是荒谬和非自然的男性与女性之争。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性别之间的平等。我们信条的基石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我们都拥有创造者赋予的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所有权。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议程所导致的只是更大的国家干预，阻碍了经济过程，为那些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官僚提供了工作，例子包括妇女部门或致力于推广这一议程的国际组织。 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另一个冲突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声称我们人类破坏了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地球。他们甚至走得太远，主张人口控制机制或血腥的堕胎计划。不幸的是，这些有害的想法已经在我们社会中占据了强势地位。新马克思主义者设法渗入了西方世界的常识，他们通过占据媒体、文化、大学和国际组织来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组织可能是情况最严重的，因为这些机构对作为多边组织成员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真正且果断地对抗这些观点，我们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增加国家管制的水平，社会主义，贫困和减少自由，因此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变得更差。不幸的是，西方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暗示西方已转向社会主义，似乎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只是因为你将社会主义局限于传统经济的定义，才会显得荒谬，该定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体系。 依我之见，这个定义应该依据当前的形势进行更新。如今，国家不需要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就能控制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印钞、债务、补贴、控制利率、价格控制和管制等工具，来纠正所谓的市场失败，他们可以控制数以百万计个人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我们如何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政治提议，无论它们是公开宣称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基督教或基督教民主主义、新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全球主义，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究其根本，它们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声称国家应该操控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捍卫的都是与那个引领人类走向史无前例进步的模式相反的模式。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邀请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重回繁荣之路。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无限尊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集体主义所产生的贫困并非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我们阿根廷人非常了解的现实。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经历这一切是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自从我们决定放弃让我们富裕的自由模式以来，我们就落入了一个不断下行的螺旋，我们每天都变得越来越贫穷。所以，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警告你，如果那些通过自由模式变得富裕的西方国家，继续走这条通往奴役之路，这就是将会发生的情况。 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多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者你有多少的技术熟练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攻击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因此，在结束时，我想对在场的所有商业人士，以及那些虽然不在场却在世界各地关注我们的人说一句话：不要被吓到，不要被政治阶层或依赖国家生活的寄生虫所吓倒！不要屈服于只想掌握权力并保留特权的政治阶级！你们是社会的恩人，你们是英雄，你们是我们所见过最非凡繁荣时期的创造者！不要听任何人说，你的雄心壮志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赚钱，那是因为你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普遍的福祉。不要屈服于国家的步步逼近。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你们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请放心，从今天起，阿根廷是你们无条件的盟友。 非常感谢，自由万岁，妈的！

虽然说，绝大多数时候，英文的表达都更准确，但至少有一点除外：在中文中，自由主义绝不会与社会主义相混淆。

川普赢下了初选第一站，这没什么，初选是没有悬念的，关键是大选。 2020年我开始对美国失望，不仅仅是大选舞弊，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大选舞弊了，却没法追究，窃国者上位，爱国者入狱。这水得有多深啊！ 这四年来的观察发现，美国的教育，媒体，司法，以前认为美国最优秀的那些方面，其实全烂了，烂得还很有水平。

移居加拿大（172）：我们这里的市中心叫作uptown，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一般市区是叫downtown。昨天看一段旅游视频才知道，这是因为up to ships。对于靠港的轮船而言，就是uptown了。😄

移居加拿大（171）：地地道道的鹅毛大雪啊！ https://t.co/R6kt2EAjCf

移居加拿大（170）：今天在沃尔玛结账的时候，后面排队的一位老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他买的东西里有袋猫粮，就问他你养猫吗？他说是的，养的一只黑猫有白围脖的，今年五岁了。我说我也有猫，18岁了。他感觉找到了知音，来了兴趣，先是把他猫咪的照片找出来给我看，确实很漂亮的黑白猫咪。我也想给他看我猫猫照片，发现带错了手机，新手机上没有。 结账之后他还意犹未尽，拉着我聊了好久，特别提到他以前走的猫猫，有的是安乐死的，很难过。他养的最长的猫22岁，最近离开他的猫是去年夏天，12岁。现在只剩这只5岁的猫了。 看来全世界的猫奴都一样啊！

访日杂记（4）：老龄化危机下的日本农村 风灵 日本是一个严重老龄化的国家。我第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对此就深有感触，还曾写过一篇文章“人少为患的东京”。这次则发现日本农村老龄化问题比大城市还严峻得多。 1月28日，我们拜访了新泻县农林水产部。根据当地官员的介绍，日本全国在1950年时，65岁以下的人口占95%，而2014年时，这一数字下降到70%，预计到2060年，65岁以下的人口将仅有30%。但对于农村来说，现在老年人占农村劳动人口已高达77%。可见，除了自然的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还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从1990年到2015年间，全国的农家户数减少了近15%，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近20%，而从1995年到2015年间，耕地抛荒面积从6.2%上升到14.4%。 这些数字或许不那么直观，而我们在几天的参观中更有真切的感受。 1月26日，我们参观了越后与板打刃物传承会，其实就是一间手工铁匠铺。铺子中只有一位老师傅在打铁。老师傅看起来很健壮，精神抖擞，红光满面，各种操作都是他一手完成，极为熟练。我们参观了一会，退到门外。 当地陪我们参观的工作人员介绍，老师傅是清介先生，他这项打铁的技艺是祖上传下来的，迄今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主要是制作刀具，特别是供修建神庙用的刨子的刨刃。令我们吃惊的是，老先生已经70岁了。他从15岁开始就从事这项工作，至今已经55年了，每天早上8点上班，到下午6点下班。 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日本的工匠精神吧！坚守传统，精益求精，几十年如一日。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先生还没有找到传人，他有个女儿，现在做老师，女婿也有自己的工作。要从别处找学生也很困难，老先生要求高，而打铁的工作太辛苦，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如果没有人继承的话，这项技艺就要失传了。 过了一会，清介先生暂停工作，来与我们交流。他拿了一块做好的刨刃给我们观摩，我对这些不太懂，但同行的姚老师是其中行家，看了一眼就赞不绝口，想要买下来配成刨子，自己做些手工家具之类。清介先生的刨刃供不应求，订单早已排到三个月后，本来没有现货，但听说我们是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客人，清介先生提出，愿意拿出藏在家中压箱底的刨刃卖给姚老师，并邀我们到他家中看货。 我们自然是喜出望外。清介先生的家不太远，开车10分钟不到。到了他家，他拿出各种刀具来供挑选，姚老师选了两样，据他讲，性价比远高于国内。每个刀具都配了木盒包装，上面有清介先生亲笔题字。看看这字就知道，这是艺术，是传承，而不是仅仅的铁匠手艺。如果就此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但实际上，日本很多民间艺术，都因后继无人而逐渐凋零。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山谷志村的三太夫民宿，实地体验了一下日本的特色民宿旅游。 山谷志村，听这名字，就知道是座山村。新泻县是日本的滑雪胜地，到了冬天，这里的积雪可达两米。但今年却十分反常，1月下旬本应该是雪最大的时候，却一点积雪都没有。因此，村里也没什么滑雪观光的人，显得比较冷清。三太夫民宿有三个房间，当天就我们一行入住。 民宿是木结构的两层楼，一层有很大的堂屋，屋中有火塘，卧室中也有空调，并不寒冷。虽然是偏远山村，但和日本其他地方一样，不管是食物、住宿还是洗浴，都十分干净、方便。 民宿的女主人长岛久子，也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了。她的丈夫已经去世，现在民宿主要靠她经营，忙前忙后地张罗，并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 2004年，当地发生了6.8级的地震。山谷志位于地震震中，村里的旧房基本都倒塌了。全村人被直升机接到山外避难长达2年半，现在的村子其实是灾后重建的“新村”。已去世的男主人，当年是山谷志村的村长。因为在抗震救灾中的事迹，后来当选为日本众议院的议员，在第三届任期中因病去世。 女主人介绍说，他们经营民宿已经有几十年了，地震后，他们加固地基重新建造了现在的客房。建房资金主要是因地震受灾赔付的保险金，加上政府的补贴，个人只负担了少部分成本。 谈到村里的情况，长岛久子也说，最大的困难时人口减少。地震之前总人口是6500人，现在只有950人，而其中30%是80岁以上的老人。她的孙子所在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两名同学。 我们于1月28日前往佐渡市，佐渡市所在的佐渡岛是仅次于日本四岛和冲绳岛的最大离岛。岛上的人口流失和土地抛荒状况更不容乐观，本来有5,6万人口，现在只剩下了3万左右，主要是中老年人。 岛上依山面海的梯田，从江户时期开始，已经连续耕种了400多年，最近十多年却抛荒了。而梯田抛荒，不利于水土保持，会威胁到海堤安全。近年来，部分梯田承包给了一家法人机构佐渡达人。而这家农业法人的合伙人坂本先生和三浦先生也都是70多岁的退休老人了。 坂本先生今年77岁了，以前是船长，退休后才和几个朋友建立了法人社团，承包水稻梯田，以及民宿、寺庙和海水浴场，希望能以多种经营振兴当地经济。但他的三个儿子对农业缺乏兴趣，不愿继承父亲事业，这也让他十分忧虑。 就我们所见，佐渡岛观光交流机构的负责人、朱鹮公园的工作人员、田间劳动的农夫，基本都是老人。日本的乡村，美丽而宁静，干净而富饶，犹如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然而却笼罩在愈来愈浓重的老龄化阴影之下，便如古诗所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公知其实也灌了很多毒鸡汤。

那种认为只要有了民主，选谁不重要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事实上，选谁很重要，非常重要。宣扬“选谁不重要”，其实是破坏民主制度的一大利器。

在X上的第一笔收入，感觉要收回蓝V成本是遥遥无期啊！😅 https://t.co/9pfZ1lBhp3

米莱为证：自由主义绝非保守主义 风灵 我们的经济学双语阅读课程最近在读哈耶克的名篇“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让我想起好几年前，当时一些“中国保守主义者”天天宣扬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哪怕哈耶克强调他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也不能作数，因为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所以哈耶克无论如何都是保守主义者；只有一种保守主义，就是英美的保守主义，中国也不例外，等等。各种谬论，层出不穷。 当时我也曾写文章参加辩论，但毕竟是纸上谈兵。那些“中国保守主义者”不管自己的理论多么漏洞百出，只管闭着眼睛反复念经就好。不过，现在有阿根廷的奥派总统米莱横空出世，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表达得淋漓尽致，再不会有什么误解。 当今世界左倾是大趋势，只是偶尔有人打破惯例，而这些人往往是出现在保守势力仍然较为强大的英美，比如川普，他是保守派的代表，MAGA也是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口号。而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英美的保守派政党确实也纳入了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投保守派政党的票。因此，就有人趁机浑说摸鱼，号称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 然而，米莱显然是自由主义者，却显然不是保守主义者，更不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 哈耶克对保守主义的定义是“保守主义本身是一种反对剧烈变革合理的（很可能是必要的）、而且当然是普遍存在的态度。”保守主义者主要做的就是延缓变化的速度，而不是改变发展的方向，“保守主义通过减缓不可取的发展来抵抗目前的趋势，由此就可以算是成功。” 与此相反，自由主义者对要实现的目标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关注的首先是到哪里去，而不是走多快或走多远，因此，自由主义者不反对进化和改变。“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向后看的学说。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自由主义的理想完全得到了实现，也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自由主义不期待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哈耶克倡导自发秩序，自发力量，很多人就对哈耶克留下了刻板的印象，认为哈耶克反对剧烈的变革。但哈耶克本人明确指出：“在自发的改变被政府控制所扼制的地方，它要求大幅度地改变政策。”“事实上，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最紧迫的需求是彻底扫清自由生长的障碍。”也就是说，在扫除自由的障碍方面，哈耶克要求的是彻底的、剧烈的改变。 米莱的身上非常清楚地体现了哈耶克的以上论述。自踏入政坛第一天起，他的纲领就是要大幅度地改变现状，这不仅仅是一场改革，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比如说，米莱要大量削减公共支出、废除中央银行、实行美元化，私有化国家资产和服务，如铁路、公路、机场、地铁等公共设施，以及亏损的国有企业。同时他也反对税收，认为税收类似于盗窃；要求取消经济活动的各种管制和壁垒，实行自由贸易。 米莱上任之后，已经着手开始他的计划。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他在上任第一天，就将政府部门从18个减少到9个，实现了他的一项竞选承诺。这一削减是更广泛的削减公共支出战略的一部分。 12月20日，米莱又签署了一项紧急法令，法令内容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出口自由化、摆脱价格控制、放松对采矿业和其他行业的管制，以及其他一些措施。当天，米莱通过广播和电视等平台发表公开讲话，详细介绍了其签署法令中的多项措施。他表示，“这只是重建国家的第一步”。“（改革的）目标是走上重建我们国家的道路，让其恢复自由，并开始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大量障碍。” 此外，12月12日，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宣布，新政府将官方汇率下调至1美元兑800比索，贬值54%。新政府还将推进包括每月使比索对美元贬值2%在内的新政策，改善阿根廷财政和经济状况。这是米莱“经济休克疗法”第一波措施中的一部分。 阿根廷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米莱大刀阔斧，让人眼花缭乱。但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些措施都是在情理之中，并非什么过分之举。米莱实施的计划，正是哈耶克所认为的自由主义者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彻底扫清自由生长的障碍”。 如果米莱是保守主义者，那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维持现状，或者仅仅做些微调。阿根廷另一大政治派别“祖国联盟”就是这样的保守主义政党。如果说现代的阿根廷有什么传统，主要就是庇隆主义的传统。祖国联盟就是以前执政党正义党为核心的，由庇隆主义政党组成的中左翼政治和选举联盟。庇隆主义实行中央集权，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其经济政策则混合了社团主义和社会福利措施。庇隆主义为经济自由设置的种种障碍，让阿根廷从发达国家沦落为深陷长期危机的失败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米莱的身份是体制外的反对者，他完全站在传统的对立面，以彻底改变现状作为其竞选的卖点，从而得到“苦秦久矣”的阿根廷选民的支持，不但胜过了“祖国联盟”，也胜过了持折中态度的“变革联盟”。可见，米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他强力反对的保守派。 至于米莱与英美保守主义者的关系，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首先，米莱绝非是从英美保守派那里得到的思想资源。众所周知，米莱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在阿根廷国内接受了经济学教育，但他深受奥派经济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哈耶克，罗斯巴德，米塞斯等奥派代表人物的影响，也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影响。这些人都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然，英美的现代保守主义者也从他们的著作中获益，但绝不能说只要你读了他们的书，认为人家写得好，就可以把人家强行拉入你的保守主义圈子，特别是在他们本人都极力否认的情况下（哈耶克，罗斯巴德，米塞斯等都从不同角度否认了自己是保守主义者）。 其次，米莱实施的改革根本就不是要恢复英美历史传统，重建英美历史上的制度。阿根廷与英美之间在语言、文化、历史、制度、经济发展过程和水平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认为米莱是在阿根廷保守英美的传统，就与关公战秦琼一样可笑。（但有人就是认为，在与英美差异更大的中国，奉行保守主义就是要保守英美的传统。） 如哈耶克所说，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向后看的学说。米莱的改革是立足于现实，面向未来，绝不是缅怀过去。正因为如此，他的改革充满了争议，但支持自由主义者大胆变革的是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他们相信“自发调整力量”，从而“可以无所畏惧地接受变化”。哈耶克强调“自由主义态度的一部分就是假设，特别是假设在经济领域，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将以某种方式带来新情况所要求的调整，虽然没有人能预测这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如何进行的。”而胆小怕事的保守主义者天生就惧怕变化，除非变化是在某个更高权威的控制和监管之下，就保守主义者看来，秩序是权威持续关照的结果。热衷权威与追求自由存在内在的紧张，即使英美的保守主义也不例外。 当然，米莱意外当选，让许多左派媒体气得跳脚，口不择言地将他称之为“极端保守主义者”。这只是因为对这些Fake News而言，“保守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类似“反动派”的可恨标签，“极端保守主义者”则只比赤裸裸的咒骂为“纳粹”稍委婉几分罢了。

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让地广人稀资源极其丰富的加拿大遭遇最严重的住房短缺，如何在政府的努力下，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现实！诚如米塞斯所说，如果在撒哈拉沙漠里实行计划经济，连沙子都会短缺。这正在加拿大上演！

加拿大的住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风灵 家人们，谁懂啊？加拿大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国性住房危机。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截止2023年底，加拿大的人口约4000万，国土面积998万平方公里，是全世界最为地广人稀的国家之一。 我还没有到加拿大之前，就听说加拿大房价高涨。但不管怎么样，加拿大的人口不到成都市的2倍（成都市人口2100万），面积超过成都市的700倍（成都市面积约14300平方公里），而且，即使这样，成都的房价也不是很高，城市也不是很拥挤，加拿大再差能差到哪里去？ 然而，到加拿大后，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在我们到的第一站NB省省会弗雷，当地这几年房价上涨了75%以上，租房尤其困难，通常要提前一两个月安排，一居室的租金大约要1500-1800加元（1加元约等于5.3元人民币），而且几乎没有空房出租。 我们在当地待了几天后，8月初决定去另一个海滨小城。去之前预约了一处看房。当时想的是，中午到达，下午就可以看房，合适的话，很快就可以搬进去安顿下来。 租房广告是当前的租客发布的，房东也在，租客和房东都是挺nice的加拿大人，但是……我们去了才知道这是一个地下室，需要走又陡又窄的一段楼梯下去。地下室有开在地面上的窗户，光线还好，但只有一个房间，大概有30平米，厨房起居室和卧室都在一起，没有区隔。另外还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小的储藏室。 租金是1350加元，但要另交50元的洗衣机费用（我不太明白房东为什么要将这笔费用单列），也就是1400元每个月。我试图和房东讲价，但房东说来看房的人不少，他不打算降价。事实上，就在我们之前，确实也有人刚刚看了房出来。 离开以后，我们琢磨了一下，房子太小了，而且也不太愿意花1400加元租一间地下室，于是就没有再和房东联系。但这第一次看房，让我们现实地感受到了租赁市场的供求状况。 过了一天，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看了另一处公寓。房子是一栋上百年的三层老建筑，状况一般，是在一楼的二居室，面积比上次看的至少大了一倍。有单独的厨房和餐厅，还有两个卧室，或者说一个卧室一个起居室。租金1500（除了冰箱和炉具外，不含其他家具家电），另加25元的垃圾费。公寓有公用的投币洗衣机和烘干机。 我们看房后，觉得不管怎样面积比第一家大了很多，而且租房网站上确实合适的房源少，每次看房又要提前几天预约，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就表达了打算租下来的意向。房东是在温哥华的印度裔，在本地找了个人代理，得知我们想要租房，印度人以“市场火爆”为由催得非常急，打了好些电话要求签约。我们当天晚些时候签了约，第二天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另外交了1500加元的押金，拿了钥匙。 但很快发现不对。最大的问题是浴室里的沐浴不能用，这当然不能接受，尤其当时还是夏天。房东承诺维修，但迟迟不见动静，已构成违约。然后又发现室内的宽带网线断了，没法接通宽带。投币洗衣机被人撬了，需要到几个街区外的公共洗衣房洗衣。加上邻居似乎有些来路不明的人，乱扔垃圾，打破窗户，等等，显然这不是久留之地。 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找房子，这下算是真实体会了加拿大的住房危机。 首先，那种大型租房公司管理的现代化公寓都是一房难求，根本没有空闲，有的需要排队半年之久，而且手续非常繁琐。我记得有一回我在某个租房公司网站上注册后，发邮件询问，对方回信要求我回答十个问题，很多涉及私人情况。我回答后，他回信寄来表格，我填完表，又要递交一大堆证明文件，比如身份证明，财务证明，收入证明，推荐信等等，他审查通过后才能取得排队的资格！而什么时候能排上，完全遥遥无期，价格当然也是他们说一不二。不过，价格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了，因为根本没房。所以，虽然看到不少漂亮的公寓，门口都有电话或网站，但试了一圈后，基本是远水不解近渴，只好放弃。 然后就是那些小公司和个人房东的房源。这些房源形形色色，面积、设施、价格和出租条件千奇百怪。但只要是性价比高的房子，同样是竞争异常激烈。我记得最夸张的一回是一间Studio，房间在二楼，采光很好，面积比我们第一次看的地下室还大些，水电网络垃圾费等全包，配有洗衣机烘干机（不另收费），租金是900加元。就我们去看房的那天下午，就有好几十个人去看房。和房东的代理交流了解到，她会给所有来看房的发申请表，根据申请表反馈的情况，会同公司其他同事层层筛选，最后选出3个候选人，由房东决定最后的租客（我也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宁可这样麻烦而不涨价到均衡水平）。好嘛，租个房子租出了考公考编进大厂的感觉了。我们虽然递交了申请表，但不出意外被淘汰了。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上网刷房源，联系房东，约看房，填表交申请，别的什么事情都没心情，也没工夫干。由于住的地方没有网络，我每天都要背着电脑到商场、图书馆或快餐店等地用公共网络上网。 记得某天早上，我去图书馆的路上经过广场，一位加拿大大妈来打招呼，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啊，刚来不久，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原来她在中国住过。她问我来加拿大感觉还好吗？我说别的还好，就是住房危机太严重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她深表赞同，但话锋一转，又说，不过我们这里是全国租房最容易的地方了，价格也最便宜。 Excuse me? 我都被搞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了，你居然说这里是全国住房最容易最便宜的地方？这是在安慰我还是打击我啊？那全加拿大的住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我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她说她是渥太华（加拿大首都），来这里走亲戚看姐姐。好吧，首都来的人，可能确实眼界不同。据我后来了解的情况，她倒也真的没说错，加拿大其他地方的危机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近有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详细解剖加拿大的住房危机。就全国而言，住房支出平均已占到加拿大家庭每月收入的66%。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大城市，仅购房的首付已经高达237,787加元和222,236加元（加拿大首付比例与国内不同，50万加元以内5%，超过50万不足100万的部分10%，100万以上的部分20%）。在多伦多，平均需要存25年才能支付首付。加拿大全国平均最低的首付为51,060加元，如果这似乎不算太高的话，平均房贷则达到了惊人的3562加元/月。这不算房产税，物业管理费，房屋保险费，水电气网络垃圾等等费用。而2023年，加拿大家庭税后月收入中位数为6千加元。 租房的租金也在过去8年间翻了一番，1居室的全国平均租金为1871加元/月（所以本地确实是便宜的了，我们现在租的一居室为1350加元）。如果是在温哥华多伦多这样的地方，租1居室更要接近3000加元！地下室都要2000加元！租金如此之高，以至于多伦多有些学生不得不住进了流浪汉收容所，或者住在汽车里，甚至桥洞下。一些有正式工作的成年人，包括护士、木匠等，也只能住在汽车里或帐篷里。 加拿大的住房支出的增长率几乎是全球最高，过去的8年间，首付、房贷和租金全都翻番。根据计算标准不同，加拿大的住房支出比美国高出45%-75%。在美加两国接壤处，这种对比更加鲜明。国境线两边，仅仅半小时车程的相似房屋，加拿大的价格为美国这边的3倍。 在最负担不起的城市房价排行榜上，温哥华名列第三，多伦多第十，超越了纽约，伦敦，甚至新加坡（新加坡人口密度为加拿大的2000倍）。在多伦多，一处2居室的房屋可能高达285万加元，同样的价格可以在苏格兰买一处45个房间包括20个卧室的城堡了。 加拿大如此严重的住房危机，简直匪夷所思，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第一不缺土地，第二不缺建材（比如木材）和机械，第三不缺钱，修大批的积木似的小独栋房子不是分分钟的事吗？怎么会到了今天这一步？ 首先，货币增发也就是通货膨胀助推房价上涨。某种意义上，加拿大的住房危机是整个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在现任特鲁多政府执政期间，加拿大的债务增长了一倍，比以前所有的加拿大总理增加国债的总和还要多。政府赤字支出助长了通货膨胀，在过去的三年中，加拿大的货币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8倍！ 加拿大中央银行2020年开始实行量化宽松，使得金融体系内货币泛滥，利率被人为压低。因此，在2020-2021年仅仅一年之间，炒房的投资者就翻了一倍！房价迅速被拉高了。 然后，为了压低通胀，加拿大中央银行开始加息。在2022年4月到2023年6月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利息从1%上升到了5%。这下贷款买房的人利息随之水涨船高，有的甚至高达8%。房价还没压下来，房贷支出反而大幅度增加了。 其次，来考察房屋供求状况本身。毕竟，如果房屋的供给足够充裕，那房价也不至于涨到天上去。 不幸的是，在G7国家中，加拿大的人均住房是最少的，尽管加拿大有着最广袤的国土。而且，相比8年前，人均住房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更糟糕的是，这样的趋势还没有扭转的势头，2022年，新建的房屋数量还在进一步减少，甚至比50年前的1972年还少。1972年时，加拿大的人口大约为2200万，当年新建房屋为23万套。到了2022年，加拿大的人口大约为3900万，当年仅新建房屋22万套。加拿大住房机构（CMHC）预计2023年的新建住房还将减少32%！这主要是因为利息上涨让建设成本高企，加上繁琐的官僚主义审批程序等，严重阻碍了新建房屋。 以我所在的小城为例，在城中心广场旁，有个非常显眼的大坑。根据坑旁张贴的海报可知，这里本来要修一栋现代化的商住楼，但挖了地基后再没有动静了。媒体采访开发商，开发商曾开发了城里很漂亮的一栋公寓，口碑资历是不用怀疑的。但开放商表示，因为通货膨胀，比起当初的预算，现在多出来800万加元的资金缺口。一时半会无法筹集这么多资金，工程就只好停工了，至于什么时候复工，也是无法预计。 供求矛盾如此突出，加拿大的住房短缺愈演愈烈。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和住房建设速度，CMHC估算，到2030年，加拿大将缺少350万套住房。 要说修房子，没有哪里的资源比加拿大更丰富的了，但为什么这么难？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关键还是在政府。政府带来的成本包括：拖延项目审批的成本；不断改变规则产生的成本；昂贵的顾问费；律师费；开发费、手续费；高额的税收等。以温哥华为例，以上各种政府成本平摊到每套房屋，高达130万加元！ 有些无脑规定平白增加了建设成本。研究表明，安大略省的停车位要求使每套新房新增了165,000加元的成本。而安大略省政府收取的开发费达到每套房子135,000加元。其中有些费用在过去不到20年间上涨了900%。 加拿大政府审批速度之慢，在经合组织35个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二，只有斯洛伐克审批住房项目的时间比加拿大更长。而英国和美国的审批速度都是加拿大的三倍，并且能达到同样的安全性和质量。 这还不包括政府的税务迟延和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就是政府对土地的规划和管制。加拿大土地虽多，能不能修房子要看政府的批准。比如安大略省，就否决了宅地基扩张，而该省多伦多周边每年新增2%的人口，房价当然会居高不下。蒙特利尔的市政府阻止了24000套房屋的修建。温尼伯市政府也试图阻止2000套房屋的修建，好在后来他们败诉了。 最要命的是，联邦政府即特鲁多当局鼓励这些政府管制措施。他们拨款数十亿加元雇佣更多的人来支持政府阻止新房建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让地广人稀资源极其丰富的加拿大遭遇最严重的住房短缺，如何在政府的努力下，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现实！诚如米塞斯所说，如果在撒哈拉沙漠里实行计划经济，连沙子都会短缺。这正在加拿大上演！ 要解决问题当然也很简单，就是放开管制，管住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但最大的障碍就是政府实施这些祸国殃民的政策时，总是一大套一大套的漂亮说辞，一幅我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全是为了你好的嘴脸，让你住帐篷，睡桥洞都要对他心生感激。 所以，资源不是最重要的，观念才是。

移居加拿大（169）：萝卜😀据说是粤语。 https://t.co/JjAbsa5lXt

移居加拿大（167）：说一下多次买到发霉蔬菜的事。我们住在老城区，据我所知，能买菜的地方主要就是大老虎和华超（都是步行可到），另外city market也有一点，但city market关门很早，所以我们主要是去大老虎和华超。城东城西有沃尔玛，开市客等，但比较远，一般也就一周去一次。因此，就不要何不食肉糜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哪里哪里了？何况，我去哪里买菜，也不是哪里出售发霉蔬菜的理由。发霉是什么？是黄曲霉菌，是强致癌物，可不是一般的食品安全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信任加拿大的食品安全标准。但有回老公买了一袋彩椒，第二天我要做菜时拿出来一看，很多都发霉了。这显然是在超市里买的时候就霉了，我们把整袋辣椒扔了，但以为只是个别现象。 没多久，买了盒蘑菇，第二天发现发霉了；第三次是西红柿。以上都是在大老虎超市买的。然后我去大老虎时仔细观察了他们货架上的西红柿，确实有几盒是发霉的。过了几天去，那些发霉的还在卖。 我后来就不怎么在大老虎买菜了，特别是不买西红柿，蘑菇等容易腐败的蔬菜，改去华超。华超确实比大老虎强些，基本没发现头天买回来，第二天就发霉的情况。估计是进货量小，流通得快些。但前几天又发现了发霉的生姜在卖。而且过期的调料，比如花椒粉，烧烤料，都混在货架上和其他正常的调料一起卖，没有标注。买回去一看，过期一年多。 现在似乎只有沃尔玛好些（还没在开市客办卡，不了解那里），今天去沃尔玛买了一堆菜和肉，但买多了几天吃不完也可能坏掉，天天去沃尔玛又不现实。

哈耶克：自由才是最好的保障 风灵 很多人喜欢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稳定而有保障，不像市场经济那样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搏一搏，固然有可能单车变摩托，但如果搏输了，不管是犯了错误，还是运气不好，都有可能遭遇损失，陷入困难。对于厌恶风险，追求四平八稳的人而言，有保障的生活当然是最重要的。 对此，哈耶克认为，经济保障确实是重要的，但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保障。一种是所有人平等享有的最低保障体系，这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包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如食品、衣服和住所等，以保障个人的生存和健康为限。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各种不可抗的风险，很少有人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社会保险是必要的。有人为此给哈耶克扣上了社民主义的大帽子，但哈耶克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的竞争状态是否受到了影响。他认为，在现代富裕发达的社会中，让每个人得到同等的最低保障，并不会对市场中的自由竞争造成危害。 但是，哈耶克却强烈反对另一种保障，即对某些特定的个人或团体的收入或生活水平的保障。 上个世纪20,30年代，英美的工会势力非常强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百废待兴，但工会却决不允许降低工资，这导致了大量的失业，并使得英国商品的成本居高不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还稳坐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英国受到强势工会和错误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一蹶不振，再也不能重现昔日的辉煌。而美国在29-33年的大萧条期间，政府同样受制于工会，竭力要求各大企业不能降低工资，这令失业激增并长期固化，同样也推高了商品的成本，为此，美国又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措施，埋下了严重隐患。 即使有了这些经验教训，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40年代，英美等国各行各业要求特权，要求保障的呼声也是不减反增，相关的经济政策应时而生，其重要性不断增长。 哈耶克认为，对经济体中的部分人提供收入保障，是对没有获得这种保障的人最残酷的剥削。如果得到保障的行业欣欣向荣，那么所有的收益都会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被该行业现有的成员瓜分，他人无缘染指。而那些没得到保障且需求下降的行业，其成员就走投无路了，只能在完全的绝望中面对失业的困境。换言之，一些人确实得到了经济安全，而剩下的人却更加不安全了。所以，以“稳定”为理由限制竞争，尤其是限制人们进入受到保障的行业，其实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近80年过去了，21世纪的今天，各种行业垄断仍然大行其道。以G7之一的意大利为例，《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文章从罗马等大城市长期存在的打车难问题谈起。意大利政客不敢得罪出租车司机，害怕他们罢工瘫痪交通。出租车行业因此受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发放固定数量的牌照，阻止Uber这样的叫车软件来搅局。出租车供应十分有限，随处可见外国游客们拖着行李箱无奈地等待。而意大利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既得利益者团结起来，顽固拒绝竞争、创新和效率提升，使得意大利的经济30年来都停滞不前，经济总量比2007年甚至还减少了1.5%。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虽然没有强大的工会或行业协会的垄断势力，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泾渭分明，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 另一方面，对竞争的限制，加上人们受计划经济教条的影响，谴责各种包含风险的经济活动，将承担风险赚取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让社会逐渐僵化，失去活力。年轻人没有冒险精神，不再愿意经商创业，而宁愿追求领取固定薪水的安全的工作。不管是学校还是媒体，从小不断地向他们灌输，由国家保障的稳定工作更为优越无私而更少贪财图利。“雇佣100个人是剥削，而指挥100个人则令人尊敬。” 获得这种安全保障的代价是自由。如果不承担风险，也就意味着丧失了选择的权利。类似于在军事组织中，每个人做什么都由上级安排，他无需选择，也不承担风险，由此而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但这必然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军营的保障，是受制于人的保障，而不是自由社会的保障。 在自由社会之中，每个人自由地做出选择，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风险和责任。不受阻碍的竞争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这才是最好的保障。作为雇员，如果现有的行业或公司在走下坡路，你可以改换门庭，另谋高就；作为消费者，如果某个商家不能或不愿为你提供商品或服务，还有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商家可以选择。 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依赖于他人，但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人；虽然选择不一定意味着成功，即使马斯克或巴菲特也不能保证笔笔交易都赚钱，但机会始终是开放的。我们可以不断努力，不断尝试，总会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自由与安全，哈耶克引用的富兰克林的名言，可谓是最好的总结：“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取一丁点暂时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春节要回去过年，回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上网。虽然买了付费的VPN，但也并不是总能顺利翻墙，不能翻墙的时候真的很焦灼，不但很多工作不能进行，心态也很不安，犹如坐牢。

移居加拿大（166）：哈法的成都老乡写了篇文章，认为哈法的物价比成都更便宜。我一看题目吓一跳，点进去一看，他的逻辑是，假设在成都月收入4000元，在哈法月收入4000加元，那么4000加元在哈法比4000人民币在成都的购买力更强。 我知道不少人都以这种方式来比较，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如果要这样比较的话，至少逻辑要一致，比如收入6万加元就只能看成6万人民币。但是，谈到收入的时候，人们会自觉地把它用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比如，某人在美国收入5万美元，可能没人认为和收入5万人民币是一回事，都会当成是收入了35万以上的人民币。收入加元也是这样。那既然收入换为人民币，支出也应该换为人民币。不然价格基准就不统一了。 照我的估计，在加拿大月收入4000加元，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照汇率折算为2万人民币以上的购买力的，以成都的物价算，能相当7000-8000人民币就顶天了。如果买菜用美团优选，多多买菜，淘菜菜，购物用淘宝拼多多，出行用公交车地铁，那可能比例还要更低点。 加拿大的商品价格优势主要是服装鞋袜和一些日用小商品，但这些主要是中国造的低价商品，也是讽刺。价格昂贵的包括外出就餐，维修，房租，保险，网络，电话，打的等，其次才是生鲜食品之类。总之，本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昂贵，从外面进口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相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