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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权力约束的国家，最终只能通过掠夺来维持生存。先掠之于商后掠之于民，历朝历代无一例外。 转：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呈现了明朝财政体系的荒诞现实，其中"掠之于商"与"掠之于民"的财政运作模式尤为触目惊心。 ​当国家财政陷入困境，这个庞大帝国不是通过制度革新寻找出路，而是如同困兽般在商人与农民之间来回撕咬，形成了一种可怖的掠夺循环。 ​这种财政模式揭示了传统中国政治经济结构中一个致命缺陷：缺乏权力约束的国家，最终只能通过掠夺来维持生存，而这种掠夺又反过来加速了系统的崩溃。 ​"掠之于商"首先表现为对商业活动的系统性压制与掠夺。明朝延续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在法律上和社会地位上备受歧视，却又在实际上成为朝廷财政危机的救命稻草。 ​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横行各地，他们并非真正开发矿业，而是以征收矿税为名对商人进行公开掠夺。 ​据记载，仅1600年前后，这些太监在全国各地设立的税卡就超过两百处，商品每经一地都要重复课税。临清作为运河沿岸重要商业城市，原有布店73家，经税使马堂的掠夺后倒闭45家；辽东地区原有商号一百三十余家，经高淮掠夺后几乎全部关门。 ​这种杀鸡取卵式的掠夺迅速摧毁了商业活力，导致"商贾不通，财用乏绝"的局面。 ​当商业被掠夺至凋敝后，财政黑洞便转向吞噬农业基础，"掠之于民"成为主要手段。 ​明朝农税本已沉重，但在财政危机下，朝廷又加派了"辽饷"、"剿饷"、"练饷"等各类附加税。以万历末年加征的"辽饷"为例，最初每亩加银仅三厘五毫，至崇祯四年已增至一分二厘，不到二十年增长近四倍。农民在苛税之下被迫弃地逃亡，形成大量流民。 ​而地方官员为完成税收任务，又将逃亡人户的税额摊派给未逃亡者，导致更多农民破产。这种恶性循环在《万历十五年》描述的平静表面下暗流涌动，最终在几十年后爆发为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 ​尤为可悲的是，这种掠夺循环并非没有先见之明的批评者。李三才曾上疏痛陈："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 ​然而这类谏言在明朝僵化的体制面前毫无作用。朝廷既无法从海外贸易等新经济形态中开拓税源，也不愿削减皇室和权贵的奢侈开支，更无力打击官僚系统的普遍贪污。于是掠夺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而每一次掠夺都在为系统崩溃积累能量。 ​黄仁宇通过《万历十五年》中那些看似平静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庞大帝国如何在制度缺陷的积累下缓慢走向崩溃。财政不是简单的收钱花钱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 ​当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经济发展时，掠夺便成为最后的手段，也是系统崩溃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