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没有意识到，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正将银行业逼向悬崖。一旦储户意识到某些事情，银行存款可以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出。我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件事的人。

2023 年 8 月 30 日，珠海国际赛车场（ZIC）下发了通知，表示应珠海市生态环境局的要求，昼间的赛车活动应遵守噪音排放限值 70 dB（分贝）。 关于噪声的排放标准，我看到有网友说欧五的排放限额是 77 dB 至 80 dB。我自己找到的 VCA 机构的文件则说现有的标准是在 2016 年引入的，限额为 72 dB（但该法令会分阶段逐步限制噪音，至 2026 年降低到 68 dB）。注意，这里的标准都是针对新车的，老车不在限制范围内。 在国内，我找到了几个文件：（1）2002 年环保局发布的加速时噪音限值，要求 2005 年以后生成的小汽车不能超过 74 分贝；（2）1988 年环保局发布的机场周围飞机噪音的环境标准，要求居住和文教区不得超过 70 分贝。这两个文件都还没有被废止。当然，废止它们的时候也一定会产生更严格的限制。 值得指出的是，所有噪音限制标准都会指定测量方法，但我在网上并未搜索到珠海市生态环境局的原文，不知道他们将用什么方法测定。但如果是直接在赛车场里测，则意味着，哪怕是正常出厂、使用中国公开道路的民用车辆，都会高出限额。也即，对赛车场使用了跟公开道路相同甚至更加严格的限制。许多汽车媒体和爱车人士表示此限制无异于要 ZIC 关门。 事情起因据说是 ZIC 附近的居民向环境局投诉赛车活动噪音扰民。如果这是真的，则又属法律奇观。因为 ZIC 的建设（96 年）和赛车活动的开展都早于周边居住区域的建设。在判例法系中，产生妨害是要讲究先来后到的，举例子，如果你明知人家会产生噪音，还要在旁边造房子，那么你无权要求噪声损害的赔偿。这非常符合常识，也有效率。我不知道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否也尊重同样的原则。如是，则珠海环境局就滥用了行政权力，违反了法律。 P.S. ZIC 是中国第一条符合 F1 标准的赛道。

在解释通货膨胀与商业周期的关系之时，哈耶克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企业家都犯了错？（如果不是足够多的人犯了错，就不会形成破产和失业的潮流） 因为被人为压低的利率向几乎所有人释放了错误的信号。 同理，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犯了错。因为正如产权学派指出的，中国的地方政府是拥有土地、通过向市场供应土地而取得收入的经济主体。管理政府的官员也是企业家，他们一样被误导了。

已把使用 Nostr 当成日常的锤友可能已经不知道墙内互联网的网络环境差到什么程度。几天前，我用 Bing 搜索了 “Python”，结果第一页全是广告，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下载网站，刷到页尾，找到最像 Python 正式网站的一个地方，它没有 https 标记，下载到的是 Python 3.4 （Python 2014 年放出的版本）。这种网络环境根本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边际回报递减规律决定了架构的良好设计有个区间。

一条让人觉得极为恐怖的旧闻。2022 年 1 月，健康时报报道，湖南省常德市，一个常住人口 500 万人的市，有 50 万人患有肾炎，有 5000 人患有尿毒症，必须依赖血液透析才能生活。十个人就有一个是肾炎，一百个肾炎中就有一个需要透析。随便想想就知道这不可能是正常情形，一定跟环境污染有关。直至今日，没有听到后续的报道。

湖南常德血透患者现状调查 - 新闻 - 健康时报网_精品健康新闻 健康服务专家

◆常德市一家医院主要负责人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常德市肾病患者估计已超过50万，其中现存尿毒症血液透析患�...

搞笑的事情是，一堆垃圾项目，明知自己不能创造任何价值，还孜孜不倦地寻找 “真实用户”，为自己在抗女巫道路上又蠕行了可疑的一步而雀跃欢呼。

公众号 “包邮区” 评论恒大集团债务披露的文章《终于上交给国家了》一文中提到一个大节（不是细节）：每回普华永道派出审计师到恒大的项目审核财报以及确认收入的时候，都会在一条龙服务之后 “善意” 地只看建筑的外立面完工情况就确认收入（实际上，地产行业的收入确认一般在收到购房款后的两三年才能确认）；还会 “善意” 地绕开未完工的建筑，只看已经完工的建筑。 如果这是真的，在我看来这比恒大的倒台是更严重的事。因为这里的普华永道做了跟次贷危机的时候的评级机构一样的事，滥用了公众的信任，背离了专业人士的职业操守。我知道不应该对这种自律抱太高的期待，但一个社会的进步是离不开这种自律的，离不开信任的网络。

医院和公共机关里面常常会有大屏幕放送视频，教大家怎么通过互联网来获得服务（挂号缴费什么的）。我想了想，觉得这种形式不够好。应该放的是 PPT，允许观看的人自己决定停留还是下一页。

有一种观念认为，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资源价格下降）是站在大区块那一边的。因为，当前的大区块，会被技术进步变为一种可以负担得起的，甚至是便宜的开销。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这其实是未经深思的结果。它完全没有比较。 当大区块变成可以负担的东西的时候，小区块同时就变成了一件非常轻松的事。当现在这些以太坊 Layer2 能做到像闪电网络一样让 1 聪得以流动（即这么小的价值都可以产生足以让各方满意的手续费）的时候，闪电网络就将让万分之一聪得以流动。 所以技术进步不能让大区块得到发展，只是让它们继续苟延残喘。

线上综艺《圆桌派》2022 年 11 月有一期，座谈的是武汉大学的哲学教授赵林。当主持人窦文涛回忆完八十年代赵林的课堂盛况（座位满员，走道满员，讲台上坐着人，连窗外也挤着人）之后，赵林说，大概从十年前开始，走道上坐人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了。 倒不是说哲学本身有多高尚和神圣。只是，它是一门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学问，不太可能增加谋生的技能。学习哲学唯一的收获就是变成一个能够从思考中获得乐趣的人。 正是这样完全无用的学问，最能反映出人们心灵和社会氛围的变化。试问，从来只为生存和传种而忙碌的蚂蚁，有何文明可言呢？

博尔赫斯说：一次牙痛就足以否定上帝的存在。 李贺说：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 完全是异曲同工嘛。 —— 听燕池的《苦昼短》（使用李贺的诗《苦昼短》为歌词）有感

记得有一位美国学者，名字我早已忘了，提出应该像企业那样使用资产负债表来表述一个政府的财务状况，而不是使用简单的 “财政赤字（净现金支出）” “财政盈余（净现金流入）” 来衡量。道理很简单，假定政府有一栋楼（或者一块地），将这块地卖出的确能获得现金收入，但这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你永远少了一块可用的或者说可以产生价值的资产。这跟你收税获得的现金收入不应等同视之。再换一句话说，仅考虑现金的流入与流出的赤字概念，将因为可以卖出资产而无法及时反应财务状况的变化（看着还没有赤字，实际上已经快卖光家底了）。 这法子很合理，但没听说有很多采用。我认为，使用这种方法，将是很大的进步。至少，它会将福利国家的负担清晰地曝光出来。

托 @nodez 的安利的福，我用上了 plebstr 客户端。确实，这款客户端的 UI 是我用过移动端中最让我喜欢的。但它有个老毛病还是没改过来。在我使用 plebstr 客户端关注了其他人之后，它把我的关注列表清空了……

本地这几年开盘的新楼盘，都喜欢在小区跟道路接壤的部分，也就是商店的门前铺上地板砖。这在卖楼的时候是个很好的宣传：你看，我们的实力，可以把街道变成跟家里的客厅一样。 但是，这些只是板砖，不是方砖，厚度有限，于是几年过去，汽车能到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砖被压破，变成坑坑洼洼。 简直就像房地产本身的处境。

如果存在一个 crypto 行业，这个行业现在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让闪电通道（2-of-2 多签名通道）和 HTLC 成为交易所的标准架构。能够实现现在交易所的一切功能而且还是非托管的，更干净，更容易自证。为数不多的缺点是需要帮用户维护通道的容量，以及改变容量（比如交易获得一种新币）需要链上确认。跟 “非托管” 的好处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至于接不接入闪电网络，就随你们开心了。 But Bitcoin is not crypro.

我大学时候的一位经济学老师，最早向我撕下了香港作为自由主义政府典范的面纱。香港对大部分商品都不征进口税（关税）（但是汽车好像是有的，而且比较高），对商品也不征税。但是，缺少了关税和商品税这样在其它地区常见的税源之后，他们就变成了依赖别的管制性收入。比如，香港政府拥有全港所有的土地，因此，有多少地方能被新开发为住宅，是他们说了算。这就是香港高房价的来源。实际上香港并不缺少土地，但香港政府会有意减少放出的土地，来维持高地价，这个价格是他们的收入。同样地，香港也有出租车牌照管制，而且全港所有的海岸也都属于政府。这些都是政府的收入来源。 一语惊醒梦中人。当时我就理解了，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讲到最后总离不开 “小政府” 三个字。因为只要政府膨胀了，砍掉一种税他们会再找出一种。香港把商品的税收砍掉了，结果产生了高房价，出租车税，等等。 同样的体制（通过房地产价格间接抽税），从 90 年代开始，从深圳开始，蔓延到大陆各地（有张五常的书为证）（唯一有区别的是，大陆还有增值税制度，这另外再说）。 十几年前一直到几年前，一直有学者通过政府支出除以 GDP 来计算宏观税负（税率），得出的结论无一例外是中国税太高了。有一种辩护意见是说中国的政府还搞了基建，但其他国家不搞或者没搞那么多，所以高一点正常；我没有通过数据检验过这种说法，但觉得无关宏旨，而且有一些基建也属资源浪费，但是哪些就谁也说不准。这么高的税负，怎么老百姓没感觉？因为它们都被藏起来了。你买房子的时候觉得贵，只会觉得是房子贵，而不会想到，这里有政府控制土地的一份功劳。跟持续性收入不同的是，卖地的收入是一次性的，因此你更不可能指望政府会量入为出，而且腐败的可能性更大。 钝刀子杀人，直到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不得解脱。 （插句话：税制是个复杂的问题。上面提到的增值税制度，是向制造环节产生的增加值征税，而不是按最终商品的价格征税。它有它的好处，鼓励分工、减少重复征税，但它也有同样的坏处，它把税额藏起来了。你买东西的时候没感觉自己被征了税。）

社会失去了公正，庙堂之上的还不餍足，要让劳动者变本加厉地做牛做马。

重看了一遍电影《大空头》，比起三年前第一次看，又有了更多的感受。人们终究会发现，问题比自己以为得要更深。如果你认为 08 年的次级债务危机只是因为监管机构和评级机构监守自盗、尸位素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蛇鼠一窝，那你应该再看一遍电影。 当马克（富有道德感的那一位）调查房贷行业的时候，他们问，有多少是 “可调整利率的贷款（adjustable-rate，也即浮动利率）”，答案是 90%。这个利率浮动有何影响？迈克尔（戴玻璃眼球，特里独立的那一位）预测到 07 年第二季度，这些贷款就会面临大量违约，正是因为那时候这个利率会上调，也即让房贷的还款额增加。这会压垮那只骆驼。（与此伴随的另一个词是 “利率优惠”，也在马克调查的时候出现了）。 问题来了，这个利率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会上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利率优惠？是这些放贷的银行发善心吗？显然，发善心是不可能的，但按照常理，我们至少指望这些银行是理智的，也即，会衡量贷款偿还的可能性。但是，在这里，似乎也没有。房贷经纪人在 4 年前每个月只能做 10~15 笔贷款，现在每个月能做 60 笔。没有收入证明也放贷，没有工作证明也放贷，征信分数低也放贷，这是为什么？ 能够将这些债券打包起来卖出（即所谓的 MBS），将风险抛给别人，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接手的人也要衡量风险（嗯，然后有人发明了一个词 “投资分散化”，合理化对风险的低估）。另一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必衡量风险，在里面玩得很开心？他们的真实成本是什么？ 系统性风险，只有可能因为某种系统性的东西才会带来。 （另：当政府的 “救市” 措施越来越多，你会感觉这些企业多多少少都变成了 “国企”。可悲。）

在我读大学那几年，刚好是社会风气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同学经常传播的正面案例有两个。 一个是隔壁大学的一个师兄，做了一个手机软件，这个软件唯一有用的功能，就是帮助大学生从教务系统获得自己的课程表。没错，大学的教务系统做得都很烂，新学期开始，学生要通过网站从教务系统获取课程表的时候，会非常慢。而这个师兄的软件，就可以把这个过程变得很流畅，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学号和口令填到应用里面，它就会立即为你取得课程表。 客观地说，如果你把这做成一个应用，它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打开率太低。本质上这是一种只需要使用一次的工具，拿到课程表之后你只要截个图，最多两张，就不再需要使用它了。当然，你也可以为了不要每次都打开相册而留着这个应用，但它想收费，就难了。但就是这个应用，传说这位师兄拿到了千万元级别的投资。 另一个是更晚才出现的，OFO 短租单车的创始人戴威。随着小黄车在学校周边铺开，学生之间也开始流传这位创业者的传奇故事：还没出大学门就开始创业、一起步就获得资本市场的顶级玩家的青睐，等等等等 …… 这时候我已经学过了交易费用的经济学，小黄车我也用，但我觉得这明显不是一个好的生意：维护产权的费用太高。单车放出去之后就四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它会遭遇什么完全是不可知不可控的。路人既可以见了就踢一脚，也可以丢到河里去，也可以加一把锁，让它只能为自己所用，就不提暴力撬锁、卖到二手市场去了。 后来的事情当然很有趣，好几个这样的短租单车品牌争相降价以占领市场，也就是所谓的价格战，一轮又一轮。骑单车的大学生当然很开心，地铁到学校那一段路，用这个最方便了。但这些品牌除了亏损还是亏损。我不认为没有人想象过，即使最后一家独大这家也依然会亏损的可能性，也许他们认为，只要一家独大了，就可以通过提价来避免亏损。这本来是一个拿到财报之后简单的加减乘除就可以算出来的问题（要提价到多少），但人们就像着了魔一样视而不见，争相烧钱。直到 OFO 的退押金渠道开始排队。 后来，很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因为信贷扩展（资金成本降低）而引发的不良投资。不从这个角度，你没法理解那几年为什么大家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