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 捆绑通常的作用是限制受难者的动作，古今中外均有用绳子捆人的记载，中共掌权后，把捆绑发展成一种作用于肢体、关节的酷刑。主要通过绳具使受难者的肢体处于非正常状态，包括牵拉关节、韧带和强迫反关节来给受难者制造痛苦。捆人方法是狱警的必修课，1958年大跃进以后，捆绑技术愈加长进，文革期 间几达登峰造极，就笔者所见，记录如下： 小绑：只绑双手，身体其它部位不着绳索。被绑者伸出双手，通常是手心相对。用细绳在两个手腕部位紧紧地缠绕三至五圈，再将绳子穿过两臂之间的空隙，紧紧缠绕三至五圈，然后打结。多用于临时捆绑，可牵引行走。或用于吊在树上、房屋的横梁上，施以暴打。苗溪茶场大坪监管区有一名叫高万志（音）的犯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逃跑被捉回后，吊在树上，管理员亲自动手用乱棒将其活活打死。施刑者后被调离，不知如何发落。 押解式捆绑：又叫穿小麻衫，犯人从颈到肩至大臂都被捆绑，小臂与双手不绑，大臂被向后缚紧，且与颈、肩、上身固定在一起，无法活动，小臂和双手可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让犯人在押解途中既无充分自由，又能勉强自理生活（比如吃饭、喝水等）。顾名思义，此种捆绑方式常用于长途押解。 四马攒蹄：人匍匐在地，将其手脚用绳子捆在一起。 五花大绑：这是监狱中最常用的捆绑方式。通常用棕绳或麻绳，先把绳子（七米左右）对折，或在对折处作一小绳圈；把绳圈搭在被绑者的后脖颈上，然后向前顺两肩拉过，像献哈达一样，绳子垂在胸前；把绳子从两腋下穿至后面，在上臂缠绕两或三圈,下臂缠绕两圈，把绳子两头拉到后背中间合并，向上引过后脖颈的绳圈，再将穿过后颈绳圈的绳子用力向下拉，同时把被缚人的小臂尽量向上托送，使被绑者两大臂反向叉拢，双腕在背后向上交叉，尽量托至两胛之间；用拉下来的绳子牢牢捆住手腕，最后打死结。 无论哪种捆绑方式，被绑者的苦痛程度与捆人者的力气大小、狠毒程度密切相关。文革期间，在毛泽东“对敌人要狠”；在雷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煽惑下，狱卒们大多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逞淫威。逮捕人的时候，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对准被捕者的腿肚子冷不丁地横踹一脚，将人踢倒在地，掏出绳子来，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几个凶狠的狱警合力捆一个人，被捆人当场昏死过去的屡见不鲜。一根轻柔的绳子就可以要一个人的命。 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里，捆绑是司空见惯的刑讯逼供和突显淫威的惩罚方式，以我所在的苗溪茶场十三中队为例，在1966年至1972年这个阶段，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捆绑，每天都会听见被捆绑者凄厉的叫声，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彭德怀）从1966年12月13日凌晨被北航红旗从成都劫走，直至1974年11月29日命归黄泉，这期间被批斗了多少次?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什么飞机式、挂牌子、戴高帽、拳打脚踢，剩粥馊饭，所有这些“现代化”的“核武器”般的手段，他都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岁前后，统统地不止一次地尝了个遍。而且，他有很 长一段时间落在红卫兵手上，红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中南海的一般群众高，革命性也强，花样精也多。仅北航红旗那一次三十多人参加的内部小型批斗会，就将他打翻在地七次，打断筋骨两根，前额淌血，遍体鳞伤。北航红旗的头头，一个人称小诸葛的白衣秀士，坐阵指挥了这次批斗会。他本来也可能是不准备亲自动手的，只是看着手下人打得痛快，心生技痒，也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又有一次，在北京卫戍区小礼堂批斗会上，彭已被斗得精疲力竭、七荤八素的了，好不容易等来十几分钟的“课间休息”，却不料被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冲进来一拳打倒在地，还果真被踏上了一只脚。李司令一只脚踩在彭司令的身上，一手叉腰，一手伸出两尺远，作红卫兵般英武状(这种造型，文革宣传画中比比皆是)，大声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的头上。对彭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着就朝彭左右开弓，狠命打了彭几个耳光，像敲竹板般一样清脆响亮。 李钟奇中将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 王紫峰中将则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的严厉斥责。彭德怀当时就认出了这个王紫峰，骂道： “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 也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老人家发动的，也有许多是单位的、地方的运动。当年彭德怀在军内大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虽有老人家的因素在内，但彭德怀主导和原创的成分也很大。 李钟奇在那次运动中挨处分、降级，也肯定是蒙冤受屈。除了李外，遭受打击迫害的也数以千计，如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郭天民上将等，特别一提的是蔡铁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惨的，李钟奇远不是最惨的。 但王紫峰这件事就更难说得清了。也许他真是逃兵、怕死鬼，也许他并不是，而是彭总苛厉了。 彭的话不可全信。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当年的三国英豪中，关公傲上却不慢下;张飞慢下却不傲上。关公傲上，不听诸葛亮的教悔，结果败走麦城，被孙权割了脑袋;张飞慢下，随意鞭打士卒，结果被部将割了脑袋。这两个三国名将的结局都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你说彭老总既傲上，又慢下，为将的两个致命缺点他都占全了，他能有好下场吗?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 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手铐、脚镣戴法 前铐：这是最常见的戴法，即两手在胸前戴铐子。戴前铐，两手上可举过头顶，下可伸到两腿之间，可以拿勺吃饭，拿碗喝水，可以自己解裤腰带，可以洗手洗脸。 除了前铐以外，还有在其他国家没听说过、中华几千年历代王朝和国民党的监狱里也没用过、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戴 法。 背铐：又称反铐、后铐，即把两只手反在背后，紧紧地戴上铐子。“前”“后”一字之差，滋味迥然不同。手背在后面，戴上中间没有链环的中共特色铁铐，两手紧紧地贴在一起，下可触及臀部，上可抬到腰间，左右只能在两胯之间，活动范围小多了。手可以拿勺、拿筷子，但是移动不到前面来，够不着嘴，拿起来也没用，所以吃饭只能像猪、狗一样用嘴去啃，甚至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用爪子爮（pao）两下子，戴着背铐却无能为力。1968年，我在小监里戴了九个月的反铐，对个中滋味有切身感受。读者把两手背在身后试一试即可体味中共之“人道”是何等之人道。 苏秦背剑：又称扁担铐，一只手从肩膀上举到脖子后面，一只手从下方伸到背后，然后将两只手铐到一起。此为更“人道”的戴法。 胯下之辱：又名骑马铐、抱腿铐，一只手从前方伸到两腿之间，一只手从后面伸到两腿之间，用铐子把两只手紧紧地箍在一起。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副县长张万寿因对大跃进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被毛泽东的爪牙、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成反革命，入狱后，专门给他带上十多公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他戴过“骑马铐”。张万寿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共产党的副县长尝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监狱整人之凶狠。1962年，他被甄别出狱以后，谈起此事还唏嘘不已。 烟杆儿：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常用的戒具及戴法，其他监狱尚未听说。张先痴所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有细致的描述。远远望去，佩戴这种戒具的人貌似老农嘴里叼着一根烟袋杆儿，近处细看，原来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钢箍，两手带着钢铐，钢箍与钢铐之间用一根烟杆儿粗细的钢棒栓连在一起，最短的钢棒只有20厘米，最长的钢棒大约50厘米。狱卒的心越狠，烟杆儿越短，佩戴着短烟杆儿的人，两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左右移动。 手脚并铐：一个人腰弯着，将其右（左）手和左（右）脚铐在一起，不要一小时，腰部就有断裂的感觉，三个小时就会昏厥过去。 连物铐：将罪犯的右手铐上，而后将其连在刚性物体（钢水管，铁栏杆等）上，使其不能挪动地点。 抱物铐：先将罪犯右手铐上，令其抱住物体（树木，电干，栅栏）再将其左手铐上。也可采用后铐的方法。 四马攒蹄铐：需和脚镣并用，犯人俯卧在地上，将罪犯的双手背铐后再和脚镣（或用手铐铐住双脚）连接在一起。 以上各种手铐、脚镣的戴法，非身临其境，实难想象。高唱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酷吏用尽心机折磨在押人员，其歹毒残忍远在希特勒之上。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众所公认，文革中死的文臣武将中，还得数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最惨。前后受审数百次，挨打无数次。专案组的人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一边爬楼梯，一边舔面条。每打一次，都要打得许昏死过去，再由医生将他弄醒了，接着再打。打人的人有点技术，虽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人被打得站 不住了，就将他按在椅上再打。有一次，一个粗壮汉子亮起中华杰出武功“飞毛腿”，一腿就将许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再打，直打得许大将口中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1969年5月23日，已报病危，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三天后，许光达惨死于厕所的马桶上!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结，有的有是非对错之分，有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在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纠结”就不能轻飘飘地说是“纠结”，或是“梁子”了，那关系到身家性命，甚至子孙后代，所以只能说是“恩仇”，不是“快意江湖恩仇”，而是你死活的“政治恩仇”，很少人能潇洒。建国后的无数的政治运动在无数人之间播下了无数的恩仇。“仇恨在心要发芽”，一到下一次运动就发芽了。 文革给无数“有仇寻衅”的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一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好看，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许光达至所以被整得最惨，也是因为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都曾经是他的手下，又都挨过他的批。专案组组长，就是装甲兵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往日没少挨批。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专案组还有一个姓都的，一个姓党的，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边打边骂： “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道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是非恩怨。都、党二人轮番作战，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他们享受了“报仇雪恨”的快感，而且得到了对敌斗争坚决的赞誉，后来升了官。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 美国罗斯-特里尔的书《我与中国》书摘，其中有一段他在曼谷时，采访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这位前总理回忆起1975年与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 “毛泽东说，蒋介石和西方国家把他叫做强盗、罪犯、凶手。”毛泽东继续悲观地说，每个来见过他的人很快就倒台了：尼克松、希思、田中 角荣、惠特拉姆。克立说自己倒是愿意冒这个险。毛泽东接下来说自己快要不行了。我告诉他，克立对我说：“不可能，因为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笑了，猛地拍一下椅子的扶手，跳起来，接着和每个人握手。” 我觉得这段文字里的标点符号有点问题，但这是原文，描写的情景很生动。 克立说“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听后的第一反应是笑了，显然对这句话认可并满意；接着又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还跳起来，和每个人握手，那是被这句话刺激得十分兴奋。如同当今的歌星，唱得高兴了，走下台来与观众握手一般，这叫“互动”。 要知道那是在1975年，离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不好，能够作出如此剧烈的动作，那这个兴奋的程度应算是顶级的了。 毛对这句话为什么这样高兴呢？他满意的是“坏蛋”二字，按他一贯的思维逻辑，敌人所说的“坏蛋”就是革命人民拥护的“导师”；而且不仅是“中国的坏蛋”，而是“世界的坏蛋”；不是一般的坏蛋，还是“头号坏蛋”；而且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这就等于承认他是世界头号革命大导师。 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仍然有趣，却更不可理解： 在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方面，毛泽东给克立提了四条建议：“第一，不要对他们发动宣传攻势，他们都是厚脸皮，不会有什么感觉。第二，不要上去就杀人，他们会认为战死沙场是英雄。第三，别派军队到丛林里，共产党人会跑，你自己的部队就会分散。你一撤退，共产党人又来了。第四，确保你自己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幸福，共产党人就不会闹事了。” 无法想象，毛会认为共产党人都是厚脸皮的人，当然他也并不否认自己也是厚脸皮的人。更难想象只因为克立说了他一句满意的话就引克立为知已，竟会给这个资产阶级头子出防共、融共、将革命消洱于无形之中的主意。 毛当时是心情太好了。这种话也就是毛这样的人能说，别人说说看，立马就是是叛徒。 ---不可思议！毛泽东这样指导泰国总理对付共产党人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中共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深受毛泽东思想之毒害，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不可能穷尽。 不叫刑具，叫戒具。把刑字去掉，换了一个戒字，远离刑讯逼供这几个字，似乎只是给犯人带一个戒指，据说这是中共所谓的革命人 道主义。 这戒具，不是戒烟、戒酒、戒毒，而是戒掉人格、戒掉自由，让戴戒具的人记住个人不拥有对身体和精神的所有权，就如同奴隶社会要对奴隶施以去须鬓的耐刑，去发的髡刑以及鲸、劓、刖、宫等肉刑一样。 从1958年我被关押入狱起，到1979年出狱止，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监狱里和劳改场所滥用刑罚、捆绑吊打之风极为普遍，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被打致残、致死的屡见不鲜。我离开监狱三十余年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充斥于报纸和CCTV等传媒，看守所内狱警、狱霸滥施淫威，有加无已；“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离奇古怪的传闻依然不断；又多了城管暴力执法，军警滥施刑罚等违宪行为。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小监 1958年，我进入中国的监狱以后，才知道在每个阴森恐怖的监狱中除了集体居住的监舍以外，还都修建有单独关押犯人的禁闭室，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有称小监的，有叫独居的，有叫小号的。小监是“保密”的，相当一部分在劳改场所关押了五六年的人员，直到离开那个劳教或劳改场所也不知道小监的位置和内幕 。我有幸坐过四川磨床厂的和苗溪茶场十三队的小监，也听难友说过其他监狱的情况，现披露一二，以立此存照。 四川磨床厂位于成都市闹市区，，进门右侧是办公楼，靠里面一点，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那是干部食堂，隐蔽在干部食堂后面就是小监所在，小监和干部食堂是共用一个屋顶的，中间隔墙把小监和食堂分做了两个部分，，十个小监连成一排，每间的面积约为三平方米（一米五宽两米长），高约两米。没有床铺，没有桌椅板凳，有门无窗，门中间开了一个距地面一米六左右、宽约22厘米、高约15厘米的通气孔，外面钉着拇指粗细的钢条。室内没有灯，通道里有电灯。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小监。 成都动力机械厂，，有一个神秘的院子，，院子深处修建了一排平房，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供训话、开会或学习之用。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高度一米左右，人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蜷伏其中交待问题。那是用来关押“反改造分子”的。谁是反改造分子呢？全凭管教干部一句话。 苗溪茶场十三中队在修建监舍的时候专门修了一排面积特别小的房子，一共十间，内部尺寸是1.75米见方。用来单独关押“危险”的犯人。苗溪茶场除每个队都有小监以外，还在场部附近、两山之间的夹沟内修建了直属场部的集训队，据闻惨不忍睹，惜未能亲身体察。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对张志新之死的报道中说：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可见不仅四川监狱有小监，辽宁监狱也有小监。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全国一盘棋。 2012年媒体爆出法西斯式的“棺材仓”。该种小监在湖南省邵阳市龙溪监狱内。狭小的空间，四周全部由厚重的钢板焊接而成。双层铁门，门上开了一个送饭用的小窗口，地面是水泥浇筑的，在左侧留了一个排泄孔。囚室长2米、宽1米、高1.6米，里面漆黑一片，空气污浊。没有灯光，没有被褥。只有苍蝇、蚊虫、虱子。医生指出，假如一个人长期被关在狭窄空间，身体屈曲，筋络无法舒展，会令关节硬化，失去活动能力，同时也会引致肌肉萎缩、手脚无力。关节硬化和肌肉萎缩很难完全复原，即使离开恶劣环境，手脚也只能恢复部分功能，落下终身残疾。再加上墙壁、地板太硬，没有软垫，皮肤受挤压容易溃烂。著名人士李旺阳曾多次被关押在“棺材仓”里，2012年不堪折磨，弃世而去。 雷马屏农场的小监是一个旧式的羊圈，地面上还散落着羊粪。 峨边沙坪茶场某中队的小监只有鸡笼那么高，重庆市公安局的蒋伯龄被划为右派后曾在沙坪茶场长期关押，在其遗作中有简略的描述。 据了解，位于城市的监狱，都有小监。位于山区的监狱，除了场（厂）部直属的集训队以外，各个中队都有小监。希望司法部门的有识之士，将中国这一特色作为一个课题，切实调查，如实描述，为中国监狱发展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期间，蒋堂劳改农场召开一次全场宣判大会。会 场设在距离我们４大队（叶村）１０多公里外的开化镇（场部所在地），各大队的 犯人均被集中押到那里。可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难走。而禁闭室里的犯 人全带着铁镣、铁铐，身体极显虚弱；故而，安排每二人相互背靠背地坐在农用 钢丝车（小型手拉车）上，由劳动犯拉着去。 到达会场入口处，各大队的所有钢丝车停在一旁，先让劳动犯们列队进去，之 后突然响起一阵口号声，见约一连队的正规武装，跑步而出并分成二排，高举着上 了刺刀的步枪，架成“人”字形的一条长长通道，再喊令劳动犯们推着一辆辆钢丝 车，从枪架底下鱼贯而入。会场周围，全是武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来回走动，在 宣判台上的两边，还高高架着几挺轻机枪……。全场几万人，居然鸦雀无声，强烈 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 当农场政委（是否是军代表，现已记忆模糊）宣布宣判大会开始，接着几名武 装士兵迅速地押上二个被捆绑着的年轻犯人，他们均被强制地压着剃光的头，远远 看去根本无法见其脸孔。立即，二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人实际是判 处死缓刑却被陪毙）……。从宣读判决书中得知，原来一个只因写“反动日记”， 被加至死刑的；另一个是因呼喊“反动口号”吧（时间太久，记不确切了）！最后 ，将要退场之际，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随着这声枪响，让人感觉越加浓 烈的恐怖气氛，迅速散向细雨绵绵的远方！…… ---最恐怖的１９６９年－－我的心路历程 火　戈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母亲上官云珠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图：上官云珠和姚姚 ---作者： 韦然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华5000多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全国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日本进步书商大批订购毛主席的著作。 2.这位法国朋友，在轻工业馆展出的钢琴上弹出了一支他心爱的曲子《万岁毛主席》。 3. 中国红卫兵把他们创作的毛主席在长征时代的画像赠给日本青年。 4.交易会售出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的地方是本届交易会最拥挤的地方。

高文谦：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当然，毛 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着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据成元功回忆，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预定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召开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 成元功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会议的警卫工作。 下午3时半，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吃饭，请转告大会堂准备点吃的，首长到后先吃饭后参加会议，并 要求在会议室旁找个小房间安排一下。吃食要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 成元功当即告诉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要求按时将饭菜做好，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 这次文革碰头会是解决一度被“打倒”的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出来工作及解决东北问题。 4点前，周恩来等领导都已到齐，就差江青未到。 4时15分左右，江青来了。站在接见厅门口的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立正给她行了一个军礼。成元功行军礼后。上前告诉她：“开会在接见厅。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在旁边小山东厅，您要不要先吃一点？” 江青连吭都没吭，阴沉着脸，白了成元功一眼，径直走进接见厅，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开什么秘密会？竟让成元功在门口挡着我，不让我进！” 周恩来说，会议议题不是事先通知你了吗？成元功怎么可能不让你进？但她根本不听，吵闹不休。 周恩来不得不宣布休会，然后约汪东兴等几个人到小山东厅跟江青谈。江青继续吵闹，硬说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她，不让她进。 最后，汪东兴叫成元功、江青的秘书孙占龙，当着江青的面，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了。 江青明知自己不对，却不甘心认输，拍着桌子大叫大嚷：“你们都给我滚开，以后不要在这里工作。” 江青甚至当着周恩来的面，恶狠狠地说：“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事发后的一天晚上，江青打电话到中南海西花厅，要周恩来和汪东兴立即去钓鱼台。 周恩来以为又有什么紧急事，跟汪东兴乘车去了钓鱼台。 周恩来、汪东兴到后，江青叫把秘书、警卫员都留下，然后说：“成元功历史上就反对我，限制我和总理接触。”继续就成元功的问题纠缠。 周恩来解释了几句。江青拍着桌子说：“他至少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接着又说，警卫处处长曲琪玉等，要停止他们的工作。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不到一星期，成元功等被停止工作，集中到中央办公厅学习班，一学就是8个多月。 1969年1月5日，成元功与学习班的其他人一起，被“发配”到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学校”劳动改造。次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发配”到江西“五七学校”。他们全家被打入另册。 成元功在江西劳动改造八年，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也没能回到周的身边。 ---王友群：周恩来为自保抛出卫士成元功

也许纯属巧合？文革干将竟然多是山东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康生是山东胶州人，移居到诸城，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王洪文虽生在吉林长春，但祖籍山东肥城。次一级的风云人物、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关锋是山东庆云人，戚本禹是山东威海人，王力虽生在江苏淮安，但长期在山东工作……

司马璐：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 图：1915年周恩来 （左二）在南开学堂新剧团扮演一位女性

正是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才走过了初创阶段的困难时期，，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而由其资助的中共、东欧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掌握政权、祸害本国人民的邪恶之路。 据蓝英年撰写的《“第三国际”的一笔糊涂账》一文，共产国际资助各国共产党的珠宝、钻石等来自于从俄国贵族、官僚 、地主、资本家、教堂等“掠夺来的财物”。 文章提到，曾是上个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在其撰写的《记忆的漩涡》中记述了苏共对教堂的掠夺：“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帝王、贵族和富商，捐献了很多钱财和珍宝……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后，教堂无法面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注：东正教的首脑）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帮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 这当然是列宁的借口。事实上，早在十月政变后，苏共与拥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的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宁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 不过，这道命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但大牧首的来信让列宁和苏共决心采取强力行动，没收教堂财物等。大牧首对教徒们表示，将祭祀圣物交给世俗的政府是亵渎神明，并警告信徒，如果执行政府法令将被逐出教会。他为此遭到软禁，并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 而在政府此后的没收行动中，不少信徒试图阻拦但被打死。据统计，1921年反教会运动中有近8000名神职人员罹难，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没收来的珍宝价值400万到800万美元。 ---财大气粗的共产国际背后是血腥掠夺 作者： 林辉

苏联“逼债”的真相 对于造成所谓的“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苏联逼债说”是中共官方的一个长期的舆论观点。在中苏交恶的那些年，尤其如此。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1、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借贷3亿美元，是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后来因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搁置。 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双方“共同负担”，而中共建政伊始，无力支付，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绝大部分半价提供的。中国欠下30亿元人民币，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苏联援华的机器设备，而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大跃进”之后，中国无法按贸易合同向苏联交货，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贷连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1960年之前已还33亿元人民币，尚欠苏联总计24.4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2、困难时期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中国度过困难。我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粮食是否借用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 3、1961年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中国决定加速还款——以后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1960年，中国向苏联口头提出所欠的“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把还债时间确定为“五年”，同时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渲染，“苏联逼债说”在中国民间氾滥。 4、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但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其实，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 5、困难时期，虽然中国是在向苏联还债。但若要说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同样不是事实。1959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作者： 师铁夫

苏联先后在中国建立过七个亲苏系统：国民党系统、共产党系统、陈济棠系统、邓演达系统、马占山系统、盛世才系统，以及佐尔格系统。佐尔格原为德共党员，后入苏军情报系统；但对于加入佐尔格系统的中国人而言，它亦是一个亲苏系统。二战爆发之前，由于同属凡尔赛体系的受害国，德苏两国曾作秘密“军事挂 钩”，并且协调外交行动。在此背景之下，佐尔格持德国护照，受德国驻华使馆、领馆保护，借用农业专家名义，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佐氏在华为苏联从而为中共建起、运转了一个庞大兼且有效的情报系统，这个系统对于中共内战取胜，理应做出了底定全域贡献；中共自己不能破译的敌方密码系统，必然交由佐氏属下住在上海租界宋庆龄宅阁楼之内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译，或者经由他们发回苏军情报部门破译。佐氏还应从旁说明了陈济棠系统的有关运作，例如，撮合“合步楼”（缩写HPL谐音。德国对华贸易专门机构）与陈济棠之间的合作，如进口德国机器、出口江西钨矿之类，不过佐氏似无直接露面。佐氏及其下属，以及之前的苏军顾问，还应买通了多个德国或者欧洲别国在华天主教堂、德国私人诊所，暗中为转送输共款项、治疗共干伤病服务。 ---共军武器从何而来？秘密武器库竟在这 作者： 徐泽荣